绍兴地区名人事迹五篇

绍兴地区的名人事迹1

清宣统元年(1909年)，赵尔巽调四川总督，随之入川，任四川巡警道，第三十三混成协协统，旋升陆军第十七镇统制，，特给陆军副都统衔与同盟会员程潜等编练新军，成为西南主要军事力量。? 辛亥武昌起义，响应革命，宣布四川独立，被推为四川大汉军政府副都督。后因巡防队索饷哗变及川籍军人反对，不得已离川。民国元年(1912年)，任黑龙江督署参谋长，1912年，被袁世凯聘任为临时总统军事顾问。1913年10月后改任护军使兼署民政长、巡按使、黑龙江省将军。

民国5年7月，受段祺瑞任命为广东省长。

民国翌年7月，任广东新军司令。张勋复辟，首先通电声讨，响应孙中山“护法”主张，电请来粤主持大计。7月17日，孙中山率起义海军及部分国会议员抵粤，备受欢迎与支持，并从省长警卫军中拨出二十营改编为护法军。段祺瑞对此大为不满，为逼走庆澜，下令改长广西，遂不得不离开广东。后寓居上海。

民国11年，应张作霖之邀，重返东北，任东北特区行政长官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积极维护国家主权，将铁路沿线俄人所占100多万亩土地全部收回。

民国14年辞职。此后长期从事慈善救济与抗日救亡事业，先后任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为赈灾奔走呼号，不辞劳瘁。

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联络各界人士，组织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自任会长，积极募款支持东北义勇军。次年，日军进攻上海，又向国内外募捐，并承担宣传、医疗、运输等工作，支持十九路军抗日。

于1931年2月至1932年5月任国民党监察院委员，1931年10月至1933年4月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1933年4月任全国航空建设委员会委员。1935年7月起，任中央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常务委员。1938年8月，任全国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主持第五救灾区工作。常年奔走于山陕豫之间，惨淡经营。

民国22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即送去银元10万，以充军饷。

抗战以后，在陕西创立黄龙山垦区，收容难民达5万余人。

生前关心桑梓，出资创办渔后小学，招收本村儿童免费入学，并为家乡修路，福泽乡里。

民国30年1月，积劳成疾，卒于西安灾童教养院。西安各界公葬于长安县杜曲乡东韦村，冯玉祥为之作碑文。

绍兴地区的名人事迹2

章学诚，清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原名文酕、文镳，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省绍兴)人。章学诚自小对文史有浓厚兴趣，立志追求学问。26岁肄业国子监。28岁在京师事大学士朱筠，得以尽览其丰富的藏书，并与往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学业大进。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应乡试中举，翌年中进士。曾援授国子监典籍，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后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等书。自以为“迂流”不合世用，不愿入仕，在保定、定州、归德等地书院讲学。一生主修、参修各类地方史志十余部。从27岁起，随父纂修《天门县志》，并着手撰写方志论文。从清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八年(1773～1793年)间，陆续纂修或参修的志书有《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预修有《麻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志》等。在纂修志书的同时，他注重总结修志的经验，进行志书的理论建设，写出了《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和《修志十议》等论文。通过长期修志实践和对方志渊源、性质、体例、功用及编纂方法的悉心研讨，形成一整套系统的方志理论，对近代方志学研究影响颇大。章学诚关于方志学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1.第一次提出“志属信史”的观点，对地方志的性质作了科学界定,明确了方志的性质。力排陈说，提出了“志乃史体”、“志乃史裁”、“志属信史”、“方志为国史要删”、“方志乃一方全史”等主张，将方志纳入史书范围，认为史书与志书具有同样的性质和作用。他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起开始撰写《文史通义》，20余年从不中断。还应聘纂修过和州、永清县、亳州、常德府和荆州府等地方志，参与《湖北通志》的修订。章学诚一生穷困潦倒，从32岁起，因父亡而靠讲学和修志所得维持生活，

十分拮据。他学识渊博，史学理论有独到见识，因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所限，未能充分施展才能和抱负。他刻意编辑12年的《史籍考》也未问世。《文史通义》生前只刻印了篇目，道光十二年(1832年)其次子首次刊印了8卷。后有近人叶长青注本。另有《校雠通义》4卷，《方志略例》2卷，《文集》8卷，《外集》2卷﹐《湖北通志检存稿》4卷及《未成稿》1卷，《外编》18卷等，去世120年后由刘承干搜集整理出版了《章氏遗书》。

