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对中华文化影响

目录摘要 (1)关键词 (1)一、游牧民族的介绍 (2)二、游牧民族的起源 (2)三、游牧民族的发展 (3)四、游牧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交融 (4)五、游牧文化对中华影响 (5)参考文献 (6)游牧民族对中华文化影响游牧是指终年随水草转移进行游动放牧的一种粗放的草原畜牧业经营方式。

牧民长期无固定住所，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生产设备相当简陋，经营非常粗放，基本处于靠天养草和靠天养畜的落后状态。

游牧民族指的是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

广义上的游牧民族指的是居无定所的流浪民族，包括草原民族和海洋民族。

起源关于游牧民族的起源，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争论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人口压力说、游牧出于游猎说、驯化地理说、游牧与农耕并立说、游牧与农业分离说、气候变迁说等。

有关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问题，与世界游牧业的起源问题研究是密切相关的，笔者主张游牧与农业分离说。

游牧经济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非自足性的经济类型，对农耕社会存在着依赖性，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需以整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相当发展并产生一定的剩余产品为前提。

这就要求种植技术和游牧技术都有相当的进步，从而决定了游牧民族只有在较晚的时候才能形成。

以种植业为主的农牧结合的混合经济是人类赖以进入文明时代的最主要的经济类型。

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

马被认为是草原游牧的象征，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

钱穆先生云：“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

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

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

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

……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

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

……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

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

”游牧的起源、游牧国家的产生与演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游牧与农耕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很长时期内曾相互对立、相互依存。

战争、掠夺、和亲、互市等所有的历史现象似乎在说明一个主题：生存与财富是游牧国家兴起的原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理论：“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这是解开游牧起源这一历史悬案的锁钥。

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的这一经典论述，学界为此长期争鸣不休。

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并不是游牧与农业部落的分离，而是人类从攫取经济——采集和渔猎向生产经济的发展过渡。

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有些部落向农业经济发展，有些部落向游牧经济发展。

恩格斯所说的正是后一种情形。

直接从攫取经济向农业生产过渡也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形式之一，而且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都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

因此，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

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指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起一直以农业为主，没有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也就没有农业和游牧业的社会大分工。

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末到铜石并用时代，游牧部落的形成标志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实现。

也有人基于考古发现指出，我国整个新石器时代原始畜牧业和锄耕农业结合在一起，到了青铜时代，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形成了灌溉农业，而适宜放牧的地区在锄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成游牧业，从而实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关于游牧起源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深入，如有学者认为，畜牧民的出现才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标志，而畜牧民是从既种植谷物、又驯养家畜的人群中发展来的。

因此，最早出现的不是游牧部落，而是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畜牧民；随后由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进一步扩大分工创造了条件，才出现专以畜牧为业、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

然而，恩格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的指导意义即在于此。

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踪迹中游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而从事游牧业的人群由部族、部落发展到民族、国家。

游牧从起源到游牧国家的形成、演化，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与影响。

游牧文明的发展游牧文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中国北方边境历史的主题之一。

但是一直以来中国的史学界都不重视对游牧文明的研究，认为游牧文明是一种落后的文明，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与影响都不大。

这种思想也存在与一般人的心中，认为游牧文明是野蛮落后的，只有农耕文明或工业文明才是发展的方向。

于是，我们便看见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在牧区推广定居点，并且非常自得地认为这是在造福牧民，却从来没有考虑过，游牧文明在北方大草原上纵横驰骋了几千年，为什么没有跨掉，反而延续至今，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恰恰是因为游牧文明与北方草原的生态环境是相适应的。

中国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的国家，众多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共同谱写了一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

历史上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一度在中原建立了政权，经过历史风雨的洗礼和涤荡，他们一部分西迁、一部份在历史中消亡，一部份融合入汉族，一部份仍保持了本民族的特征和习俗，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

游牧文明是在人类早期原始狩猎文明和原始采集文明之后，与农耕文明差不多同时产生的，就其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而言，比农耕文明更接近原始的采集狩猎文明。

最早的原始初民，按一般的考古学观点起源于非洲大陆，在漫长的地质史时期，由于气候的改变引起生存环境的变更以及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人口压力的逐渐增加而逐步迁移到其他的大陆，并且由于地理隔绝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种族和亚人种。

这些原始初民所属的就是原始采集狩猎文明，在生存压力并不大的情况下，他们往往随着季节的变更而进行或长或短的迁移，以获得更丰厚的食物，这从对非洲一些原始部族的人类学研究中可以得到比较推论。

但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和虽然缓慢但仍然不断增长的人口，生存压力变大，许多物产并不那么丰富地区的部族不得不采取强度更大的劳动，而对于草原地区来说，采集的基础原本非常薄弱，部族的主要食物来源依靠捕猎，不得不跟随着兽群的迁徙而迁徙，以便获得足够的肉食。

在这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蓄养动物比起单纯地追猎野生动物来说更有保障，养畜业便慢慢发展起来。

对野生动物的驯化，也许发生在更早的时候，但在生存压力不那么大的时期，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去发展畜业并不怎么合算，于是畜业的产生只有在凭采集狩猎无法获得足够丰厚的回报之后了。

