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与戊戌变法
维新派的代表人物
维新派的代表人物维新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和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在此期间，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人物，他们有的为民族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也有的前仆后继，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但也都以失败告终。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人物。
维新变法时期有四位代表者：保皇派的张之洞、维新变法运动的康有为和戊戌变法领袖谭嗣同。
一、张之洞张之洞(1831年-1898年),字子文，湖北武昌人。
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1878年中法战争爆发，在武汉任按察使时，主张联俄抗美，支持张之洞变法。
此后任湖广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
1898年6月7日病逝于汉口。
这位以“晚清四大名臣”之一闻名世界的“外交家”。
1、张之洞一生共经历了八个重要历史阶段，这其中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世界局势动荡的二十年。
他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也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全面被动挨打状态；他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经历了日本对中国发动侵华战争后列强纷纷开始瓜分中国；他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也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对国家主权要求进一步加强、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更加坚定；他经历了1905年发生在天津的中日甲午战争及1906年发生在上海长崎事件等一系列事件。
然而最重要时刻出现在辛亥革命前：他参与组织武汉光复军。
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参与起草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出任清政府驻英公使；第一次向西方列强宣战后出国参加西方列强发起的一系列战争；参与起草建立中华民国政府；参与办理中法战争；同徐世昌等人组建中国近代海军；与袁世凯共同参与袁死后国民党政府改国名运动，以及领导建立大清王朝等等。
2、在中法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中，张之洞对列强的态度是一贯强硬的。
1905年10月，八国联军侵华，他奉命率联军北撤。
八国联军是一支由俄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组成的武装集团，有1万多人规模。
八国联军由俄国和日本调集20万兵力，分两路进攻北京。
谭嗣同：从愤青到斗士
世纪回眸慘打9纭黏蜃1898年9月28日，是戊戌变法失败的第七天，也是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被处决的日子。
那句振聋发曠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犹言在耳，而那位以身殉道，拯民族于万一的民族斗士却已离我们远去整整120年了……谭确同：从愤青到斗士/顾建平学成文武艺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县人。
清同治四年（1865年）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
父亲叫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
谭嗣同5岁时，父亲就让他读书。
在青少年时期，他系统地读了封建典籍，博览群书，写得一手好文章。
谭嗣同很喜欢击剑，当他还是一个少年时，就拜“幽燕大侠”王五为师，学习剑术。
王五有一身武艺，擅长使刀，人称“大刀王五”。
他以给人做保镖为业，平生仗义执言，锄强扶弱。
北至山海关，南至清江浦，到处都留下了他活动的踪迹。
在北方一提起他的名字，没有不知道的。
谭嗣同跟他不但学会了剑术，而且两人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份友谊一直保持到谭嗣同英勇就义。
清光绪十年（1884年），谭嗣同刚长成一个青年,就怀着为国效力的理想，去新疆从军，在巡抚刘锦棠幕府做事。
刘辞官后，他也离开那里，到各地漫游。
10年间，他游历了河北、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广泛接触了社会现状，结识了不少豪杰壮士。
他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横行，地主官僚的不法，农村的凋败，人民的穷苦。
这一切，都在他心中激起强烈的不平,深深地为中国的前途命运而忧虑。
在这期间，谭嗣同专研了王夫之、黄宗羲这两个大思想家的著作，接受了他们民主主义的思想观点。
因为父亲的关系，他还认识了洋务派的重要人物、湖广总督张之洞，参观了他办的洋务，因而有机会接触了西方的科学技术。
他抱着强烈的求知欲，拼命地阅读了西方书刊，这使他打开了思想的大门，看到了新的前途。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号称“天朝”大国的清王朝被小国日本打败了，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坚船利炮”全部毁于日本的无情炮火之中。
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
谭嗣同梁启超节选自《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饮冰室合集》第一册）。
节选部分的上文，记述了谭嗣同的身世及其甲午战争以后在湖南宣传维新创办新政的情况；下文记述了他的著作，评述了他的学术思想。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
