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典型案例
1.涉疫情违法行为案例：某餐饮店在疫情期间未严格执行防疫措施，导致多名顾客感染新冠病毒，最终被判处刑事责任。
2. 股份转让纠纷案例：某公司股东之间发生股份转让纠纷，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股权转让无效，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
3. 侵犯商标权案例：某企业私自使用他人商标，被侵权方提起诉讼，最终被判赔偿巨额经济损失，加强了商标保护力度。
4. 涉反垄断案例：某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对竞争对手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最终被判处高额罚款，促进了市场公平竞争。
5. 婚姻财产分割案例：某夫妻离婚后在财产分割问题上产生争议，法院最终依法判决财产分割方案，维护了离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6. 承揽合同违约案例：某承揽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完成项目，导致工程质量不合格，最终被判处违约责任，维护了建设工程质量和市场秩序。
7. 知识产权侵权案例：某企业侵犯他人专利权，被侵权方提起诉讼，最终被判赔偿巨额经济损失和停止侵权行为，保护了知识产权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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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24.08.21•【分类】其他正文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目录案例一销售假冒伪劣减肥食品应依法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崔某诉杨某产品责任纠纷案案例二公司销售虚构生产厂家的预包装食品后被股东恶意注销的，股东应依法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刘某诉钟某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案例三经营者主张购买者“知假买假”，应承担举证责任——曾某诉赵某产品责任纠纷案案例四小作坊制售安全无害但未标明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散装食品，不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陆某诉某酱菜坊产品责任纠纷案案例一销售假冒伪劣减肥食品应依法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崔某诉杨某产品责任纠纷案基本案情2023年8月29日，崔某在与杨某通过微信联系达成购买某咖啡减肥食品的合意后，向杨某支付价款800元。
崔某食用后认为减肥效果好，于2023年9月9日再次向杨某购买2160元上述产品。
该产品外包装显示生产者为某生物科技公司、生产日期为2023年5月。
某生物科技公司于2022年9月作出声明，该公司已于2019年11月注销生产许可证并停止生产任何产品，2020年以来网上不断出现仿冒该公司名称等信息的非法食品。
案涉食品标示的生产者、生产日期均为虚假。
崔某服用一段时间后出现口渴、头晕等症状，发现该减肥食品属于假冒伪劣产品，遂起诉请求杨某退还价款并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规定，禁止生产经营标示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杨某销售标示虚假生产厂家、生产日期的假冒伪劣食品，违反法律规定。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安全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第二项规定，杨某无法提供合法进货来源，属于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实质化解行政争议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实质化解行政争议典型案例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24.10.25•【分类】其他正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实质化解行政争议典型案例近年来，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政治优势，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坚持双赢多赢共赢，综合运用诉调对接、多元化解、司法建议等方式，促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实质化解，力争案结事了、政通人和，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2014年，修正后的行政诉讼法将“解决行政争议”作为立法目的之一。
为更好落实该立法目的，最高人民法院持续细化完善行政争议实质化解相关工作举措。
2021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推进行政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的意见》，将诉前和解、调解机制作为行政争议诉前分流的重要内容，推动行政争议实质化解。
2021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行政争议多元化解工作的意见》，通过进一步推进人民法院行政争议多元化解工作，强调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明确了以多元化方式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总体要求，以及行政争议源头预防、前端化解、诉非衔接、配套保障等各项具体内容。
2023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以及相关部委建立了“3+N”工作机制，有效统筹各方面力量，打通行政执法、行政复议、行政审判、行政检察等各类行政争议解决全过程链条，合力加强重点领域行政争议的预防和实质化解。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
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宣传教育和示范引领作用，经各高级人民法院推荐，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了十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实质化解行政争议典型案例。
这些案例涵盖了行政复议、行政登记、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协议、不履行法定职责等多个类别的行政行为，自今日起分两批向社会公布。
第一批案例，主要围绕人民法院通过认真分析纠纷成因，精准把握当事人实质诉求，聚焦案件实质争议，推进行政争议实质化解。
