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游牧关系的经济分析(正文)
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经济上的互补与非平衡需求

Complementriness and Unbalanced Demand in Economy between the Nomads and the Farmers in
Ancient China
作者: 贺卫光
作者机构: 西北民族学院社会学系,甘肃兰州730030
出版物刊名: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32-38页
主题词: 古代中国;游牧民族;农耕民族;互补关系;非平衡需求
摘要:中国古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间关系的基础是经济上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关系的形成是由不同文化所分布的自然环境决定的.而不同生态环境下生计方式的差异又决定着互补关系的内容及其发展方向.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间在经济上互补关系的主要内容有朝贡贸易、互市贸易以及战争这种非正常的互补形式.但是,在经济互补关系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双方在产品需求方面是一种'非平衡需求'关系,而这种关系又往往成为互补关系中各种矛盾的诱因.。
蒙古人的生活方式游牧与农耕的转变

蒙古人的生活方式游牧与农耕的转变蒙古人是一个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
他们长期以来依靠牧场经济和游牧文化维持生计。
然而,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蒙古人也曾经经历了从游牧到农耕的转变。
这种转变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更代表了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
本文将详细探讨蒙古人的生活方式从游牧到农耕的转变及其影响。
一、蒙古游牧社会的特点蒙古游牧社会是一个以牧畜为经济支柱的社会形态。
蒙古人依靠广袤的草场和饲养牲畜来维持生活。
他们以家族为单位,居住在蒙古包中,遵循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
蒙古人善于骑马,他们通过驯养马匹来进行牧畜、狩猎和战斗,形成了独特的游牧文化。
二、游牧与农耕的转变原因1. 气候和环境变化:蒙古地区的气候和环境条件多变,时常面临干旱和草原退化等问题。
这导致了游牧民族的牲畜数量减少,游牧生活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为了生存和繁衍后代,蒙古人开始思考寻找新的生活方式。
2. 社会经济发展:贸易与交流的发展为蒙古人提供了更多了解其他文明和生活方式的机会。
同时,农业的发展也为他们提供了改变生活方式的可能。
三、农耕文化的引入与接受1. 与邻国的接触:蒙古人通过与周边国家的交流接触,逐渐认识到农耕文化的重要性。
他们借鉴并吸收了邻国的农业经验,并逐渐形成了一套适合自身环境的农耕技术。
2. 政策引导:为了促进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政府开始制定一系列政策来鼓励蒙古人从事农业生产。
政府提供了种子、耕牛等资源支持,为蒙古人的农耕转变提供了保障。
四、转变对蒙古人生活方式的影响1. 经济变化:农耕的引入为蒙古人带来了增加收入的机会,缓解了过度依赖牧场经济所带来的不稳定性。
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经济来源,提升了生活质量。
2. 社会结构调整:农耕社会注重土地的利用和分配,这促使蒙古人开始形成以村落为单位的居住组织,加强了社会集体意识和凝聚力。
3. 文化互动:农耕文化的引入促使蒙古人与其他文明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促进了文化的交融和发展。
对北方农区发展畜牧业的经济学分析

对北方农区发展畜牧业的经济学分析畜牧业是以种植业为基础的第二性产业。
加快发展畜牧业是中央一号文件确定的推动粮食主产区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战略举措。
加快发展畜牧业,就是确立畜牧业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一个主导产业,采取有力措施,推动畜牧业布局基地化,生产专业化,经营产业化,服务社会化,逐步实现畜牧业现代化,使畜牧业成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小康的重要带动力量。
陕西关中平原是典型的北方农区。
陕西省提出“建设关中畜牧大区”,是对关中平原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大战略构想,它指明了关中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前进方向。
努力使这一战略构想转变为生产实践,是加快关中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小康进程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本文在对北方农区发展畜牧业进行经济理论分析之后,提出了“建设关中畜牧大区”的若干政策建议。
一、把握“主业”与“多业”关系,突出优势主导产业现代畜牧业是一个多组合产业。
从横向产业关联分析,畜牧业由奶产业、肉产业和蛋产业组成。
这些产业内部也可细分,比如奶业分为牛奶产业和羊奶产业。
