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运动

“愚”是指人民不识字，缺乏知识，更谈不上享 受文化。“穷”即在生计上，大多数人民生产低 落，经济困难，挣扎求存，没有增加生产、改善 经济组织的知识和能力。“弱”意味着人民身体 衰弱，对 于公共卫生毫无办法，是一个病夫的国家。“私” 即人民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的陶冶和 公民的训练，不能自立自强。
同晏阳初一样，梁漱溟也是从民族、文 化的改造出发，着眼于中国农村，力倡乡 村建设。但两者相比，晏氏受西方基督教 影响，主张从教育出发，要改造的是社会 中的个人及其生活方式。梁氏则受传统儒 家观念的影响，倡导从组织构造上重建文 化体系。在众多乡村建设参与者中，梁氏 的思想最为系统，并因其注重社会组织结 构和制度，所以更可看做是一种社会学理 论。
社会学者进行农村调查，并参与计划农村改 良，其工作的大背景是从“深入民间”逐渐汇 聚起来的“乡村建设”运动。在20世纪二三十 年代，农村社会学研究同乡村建设运动是密不 可分的。一方面，社会学者以多种方式积极参 与了乡村建设运动；另一方面，乡村建设的主 要领袖如晏阳初、梁漱溟，尽管都并非职业社 会学者，但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基本看法，包含 了社会学的内容，也能代表社会学界甚至整个 知识界一部分人的看法。
针对这四种缺点，平民教育运动主 张“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 以 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 “弱”， 以公民教育救“私”。四大教育的工作 就 要在文化教育、经济、卫生、道德与政 治各方面谋基本的建设。同时，教育不 能仅着眼于个人——这是以前教育的错 误，更要着眼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生活环 境。
起初，平教会在定县设立了平民学校。随后他们感到仅 教农民认识文字，使其取得求知识的工具而没有机会运用 这套工具，对于他们是没有直接效用的。定县人民当时普 遍贫穷。据瞿菊农说，定县有20％～40％的人民终年不吃 食盐，有的只吃些违法的硝盐而已。农民又真安分得可怕。 他们吃不起面食就吃白薯，一天吃不起三顿就吃两顿，吃 不起两顿就吃一顿，连一顿都没有了，就索性紧紧裤腰带 不吃了。为了使教育真正在人们生活中起作用，就必须解 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教育必须与生活打成一片，根据社会 的实在情形，人民的实际需要，以一定的步骤与方法，才 能救治社会生活的病痛。因此平教会将文字工作进一步扩 大为整个的乡村建设工作。
不懂自治
中国的村庄像一个大家庭，应提倡 尊长爱幼，克己让人。实行村学乡学， 即用村学代替村公所，用乡学代替区 公所。这样，县自治机关的系统就是 县政府——乡学——村学，一方面是 乡村自治机关，一方面是乡村教育机 关，使得行政机关教育机关化。
传统乡约需要补充和改造的地方有四点： 一是将消极的彼此顾恤，变成积极的有所作 为，如合作生产，合作运销。二是发挥理性， 提振志气。三是乡约非仅一乡之约，要往外 发展。四是乡约不可以借政治的力量来推行， 要依靠社会团体的提倡，以社会运动的方式 来推行，自发自愿。乡村建设是建设社会组 织；而此社会组织，“是一个生长的东西、 慢慢开展的东西，从苗芽而生长，从端倪而 开展。其苗芽端倪在乡村，从乡村慢慢开展 成一个大的社会。”这就是说，社会组织不 能凭空造出，而一定是从社会生活的需要产 生的。
因此，四大教育实施的方式有学校式、 社会式、家庭式三种，三者结合，综合 治理。平教会所立下的志向，是以十年 的实验工作，建立一套以县为单位的教 育与建设之原则、方法、技术与制度， 推行到全国各县，最终建立新型的农村 文化。
平教会在定县进行平民教育，在保健、修桥、 筑路、改良水井、引进优良牲畜品种等方面，做 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仅以艺术教育和公民教育为 例。他们利用图画、音乐、戏剧、无线电、摄影 等多种方式，启发农民。
而早在平教会到来之前，定县翟城村绅士米槛三及 其留学日本、受日本“新村”概念影响的儿子米迪刚就 曾 办教育，实行村治，提倡村民互助、移风易俗、凿井造 林、救济贫困等，使翟城成为模范村。定县县长孙发绪 以此为基础，提倡教育，宣讲，办理警察、实业、交通、 财政、司法等事，力促建立模范县，定县因此有一定的 实验基础。
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西方文化虽然很发达，但只能解决人的生存问题， 解决不了人的精神问题，而中国文化可以解决人的 精神问题。因此，世界发展的方向是中国文化的复 兴。 胡扯
再进一步看，中西方社会也极不相同，其中宗教 起了关键的作用。西方基督教教义宣扬神绝对惟一， 兼爱同仁，超脱世俗，所以形成集团组织；社会秩序 靠法律维系。
其次，如何解释近代中国所遇到的困境，特 别是乡村衰败的原因在哪里？有人说是在“帝国 主义与军阀”，又有人说是在“贫、愚、弱、 私”，梁漱溟认为这二说都不正确。他提出，外 界问题（帝国主义）虽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 大过外界问题；个人的不健全也是有的（贫、愚、 弱、私），但社会的不健全大过个人的不健全。
乡村建设具体的组织办法为村学乡学。梁氏主张 师法古人，采用历史上的乡约制度，对其进行补充 和改造，成为“村学乡学”。古代乡约的四大纲领 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 其根本的目的是引导人的精神向上。近代西方政治 是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从个人生活出发而不从人 生向上出发，提倡的平等是一种机械的平等。