1898年8月曾被征入京，参与戊戌变法。
9月政变发生，变法失败，与林旭、杨锐等六位同时遇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著名学者。
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今年四月，定国是之诏既下，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被征，适大病，不能行。
至七月，乃扶病入觐，奏对称旨，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政，时号为“军机四卿”。
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也。
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
数月以来，皇上有所询问，则令总理衙门传旨，先生有所陈奏，则著之于所进呈书之中而已。
自四卿入军机，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锐意欲行大改革矣。
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变已起。
【注释】：…今年四月‟指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即戊戌年。
四月，农历，公历是六月。
…定国是之诏‟决定国家大计（指变法维新）的诏书。
国是，国事。
…君‟对谭嗣同的尊称，原传开头已称谭君，故这里省称君。
…徐公致靖‟江苏宜兴人，光绪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主张变法，荐康有为、谭嗣同等，升侍郎。
戊戌政变后罢官下狱，后被释。
…被征‟被皇帝宣召。
…扶病入觐（jìn）‟带病进见皇帝。
觐，朝拜皇帝。
…奏对称旨‟回答皇帝的话很合皇帝的心意。
…超擢（zhuó）‟破格提升。
…四品卿衔军机章京‟（赏赐他）四品卿的官衔，做军机处办理文书的官。
卿，较高的官员。
军机，指军机处，总管军政大事的机构。
章京，清代官名，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办理文书的官员。
谭嗣同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谭嗣同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提要谭嗣同是改良派的左翼代表者，反映了资产阶级中下层的要求。
在民族矛盾迅速激化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谭嗣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改良主义体系的范围，表现了对封建制度和清朝政权的憎恨情绪。
他在客观上作了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先导。
谭嗣同是戊戌变法时为追求真理而勇敢牺牲的伟大的爱国者，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比较有影响力的思想家。
他的思想，虽然未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却具有比前人更为丰富甚至在某些方面为同时代的其他维新派人士所远远不及的内容，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谭嗣同之所以具有这种进步思想，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一、时代特点我们认识谭嗣同思想产生的根源，必须从他所处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情况去考察。
九十年代的中国已迈入一个新的阶段，甲午战败，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而彻底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
《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进一步被推向半殖民地的深渊，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得不到正常发展，这就决定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必然产生企图变革国家制度强烈的政治愿望。
爱国主义精神是谭嗣同及其当时整个改良派思想的主要内容，同时还是谭嗣同思想产生和酝酿成熟的一个直接原因。
沉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广大社会进步阶层的愤怒和同仇敌忾的决心。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谭嗣同变法维新的政治思想。
爱国的中国人在猛烈的刺激下，惊醒过来了，他们重新思考着、学习着、探索着。
在甲午战后，谭嗣同总结过去，宣告与封建书生生活相决裂，提出一系列的维新变法的具体主张，其中已充满了反封建的战斗精神。
这些基本思想不断地向前发展，到1897年就以更深刻的内容和更丰满的面貌，企图构造一个哲学体系，在《仁学》一书中呈现出来。
康有为的思想体系成熟在八十年代末，孙中山的思想体系成熟在二十世纪初，而谭嗣同的思想体系是产生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九十年代中下叶，他属于改良派，但又与康有为有差异；虽有某些革命思想因素，但还不同于孙中山及二十世纪初年的革命派。
论谭嗣同的政治思想及其启蒙意义
论谭嗣同的政治思想及其启蒙意义作者：曾长秋来源：《湖湘论坛》 2019年第3期曾长秋(中南大学政治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摘要:谭嗣同的政治思想,在戊戌变法维新思潮中表现得最为激进。
其政治思想具有强烈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提倡民权至上,鼓吹反清革命、提倡社会进化之主张,批判封建三纲五常、构建社会新伦理等特征。
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力批判,对处于沉睡和愚昧状态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有催人惊醒、发人深思的作用。
