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汪曾祺小说的儿童视角问题
论童年经验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
论童年经验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作者：刘丰来源：《现代交际》2018年第05期摘要：童年经验作为汪曾祺小说创作重要的素材来源，深刻地影响了他小说的环境与人物塑造，甚至是他的写作风格。
本文将立足他的体验，尝试分析童年经验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汪曾祺童年经验小说创作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5-0105-02“童年经验，指的是一个人在童年（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的各种感受、印象、记忆、情感、知识、意志等”①，它对一个人日后的性格发展与思维生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汪曾祺的童年是在家乡高邮度过的，故乡的一切早已凝固在他的记忆中，成为他小说创作的素材与灵感来源。
一、汪曾祺童年经验的建构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水乡高邮自然也不例外，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我们就可以找到许多高邮当地的独特风俗。
比如在小说《晚饭花》中，就写到了有钱人家的小姐出嫁前的“送灯习俗”，用意是祈求多子。
除了民间习俗以外，他在小说中还为我们展现了高邮的“俗世奇人”，每一个人都可谓身怀绝技，他们都是高邮独具特色的一抹风景，成为汪曾祺童年经验中一个无法抹去的烙印。
汪曾祺的家庭是一个旧式的地主家庭。
他的祖父名嘉勋，字铭甫，中过拔贡，是前清末科，后来废科举，就改经营药店。
祖母是同光间高邮县最有名的诗人谈人格的女儿，一生勤劳能干。
父亲名菊生，为人随和，可以说是汪曾祺最亲的人，以致“多年父子成兄弟”。
他有三任母亲，生母杨氏，在他三岁时就故去了；第一任继母张氏后来也因肺病去世；第二位继母任氏，对他很客气，是陪汪父走到最后的人。
除了这些直系亲属之外，汪曾祺的二伯母也给他留下了印象——她守节有年，脾气古怪，精神好的时候会教汪曾祺读诗。
这种耕读传家的传统家庭气氛深刻地影响了他，使得“传统”成为他人生的一抹底蕴。
汪曾祺的高中时期，阅读过沈从文先生的小说集，沈从文先生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自然美与人性美的世界深深地感染了汪曾祺，而这同样给汪曾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未来的求学与后期创作产生了指导作用。
回归与拯救_论汪曾祺小说的童年视角
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 第2期回归与拯救 ——论汪曾祺小说的童年视角席建彬 内容提要 书写着对美好童年的深刻眷恋,汪曾祺小说以童年视角为叙述策略,力图在童年的回归中实现对已沉溺的过去的拯救,呈现出写回忆,追求氛围气,间离效果等特征。
然而,回归只是一种对于“缺席”的想象,拯救也只是文本里的虚构。
巴乌斯托夫斯基说过:“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伟大馈赠。
” 汪曾祺正是以童年视角这一童年时代的馈赠完成了对充满诗情的牧歌般田园的营造,歌出了一曲和谐的人性的合唱。
童年视角作为一种叙述策略,已构成其小说特有的价值追求和美学品格。
在梳理这一线索的时候,作者的童年意识表现出了一致性和变异性,间或也以悖论的形式出现在作品中。
带着一颗童心走进记忆中的世界,捧着那份无法泯灭的童趣,他拿起那支小说家的笔。
汪曾祺说:“我写的是回忆。
” 小说呈现出的是带有古典意韵的乡土风情。
童年的回忆以其特有的“诗化”功能突破了现实的功利之网,在时间的长河中实现了对已沉溺的过去的拯救。
海德格尔说:“回忆就是告别尘嚣,回到敞开的广阔之域。
”汪曾祺在这一域中捕捉到的是一种象征人性的“存在的话语”(福柯)——儿童和真。
儿童具有接近自然人的主体特征,象征着人类生存的本初状态,是人类生活诗的渊自;真,乃是艺术家所期待的超越尘世和人的有限性的一种精神性存在。
二者的自由境界是作家对一种趋向于和谐的宗教情感的皈依。
“回忆——儿童——真”为中心构成了他的文学观、人生哲学的理论表述,同时又是支配其童年视角的实用理性。
这使他小说的人物系列选取的多是孩子或成年的孩子,例如《晚饭花》等篇。
他的一些与童年有关或无关的作品,又常以弱者为叙事角度或以此为焦点,发散开去,又可称为准童年视角。
如《寂寞与温暖》中的沈沅,《日规》中的蔡德惠等。
他最杰出的《受戒》、《大淖纪事》更洋溢着一片盎然的童趣,含带着清纯的儿童气质,一切是和谐朦胧的,俨然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化境。
