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建构社会诚信体系的法治路线图_理念_进程与前景_类延村

第１７卷第１期天津行政学院学报Ｖ０Ｉ．１７，Ｎ０．１２０１５年１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Ｊａｎ．２０１５中国政府建构社会诚信体系的法治路线图：理念、进程与前景类延村（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４０１１２０） 摘　要：诚信是维持现代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理念基石。

诚信危机已不再局限于道德的窘境，更需要政策和法律等规范的匡正，甚至政府的干预。

通过梳理中国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进程，正式权威的正向功能和发展前景便展现于前。

在理念层次，政府文明化和现代性的改革推动了诚信由观点到体系的发展，诚信建设亦由政治宣示成为法治主张；在进程层面，国家和政府的行为验证了法律、政令规章在维护诚信权利与推动诚信体系完善方面的积极作用；在未来的变革领域，政府也是促进诚信建设战略化和规范化的重要力量。

此外，非正式规则、社会组织在规范和监督层次也构成有益补充。

由此，便形成了一幅完美的诚信建设路线图。

关键词：社会诚信体系；法治路线图；诚信权利；非正式规则中图分类号：Ｄ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６２－０８ 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重大决定》的颁布，“法治中国”的顶层设计逐步加快了走向实践的步伐。

作为法治梦想建构的重要范畴，法治政府成为各级政府追寻的目标和努力方向。

秉持法治思维，依法执政，无疑成为政府所要遵循的最优治理模式。

面对日益严重的诚信危机，政府的处置应对也必然会在法治的道路上前行。

良好的施政理念需依托政府的行政行为和行政职能才会转化为实际效果。

国家和地方层面建构社会诚信体系的努力，既凝聚着各方法治探索的心血，更传递出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诉求。

毋庸置疑，社会诚信体系的法治建构在未来会更重视统筹领导机构的建设、诚信权利的保障，以及非正式规则的运用，从而以塑造诚信政府为基础带动和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

一、社会诚信体系共识的形成：从“口号宣示”到“法律主张”社会诚信体系理念共识的形成，伴随的是政治现代化和文明化的进程。

在最初的观点形态中，诚信有两个鲜明的发展阶段，从隐蔽暗示到鲜明主张，是革命话语向政治话语转变的过程。

直至社会诚信体系理念被官方所认可，政府治理失信才进入正式的议事议程。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０－２５ 基金项目：重庆社科规划博士项目“政府深化改革背景下的行政理念转型研究”（２０１４ＢＳ０３９）；西南政法大学２０１４年度校级青年项目“政府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法治模式研究”（１４ＸＺ－ＱＮ－０６）；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重点课题“国家治理中的行政价值观变革研究”（１４ＳＫＣ０２）。

作者简介：类延村（１９８５－），男，山东蒙阴人，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一）革命与改革话语体系中的诚信观点诚信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之中，同样，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完善也渗透着诚信的理念，构成法治诚信的思想基础。

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政治理论体系与时俱进的发展，这本身就是诚信理念的体现。

在具体实践进程中，特别是在“革命”向“改革”主题转变过程中，诚信理念得到真切体现，这也是我党认识问题的重要方法，是保持生命力的重要砝码。

在革命年代，诚信观念主要体现于革命的立场与策略之中，主要是革命理论与具体情况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１］（ｐ．１０９）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也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道理。

”［２］（ｐ．７９７）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则强调：“以往革命的发动者，往往是起初用欺骗的手法骗得民众信任，随后革命成功，掌握政权，后来又逐渐让人民认清了他们的本来面目，丧失了民众的信任，‘盗贼之行……为虎作伥，惟利是嗜，又焉有丝毫计公益，恤民隐之心？以此欺人，夫谁信之！’”［３］（ｐ．４５９）除此之外，《反对党八股》、《为人民服务》等众多文献也不乏诚信的思想。

正是在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引下，取信于民，依靠人民的支持，革命才走向了胜利。

诚信成为引导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诚信在政治理论体系中越发受到重视，贯彻到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

特别是在推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邓小平的诚信思想对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积极意义。

１９９１年，邓小平视察上海时专门提到了“经济与信用”的关系问题，“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４］（ｐ．３６６）。

