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
内部控制、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
内部控制、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在企业所有者越来越远离经营的制度下,高管人员在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矛盾中,由于自利性的驱使,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出一些短期行为;而委托人则希望自己的资产能够在受托人的经营下快速增长,长期发展。
两者的矛盾通过签订薪酬契约加以缓解,会计信息因其可衡量性和较易获得性往往作为薪酬契约实现的重要条件,高管人员作为会计信息的直接提供者,在信息上有绝对的优势,可以在预期期末盈余不能达到薪酬契约约定标准时,通过操控盈余或构造真实的交易活动,来使得财务指标向着有利于高管实现自身报酬的方向发展。
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高管人员的这种自利行为。
而内部控制制度作为企业一种重要的监督治理机制,不仅能抑制高管人员盈余管理的行为,还能促进管理层有效的履行受托责任。
所以,在对高管的薪酬以及高管人员盈余管理的行为进行研究时,考虑内部控制对前述二者关系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在回顾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内部控制、高管薪酬、盈余管理相关的理论分别加以论述,并对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并提出假设。
通过2012—2014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来考察高管薪酬对高管人员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同时研究内部控制如何影响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
在实证研究的部分主要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高管人员的薪酬水平与应计盈余管理的程度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与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
即随着高管薪酬的提高,管理层的应计盈余管理活动会减少,转而采取更多的相对来说更为隐蔽的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在2012—2014年的样本数据中,内部控制对高管薪酬和应计盈余管理的关系没有显著影响,2014年开始对高管薪酬和真实盈余管理的正相关关系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说明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日趋完善,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越来越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使得薪酬契约的激励作用越来越有效,减少了高管的自利行为。
研究结果不但丰富了薪酬与盈余管理方面得研究,也为内部控制的相关规范指引发挥的积极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高管效益薪酬与盈余管理的研究回顾与展望
高管效益薪酬与盈余管理的研究回顾与展望近年来，高管效益薪酬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备受关注。
本文将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首先，高管效益薪酬制度是指董事会或股东会与公司高管之间达成的契约，以激励高管为公司创造价值。
而盈余管理是指公司在会计上采取各种手段，通过调整会计政策或进行不当会计处理等方式来操纵财务报表，以达到某种目的。
早期研究发现，高管效益薪酬制度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
也就是说，高管理人员倾向于采取盈余管理行为以满足其薪酬奖励的条件。
但是，该研究方法多采用横向比较，难以确定因果关系。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探究了高管效益薪酬制度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因果关系。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Jensen和Murphy的著名理论——激励效应理论。
该理论认为，高管效益薪酬制度可以激励高管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为公司创造更高的价值。
但同时，高管也借助盈余管理行为来操纵财务报表，以使公司的营业收入等财务指标更好地满足薪酬奖励的要求。
因此，高管效益薪酬制度和盈余管理之间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
除了理论层面，文献回顾研究也有许多支持以上理论的实证结果。
例如，凯恩斯和杜威（Keynes and Dewey）的研究发现，在高管效益薪酬制度实施之后，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明显增加。
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高管效益薪酬制度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取决于各种因素，如行业差异、公司规模和国家文化等。