从《羊舍一夕》看汪曾祺的文学艺术童年生活的缩影
11神州文学从《羊舍一夕》看汪曾祺的文学艺术——童年生活的缩影许梓涵江苏省泰州中学摘要：《羊舍一夕》是汪曾祺先生一生重要的文学作品，包含着他童年生活的缩影，表现着他追求的美好人性，成长与童年是作品的主旋律，直铺平叙的叙事风格，表达了他恪守文学创作规律的立场。
文化碰撞下的文学丰富了汪曾祺先生的思想内涵，他的文学写作方式不拘一格，既有浪漫情怀，又有童年生活的真挚，美学情感与自然之情浑然天成。
出于对浪漫主义文学的追求，汪曾祺的文学写作方式回归了童年生活，由上而下，返璞归真的文学变化是汪曾祺先生的《羊舍一夕》流露出浓厚的文学浪漫之情，这里的文字不仅仅是文学语言，也有对故乡生活的眷恋。
《羊舍一夕》是汪曾祺先生一生最为重要的作品，充满童趣，富含童真，童年生活的缩影在这里有着完美表现。
关键词：《羊舍一夕》；文学艺术；汪曾祺；童趣童真引言作为文学家与学问家，汪曾祺的一生是颇富传奇的一生，在经历了生死磨难与人生变故之后，走到生命的终点，思乡之情变得越来越浓厚，故乡的风土人情以及生活往事充斥着他的头脑，对于家乡劳动人民朴实的生活形象，童年生活的美好天真成为汪曾祺追求的心灵归宿。
汪曾祺先生是江苏高邮人，这里毗邻京杭大运河，是名副其实的水上之乡，汪曾祺的童年生活与水结缘。
水乡独特的人文气息赋予汪曾祺独特的文学素养，水乡质朴的民风，浪漫开放富有自然气息的乡情，朴实生动的民俗画面深深烙印在汪曾祺的记忆中，他的脑海中承载着高邮独特的民俗景象。
一、用多彩的文学元素点缀家乡的童年场景童年的生活在汪曾祺的内心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文学素养的形成以及对家乡独特的情感关怀都有着关于童年生活的记忆。
《羊舍一夕》是汪曾祺所处特殊时代背景的文学作品，时代赋予汪曾祺的精神枷锁并没有改变汪曾祺对文学的纯粹追求，他在小说中极力用语言文字描绘自己对美的追求，平素温和的文学语言中，具有独特的文学之情。
他的文学语言具有浓厚的传统美学意蕴，是那个时代文学创作主题的变相刻画与反映。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儿童视角问题分析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儿童视角问题分析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儿童视角问题分析摘要：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小说，现代小说具有独特的、多样化的叙事视角。
而儿童视角又是现代小说叙事策略的一种，它通过成人和儿童的角色互换，从儿童的视角去观察和感悟生活百态，这种独特的叙事视角是我国现代作家所热衷的技巧。
本文就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儿童视角问题展开了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儿童视角；问题及对策儿童视角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叙事策略之一，它的出现绝非偶然，是各方面作用的结果。
从文化因素来讲，我国伦理观受西方儿童观念的影响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促使儿童有了观察的权利；从叙述形式上来说，在西方小说的影响下，中国现代小说完成了对传统视角的突破，这也为儿童视角小说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受儿童的思维特点及审美意识等影响，儿童视角具有直观性、细节性和始发性等特点。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儿童视角有两大角度：一种偏向于现实世界，另一种则偏向于梦想世界。
这主要归因于作者在创作时的认识理念，作者的认同感和写作理念不同，会通过儿童视角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有可能是现实世界的悲苦与黑暗，也有可能是一把纯净的乐土。
因此，儿童视角以自身不可逾越的特点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现代文学，推进了我国现代小说的叙事艺术。
当然，儿童视角也有其局限性。
一、儿童视角的产生及发展儿童视角是指作者在文学作品中以儿童为中心人物，借助儿童的眼光和口吻来观察和讲述事物，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特征。
其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以儿童为中心人物来展开叙述的作品十分罕见。
而在五四运动期间，由于中西文化的冲击交汇，涌现出一系列运用儿童视角来叙述的小说。