其对封建社会伦常、礼教的猛烈批判,具有时人难以企及的深刻性和创建性,显示出大无畏的反封建精神;对君主专制和清王朝的抨击,彰显出社会现实的尖锐性;提出的全方位学习西方和全面重建中国社会的构想,是其政治思想启蒙意义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谭嗣同;政治思想;《仁学》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9)03-0112-07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尤其是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赔款数量之巨与割地数量之多史无前例。
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亡种”“亡教”之危机,惊醒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群情激愤,于是有了康有为联合18省1300名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发动“公车上书”之壮举。
他们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谋求维新变革之道,以挽救民族危机。
湖湘志士谭嗣同(1865-1898)作为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左翼代表,其社会政治思想在戊戌变法思潮中最为激进,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力批判,对处于沉睡和愚昧状态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有催人惊醒、发人深思的作用。
一、谭嗣同政治思想形成的背景与渊源当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国门之后,中国人能够更多地接触并认知西方世界。
从1840至1900年的60年间,是中国酝酿近代思想的—个重要过渡阶段。
此时,中西学术激烈碰撞,各种社会思潮争鸣,尤其发生了许多“天崩地裂”的大事变,使许多有识之士“夜不能寐”,彻夜长思。
谭嗣同被斩百姓为什么拿菜扔他
谭嗣同被斩百姓为什么拿菜扔他戊戌六君子指的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所谓“戊戌六君子”，唯有谭嗣同一人，清楚地了解自己因何而死，且确实愿意为之而死。
至于谭嗣同被斩百姓为何拿菜扔他?下面就随本人一起来了解下吧!谭嗣同被斩百姓为何拿菜扔他谭嗣同是慷慨就义的。
但是菜市口斩“六君子”可不是像后来电影拍的那样老百姓对之报以同情，而是拿大菜梆子往谭嗣同脸上扔啊，鸡蛋是舍不得，大菜帮子有的是。
恨死他了，改革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张口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可是不行。
开中国风气的这几个人真的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容易，包括李鸿章。
这得承受多大的压力一步步走?曾国藩也是，但是他的“中庸之道”搞得好，镇压完太平军之后他辞官不干了，他想:弄不好什么都没有了。
曾国藩这个人他有几个字啊，其中第三个字“早”，早点起来。
第四个字“扫”，是扫地。
他不能用别人给打水，他自己倒水，这就是夹着尾巴做人。
我不让别人找着破绽，明哲保身啊。
他真是懂得宦海浮沉、伴君如伴虎的道理。
但是后来大清国越来越衰败了。
后面说如果李鸿章自己能否独支危局?不行。
为什么?因为国家的生命力不行了，国家生命力就是近几年西方的一个国际政治理论，就是国家的生命力像一个曲线走一个S型，一开始发展很快。
到后来慢慢的慢了下来。
这是国家的生命力不行，国家的制度已经不行了。
李鸿章难以力挽狂澜，所以中日甲午战争又战败了。
甲午战争1895年1月12号那是一个历史的刻度。
这个历史的刻度标志中国开始走向了封建帝制的尽头。
“戊戌变法”的推动者也都是很有才华的人，还有那么多的背景，他们最后决策的时候孤注一掷，寄全部希望于袁世凯身上确实是失策的。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出身都是秀才，他们没有更多的政治经验。
戊戌变法我个人认为康、梁、谭这些人做了一个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挑战当时统治集团的核心利益。
西太后开始是支持变法的，如果西太后不支持变法能有那个6月18号的变法吗?西太后是何许人也，她不是一个退休的老太太，她一直控制着政权呢。
戊戌变法
• 根据上述材料及所学内容，比较中日两国改革 根据上述材料及所学内容， 的异同。 的异同。
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
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 （1）主观 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 ）主观: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 a、依靠没实权皇帝，改良方式； 、依靠没实权皇帝，改良方式； b、寄希望于袁世凯和侵略者； 、寄希望于袁世凯和侵略者； c、脱离群众。 、脱离群众。 封建顽固势力的反扑： （2）客观 封建顽固势力的反扑： ）客观:封建顽固势力的反扑 a、顽固派阴谋破坏 、 b、袁世凯出卖。 、袁世凯出卖。 （3）根本原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还未得到充分 ）根本原因： 发展， 发展，资产阶级力量还很弱
中国的戊戌变法和日本的改革都是在内忧 外患的压力下进行的社会变革运动。 外患的压力下进行的社会变革运动。成与败是 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 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单纯从动力和阻力两个 角度看，中国是“动力小、阻力大” 角度看，中国是“动力小、阻力大”，日本改 革是“动力大、阻力也不小” 革是“动力大、阻力也不小”。
最能体现维新变法的进步性 问：1、哪些内容最能体现维新变法的进步性？ 、哪些内容最能体现维新变法的进步性？ 2、戊戌变法的哪些内容对封建旧势力冲击最大？ 、戊戌变法的哪些内容对封建旧势力冲击最大？