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将注意力转向不同类型的盈余管理行为。
以往的研究多关注技术性盈余管理行为，这些行为主要涉及会计政策调整。
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究高管是否采取其他方式控制企业盈余，例如未来现金流作为关键因素。
其次，有必要进一步考虑高管效益薪酬制度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大量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水平的好坏与高管的行为密切相关。
因此，进一步研究高管效益薪酬制度和公司治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
最后，结合大数据技术来探讨高管效益薪酬制度和盈余管理的关系。
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综述
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综述随着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高管薪酬的问题也越来越引人关注。
在现代企业治理中，高管薪酬既是一种激励机制，也是一种约束机制。
高管薪酬的设置能够激励高管们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企业中，同时也能够约束高管们的过度行为，降低盈余管理等行为的发生。
本文将对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综述。
高管薪酬是指企业为管理层提供的薪酬，包括基本工资、福利待遇、奖金、股票期权、业绩激励等。
盈余管理是指企业在财务报表中人为地改变收入、支出、资产负债的计量，以便达到企业经营目的的行为。
盈余管理通常包括减少当期亏损、增加当期利润、调整经营成果、突显企业优势等方面。
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
鉴于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强相关性，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具体来说，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三种：1. 高管薪酬对盈余管理的激励作用高管的薪酬通常与企业的盈利有关，这种薪酬制度能够激励高管们努力提高企业的业绩。
然而，这种激励机制也可能导致高管们过度关注盈利和短期业绩，从而诱发盈余管理等行为。
研究表明，当高管们的薪酬与企业的短期盈利密切相关时，他们更可能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等行为。
高管薪酬制度包括固定薪酬和激励薪酬，其中激励薪酬通常与企业的长期表现相关。
这种薪酬制度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因为高管们的激励薪酬优先考虑企业的长期表现，而不是短期利益，这样就能够减少盈余管理等行为的发生。
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之间还存在双向作用。
高管薪酬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同时被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反作用。
在盈余管理行为没有被揭露或成功操纵盈余时，高管们可以获得更高的薪酬奖励，这会增强他们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动机。
相反，在被揭露或经营失败时，高管薪酬会下降，这降低了高管们进行盈余管理的意愿。
综合以上研究可知，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需要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高管薪酬对会计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高管薪酬对会计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的高管薪酬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
高管薪酬不仅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员工动力，还与会计盈余管理密切相关。
本文旨在探讨高管薪酬对会计盈余管理的影响，并分析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首先，高管薪酬与会计盈余管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根据激励理论，高管薪酬的设计是为了提高高管的动力和积极性，从而推动企业的业绩增长。
然而，一些企业高管为了获得更高的薪酬回报，可能会采取各种手段进行会计盈余管理，以掩盖企业真实的盈利状况。
这种盈余管理可能包括操纵会计准则、虚增收入或减少成本等手段，从而为高管争取更多的奖励和福利。
其次，研究表明，高管薪酬与会计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存在复杂性。
一些学者发现，当高管的薪酬与会计盈余挂钩时，高管更容易进行盈余管理行为。
因为高管薪酬与会计盈余正相关，高盈余可以带来更高的薪酬回报，从而激励高管进行盈余管理。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表明，高薪酬并不一定导致更多的盈余管理行为。
一些高薪酬的高管可能会更加关注企业的长期价值，而放弃短期的盈利增长，从而降低了盈余管理的可能性。