最高院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院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一、机关违法行使权力案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机关违法行使权力的案件。
该案的被告是黄某，他担任某地方政府的规划局局长。
黄某在审批工程项目时故意违反规定，越权批准了一个环境污染严重的工程项目。
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定黄某的行为构成了机关违法行使权力，最终判决黄某有罪并处以刑罚。
此案为打击机关违法行使权力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支持。
二、行政不作为案最高人民法院曾审理了一起行政不作为的案件。
该案的原告是李某，他是某市某社区的居民。
社区交通相当混乱，而社区居委会没有采取实质性行动来解决交通问题，导致居民的出行安全受到威胁。
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定社区居委会存在行政不作为行为，判决要求社区居委会采取相应措施来解决交通问题。
此案为打击行政不作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违法集资案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违法集资案。
该案的被告是王某，他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并高利转贷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定王某存在违法集资行为，判决其犯罪事实成立并处以刑罚。
此案对打击违法集资行为起到了警示作用。
四、环境污染案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了多起环境污染案件，其中一起典型案例是某工业企业排放废气严重超标的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定该企业存在环境污染行为，并判决其停产整顿，同时处以巨额罚款。
此案为保护环境、打击污染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五、征地拆迁案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征地拆迁案。
该案的原告是村民小组，他们认为政府在征地拆迁过程中侵犯了他们的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定政府在拆迁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判决政府补偿原告并重新进行有关程序。
此案为维护征地拆迁过程中农民利益提供了法律支持。
六、行政复议案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行政复议案。
该案的原告是某公司，他们不满于某地方政府的行政决定，并申请行政复议。
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定某地方政府在做出行政决定时存在违法行为，判决行政决定无效，要求政府重新作出合法决定。
最高法典型案例
最高法典型案例最高法院是我国各级法院的最高审判机关，其处理的涉及法律解释和裁判要点的案件对于法律的普及和司法公正至关重要。
以下是三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最高法案例。
一、王某盗窃案当事人王某在朋友家偷走了其笔记本电脑和现金，而这一行为被其朋友发现，并向警方报案。
警方经过追查后将王某抓获，并在当事人的作证下将电脑和现金找回。
在此案中，最高法院发表了重要的法律规定，即在涉及盗窃罪的刑事案件中，当事人的犯罪主观故意应当由检察机关根据证据予以确认。
对于这个案例，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规定了如下原则：犯罪主观故意的确认应当依据事实依法采信，如果证据不足，则应以非犯罪主观故意作为裁决。
至此，最高法院推动了刑事犯罪问题的更好解决。
二、龙某侵犯著作权案龙某是一名摄影师，他将自己创作的照片在互联网上发布，让所有人都可以下载和使用。
这一行为被其它网站所利用，并在盈利来源中大量使用了龙某制作的照片。
龙某因此起诉相关网站的所有人，声称其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使用了他的创作物。
对于这个案例，最高法院判决了这样一个原则：在中国著作权法中，对于著作权保护范围内的行为，侵权责任应该由侵权人单独承担。
此判决推动了著作权法的更好实施和维护。
三、张某陷害案件在这个案例中，张某和被害人胡某都是同一公司的员工，但张某因为意见不合而憎恨胡某，故意向公司汇报胡某的职业素质问题，并编造谎言诋毁胡某的名誉。
结果，胡某被公司辞退，并遭到社会谴责。
有鉴于此，最高法院提出了如下原则：在侵犯他人名誉实体前，应当对所谓披露的准确性负责。
如果披露是虚假的，并且破坏了被告人的名誉，法院可以要求被告赔偿相关损失和实际造成的伤害。
这样的裁决有助于推动名誉权的保护和诚实信用的培养。
以上三个典型案例都展示了最高法院在构建司法公正和继承法治传统中所做的努力。
它们对于中国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加强法律的解释以及法律的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
案例1:熊某侵犯国家秘密罪
2018年11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犯罪的罪名指控被告人熊某，指控其
侵犯国家秘密罪。
准予被告人熊某以书面形式诉讼，被告人熊某未接收。
检察机关依法以下列步骤受理
本案：
由考古科室拆封卷宗，完成卷宗检查和整理工作；决定向被告人熊某颁发传票，以规
范诉讼程序的制定；在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司法审理，做出了熊某侵犯国家秘密罪
的判决：被告人熊某二年六个月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两万元；收缴违法所得。
经审查，本案确有法律依据。
根据刑法第115条第1项和第3项规定，被告人熊某侵
犯国家秘密罪，其行为已构成犯罪，应当依法构成刑事责任。
案例2：邱某故意杀人罪
2018年12月，被告人邱某涉嫌故意杀人30余人，合肥市广德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犯罪的罪名指控其犯有故意杀人罪。
合肥市广德县人民法院以被告人邱某犯有故意杀人罪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判处被告人邱某死刑，并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应缴纳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收缴枪支、弹药和罪款。
经审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证明被告人邱某犯有故意杀人罪，，且违反
国家的刑法规定，犯罪性质恶劣，应予以坚决打击。
于是，本案最终也判处被告人邱某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应缴纳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收缴枪支、弹药和罪款，并由宗
司负责财税执行。
此案件也彰显了法律的严格执行，对社会的秩序的维护的作用，也是以