章学诚一生主修、参修各类地方史志十余部，并撰写了大量的志评著作。修志的过程也是章学诚史学理论逐步成熟的过程，以其提出较为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而被梁启超称为中国方志学的创始人。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重心有过两次大的转变,从关注方志的艺文著录转向关注如何保存地方掌故,从企图在方志书志部分保存掌故转向方志“志”体与掌故分立。他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提出了方志分立三书的主张。《方志立三书议》可以说是章学诚所创立的方志学之精义所在，它的提出，标志着其方志理论的成熟、修志体例的完备和方志学的建立。

绍兴地区的名人事迹3

赵之谦是晚清最著名的书画篆刻家，然而这却非其本意。他曾说，“令我一生刻印赋诗学文字，固天所活我，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客观上造就了一代艺术大家，而于赵之谦自身，却是所求非所愿，从某种意义上说，颇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味。

真行篆隶无所不精—赵之谦书法

由“颜”入魏，汉后隋前有此人

赵之谦在《章安杂说》中记道：“二十岁前，学《家庙碑》，日五百字。”可见其于颜体，用功极勤。然而时世之变，帖学渐衰，碑学方兴，历史潮流，不可抗拒。正如康有为所说的：“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泾县包氏以精敏之资，当金石之盛，传完白之法，独得蕴奥。大启秘藏，著为《安吴论书》，表新碑，宣笔法，于是此学如日中天。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赵之谦处于此时此境，以其性格，绝不甘落人之后，凭其才能，亦必定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赵之谦避走温州后，有空闲得读《安吴论书》，深为包安吴理论所折服。在《章安杂说》中已看出他倾心六朝古刻之心态：“六朝古刻，妙在耐看。猝遇之，

鄙夫骇，智士哂耳。瞪目半日，乃见一波磔、一起落，皆天造地设，移易不得。必执笔规模，始知无下手处。不曾此中阅尽甘苦，更不解是。”又云：“安吴包慎伯言，曾见南唐拓本《东方先生画赞》、《洛神赋》，笔笔皆同汉隶。然则近世所传二王书可知矣。重二王书始唐太宗。今太宗御书碑具在，以印世上二王书无少异。谓太宗书即二王书可也。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模勒之事，成为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奉为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八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阮文达言，书以唐人为极，二王书唐人模勒，亦不足贵，与余意异而同。”其于书不满足于二王也如此。于是，他开始了学习书法的转折，渐与二王系统分道扬镳了。在他赴京之后，与沈均初、胡甘伯、魏稼孙等相聚，皆癖嗜金石，其时他正着手重编《补寰宇访碑录》，大量搜罗古刻，尤其是得《郑文公碑》，最为之心仪。35岁前后年余时间，每日流连往返于琉璃厂，奇赏疑析，晨夕无间。

赵之谦逐步地完全放弃了颜体书而转向了北魏书法。他36岁为祁季闻书写楷书自作诗十二开册，可以说是他学北魏书初期经典。而此一年前，赵之谦还保留着颜体书风，仅仅一年的时间，他的书风便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对常人而言，是不可想象的。从此，他弃颜入魏，一发而不可止。37岁时，致胡培系(子继)

函中述道：“弟读《艺舟双楫》者五年，愈想愈不是。自来此间，见郑僖伯所书碑，始悟卷锋。见张宛邻书，始悟转折。见邓山人真迹百余种，始悟顿挫。然总不解‘龙跳虎卧’四字，及阎研香(汉军，名德林，包氏弟子之一)来，观其作字，乃大悟横竖波磔诸法。阎氏学此已三十年，其诀甚秘，弟虽以片刻窃之，究嫌骤入。但于目前诸家，可无多让矣。书至此，则于馆阁体大背，弟等已无能为役，不妨各行其是。”《艺舟双楫》是赵之谦由颜体转为北魏书的指导理论。郑道昭的诸刻石，使其领悟到了“卷锋”的行笔方法。张宛邻(名琦，1764～1833年)书法，又开阔了赵之谦的眼界，使其知道真、隶的书法互用。而邓石如的书法，使其悟出了行笔的顿挫韵律。此外，赵之谦还特别称道张琦之女张纶英(1780～?年)，以为“国朝书家无过阳湖女士张婉钏名纶英，郑僖伯以后一人也”。张纶英善北碑，以郑道昭为法。与赵的作品对比一下，可以明显地看出她对赵的影响。