如：鲁迅的《故乡》《怀旧》，冰心的《分》以及京派作家的童年回忆小说（如：沈从文的《边城》）等，进入新时期、新阶段以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儿童视角小说越来越多，特别是近年来，作家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及苏童的作品中，儿童成为了小说故事中重要的叙述主体。
浅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征
浅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征第一篇：浅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征浅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艺术——以《大淖记事》为例【摘要】随着80年代的文学创造的繁荣发展，作家的创作个性日益彰显出来，以构建现代审美原则为宗旨的“文学的启蒙传统”悄悄地崛起并走向繁荣。
汪曾祺以其独到的见解和审美视角，就其语言艺术来讲，其真实性；打破小说、诗歌、散文的界限，诗意性和叙事性和谐交融，俗中见雅，雅中见俗，淡而有味，继承了其师沈从文的语言风格；重视对氛围的渲染，来展现健康的人性美；朴实无华；全局把握，行云流水等让其在文学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关键字】小说语言特征真实性打破小说、诗歌、散文的界限重视对氛围的渲染健康的人性美朴实无华行云流水一、真实性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来源。
脱离生活的艺术其生命价值较低。
例如，贾平凹本来对农村生活，民间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写出了《商州初录》等优秀作品。
但后来他转入写城市生活，由于没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因此比较肤浅，文学价值不高，如《废都》，引起了广大读者的争议。
汪曾祺就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把握，很多小说里的人物、语言、环境可以在他的故乡、他熟悉的环境中能找到原型。
在《逝水<大淖记事>是怎么写出来》中，有这样的描述：“我从小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
路过铁匠店，我走进去看老铁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敲出一个用来钉在小孩虎头帽上的小罗汉。
路过画匠店，我歪着头看他们画‘家神菩萨’……”《大淖记事》里的大淖、铁匠、妇女、人物的习性，说话的腔调几乎都能从他的故乡中找到原型。
其语言来源于生活，朴质真实，体现在口语化和地方方言的使用。
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
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 不加过多的粉饰，信马由鞭。
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
正如上面所说他朴实地再现了生活。
童年经验与心理回归 从心理学角度探讨鲁迅和汪曾祺采用童年视角的原因
童年经验与心理回归从心理学角度探讨鲁迅和汪曾祺采用童年视角的原因[摘要]本文从心理学的“缺失性经验”和“丰富性经验”入手来探讨鲁迅、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中采用童年视角的原因。
[关键词]鲁迅;汪曾祺;童年视角顾城曾写过这样一首诗:“天空是灰色的/大地是灰色的/楼群是灰色的/在一片灰色之中/跑过两个孩子/一个鲜红,一个淡绿。
”其中的童年视角有着特有的纯净感,纯净的文字像一滴水投入大海一样始终保持着透明度。
而鲁迅和汪曾祺这两个生活经历、志趣和性格不同的作家在他们的部分创作中也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童年视角,但两者采取此视角的原因人们却从未仔细论述过。
基于此,本文准备从心理学角度入手来探讨他们两个在作品中采用童年视角的原因。
“童年视角”就是把儿童时代的情感注入到成年人的理性中去,用儿童新颖和惊奇的感受去鉴定我们几十年来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事物表象。
所以,在采用童年视角的作品中,儿童和童年时的生活无疑是占主导性地位的。
儿童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意味着身心未发展成熟或未完全发展成熟,还没有为尘世的俗规所污染,他们只是以自己的一颗颗赤裸裸的心去面对整个世界和人生,世界在他们眼里和心中是一种本真的存在。
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也可以直截了当地表示对事物的好恶。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作家采用童年视角其实是一种时间和情感上的回归,而这种回归的基础则是童年的生活经验和以后的生活经历。