严格的司法制度审理事实，达到尊重社会正义的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上半年主要司法审判数据配发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上半年主要司法审判数据配发典型案例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24.07.19•【分类】其他正文2024年上半年主要司法审判数据配发典型案例投资者诉昌某股份公司、东某证券公司、大某会计师事务所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证券服务机构严重违反注意义务，发布不实信息披露文件存在过失的，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基本案情】2014年11月28日，昌某股份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公开转让说明书》。
该次公开转让主办券商为东某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为大某会计师事务所。
2014年至2016年，该股份公司虚构放贷业务，将款项转入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的公司，形成关联方资金占用合计18950万元，其中8750万元到期未被清偿。
2015年至2016年，该股份公司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决策审批，为实际控制人佘某、陈某控制的公司对外借款提供担保合计16笔，累计担保金额7730万元。
大某会计师事务所执行的该公司2014年、2015年年报审计项目，存在风险评估程序、函证程序、控制测试程序执行不到位，底稿编制内容存在与实际不符的情形，江苏证监局决定对大某会计师事务所采取监管谈话的监管措施。
投资者主张因昌某股份公司信息披露不实导致其交易该公司股票受到损失，东某证券、大某会计师事务所在提供证券服务时未履职尽责为由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昌某股份公司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情况，东某证券、大某会计师事务所对不实信息披露文件的发布存在过失，均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大某会计师事务所在从事相关审计项目时，除风险评估程序、函证程序、控制测试程序执行不到位外，编制底稿直接使用底稿模板原内容，未根据某挂牌公司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出具审计报告时未充分勤勉尽责，存在过错。
东某证券在抽样调查中对于昌某股份公司可能涉嫌关联交易的业务，未予重点关注，就此未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亦未结合在尽职调查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对信息披露文件中证券服务机构出具专业意见的重要内容进行审慎核查和必要的调查、复核，亦存在过错。
最高人民法院不当得利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不当得利案例最高人民法院不当得利案例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对一些当事人或相关人员从中获取不当利益的行为。
这些案例的出现，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和法治原则，不仅影响了法院的信誉和形象，也严重违背了审判人员的职业道德。
以下是近年来发生的一些最高人民法院不当得利案例：案例一：某法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某地法院一名法官在审理一起案件时，收受了被告人的贿赂。
由于该法官担任重要职务，他可以直接影响案件的审理结果。
被告人为了获得有利判决，向法官行贿。
最高人民法院在听闻此案后，派遣专员进行调查，并最终发现了法官的收贿证据。
该法官随后被撤销职务，并依法追究了责任。
案例二：法院工作人员非法获取当事人信息牟利某地法院的工作人员利用他们掌握的当事人信息，非法获取了与案件相关的信息，并将其转卖给其他利益相关人。
这些信息的泄露引起了很多人的广泛关注。
最高人民法院迅速介入调查，查清了这起非法牟利的案件，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处理。
通过该案的调查，最高人民法院也对信息的安全采取了更为严格的措施，以保障当事人的隐私权和信息安全。
案例三：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结果为特定企业提供利益在某个高度关注的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对特定企业提供了不当得利。
此案涉及巨额资金和复杂的利益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未能遵循法定程序和审判原则，对特定企业进行了特殊照顾，导致司法公正受到质疑。
该案最终经过舆论的监督和广泛的社会关注后，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案件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对这一事件做出了公开道歉和整改。
以上案例只是其中的几个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的不当得利问题还存在着其他细微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近年来加强了反腐败和执法监督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监管措施和规范，以减少不当得利的发生。
例如，加强对法官和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加强个人财产申报和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建立健全涉案资产管理制度等。
这些措施的实施有助于提高司法机关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公正和高效的司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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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典型案例&183;精释精解民事诉讼执行和解撤回上诉不履行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一审判决裁判要点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准许撤回上诉的，该和解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调解书，属于诉讼外达成的协议。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款基本案情原告吴梅系省眉山市东坡区吴梅收旧站业主，从事废品收购业务。
约自2004年开始，吴梅出售废书给被告省眉城纸业（以下简称西城纸业公司）。
2009年4月14日双方通过结算，西城纸业公司向吴梅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吴梅废书款壹佰玖拾柒万元整（￥1970000.00)。