裁撤机构、澄清吏治、取消旗人的特权、 裁撤机构、澄清吏治、取消旗人的特权、 改科举、废八股、裁汰旧军等。 改科举、废八股、裁汰旧军等。 维新派的改革措施触犯了封建顽固派和大部 分旧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和反对。 分旧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和反对。 慈禧太后采取行动，准备政变。 慈禧太后采取行动，准备政变。 变法形势危急，维新派势单力薄， 变法形势危急，维新派势单力薄，只好将 希望寄托在荣禄的部下袁世凯身上。 希望寄托在荣禄的部下袁世凯身上。
谭嗣同
翻译：
今年四月，决定国家大计的诏书已经下达，谭嗣同由于学士徐致靖的推荐，被光绪皇帝宣召，恰巧生大病，不能去。到七月，谭嗣同才带病进见皇帝，他回答的话很合皇帝的心意，皇上破格提升他，赏赐四品卿的官衔，做军机处办理文书的官，和杨锐、林旭、刘光第共同参预新政，当时号称“军机处四大臣”。参预新政的人，就像唐、宋的“参知政事”，实际上是宰相的职位。皇上想重用康有为先生，可是皇上害怕西太后，不敢实行自己的意旨。几个月以来，皇上有什么事情要询问，就命令总理衙门传达圣旨，康先生有什么事情要陈述启奏，就只能写在呈给皇帝的奏书里。自从四大臣进入军机处以后，皇上和康先生的意见才能略微沟通，皇上决心要进行大改革了。可是西太后和那些反对变法维新的顽固派的忌恨也更加深了，不到十天，戊戌政变就发生了。
1898年3月，他又与唐才常等人创建了维新团体南学会。南学会以联合南方各省维新力量，讲求爱国之理和救亡之法为宗旨，“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为了加强变法理论的宣传，他还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由他任主笔。由于对湖南新政的尽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闻名。光绪《明定国是诏》后不久，就有人向光绪帝推荐谭嗣同，光绪帝同意召见。8月21日，他抵北京。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他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参预新政。次日，光绪又召见他，表示自己是愿意变法的，只是太后和守旧大臣阻挠而无可奈何，并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他参政时，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已是剑拔弩张。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谋，要在10月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凯于20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西太后。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他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要他东渡日本避难，并慷慨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曾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意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他与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当他们被杀时，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他神色不变，临终时还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志士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1899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墓前华表上对联写道：“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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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与戊戌变法
作者：文雪梅
来源：《西部论丛》2019年第01期
摘要：了解谭嗣同思想变化的轨迹，才能找到解开谭嗣同之死的钥匙。
不成熟的理论反映了不成熟的阶级和社会政治力量，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自由与解放，而又缺乏和找不到现实斗争的力量，最终陷入了无可解脱的矛盾和悲剧的结局。
关键词：谭嗣同哲学思想仁以太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主义民主主义。
谭嗣同，生于1865年，卒于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
1898年夏，清光绪帝下诏变法，谭嗣同被召以“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
他喜出望外，天真地以为“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
然而，变法犹如昙花一现，仅103天即告失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
其实，早在被捕前，谭嗣同就已得知清政府要逮捕他的消息。
但在“去”与“留”之间，他毅然选择了后者，最后慷慨就义。
每当讲到这段悲壮的历史，学生总是不理解谭嗣同为何要留下来，何不象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呢！作为教师，有必要从理论上弄懂并讲清这个问题，以利于学生正确认识、评价谭嗣同。
谭嗣同不只是思想家，从他多年浪游南北和戊戌变法中的表现看，他并不甘心于书斋思辩，称得上是一位积极的政治活动家和组织家。
他慷慨地以自己的鲜血贡献给他的事业的戏剧性的光辉结局，乃是他思想悲剧性地发展的必然结果。
因此，了解谭嗣同思想变化的轨迹，才能找到解开谭嗣同之死的钥匙。
谭嗣同的哲学、政治思想主要集中在其《仁学》一书中。
该书写于1896—1897年间，正是中国经甲午战争后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更是谭嗣同摆脱旧学羁绊的时期。