根据当前畜产品市场状况和市场前景分析资料,蛋类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增长缺乏新增市场空间支撑;肉类市场有小量空间,主要分配给牛羊肉产业发展;奶类市场需求则具有较大成长空间,可能支持中国奶业,主要是奶牛业的长期高速发展。
从理论上讲,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充足,劳动密集型畜牧业具有比较优势。
但国内畜牧生产标准化程度低,与国际市场技术接轨具有一定困难,在一个时期内缺乏现实的国际竞争优势。
再加上关中深居内陆腹地,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成本高。
“建设关中畜牧大区”比较现实的思路是瞄准国内市场需求,优先发展市场增长潜力大的奶产业,重点是做大做强奶牛产业。
关中平原具有发展奶牛产业的优势,(1)地势平坦,纬度、海拔、气候等自然条件适宜;(2)以小麦、玉米为主的种植业结构以及种植苜蓿的传统,为奶牛发展提供了优质饲料;(3)经过多年发展奶牛生产初具规模,拥有高产奶牛核心群和一定规模的乳品加工能力;(4)杨凌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关中奶业建设提供技术支撑;(5)关中是城市密集区,靠近产地具有庞大的消费群体;(6)关中交通便捷,能够顺利通达国内主要消费中心。
中国古代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

中国古代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一、引言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了许多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
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差异、相互关系及其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二、游牧民族的特点1. 迁徙与生活方式游牧民族以牧畜为生,根据季节迁徙寻找适宜的草场和水源。
他们通常生活在帐篷或者移动式的结构中,以便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具有独立、敏捷和适应力强的特点。
2. 骑兵与战争由于长期以来对马的驯养和运用,游牧民族发展出了出色的骑兵战术。
他们的战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中国古代农耕民族的安全。
同时,游牧民族之间也经常发生战争,争夺资源和领土。
三、农耕民族的特点1. 农业与定居农耕民族以耕种作物为生,选择适宜的土地定居,建立村落和城市。
农耕民族通常拥有稳定的居住和生产基地,可以发展农业技术和经济活动。
他们对土地有更深厚的感情,并传承了丰富的耕作经验。
2. 社会发展与稳定由于稳定的居住环境,农耕民族更容易建立起组织良好的社会结构。
他们进行粮食的种植、储存和交换,形成了初步的贸易体系。
农耕民族在经济和社会上的稳定为其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四、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相互关系1. 交流与融合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并非完全隔绝,他们在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交流与融合。
例如,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进行物品交换、技术传授和文化交流,互相借鉴对方的优点与经验。
2. 冲突与磨合然而,考虑到两者生活方式和利益冲突的不可避免性,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也爆发过许多战争与冲突。
这些冲突不仅促进了双方文化与社会制度的变革,也带来了一些并不友好的后果。
五、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1. 社会制度与政治游牧民族的兴起和农耕民族的发展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演变。
游牧民族的入侵促使农耕民族加强国家统一和军事防御,同时促进了农业技术和国家治理的改进。
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生态文明之比较

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生态文明之比较农耕经济比小农经济的市场依存度高。
农耕经济是小农经济的市场化形式。
农耕经济是一种安定自守的经济。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为基础,完全或主要依靠自己劳动,满足自身消费为主的小规模农业经济。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农耕经济与小农经济的区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什么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亦称“个体农民经济”。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为基础,全然或主要靠自己劳动,满足用户自身消费居多的小规模农业经济。
其中,有的以自建土地经营,有的以承租土地经营,亦存有两者并任之。
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在小块土地上进行分散经营;生产力水平低,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弱;经济地位不稳定,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易于走向贫富两极分化。