传统的文艺理论认为:文学创作的源泉来源于社会生活,来源于作家对生活的亲身体验,因为童年作为生命的起点和全部人性的最初展开,尽管过程相当短暂,但却总是给人留下终生不渝的印象,尤其是艺术家的创作往往打上童年经验难以磨灭的印记。
因此,人们在研究艺术家的创作心理时,大都非常重视童年经验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并试图通过研究艺术家的童年经验来探索艺术创作的奥秘。
所谓童年经验,就是指“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期的各种带有情绪色彩的感受、印象、记忆、知识、意志等多种因素。
中国古代尚左尚右的历史及其原因[权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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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尚左尚右的历史及其原因摘要：“左”和“右”本来是表示方位的名词，但是古人以“左”与“右”表示尊卑，形成尚左尚右的观念。
尚“左”还是尚“右”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场合，是不尽相同的。
先秦时代不存在统一标准。
先秦时代在不同地域、不同领域中，或者流行尚左观念，或者流行尚右观念，并不存在绝对的统一的适用规则。
其之所以形成这种状况，有着复杂的社会的、历史的、传统习惯等方面的原因。
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分立，百家争鸣是其主要原因。
秦汉时期尚右，三国到宋是尚左的，元朝尚右，明清时期尚左。
本文对各个历史时期作简单总结并分析其原因。
关键词：中国古代尚左尚右历史时期原因“左”和“右”本来是表示方位的名词，但是古人以“左”与“右”表示尊卑。
形成尚左尚右的观念。
尚“左”还是尚“右”则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场合，是不尽相同的。
下面对各个历史时期作简单总结并分析其原因。
一、先秦时代不存在统一标准先秦时代尚左尚右比较复杂，有“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和“吉事尚右、凶事尚左”等说法。
在先秦文献中，比较明确地谈到尚左、尚右观念的当属《道德经》，其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
言以丧礼处之。
”先说君子贵左、吉事尚左。
如《《史记・魏公子列传》就通过乘车的叙写塑造了信陵君的形象：“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
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
”“虚左”，即空出左边的位子。
侯生径直坐到公子所乘车的尊位上，一点也不谦让。
这就充分说明，车的左位是尊位。
信陵君能给穿着破衣服的侯生“虚左”，足见其谦恭和真诚，其礼贤下士并非作秀。
《逸周书・武顺》：“天道尚左，日月西移。
”《左传・桓公八年》：“楚人上左。
”《德经》所言凶事尚右、用兵贵右的观念，在先秦也可以找到证据。
以兵符制度而言，国君掌握右符，将领掌握左符。
但是，以上所述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还有一些资料表明，先秦时代在某些领域还流行着“吉事尚右、凶事尚左”的观念。
论童年经验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
论童年经验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刘丰（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24）摘要：童年经验作为汪曾祺小说创作重要的素材来源，深刻地影响了他小说的环境与人物塑造，甚至是他的写作风格。
本文将立足他的体验，尝试分析童年经验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汪曾祺童年经验小说创作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5-0105-02作者简介：刘丰，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童年经验，指的是一个人在童年（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的各种感受、印象、记忆、情感、知识、意志等”①，它对一个人日后的性格发展与思维生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汪曾祺的童年是在家乡高邮度过的，故乡的一切早已凝固在他的记忆中，成为他小说创作的素材与灵感来源。