在具体经济工作中，邓小平反对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要求“一切企业事业单位，一切经济活动和行政司法工作，都必须实行信誉高于一切，严格禁止坑害勒索群众”［４］（ｐ．３６６）。

在解决香港问题时，邓小平阐明了中国坚守诚信的立场：“人们担心中国在签署这个协议后，是否能始终如一地执行……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

”［４］（ｐ．１０２）邓小平的诚信思想得到了贯彻和继承，后来的领导人对此多有论述。

江泽民指出，“互信”是安全之本，“互信就是以诚相待、言而有信”。

胡锦涛也要求以诚信的态度对待政绩，否则“势必严重削弱我们党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战斗力，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最终妨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５］。

习近平则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这在本质上都是诚信理念的体现，推动着诚信由隐蔽走向明确，成为独立的政治主张。

（二）社会诚信体系共识的形成：从“观点”到“体系”的变化从语源角度考察，诚信释读的文字表述在古今维度并不存在较大差异。

然而，精神内涵已大相径庭，以阶级和身份为标志的熟人诚信已逐步发展成为以平等、民主、法治为基础的陌生诚信［６］。

与之相随的是政治话语的流变，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诚信已成为重要的价值理念，并以此筹谋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策略。

在政治话语中，“诚信”一词在规范性文件中出现得相对较晚，却迅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在政治发展中进行明确的“诚信宣示”。

然而，随着社会失信问题的日益突出，诚信的政治宣示进而转换为更具体、更规范的法律形式，成为法治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

在官方文本中，诚信的内容也愈为丰富，逐步发展成为独立而完善的体系。

最初，“诚信”是国家推动道德建设的重要主张。

２００１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

这是国家首次从战略高度关注道德问题。

２００２年，十六大提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建设要坚持“以诚实守信为重点”。

２００５年，胡锦涛指出，“诚信友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２００６年，胡锦涛又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道德要求，明确了诚信在社会评价中的意义。

２００７年，十七大报告则再次强调，“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

诚信由此而在道德领域、政治场域受到持续重视。

２０１２年，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了较为系统的概括，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中，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立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个人层面，“四位一体”，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基本价值追求和道德准则要求［７］。

由此，诚信被提到新的高度，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诚信”更是制度的关注焦点与目标追求，是法治建设的基本内容和重要范畴。

在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深刻指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

”２０１１年２月，温家宝指出：“现在影响我们整个社会进步的，我以为最大的是两个方面。

一是社会的诚信，一是政府的公信力。

这两个方面解决好了，我们社会就会大大向前迈进一步。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在全社会广泛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

２０１２年，十八大报告又提出，“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

法律在多重层次透漏出对诚信的重视，诚信不仅是对立法的底线要求，也是法律实践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可见，“诚信”已俨然成为法治的主要话语，从最初的“口号宣示”到现今政策文本中的“正式规划”，失信问题已纳入法律治理的范畴之内。

而诚信理念也从晦暗不明到明确主张，话语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学界和实务界兴起了研究诚信和建构社会诚信体系的热潮。

毋庸置疑，政治诚信的流变促进了法律诚信的研究与探讨，而由“口号治理”向“法治探索”的转换也是诚信治理的必然趋势。

二、国家层面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部署与举措国家是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主体力量，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规划设计与基本举措，关乎体系建构的成败。

自２００７年中央政府关注“社会信用体系”以来，诚信治理的范畴、责任机构、依循规则日益明确化和规范化。

然而，在法治进程中，国家依然需要认可公民的诚信权利来增强社会诚信重构的效果。

（一）社会诚信建设的政策进程与机制设计随着社会诚信从政治宣示到法律实践的转化，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国家“五年规划”等权威性宏观规范的指导下，国家在社会诚信体系层面进行了一系列的顶层设计。

自２００７年始，国家层面即出台了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并建立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国务院办公厅牵头负责并指导社会信用工作，按照统一领导、综合监管的原则，根据具体业务范围和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分别指定有关部门具体负责日常监管，落实监管责任①。

２００８年，国家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牵头单位调整为人民银行，增加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与机构为成员单位②。

２０１２年，国家又将牵头单位调整为国家发改委与人民银行，并增加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机关与机构为成员单位。

可见，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国家保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

在微观层次，重点突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主要集中于经济金融领域，通过成员单位的组成即可看到此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