二.什么就是农耕经济农耕自然经济是一种安定自守的经济。
产生于原始社会,原始农业产生后,自然经济就存在了。
主要由自耕农经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封闭性、狭隘性、保守性、自给自足中国自古以来鲜有海外贸易,但其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利益,在以形式上的政治顺从为前提的朝贡贸易体制之下。
三.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小农经济:它就是一种集中的,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的,并且生产出的产品都用以自己消费或绝大部分用以自己消费,而不是展开商品经济的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
小农经济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背景下,在封建社会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都是小农经济占主导,但是近现代以后只有偏远山区的农村,还存在这种经济现象。
特点就是:对市场倚赖大,农民经营规模不大,小农经济十分虚弱,须要强有力的集权政府的提振。
个体农耕是个体经济的一种。
个体经济是指在劳动者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从事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的私有制经济。
个体经济具备规模大、工具直观、操作方式便利、经营有效率等特点,对市场倚赖稍小,基本上并无奴役。
个体经济存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就是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归属于个人所有;二就是劳动者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
传统农耕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与路径

传统农耕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与路径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传统农耕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一些路径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农耕文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农耕文化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石,它涵盖了丰富的农业知识、技术和价值观念。
首先,农耕文化传承了丰富的农业经验和智慧,为农民提供了有效的农业生产方法。
农耕文化强调与自然和谐相处,注重根据季节和气候的变化来安排农事活动,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
其次,农耕文化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家庭是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
农耕文化鼓励农民团结合作,共同劳作,共同分担风险和收益。
这种合作精神在农村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农产品的合理分配。
最后,农耕文化注重传统价值观念的传承,如勤劳、节俭、诚实等。
这些价值观念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勤劳和节俭的精神促使农民更加努力地工作,提高了生产效率;诚实的品质建立了信任和合作的基础,有利于农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农村人口流失,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些挑战。
首先,农耕文化的传承受到了冲击。
许多年轻人选择离开农村,追求更好的生活和就业机会,导致传统农耕文化的衰退。
其次,农村经济的发展模式亟待转变。
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难以满足现代市场的需求,需要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理念。
此外,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不完善也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径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可以采取以下路径。
首先,加强农耕文化的传承和挖掘。
通过开展农耕文化教育和宣传活动,激发农民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认同,提高他们对农耕文化的传承意识。
其次,推动农业现代化。
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模式,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同时,注重农产品的品牌建设和营销,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古代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浅谈