此外，高管薪酬对会计盈余管理的影响可能受到企业治理结构和监管环境的影响。
研究发现，当企业治理结构较为弱势时，高管薪酬与会计盈余管理之间的关联更加显著。
这是因为弱势的企业治理结构会影响监督机制的有效性，从而提供了高管进行盈余管理的机会。
此外，监管环境的严格程度也会影响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在监管较为松散的环境下，高管可能更容易进行盈余管理，而在监管较为严格的环境下，高管则更加谨慎。
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样本数据，对高管薪酬与会计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一些研究采用了公司层面的年度数据，通过统计分析方法发现了高管薪酬与会计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性。
另一些研究则采用了个案研究的方法，通过深入分析个别企业的年报数据，揭示了高管薪酬与会计盈余管理之间的复杂关系。
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
实 际会 计盈 余在 奖金 计 划盈余 的上下
限之 间 时 ，管理 层才 会采 用 增加 报告 收益 各种 措 施 以最 大化 其预 期红 利 的
余 为 绩 效 评 价 指 标 的 薪 酬 激 励 没 有 使公 司高 管更 为显 著 地操 纵盈 余 ， 而 且 这 类 公 司 对 管 理 层 有 更 为 完 善
高管 薪酬 激励 设 计 的合 理 与 否 确 实影 响 其 对盈 余 的操 控 。 公 司规 模 、 高
管持 股 比例 、 前 三 名 股 东持 股 比例 、 公 司成 长 性 与 盈 余 管理 正相 关 ， 资 产 负债 率 、 独 立董 事 比例 、 公 司上 市年 限 与盈 余 管理 之 间呈 负相 关 。 因
假 设 （ 一） 文 献 回顾
通 过 盈 余 管 理 的 手 段 粉 饰 财 务 数 据
获取 高 薪 。在 我 国 ， 由于 市 场经 济起 步晚 ， 发展不成 熟 ， 上 市 公 司 中 国企 占大多 数 ， 所 有者 的缺 位 及 职业 经 理 人市 场 尚未 完善 建 立 ， 更 是 使 高 管薪 酬激 励成 为 盈余 管 理 的一个 诱 因 。因 此， 本文提 出如下假设 ： 高 管 为 了取
（ 二） 理 论 分 析 与研 究假 设
问
外研 究的 热 点， 但 是将高管 薪
酬 与盈 余管 理相 结合 的探 索 于近 几年
才 出现 。 在 ２ ０ ０ ８年 的金 融危 机 的背景 下， “ 天价 门” 事 件 的频频 发 生 ， 以及 随
现 代 企 业 所 有 权 与 经 营 权 的 分 离 ，股东 享 有 所 有 权但 无 经 营 权 ， 聘 请 职业 经 理 人 来 管 理 企 业 日常 的 运 营活 动 ， 由此 出现 代 理理 论 。为 了 维 护 企 业 价 值 最 大 化 即股 东 利 益 最 大 化 的 目标 ， 股 东 与 管 理者 通 过 签 署 与 公 司业 绩 相 关 的激 励 契 约 来 制 约 、 监 督 管理 行 为 。 由 于双 方 信 息 不对 称 ， 股 东 并 不 完 全 了 解 管 理 者 对 公 司 的 贡献 ， 一般 采 用便 于取 得 的 会计 指标
政府控制、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
２０ ０９年初 国 泰 君 安 百 万 年 薪 事 件 和 奥 巴 马 总 统 颁 布 的 “ 尔街高 管 限薪 ５ 华 ０万 ” 都重 燃 了人 们 对 此 问题 的关 注 。 目前 ， 该 问题 的研 究 主 要 有 两 对 种结 论 ， 陈 冬 华 （０ ５ 研 究 发 现 ， 管 薪 酬 并 如 ２０ ） 高 没有 构 成盈余 管 理行 为 的动 因 ， 为管 理 者 取 得 因
引 言
平与调高的操控性应计利润高度正相关 ， 表明薪
酬激励 构 成 了我 国上市公 司盈 余管 理 的一个 基 本 诱 因。 与 国外不 同的是 我 国多 种 性 质 的企 业 并 存 ，
一
高管薪酬激励制度作为公司治理的内部机制 在解决代理问题 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 但是 ， 高管 薪 酬制 度是 否会 促使 管理 层 为 自身 薪酬 最大 化 而 盈余 管 理一 直是 学术 界 关 注 和 争 论 的 焦 点 问题 。
政 府 控 制 、 管 薪 酬 与 盈 余 管 理 高
唐 洋， 郭静 洁
（ 天津商业 大学 商学 院 ， 天津 ３ ０ ３ ） ０ １４
摘Hale Waihona Puke 要 ：以我 国上市公 司为研 究对 象。 考察不 同政 府控 制下 ， 高管薪酬激励 制度对上 市公 司盈余 管理的影
响， 实证结果表 明， 国有企业 中， 在 高管薪酬与盈余 管理 正向相 关， 说明 高管薪酬激励在一 定程度上 并不能积极 参与上市公 司治理 ， 而构成 了盈余 管理 的动因之 一 ； 民营企业 中， 反 在 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正相 关并不显 著 ， 说
浅析高管薪酬对盈余管的理影响
浅析高管薪酬对盈余管的理影响摘要：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公司股权的逐渐分散，使得大部分股东不能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的监督；且两权分离，又使得管理者与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信息不对称；甚至可能出现管理层为突显业绩，而利用制度的缺陷来人为的对报表的盈余信息进行调控，粉饰报表，从而影响决策者做出恰当的决策。
那么在现如今竞争压力如此大的环境下，企业高管是否会通过盈余管理来提升自己的业绩达到增加薪酬的目的，即薪酬激励对盈余管理影响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
关键词：高管薪酬；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一、研究背景及意义（一）研究背景。