一、汪曾祺童年经验的建构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水乡高邮自然也不例外，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我们就可以找到许多高邮当地的独特风俗。
比如在小说《晚饭花》中，就写到了有钱人家的小姐出嫁前的“送灯习俗”，用意是祈求多子。
除了民间习俗以外，他在小说中还为我们展现了高邮的“俗世奇人”，每一个人都可谓身怀绝技，他们都是高邮独具特色的一抹风景，成为汪曾祺童年经验中一个无法抹去的烙印。
汪曾祺的家庭是一个旧式的地主家庭。
他的祖父名嘉勋，字铭甫，中过拔贡，是前清末科，后来废科举，就改经营药店。
祖母是同光间高邮县最有名的诗人谈人格的女儿，一生勤劳能干。
父亲名菊生，为人随和，可以说是汪曾祺最亲的人，以致“多年父子成兄弟”。
他有三任母亲，生母杨氏，在他三岁时就故去了；第一任继母张氏后来也因肺病去世；第二位继母任氏，对他很客气，是陪汪父走到最后的人。
除了这些直系亲属之外，汪曾祺的二伯母也给他留下了印象———她守节有年，脾气古怪，精神好的时候会教汪曾祺读诗。
这种耕读传家的传统家庭气氛深刻地影响了他，使得“传统”成为他人生的一抹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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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汪曾祺小说的儿童视角问题
摘要：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坛占有重要的位置，其小说风格温暖平和、清秀雅致。
儿童视角是汪曾祺进行创作的重要手段，这种视角的选择有其特定的原因，也令他的作品具有别样的风格。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儿童视角真善美
汪曾祺在新时期初期以《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开始了自己文学的复活之旅，他的作品以清新自然纯朴而广受欢迎，更以温暖美好的氛围给人们带去了生活美好的希望。
这种美好与汪曾祺叙述的视角密不可分，尤其是儿童视角。
一、儿童视角的选择
在叙事学视野中，“视角”或“叙述视角”指的是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
现代小说理论的奠基者福楼拜与亨利·詹姆斯最早把小说视为自足的艺术有机体，从而将注意力从以往对作品的道德目的转向了小说技巧，尤其是“人物有限视角”或“限知视角”。
美国新批评家珀西·卢伯克表示：小说之所以会有复杂的表达方法，归根结底就是视角问题，并出版了第一本系统阐述叙述角度的著作《小说技法》。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叙事视角成为评论界的一大热门话题。
不同的视角会赋予作品不同的美感，同时也可折射出作者的内心世界。
童年经验在艺术创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谓“童年经验”，是指“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的各种感受、印象、记忆、知识、意志等”［1］。
童年时代的记忆和经历甚至会影响到作家的写作倾向和意图。
纵观汪曾祺的小说写作，童年视角出现的时间短暂，在《羊舍一夕》、《黄油烙饼》、《受戒》、《大淖记事》、《虐猫》等作品中出现，至晚年写作呈成熟趋势后就较少出现，因此，儿童视角对研究汪曾祺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汪曾祺从小在人情味十足的士大夫文化中成长，其家庭氛围是典型的书生家庭，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汪曾祺深深地沉湎于孩提童趣之中的情况，因为孩提时的一切对其而言不仅仅是哺育他成长的乳汁，更是他赖以生存的土壤。
他没有显赫的政治资本值得炫耀，也没有一度蒙垢却终于洗清的名誉值得“恢复”。
一生动荡的岁月令这个文弱书生无所适从，也只有生命起初的美好可以让汪曾祺寻找到安宁。
汪曾祺把“不失赤子之心”作为孔孟的核心，那是一种纯真、神圣的感情，用永不消失的童心真诚地面对世界，从而构造出充满诗情的田园牧歌般的意境。
二、真善美的追求
区别于成人视角下现实的残酷和无奈，儿童视角会反映出纯净真实的一面。
以《受戒》为例，在明子和小英子的眼里，庵赵庄与荸荠庵充满了乐趣。
我们跟随着明子看到了和尚诵经、放焰口等常规庙事，也看到了杀猪、打牌、娶妻、放田收租等破戒之事，在儿童视角下，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仿佛和尚破戒也是合情合理，倒是显得格外新鲜有趣。
这里的和尚敲三声磐就代替了早课、晚课；穿衣是不穿袈裟的，连海青直裰也免了；可以有妻室，而且不止一个，连牌客中的“打兔子兼偷鸡”的也是“正经人”。