他在《仁学》一书中指出：“变法则民智”、“变法则民富”、“变法则民强”、“变法则民生”，以此来论证变法的必要性；又从圣教之旨、自然之理、孔子改制之道、《春秋》“三世”之义，来论证变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变化、日新则存，反之则亡。
为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这一理论指导着谭嗣同勇敢地投身于爱国救亡的洪流中，并很快成为“冲决”封建“网罗”的激进的维新战士。
谭嗣同在《仁学》中提出了“仁”和“以太”两个基本概念，认为它们是宇宙的本源：“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万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道”。
他认为“仁”是超时间、超空间的精神实体，而且是伦理性和宗教性的，其基本属性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
同时，谭嗣同又借近代物理学关于物质的假说——“以太”来论证怎样从物质性的“以太”过渡到精神性的“以太”，最后还将“以太”等同于儒家的“仁”和宗教的“灵魂”，并把“以太”与
“灵魂”、“心力”等同起来。
他认为“谓物无灵魂，是物无以太”；“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
最后他还用佛学唯识宗的义理来解释“以太”，认为“以太者，亦唯识之相分”，即把“以太”看成是“心”所变换出来的，是主观意识的产物，并据此得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结论。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谭嗣同的《仁学》世界观最后皈依了佛教，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谭嗣同是一个巡抚的公子，生活于士大夫阶层的圈子里，饱受封建教育的熏陶。
经甲午战争的大震动后，他的思想从开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正如他自己所说，甲午之变，使他“洒然变，前后判若两人”，由对封建道统抱着“不可云变”的保守态度，成为封建主义政治制度和思想的贰臣，决意“冲决一切网罗”的勇猛战士。
谭嗣同称得上是晚清思想界的“彗星”，他曾经大胆而努力地想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作为“冲决一切网罗”的理论依据，《仁学》就是这样的结晶，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为民主主义建立一个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正象梁启超回顾那时的思想界时所说：他们“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的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
盖固有之旧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
”
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既有唯物论和唯心论、又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矛盾，这导致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也是进步倾向和保守倾向同时俱在、互相冲突。
他激烈地反对君主专制，却又虔诚的表示“救我圣主”光绪皇帝，赞颂其“圣恩高厚”；他反对“忠君”的观念，自己却又摆脱不了“忠君”观念的束缚；他尊民攘君，却跳不出“君主立宪”的束缚；他一方面同情甚至是赞美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却又主张镇压人民起义；他的思想许多方面十分接近革命民主主义，但整个说来，他是热忠于改良主义的。
因此谭嗣同找不到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所以早在戊戌变法前谭嗣同就感到了维新派自身力量的不足。
但由于时代的、历史的、阶级立场的局限，使他找不到其它任何凭借。
为了救亡图存，为了实现其革命抱负，谭嗣同只好以佛教的“心力”论来激励自己，幻想用强大的主观精神来改造黑暗的客观现实。
然而残酷的现实无情地击碎了他的迷梦，在找不到新的救国理论和方略的情况下，谭嗣同发出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感慨。
不成熟的理论反映了不成熟的阶级和社会政治力量，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自由与解放，而又缺乏和找不到现实斗争的力量，最终陷入了无可解脱的矛盾和悲剧的结局。
就在被捕前，谭嗣同还说了这样一段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
有之，请自嗣同始！”这更反映了谭嗣同找不到出路的无奈。
戊戌政变后，康、梁远逃日本，最终沦为的保皇派。
他们公开反对国内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在其人生履历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败笔，而谭嗣同以其“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胸襟，为其人生画上了一个壮丽的惊
叹号。
谭嗣同为维新变法而英勇就义了，他以悲剧的结局，用血写的史实，宣告了改良的无望，宣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思想的破产，为民主革命发出了信号。
就在他就义的当天，《字林西报周刊》带着惊惧的笔调警告清政府说：“广西的大部分现在已经在叛徒的手中，而其发生似乎为全国各地所欢迎……四川土匪余蛮子的声势，日益壮大。
湖南，由于谭嗣同的被杀……，也有反抗的情绪。
”事实证明：谭嗣同的民主主义思想作了民主革命的先导，他的鲜血也灌溉了民主革命的果实。
参考文献：
[1] 《中国近代史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2]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
[3]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邵德门著；
[4] 《中国思想史》，张岂之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