财务报告信息的质量及其有用性对企业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做出恰当决策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而盈余管理行为却损害了财务报告信息的质量及其有用性，从而间接损害了信息使用者自身的利益，最终影响资本市场的运行。
而我国学者对盈余管理的资本市场动机和政治成本动机研究结论较为一致，但对于薪酬契约动机的检验虽然研究文献也颇为丰富，但研究结果却有所不同；并且我国学者对盈余管理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与应计盈余管理有关的，而忽略了一种隐蔽却越发泛滥的盈余管理形式，即真实盈余管理。
薪酬契约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在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中可能有不一样的表现，且高管任期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高管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
（二）研究意义。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及薪酬契约理论，并将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结合起来研究其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不仅丰富了我国对盈佘管理动机研究的成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抑制盈佘管理行为的发生找到突破口，还有助于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基于高管薪酬契约的盈余管理行为及其程度，帮助广大信息使用者理解上市公司所披露盈余信息的内涵，使其得以洞察企业所做出的应计或真实盈余管理，从而提高决策质量，降低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最终促进我国的资本市场健康、规范、有序的发展。
二、盈余管理的内涵及产生的原因（一）盈余管理的内涵。
高管薪酬、公允价值计量和盈余管理
高管薪酬、公允价值计量和盈余管理
设计科学有效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对于解决代理问题,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高管薪酬激励一直是研究热点。
科学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可以减少股东与高管之间的代理冲突,从而使高管做出既有利于高管又有利于企业的决策,减少代理成本;相反,不适当的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也许会损害经营管理层的积极性,使其做出损害企业价值的决策,甚至管理层可能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利用自身掌握的充足的企业内部信息操纵利润调整报表信息提升自己的薪酬水平。
有关部门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对公允价值谨慎引入,虽然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应用提高了财务信息有用性,但由于公允价值计量使用中很多情况下需要相关人员运用职业经验估值,这一计量属性的引入必然会为高管进行盈余管理调整报表提供机会。
这篇文章从概念界定入手,对文中涉及的基本概念高管薪酬、公允价值计量和盈余管理进行了界定,对以前学者的文献进行了总结思考,从会计目标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契约理论和激励理论四个方面展开阐述了一些基本理论,提出了四个假设,探讨高管薪酬、公允价值计量和盈余管理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的关系,建立了五个模型,然后以2012-2015年全部A股的上市公司中的非金融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以下三点结论:存在高管着通过确认资产价值损失操纵利润的情况,利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操纵利润的情况不明显;存在高管为了调整薪酬水平操纵利润的情况;高层管理者可以通过确认资产减值损失操纵利润进而调整自己的可获得的报酬,高管利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操纵利润来调整薪酬的情况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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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收集2009年-2013年沪深两市603家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加工分析，构建回归模型探讨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是否以及如何产生影响。
研究发现，在“业绩-薪酬”挂钩的薪酬设计下，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有正向影响，即管理当局会出于薪酬动机而实施盈余管理来增加其薪酬水平。
标签：高管；薪酬；盈余管理1引言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企业所有者设计高管薪酬合约的核心是通过奖惩等方式最小化代理成本（Jensen和Meckling，1976）。