和尚本是出家人，即可理解为是一种“出世”的表现，而《受戒》中他们的行为又多是“入世”的态度，汪曾祺用风俗画的写法将二者的反差十分自然地给予书写，充满了谐趣。
而在小英子眼中，铜蜻蜓、萤火虫、流星也都趣味盎然。
而这里的视角又不是单一的，而是相互的，表现为佛家与俗家之间、明子与小英子之间的对视。
生活在荸荠庵中的明子，能够接触的较为典型的世俗生活便是小英子一家。
“摇钱树”赵大叔、“聚宝盆”赵大妈、文静的姐姐，当然还有像喜鹊一样整体叽叽喳喳，弄得自己“心都乱了”的小英子。
这样的家庭兴旺和睦，也令明子感到无比亲切。
而在明子的视角里，小英子是特别的，她快乐地唱歌、崴荸荠，用自己的小脚丫去踩明子，聪慧灵秀，这样的小英子是完全从明子的角度看到的。
同样明子也是小英子眼中的明子，他画画得好，自己很是骄傲；他嗓子好，自己很是喜欢，明子的庵内生活又是那么陌生而新鲜。
于是这两者朦胧地对视，似有还无，有效地拉开了读者、作者以及主人公之间的审美距离，也让少男少女的情窦初开水到渠成。
三、回忆与童心
在汪曾祺眼中，“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的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的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2］。
当汪曾祺在晚年重拾旧笔之际，童年经历首先闯入了其脑海，其回忆也就与儿童视角密不可分。
这种视角不仅体现在叙述主体的身上，而且体现在隐藏在主体背后的作者身上，使得作者在进行叙述时会不自觉地带上与该视角相关的情感。
对于汪曾祺来说，童年的回忆就像一个失乐园，在经历了过多的苦难后，显得弥足珍贵。
因此我们会在汪曾祺的作品中看到其对故乡的叙述，对传统的怀念，“文章淡淡忆儿时”。
童年时期的记忆让经历过无数坎坷的汪曾祺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他饱含深情、不厌其烦地勾勒着记忆和想象交织在一起的故乡风情。
席建彬把汪曾祺儿童视角的作品用“回忆—儿童—真”［3］结构加以概括，认为汪曾祺通过对回忆的渗透和叙述，用儿童的视角体现，从而表达出纯真的一面。
《受戒》从头到尾充满了人声、笑声和歌声，是汪曾祺作品中最为欢快的一篇，是其回忆与儿童视角完美结
合的典型。
然而，这样的回忆是伪真的，是汪曾祺对回忆一厢情愿地描绘，刻意地回避童年世界的恶，构造出纯真、美好的，带有希望的假象。
文本中的童年回忆经过作者的经验重组后已失去了真实性，成为汪曾祺想象出来的乌托邦。
这种诗意的童年叙述与冷漠残酷的现实相比，反差格外明显，可以看出汪曾祺极力营造出温暖美好的一面，这是汪曾祺的追求和理想，也是其面对现实无奈的一种选择。
四、背后的真实
儿童视角的真实性往往比成人叙述更加可信。
明代思想家李赟在《焚书·续焚书》中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
”用儿童的眼睛来发现世界、展现世界，有时会对现实的反映更加富有张力和冲击。
透过儿童明澈的眼睛，可以看到社会真实的一面——冷漠而残酷。
《黄油烙饼》是汪曾祺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篇用儿童视角写的作品。
文章以三年困难时期为背景，用黄油隐喻奶奶的爱，作为一个亲情符号加以保存，被萧胜和家人精心的保管着，然而从干部食堂飘来的黄油香却打破了这样的平静，年幼的萧胜不断发问：“为什么干部开会就能吃黄油烙饼？”父母没有给萧胜明确的答案，可是当萧胜看到妈妈做的烙饼时，却忍不住咧嘴哭了，因为奶奶再也回不来了。
萧胜的哭声隐藏着深深的愤怒，是汪曾祺对人性、对社会现实的愤怒，别样的真实通过萧胜的眼泪得以放大，也更加的震慑人心。
《虐猫》是汪曾祺在80年代写的反映“文革”时代的作品，不同于当时文坛流行的伤痕反思类的揭示小说，汪曾祺通过一群孩子对猫的虐待来折射那个畸形的年代，当孩子们绞尽脑汁用各种方式折磨猫的时候，大人们正同猫一样，经历着残酷的折磨，当最后一个孩子的父亲因受不了折磨纵深跳楼时，孩子们默默地放走了猫。
尽管汪曾祺没有一句赘言，但透过儿童视角，我们看到了那个水深火热的社会，看到了孩子们关于人性和现实的思考，看到了孩子们的成熟与成长，带着悲戚的味道，闪耀着真实的光芒。
汪曾祺小说平淡温暖，具有诗化的功能，无论是在主旨的表达上，还是在结构的安排上，都起着独特且重要的作用，这是汪曾祺的叙述个性，从儿童视角展示着自我书写，透视着个体的生命密码和隐含在作品里的成长体验。
参考文献：
［1］童庆炳.现代心理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03.
［2］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61.
［3］席建彬.回归于拯救——论汪曾祺小说的童年视角［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
版），1999，（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