古代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浅谈作者:魏江林来源:《中国集体经济》2011年第06期摘要:文章对古代农业的两种形式——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涉及到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形成发展,以及经济间的交流,对古代社会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农耕经济;游牧经济一、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形成无论是农耕经济还是游牧经济,都存在着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产生了种植业与畜牧业的萌芽,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就产生了原始的农业,特别是在进入父系氏族制之后,农业已经发展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主要部门,男子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的地位,通过改进农具,革新耕作技术,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基本上形成了男耕女织的分工,农耕经济在此时已经基本形成。
虽然畜牧业也是萌芽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但在农耕经济形成时,游牧经济还没有形成,而是在农业经济有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之后,游牧经济随着游牧部落的形成而发展起来。
这是因为除了直接为狩猎生活服务的若干牲畜外,作为食物来源重要部分的牲畜的驯化,往往要在种植业生产以后所提供的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才能最后完成,而游牧经济的形成更是以畜牧经济的一定发展为基础的。
游牧人并非完全不需要农产品,在其内部基本上脱离了种植业的游牧部落,要以外部农业部落的存在、因而能通过交换或其他方式获得必要的农产品为其存在的条件,所以只有整个社会的农业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才有可能分化出游牧部落来。
二、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来看,古代中国经济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农耕经济,但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看,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草原分布地带,因此,这些地区也就成为了以草原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区域。
一般认为,自我国东北大兴安岭东麓-辽河上游-阴山山脉-鄂尔多斯高原东缘及青藏高原以西的广大地区,都属于历史上传统的游牧经济分布地区。
而在此界线以南和以东则属于传统的农耕经济分布地区。
从一定程度上讲,我国的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以及历史上的整个西域地区,都属于历史上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
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与社会经济

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与社会经济
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扎根于黄河、长江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直接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与社会经济之间的紧密联系。
农耕文明的奠基
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人们从狩猎采集过渡到了种植农作物、畜牧养殖的生产方式。
农耕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的生产力提升,人口的增长和定居生活的形成,为后来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农耕文明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古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农耕密不可分。
农耕文明的兴起推动了社会的分工和交换,农产品的生产与交易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耕文明的发展也催生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兴起,促进了城市的形成和贸易的繁荣。
农耕文明的精神内涵
除了对社会经济的直接影响,农耕文明还蕴含了丰富的精神内涵。
勤劳俭朴、孝道敬老、尊师重道等传统价值观念在农耕社会中得到了深刻体现。
农耕文明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倡顺应自然、节约资源的理念,这些价值观念在中国社会延续至今。
农耕文明的传承与现代发展
虽然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时代,但农耕文明作为中华民族的根基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传统的农耕文明精神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借