同年6月11日，双方又对后期货款进行了结算，西城纸业公司向吴梅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吴梅废书款伍拾肆万捌什元整（￥548000.00)。
因经多次催收上述货款无果，吴梅向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西城纸业公司支付货款251.8万元及利息。
被告西城纸业公司对欠吴梅货款251.8万元没有异议。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被告西城纸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给付原告吴梅货款251.8万元及违约利息。
宣判后，西城纸业公司向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审理期间，西城纸业公司于2009年10月15日与吴梅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商城纸业公司的还款计划，吴梅则放弃了支付利息的请求。
同年10月20日，西城纸业公司以自愿与对方达成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撤回上诉。
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后，因西城纸业公司未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吴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判决。
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对吴梅申请执行一审判决予以支持。
西城纸业公司向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主不予执行原一审判决。
裁判结果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7日作出（2010)眉执督字第4号复函认为：根据吴梅的申请，一审法院受理执行已生效法律文书并无不当，应当继续执行。
裁判理由法院认为：西城纸业公司对于撤诉的法律后果应当明知，即一旦法院裁定准予其撤回上诉，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即为生效判决，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虽然二审期间双方在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和解协议对相关权利义务做出约定，西城纸业公司因该协议的签订而放弃行使上诉权，吴梅则放弃了利息，但是该和解协议属于双方当事人诉讼外达成的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制作调解书，不具有强制执行力。
西城纸业公司未按和解协议履行还款义务，违背了双方约定和诚实信用原则，故对其以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为由，主不予执行原生效判决的请求不予支持。
精释精解2011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吴梅诉省眉城纸业买卖合同纠纷案》（指导案例2号，下称吴梅案)。
该指导案例经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查认为，吴梅案明确了在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签订了和解协议，并撤回上诉，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时，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一审判决，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
鉴于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审判实践中又经常遇到，因此同意将该案例作为备选指导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吴梅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二条的有关规定，在指导类似案件的审判以及向社会公众宣传诚信履约、自觉守法等方面有一定意义。
2011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法〔2011〕354号文件，将该案例作为第一批指导案例予以发布。
该指导案例根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对涉案和解协议的性质作出了正确认定，明确了和解协议履行与一审生效判决执行之间的关系问题。
该指导案例的发布，有利于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同时，向当事人和社会宣传了合约应当自觉遵守和忠实履行的重要意义，有利于倡导自觉守法、诚实信用的良好社会风尚。
吴梅案的裁判要点确认：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准许撤回上诉的，该和解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调解书，属于诉讼外达成的协议。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上述裁判要点主要解决了两方面问题：一是和解协议的性质。
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当事人双方自行就债务履行、终结诉讼等方面容签订和解协议的性质，“属于诉讼外达成的协议”。
二是不履行和解协议时应当如何救济。
如果发生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形，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执行一审生效判决，法院对此种请求应予支持。
(一）二审诉讼期间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的性质①二审诉讼期间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的性质，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二审诉讼期间当事人签订的和解协议，既未经法院审查确认，又没有制作调解书，因其容上与执行和解协议大体相似，故这类和解协议在性质上属于一种执行和解协议。
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类和解协议与执行和解协议有一些不同点，不能简单地认定为执行和解协议。
通过比较分析吴梅案的和解协议与执行和解协议，可以发现二者存在以下不同点。
一是吴梅案的和解协议在签订时案件的判决还没有发生法律效力；而执行和解协议是在判决已经生效，进入执行程序之后双方签订的协议。
二是吴梅案的和解协议是对未生效判决确定的民事权利义务作出新的约定和处分；而执行和解协议是对生效判决确定的民事权利义务进行处分。
三是吴梅案和解协议的签订，法院未以任何形式参与其中；而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执行和解协议虽然法院不参与制定，但要求法院的执行员要将协议容记入笔录，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
四是吴梅案的和解协议签订后，一方当事人申请撤回上诉，经法院审查同意的，二审程序终止，一审判决生效；而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后，执行程序中止。