首先，梁漱溟通过中西比较，阐明中国文化和社会 的基本特点。他认为，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 同。中国人讲学说理必要讲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 以理论，才算能事，成为玄学。玄学所讲的是一而变 的本体，而且不能界说。西方人注重科学，科学所研 究的是固定的、具体的现象。在他看来，世界文明有 三大体系，即西方、中国和印度文明。西方文化所走 的是向前的路，主张征服自然，采用科学方法和民主 政治。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 精神。
例如，为农民编排、上演戏剧，不但能启发农民向上的 意识，抒发农民情感，还可介绍一般常识，改进农村的 语言。同时，借着演戏剧，教他们排队入场，脱帽，不 要吐痰，不要咳嗽，不要谈笑，不要交头接耳，既教他 们遵守秩序，也使他们得到一种公民训练。
再如过新年的时候，开“化私为公”会。即让 村里60 多个女孩子为全村700 多人做了1400 余朵 花。花分红白两种，新年那天，把全村的男女老 幼请到一起，父母双存的戴两朵红花，父母双亡 的戴两朵白花，一存一亡的戴一红一白。这样把 全村的人分成三组，这时大家看左边一组，许多 两鬓斑白的人戴着两朵红花，八九十岁的老父母 双双健在，大家替他们高兴，拍掌恭贺。再看右 边一组，许多三四岁的小孩，戴着两朵白花，引 起大家对他们的同情。这时平教会的人演讲，提 倡大家共同负责帮助这些可怜的小孩。
在乡村中培养新组织，使其生根发芽，吸收先进的生 产技术、组织方式。除了从乡村着手以外，其他没有合 适的地方。将所要做的工作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新文化， 救活旧农村，开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因此，乡村建 设运动起源于救济乡村运动，或乡村自救运动，起源于 积极建设的要求、重建一新社会构造的要求。
中国政治问题的解决、经济问题的解决，必走乡村 建设的路，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路。所以，乡 村建设实非仅建设乡村，其目的在于整个中国社会的 建设，也可以说是一种建国运动。而乡村建设最要紧 的，是要培养农民自觉和乡村组织。在这场运动中， 有外国机构、中国政府、银行界、社会团体等帮助并 支持乡村，但农民自身必须动起来。
平教会工作人员还用挂图的方法，提倡博爱 的精神。挂图上面一共画着四个人，身体一个 比一个大，中间最小的一个写着“一家之人”， 稍大的写着“一乡之人”，更大的写着“一国 之人”，最大的写着“世界之人”。如此做的 目的，就是要培养人们的公民常识和政治道德， 以确立地方自治的基础。
同情共在
梁漱溟和“乡村自救”
梁漱溟（1893～1988），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 京。1929年，河南村治学院成立，梁氏受聘任教务长， 并接办北京的《村治月刊》，开始投身社会改造运动。 村治学院不到一年停办。1931 年，梁氏到山东邹平创 办乡村建设研究院，下设训练部和研究部，他任研究部 主任。本来，“村治”意即“求治必于乡村”，但他提 出“乡村建设”，因为他认为这比“村治”通俗易晓。 后来“乡村建设”便成为这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改良运动 的代名词。
农村运动，就是对着这个问题应运而生的。 它对于民族的衰老，要培养它的新生命；对于民 族的堕落，要振拔它的新人格；对于民族的涣散， 要促成它的新团结新组织。所以说中国的农村运 动，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
晏阳初的上述“民族再造”之思想，可具体分为 “四大病根，四大教育，三大方式”。“四大病根” 是指中国人在现实中的生活，有四种基本的缺点：愚、 穷、弱私。
在平教会负责人晏阳初看来，农村问题千头万绪，最 根本的是人的问题。人民是国家的基础。中国固然需要建 设铁路、工厂、强大的军队，但是最迫切需要改变的，是 贫穷、愚昧、饥饿的人民。任何改革，无论是经济的或 政治的，要想有效而持久，必须扎根于人民。在近代中国 几乎所有的办法都尝试过，只是没有为人民做些事
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
晏阳初与“民族再造”
晏阳初（1890～1990），四川巴中县 人，曾留学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去法国为赴 法华工服务，教工人识字，回国后继续从事识字运动， 1923 年成立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的中华平民 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在开展平民教育的过程中， 晏阳初所秉持的是中国传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 信条和基督教的服务精神。他很快意识到，中国的 文盲大部分在乡村，应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广大的农村地 区，于是选河北定县为华北实验区”。
为解决目前的危机，也为将来的建设打基础，最重要 的就是改造中国的人民，使这片“文盲农民与苦力的土 地”成为充满“有知识的公民、现代的农民和技师”的 “强大而民主的国家”。他说：
“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 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 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 死回生的方药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比较任何问题都严 重；它的根本性，也比较任何问题还根本。我们认为这个问 题不解决，对于其他问题的一切努力和奋斗，结果恐怕是白 费力，白牺牲。近数十年来一切的改革建设失败的经验，已 经够给我们认识这个问题的根本性与严重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