鉴意义,如“勤俭持家”、“和谐共生”等理念对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其精神内涵对当代社会依然具有深远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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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游牧关系的经济分析一、导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相互挑战与反应,是近代以前世界史上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萧启庆,1972)。
中原王朝和游牧政权间的冲突与战争几乎贯穿于整个中华文明史,成为影响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农耕游牧关系也一直是中国传统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因农耕游牧关系涉及(理性)行为主体(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政策选择与博弈,经济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也开始应用博弈论和交易成本等经济分析工具分析农耕游牧关系。
俞炜华和章自刚(2006)从游牧区比较贫瘠及游牧民族组织军事成本较低的现实出发,构造博弈模型,在统一的框架下,分析出击草原惩罚、修建长城防御和通过和亲、朝贡贸易等方式购买和平等政策背后的经济理性。
俞炜华、南文海构建模型说明在农耕游牧双方对土地既存在武力抢夺又存在交易的情况下,“谁对土地评价高,谁就能得到土地”,由此说明“400mm等雨量线”、长城与农耕游牧分界线基本一致背后的经济逻辑。
在此基础上,该文还认为,长城并不影响土地在游牧和农耕民族之间的配置,其价值在于节约农耕民族军事投入并减少向游牧民族支付的财富数量(俞炜华和南文海,2009)。
盛洪(2011)应用科斯定理分析了长城与“400毫米等降水线”、清代的草原政策及军事技术变革对“华夷边界均衡”的影响。
周方银(2011)则从动力机制的角度,构建博弈模型,对朝贡体制的均衡及其稳定性进行分析。
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将农耕游牧关系视为理性行为主体选择行为的结果,从双方政策选择约束条件入手进行分析,拓展了农耕游牧关系的研究视野。
尽管不少研究涉及双方边界的确定,但没有考虑到空间因素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1990年代以来,在组织理论快速发展和国家政治版图新一轮重组推动下,基于空间经济学的国家规模经济理论成为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A.Alesina和E.Spolare(1997;2005),H.I.Crossman和J. Mendoza(2001),D.Wittman(2000)等学者应用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冲突经济学、国家贸易等方法,分析国家规模和边界的变迁、统一与分裂等问题。
帝国的扩张和国与国之间关系是其中重要的研究方向,如R.Findlay(1996)以土地、劳动力为要素的生产函数和固定数量的劳动力在争抢土地和生产间配置为前提,构建国家边界扩张和帝国规模模型。
H.I.Grossman 和J. Mendoza (2001)在理性选择的框架下分析了罗马帝国的扩张,该文认为罗马帝国的扩张经历了尝试征服、强迫合并与非强迫合并三个阶段,其在扩张的不同时期根据帝国扩张的军事和经济收益、军队相对于对方防御的效率、军队后勤支持等选择不同的方法。
本研究结合国家规模理论和农耕民族治边政策,以农耕区扩张成本收益为基础,分析均衡农耕民族控制区规模及其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在面临游牧民族军事压力的情况下,农耕民族议和、修建长城、出击草原等治边政策的成本收益。
本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第二部分首先将构建一个基础的国家规模模型,并分析均衡规模及其影响因素,接下来将模型扩展,分析在北部边界出现游牧政权军事压力情况下,中原王朝均衡规模及其变动。
第三部分分析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议和(和亲、称臣纳贡、朝贡贸易)、修建长城和出击草原的成本收益;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二、中原王朝统治规模模型本部分将基于国家规模扩张的成本与收益,构建国家规模之基础理论模型,分析最优国家规模及其变动。
在此基础上将模型扩展至讨论中国古代农耕游牧长期对峙对中原王朝统治规模的影响。
(一) 国家规模基础模型1. 模型设定第一、国家疆域为一个标准的圆,半径为R ,面积S =πR 2,且国家政治和军事中心位于圆心处。
人口在该国地域上均匀分布,人口密度为ρ。
第二、该国是一个利维坦国家,且国家外围没有较强的军事政权①。
国家的统治者追求统治收益最大化,其通过向民众提供公共品而换取税收。
统治收益来自于税收。
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2 Y A R αρπ=,统治者所定税率为民众不反抗条件下统治者可征收的最高税率t ,该税率为常数。
在此假设下,我们不需要考虑国内冲突对国家规模的影响。
统治者为获得税收需支付以下两种成本。
一为管理成本()M ,即保护境内民①后文第二个模型中放松了这个条件。
众产权以及维持地方稳定等相关的货币化支出。
国内任一地区的管理成本与该地区民众人均最低公共品提供成本()m 、人口()s ρ、该地区到圆心的距离()r 有关。
因此,该成本可表示为()M mf r ds ρ=⎰⎰。