因此，為遏制机会主义行为、形成一套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大部分上市公司都实施了以会计盈余为基础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杜兴强和王丽华，2007）。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稳定，我国也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市场改革措施，如2006年年初中国证监会公布了《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以及2009年正式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等，前述法规的出台为规范高管人员的薪酬激励制度以及促进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奠定了制度基础。
公司治理理论与实务界普遍认为，薪酬激励机制对高管能产生良好的激励效果，促使高管利益与投资人利益趋于一致，有利于维护投资者利益（Baker、Jensen和Murphy，1998）。
无疑，完善的高管薪酬激励体系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但如果激励缺乏有效制约或激励是建立在考核残缺的公司治理机制下，则易为上市公司高管实施盈余管理提供可能。
这意味着由于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相挂钩的激励制度提高了会计盈余的重要性，因此更易使作为“经济人”的管理当局萌生出为了获取自身薪酬最大化而实施盈余管理的动机。
目前，盈余管理之风以及因此而导致的财务报表虚假问题在我国证券市场中依然突出，在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挂靠的上市公司中尤为严重（伊志宏，2010）。
因此，本文将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是否以及如何产生影响，即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出于薪酬等动机而实施盈余管理来增加其薪酬水平，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期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
2文献综述2.1国外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Balsam（1998）在探讨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影响的研究贡献最为突出。
他利用操控性应计来衡量盈余管理水平，尝试更加完整地探析盈余管理对高管人员薪酬的影响，研究得出：在以绩效为基础的薪酬制度中，操控性应计利润与CEO 的货币收入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
为了提供更多高管薪酬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支持，Balsam与其他两位学者Yang和Yi（2006）利用了美国上市公司1992-2003年的窗口数据为样本进行再次检验，回归分析结果再次证实了公司的操控性应计（盈余管理）与公司高管薪酬正相关的观点。
与Balsam（1998；2006）研究相类似的是Shuto（2007）的研究，结果表明操控性应计利润会增加高管薪酬，也就是说高管通过“洗大澡（Take Big Bath）”这样一种盈余管理行为来达到提高自身薪酬的目标。
2.2国内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杜胜利和翟艳玲（2005）、方军雄（2009）也曾指出，随着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对薪酬水平的相关度不断增强。
尤其是当公司的会计业绩与高管人员货币薪酬挂钩时，会进一步提高高管薪酬对企业业绩敏感性，高管通过盈余管理手段来增减自身报酬的动因将更明显（Carter、Lynch和Zechman，2009；刘斌等，2003；杜兴强和王丽华，2007；邵平等，2008）。
理论上普遍认为，会计业绩与高管报酬的相关性越高，盈余程度对高管薪酬的影响越大（雷光勇和陈若华，2005）。
而在实证上，我国也有部分文献得出盈余管理对薪酬呈显著正相关，且相关关系随着会计绩效与高管薪酬相关性的增加而增强（刘睿智，2009）。
这反映出，高管层在基于会计业绩而设计的报酬契约下，更趋向通过会计政策调整等盈余管理手段来实现其个人货币收入最大化的目的（刘斌，2003；陈冬华等，2005；杜兴强和王丽华，2007；朱星文等，2008）。
3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信息不对称具有客观性，为降低信息不对等引发代理人做出机会主义行为，通过设计一套有效的激励监管制度可以防止代理人做出侵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委托人一般会在合约签订中设计一些激励条款。
把高管层薪金与企业业绩相挂钩、把当年企业的获利水平作为考核管理人员能否获得分红或奖金的标准于是便成为了促使管理者与股东利益更好地趋于一致的普遍激励方式。
理论分析一般认为，把业绩与薪酬紧密结合的契约设计是约束和监管管理者的有效方式。
但是管理者在“薪酬契约安排动因”的诱使下，却具有更强的动机为实现薪酬最大化而进行盈余操控（John，2010；Ibrahim和Lloyd，2011）。
学者雷光勇和陈若华（2005）的分析也认为随着高管薪酬与会计绩效关联度的增强，高管对盈余管理的利用会明显增加。
基于上述分析可合理推断，在高管薪酬水平与其所处公司的业绩关联性变得更加密切时，管理层利用盈余手段来操控利润，从而增加其自身报酬的动机越强烈。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运用增加会计利润的盈余管理手段提高其薪酬水平。