比较上述两者的不同特点可以看出，吴梅案的和解协议不宜简单归入执行和解畴，否则就混淆了它与执行和解存在的区别。
对于涉诉当事人签订的和解协议，理论界还有“诉讼中和解”和“诉讼外和解”之区分。
主要有两种区分标准：一种以审判和执行阶段为界限进行区分，凡在诉讼期间、判决生效以前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和解，都属于“诉讼中和解”；在案件进入执行阶段以后达成的和解，都称为“诉讼外和解”。
另一种是以法院是否参与和解为标准进行区分，凡是法院参与下达成的和解，比如法院参与下达成的调解，称为诉讼中和解；法院没有参与，当事人自行在庭外达成的和解，都称为“诉讼外和解”。
如果按第一种标准划分，吴梅案的和解协议应归入“诉讼中和解”；而如果按第二种标准划分则又应划入“诉讼外和解”。
经研究，根据吴梅案和解协议的特点，该指导案例按照第二种划分的标准，在裁判要点中将吴梅案的和解协议认定为一种“诉讼外的和解协议”。
关于吴梅案和解协议的性质，还可以从协议所包含的容角度进一步讨论。
吴梅案中，双方当事人主要约定了如下具体事项：（1)上诉人西城纸业在收到和解协议时，向法院申请撤回上诉。
（2)被上诉人吴梅自愿放弃应收货款的利息。
（3)双方商定了具体还款计划。
审判实践中，类似吴梅案的和解协议，通常都包括上述三方面容：对实体民事权利义务作出变更或者新的约定；对履行给付义务作出具体约定；以实体民事权利义务变更为条件，对诉讼权利进行处分，双方达成终止诉讼的意思表示；等等。
因此，从协议容分析，其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是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具有私法行为性质的和解契约；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诉讼行为。
(二）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时的救济问题有关涉诉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和解协议是否成立了新合同的问题，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按照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可以通过合同产生、变更和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也可以在原债务基础上设立一种新债权债务。
涉诉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和解协议就是当事人在原合同基础上的新约定，完全存在成立新合同的可能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八十六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
二审期间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同样也可能涉及变更“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实践中当事人双方还有在协议中新设立了债务履行担保等情况。
基于以上观点和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审判实践中存在的实际情况，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对和解协议履行中出现违约时可以救济的途径，主要提出了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根据和解协议的容具体区分。
如果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新协议成立了新的合同，构成新诉的，人民法院对新合同违约的诉讼应当受理；而如果法院经审査当事人就违反和解协议的约定起诉的案件，认为不符合“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则不予受理。
第二种意见认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赋予当事人选择权。
即，当事人可以在申请恢复原生效判决执行或者起诉这二者之中择其一救济自己的权利。
当然，对当事人就和解协议违约起诉的，要设置审查程序，按照“一事不再理”原则审查是否受理此类案件。
第三种意见认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款对执行和解协议作了如下规定，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执行规定》第八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
”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对于执行和解协议这类诉讼外和解协议，法律一方面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承认部分履行或者全部履行的和解协议具有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一旦出现反悔、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形，现行法律提供的并非违约救济手段，而是以赋予当事人请求执行原生效判决的权利作为救济。
鉴于《民事诉讼法》对二审期间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效力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二审期间庭外和解，未经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或制作调解书的，作为诉讼外和解协议，与执行和解协议相类似，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一方或者双方撤回上诉时，应当知道撤诉的法律后果，即一旦法院裁定准许撤诉，一审判决即为生效判决，而一审生效判决具有强制执行力。
为此，吴梅案的原审人民法院遵循《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和解协议有关规定的精神，对吴梅申请执行一审生效判决的请求，参照执行和解协议的有关法律规定，给予了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本案例对这一裁判规则予以了肯定，即民事案件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一方出现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形时，遵循现行法律规定的精神，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其实，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容记录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
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的，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该条的规定，完全可以作为此类案件执行的参考的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