假设()f r r =,则可得323M m R ρπ=①。
二为边防成本D ,假设该成本与边界线的长度②呈线性关系,边界线防守的单位成本为d ,则国防成本可表述为2D d R π=。
下文中,我们将统一用国家半径R 来代表国家规模。
国家规模取决于边际扩张的成本和收益,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国家规模为最优国家规模。
2. 模型求解在上述假设下,可得该国统治者的利润函数为: 23223tA R m R d R αρπρππ∏=-- (1) 首先,我们分析国家能够生存的规模区间。
当利润小于零时,财政破产,国家就会崩溃。
因此,0∏≥是国家稳定存在的前提条件。
为使Π≥0时存在正数解,必须满足(2)式③: 12216()03tA md αρ--≥ (2)计算可得,0∏≥的半径范围为:min max [,]R R R ∈ (3)其中:min 3R m ρ=(4)max 3R m ρ=(5)①M =∬mf (r )ρds =∬mrρds =∫mρ2π0dφ∫r R 0∙rdr =mρ∙2π∙13r 3|R 0=23mρπ∙(R 3−0)=23mρπR 3。
②即圆的周长。
③tAραπR 2−23mρπR 3−2dπR ≥0 可以表达为πR (23mρR 2−tAραR +2d )≤0,该式成立需满足以下条件:∆=(tAρα)2−4×2mρ3×2d =(tAρα)2−16mρd 3≥0,化简可得:∆=(tAρα−1)2−16md 3≥0。
国家生存规模区间可作为国家稳定程度的一个重要测度指标。
[R min ,R max ]区间的长度越大,能使国家保持稳定的规模范围也就越大,在国家面临各种外在和内在冲击时可调整的规模范围也就越大,国家的稳定程度也随之上升。
下面,分析统治者的利润最大化半径(即面积)。
令0d dR∏=,可得: 22220tA R m R d αρπρππ--=计算可得:*1R = (6)*2R =(7) 又因*1220R R d dR =∏>,*2220R R d dR =∏<,可得国家最优规模为**2R R =。
3. 讨论根据(3)、(4)、(5)、(7)式可得以下命题:命题1:若管理技术上升(即m 下降),国家稳定程度上升,最优规模变大。
证明:对(4)式做变换,可得min 3R m ρ==(8)由(8)式可知,m 下降,163m d ρ变大,,即min R 变小。
同理可得,m 下降,max R 变大。
因此,国家生存规模区间min max [,]R R 随m 下降而变大,即国家稳定程度的上升。
应用类似方法可得,m 的下降导致(7)式中的*2R 的变大,即国家最优规模变大。
命题2:若防守军事技术上升(即d 下降),则国家稳定程度上升,国家最优规模变大。
证明:同命题1。
命题3:若生产技术上升(即A 变大),则国家稳定程度上升,国家最优规模变大。
证明:同命题1。
命题4:当劳动力产出弹性很小(α<0.5)①,人口密度的上升(ρ上升)会导致国家稳定程度下降,最优国家规模的变小②。
证明:国家稳定区间为min max [,]R R 。
max minR R -== (9) 令()2116(0)3md Z tA Z αρρ-=-≥,则: 122216[2(1)()]3Z md tA αραρρ--∂=-+∂ (10) 因为12216 ()03tA md αρ-->, 且α−1<0 ()()22122116213t A md αααρ--<-⨯ (11)当α<0.5,即2(α−1)<−1,可得:()()22122116162133t A md md αααρ--<-<- (12) 将(12)式代入(10)式,可得:ðZ ðρ<0如果ρ上升,则Z 变小,从而国家稳定区间宽度(R max −R min )也变小,国家稳定程度将会下降。
对(7)式做变换,可得:①按照张五常(2011)《佃农理论》数据,在土地改革前,台湾地区平均地租为56.8%,即α=43.2%。
在该书附录B 中,张五常收集整理了1930年代学者和政府机构对中国农村的调查研究,在地主提供耕牛和种子等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平均地租多高于50%,因此,α<0.5应该是吻合中国历史史实的。
②当α>0.5时,难以确定[R min ,R max ]和R 2∗的变化规律。
*2R = 其中,α代表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
当0<α<0.5,ρ上升,ρα和4mdρ1−2α均变大, tA R 2∗变小。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当α很小时,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很小,即人口密度(劳动力数量)边际增加能增加的产量有限,无法弥补因人口密度边际增加造成的管理成本上升,因此,国家规模有收缩的趋势。
(二) 游牧军事压力与中原王朝规模“公元前215-1684年,中国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发生了1109次重要军事冲突”(邓刚,2002),农耕和游牧民族长达2000年的对峙和互动深刻地影响着中原王朝的规模。
本部分将基础模型拓展至在国家(中原王朝)的某个边界段出现强大军事力量的情况下,中原王朝控制区规模变动情况。
1. 模型设定第一、游牧政权会对中原王朝边界中某一边界段造成军事压力。
设游牧政权军事压力边界对应的圆心角为常量φ,即受压力区域为φR 。
第二、游牧政权对边界的军事压力提高中原王朝边防军队的损耗程度。
假设边防军队的单位损耗率为P(P ∈[0,+∞)),其与中原王朝的防守技术效率值θ①负相关(∂P(θ)∂θ<0),即中原王朝相对于游牧政权的防守技术越先进,θ值就越大,边防军队的单位损耗率P 也就越小。
第三、中原王朝会向边界不断输送资源补充耗损。
综合第一、第二和第三可得,在存在游牧政权的情况下,补充边防兵力耗损的成本为:()22D dkP R πθ= (13) 其中,2k ϕπ=。
第四,国家的管理成本、税收收益的函数表达式不发生变化。
2. 模型求解在上述假设下,中原王朝统治者的利润函数为:① 在后文的讨论中,还出现了另一个技术参数σ,代表的是中原王朝进攻的相对军事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