然而，观赵之谦35岁后之书，甚至是40岁前后书，风格虽初步形成，而乏笔力，其中运笔、转折、连接，多有勉强之处。正如他在致魏稼孙函中所说的：

“弟此时始悟通自家作书大病五字，曰：起迄不干净。(此非他人所能知者。兄或更有指摘，万望多告我。)若除此病，则其中神妙处，有邓、包诸君不能到者，有自家不及知者。”这一“起迄不干净”五字病，在行书方面，显得更为明显。大约是在40岁之后逐渐得以解决。确切说，是在赴江西任前后—44岁前后完善定格，50岁以后最终完成而至“人书俱老”之境，直逼南北朝高手，有目共睹。正如其自称：“汉后隋前有此人” 。

绍兴地区的名人事迹4

张氏非常重视阴阳学说的阐发。认为阴之与阳，本是同一事物对立的两个方而，即《类经?阴阳类》所说“阴阳者，—分为二。”但二者又是统一于—个事物之中，无阴则无阳，无阳亦无阴。阳根于阴，阴根于阳。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条件。他认为，就人体而言，精气二者虽分阴阳，但精可化气，气可生精，二者又是相互为根的。将阴阳学说运用于人体，形成了人体中精气一体的观点。由于精气一体，因此治疗时，不仅要注意到精、气本身的调治，还要注意阴阳精气互根的一面。也即对于阴阳精气亏虚的病症，张氏提出了“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善治精者，能使精中生气。善治气者，能使气中生精。”总之，张氏重视人体阴阳精气互根的关系，重视阴阳相济，在治疗学上很有实际意义。

张氏的另一观点为“阳非有余”论。首先，他从形气、寒热和水火之辨三个方面，探讨自然界的一些现象，从而阐明阳气在人体的重要性，应时时虑其不足，不能任意戕伐。形气之辨，认为人体生命的存在，主要是阳气的表现，而生命的终止，主要是阳气的先脱先绝，说明阳气只能虑其亏损而时时加以保养。寒热之辨，认为阳热有利于生命活动的存在，而阴寒则对生命活动非常不利。故而，热惟畏其不足，而不必过于伤耗。寒惟畏其过盛，而不能妄加补益。水火之辨，认为水之所以长养万物，亦依赖水中之阳。无阳之水，不仅不能长养万物，相反还会冻杀万物。所以虽言水有滋养万物作用，实际离不开阳气的作用。因此，阳气要时时虑其不足。

张氏重视阳气，但并不忽视真阴，认为真阴在人体生命活动中也十分重要。他从真阴之象、真阴之脏、真阴之用、真阴之病、真阴之治等五个方面加以阐发。真阴之象，即指真阴在外的表象。张氏指出可以根据形质的好坏，判断真阴的盛

衰。真阴之脏，即指真阴所在之脏腑。张氏在命门学说的启示下，提出肾中命门为藏精之所，是人身之太极。命门藏有真阴，既是阴精化生之所，也是阳气生成之宅，内具水火，是人体性命之本。真阴之用，是指真阴在人体中的作用。一方面，真阴充盛，则形体强壮。另一方面，真阴又是元气之根，真阴充盛，则元气充足，脏腑各自发挥其正常生理功能。真阴之病，是指真阴亏虚所出现的病理表现。既然无水无火诸种病证，均与真阴之病有关。所以，张氏认为虚损病证，见有水亏而阴虚阳盛者，病属真阴之病，故不待言。另一方面，证见阳虚阴盛者，虽属火衰水盛，而真阴又是火之源，火衰亦由真阴不足所致，亦属于真阴之病的范畴。故此，张氏总结说“无水无火，皆在命门，总曰阴虚之病。”真阴之治，是指真阴虚损的治疗方法。张氏创立左归丸、左归饮以填补真阴。

张氏认为中风一证，主要是由于内伤积损所致，不能概以外感风邪论。这一看法，实与刘完素、李杲、朱震亨的观点有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张氏论非风之证，强调正气虚衰，肝风内动是其病本。因此治疗强调培补气血，以治其本。注意阴阳水火的盛衰。对于卒然昏倒不醒者，又当救其急，或化痰开窍，或益气固脱，根据虚实加以分辨。对于肢体麻木、眩运掉摇者，认为乃非风之先兆，又当防微杜渐，培补气血，防止非风之病的加重。虽然，张介宾治疗中风一病，尚不十分完善，然其强调中风非风，从内因分析，从内伤论治，为后世中风的治疗提出了新的思路。又如其论治三消病证，认为果为实火，但去其火，则津液自生，消渴自止。若由真水不足，则悉属阴虚，无论上、中、下，急宜治肾，必使阴气渐充，精血渐复，则病必自愈。治实火，用白虎汤或白虎加人参汤。治水亏火旺，用玉女煎(石膏、知母、牛膝、生地、麦冬)或一阴煎(生地、熟地、芍药、麦冬、甘草、牛膝、丹参)。