马的驯化则更为游牧文明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持，对于放牧的畜群能够更加便捷、省力地控制。

游牧民族使用的牧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为套马竿，又称“套竿”。

蒙古语称“兀兀儿合”。

据《元朝秘史》载，早在13世纪初蒙古汗国建立前，就已出现了这种工具，一直沿用至今。

套马竿木质坚韧,总长约300厘米，顶端拴有套形皮绳。

它既可用于套马，也可用于狩猎时套其他动物。

每逢捕捉马匹时，牧民持竿跨马，冲入马群，看准马匹，抖开绳套，将马颈套住勒紧，随马奔驰，直至马匹力竭驯服为止。

阿拉善旗等少数地区的牧民不用套马竿，而用套马索，蒙古语称“察拉木”。

这些套马者多系技术娴熟、身强力壮的牧民，因而当地牧民以套马为光荣。

游牧文化与中华汉文化交融的轨迹从文化角度审视,北方民族文化属红山文化系统,它与中原仰韶文化本是两条脉络。

它们在南北文化的交汇中相互吸收、交融发展着。

胡文化是纯粹的游牧文化,汉文化是渔猎农耕文化,是征服与被征服的社会实践促使其相互碰撞、交汇与融合的。

古代赵国地处北方,与北方游牧部落接壤因而常受其侵扰。

赵长城的修筑就是为了防范胡人的。

可是长城最终不能阻隔胡人南扰。

赵武灵王认为,游牧骑射是这个马背民族的威慑力所在,于是舍弃汉人的宽袍大袖,提出“胡服骑射”的练兵方法。

这种吸纳是主动的自觉的民族文化融合。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和民族的文化艺术是纯而又纯的。

一个不会吸收或拒绝吸取兄弟民族文化艺术的民族,注定是原始的、落后的。

在北方中国历史上,鲜卑民族可以算作一个勇于吸纳的民族。

鲜卑民族,本是呼伦贝尔湖畔一个弱小的部落,在部落征战中逐渐强大,继而南下占领了漠南漠北的匈奴故地,形成强大的部落联盟。

在什翼犍时代实行强迫同化政策,吞并了不少弱小民族。

可是等到他的孙子拓跋王圭执政后,因仰慕汉族封建帝国的中央集权制,便主动吸取汉族典章制度。

他首先打散部落联盟,实行定居式的户籍编制。

然后大量迁民,分田务农,并在今大同建立平城政权。

定都平城之后,即筑城而居。

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强制游牧经济向农耕养畜转移,使得燕国民众、漠北胡人、甘肃羌民等都被移居雁北地区从事农耕。

这可以看做是鲜卑统治阶级向汉族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靠拢,同时也使各族文化艺术在都城地域形成交汇融合的局面。

据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元年条载:天兴元年……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徙河北、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

从中窥见移民气势之大。

光民间工匠艺人就有十余万。

可见当时鲜卑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规模之宏大了。

这样的大迁徙共有九次[1]。

因为拓跋王圭志在入主中原,不接受汉文化,不借鉴汉族封建帝国的典章制度和先进文化是不可能统治中原的。

鲜卑民族的汉化是主动的积极的。

当北朝迁都洛阳之后甚至连姓氏都汉化了。

当然吸收都是相互的。

洛阳城中的汉族官僚地主和士大夫阶层也有模仿鲜卑文化的狂热之风。

鲜卑民族对汉文化的崇尚和汲取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无论战争与和平、征服与被征服。

一个个显赫的政权消亡了,然而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却交融积淀,被后人继承下来。

可以这样说: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华大一统文化的形成,得力于各民族文化艺术的交汇与融合。

北方民族的骑马,到了汉族贵族那里变成了游骑之风。

成为一种身份的煊耀。

北魏迁都洛阳后为了适应游骑,汉族士大夫也接受胡服,改原来华夏传统的“上衣下裳”为“上衣下裤”。

胡靴、胡帽、胡食、胡羹、酥油、奶酪都在洛职城中流行。

就连牧民的奶酒也为汉人接受。

出行骑马不再为了战争,而转化为仕宦人家和士大夫阶层的文明时尚。

游骑之风逐渐增加了高尚和风雅成分,以至唐代长安城中也颇流行。

民族文化艺术的交流和发展始终伴随着政治制度和经济的发展而存在。

愈闭塞就愈落后贫穷,愈开放则愈进步。

中国儒家思想宣扬男尊女卑,可北方民族中由于刚由母系氏族转型,故妇女与男子同样劳作,在生活中有同样的决策权利。

唐王朝的开放和容纳,使北方民族的坦胸开襟式服饰流行于宫廷。

袒胸露臂的西域风在敦煌壁画的伎乐飞天不难找到、大同云岗石窟造像中也比比皆是。

他们与袒露的佛像一同传入中国而被汉民族所接受。

经济的繁荣必将引出文化艺术的繁荣,西北民族的斡旋舞,西凉乐后来都变成汉族朝廷上流社会享乐和市井生活的时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