又如其对不寐证的认识，亦能反映其重视辨证的精神。他说：“不寐证虽病有不一，然惟知邪正二字则尽之矣。盖寐本乎阴，神其主也。神安则寐，神不安则不寐。其所以不安者，一由邪气之扰，一由营气之不足耳。有邪者多实证，无邪者皆虚证。凡如伤寒、伤风、疟疾之不寐者，此皆外邪深入之扰也，如痰，如火，如寒气水气，如饮食、忿怒之不寐者，此皆内邪滞逆之扰也。舍此之外，则凡思虑、劳倦、惊恐、忧疑，及别无所累，而常多不寐者，总属真阴精血之不足，阴阳不交，而神有不安其室耳。”张氏并不仅从虚损方面认识，而是强调神不安

的病机，从邪气与正气两方面分辨虚实，认为或由邪气之扰，或由精血不足，导致阴阳不交，均可导致不寐。这种对病机的认识，已相当全面。张氏这种对每一疾病都依前人经验、病因病机、辨证分型及治疗等进行论述阐发的方法，对后世杂病治疗颇有影响。

张介宾十分重视温补真阴真阳，后世称其为温补派的代表。又由于其创立左右归丸、左右归饮诸方剂，方中喜用熟地，后世又称其“张熟地”。张氏临证十分重视寒热虚实辨证，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虽然张氏之学，引起后世一些医家的非议，如陈修园著《景岳新方》、章楠著《论景岳书》等，均认为张氏之学概论温补，有矫枉过正之失。但多数医家对其学术上的贡献，均持肯定态度，认为张介宾不失为中医学术发展中的一大医家，对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绍兴地区的名人事迹5

朱自清的.祖籍具体是绍兴哪里，因为缺少明确的记载，一直是个谜团。

绍兴市政协城市文化策研室主任朱元桂告诉记者，朱自清来过绍兴，并在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教过书，但他的祖籍地在哪，其本人没有留下确切记录。

据悉，朱自清的儿子和孙子曾经来过绍兴寻根，尤其是他的孙子朱晓涛来过多次。“光我就接待过3次，最近一次是在前年，要求我帮助寻找祖籍地，但没

有结果。”朱元桂说。

一次，朱元桂陪着朱晓涛去了青甸湖小区附近的壶觞村，那里很多村民姓朱。但查来查去，没有结果。“该村有朱氏家谱，但可能支脉不同，里面也无记载。”

还有一次，朱元桂去了市区胜利西路大龙桥附近的余家岸头村，村民几乎都姓余，但走遍全村，也无线索。

在来信中，朱闰生希望了解几个问题：收养余子擎的同乡好友、山阴朱氏名叫什么?这个朱家跟鲁迅原配朱安家有什么关系?朱自清的外公周明甫跟鲁迅周

家是否有宗族关系?

绍兴方面“按图索骥”，据此向相关人员发放征求线索，但至今没有消息。“我原来认为我家跟朱自清家也有关系，有段时间花了很多精力查找可作印证的资料，但至今也没查到。”朱元桂说。

本月19日，记者连线扬州市朱自清故居时，一位李姓负责人的回答着实让人吃惊：“朱自清先生的祖籍地应该就在鲁迅家附近，朱家也是当地的大户人家。

而且朱自清先生的母亲周绮桐还与鲁迅同族。”“朱自清先生曾经回忆，他去过绍兴两次，每次只住一天。但具体去了哪?他没有说明。倒是他的三弟朱国华曾在文章里写到朱自清替母回绍拜年的事情。文章交代他妈妈就是周家人，朱自清去过鲁迅家拜年。但朱国华的回忆内容有些并不准确，他说朱自清还曾见过鲁迅，但事实上那时鲁迅压根没有在家。”这位负责人说，朱自清跟鲁迅的交往很少，有过那么几次，也是被动的交往。“比如有人请吃饭，朱自清和鲁迅都在，就是这种交往而已。”

“朱自清跟绍兴的关系不饱满，这是肯定的，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朱自清的祖籍在绍兴，朱自清是绍兴人。他跟鲁迅一样，都是文学名人，都是绍兴的骄傲。”这位负责人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