4研究设计4.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在研究中将选择2009年-2013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所需数据主要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网页、深圳证券交易所网页、CSMAR以及CCER数据库，采用统计软件STATA12.0进行数据的处理与分析。
为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本文仅以发行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把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给予剔除；剔除了*ST、ST以及PT的公司；剔除了相关财务数据无法取得和异常的公司。
4.2变量定义4.2.1被解释变量：高管薪酬Salary在我国，货币性薪酬、权益薪酬和期权激励以及职务消费等已成为了高管薪酬的主要形式。
鉴于研究需要，本文将以高管货币性薪酬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我国上市公司年度会计报告所披露的“高管前三名薪酬总额”并取其自然对数作为高管薪酬的最终衡量指标。
4.2.2解释变量：盈余管理DAC本文把公司盈余分解为现金流量CFO、非操控性应计NDAC和操控性应计DAC，其中操控性应计用来衡量公司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并参考国内大部分学者的做法，并考虑到由于样本数据来自不同行业且中国股票市场与国外市场差异显著且成立时间相对较短，因此本文将以基于行业分类估计的截面修正琼斯模型估计盈余管理（DAC）的数值。
4.2.3控制变量为提高模型的整体解释能力，通过分析以往学者的研究以及根据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本文在研究中引入了以下相关的一些控制变量，具体设计如下：（1）公司的规模Size，取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对其进行衡量。
（2）公司的负债水平Lev，以公司资产负债率进行衡量。
（3）公司业绩Roe，采用ROE来衡量企业绩效。
（4）公司的成长性Growth，以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指标。
4.2.4模型构建研究将以Balsam（1998）模型为参考来探讨盈余管理（DAC）对高管薪酬水平的影响，并由于考虑到缺失变量的存在可能会导致偏误等问题，因此本文结合实际情况在Balsam（1998）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相应的控制变量，建立的模型如下：Salary=β0+β1CFO+β2NDAC+β3DAC+X′Γ+ε其中，X′Γ指控制變量；ε为误差项。
4.3实证分析结果4.3.1描述性统计（1）变量salary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13.595和13.624，两者差异较小，表明对变量取自然对数的形式后，其更加接近于正态分布。
（2）衡量盈余管理大小的变量DAC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0.844和-0.620，这说明不同样本公司间的盈余管理水平差异较大；而其均值为0.002，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正的非正常性应计利润（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现象具有普遍性。
4.3.2相关性分析为降低变量间可能因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对回归造成的影响，本文对各变量进行了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
4.3.3回归分析回归方程中的总体样本数均为3015个，adj.R2=0.032，F=108.09，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D-W的值比较接近2，说明回归方程有效。
CFO、NDAC、DAC在5%水平下显著，并且盈余管理变量DAC与因变量高管薪酬Salary系数为1.736，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存在运用增加会计利润的盈余管理手段来提高其薪酬水平的行为，这与本文的假设相吻合。
变量Size 的系数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公司规模对高管货币薪酬有着很大影响，规模越大，高管薪金越高；变量Lev表示公司负债水平，其与高管货币薪酬在5%水平下显著负相关；代表企业绩效的变量Roe、公司成长性的变量Growth均与高管货币薪酬显著正相关。
回归分析结果支持本文假设。
5结论与建议本文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以理论为支撑建立模型，选取了2009-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对结果实施了稳健性检验，实证得出以下结论：针对所有样本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间呈显著正相关。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存在着运用增加会计利润的盈余管理手段提高其相应薪酬水平的动机。
根据本文的回归分析结果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上市公司的实际状况，提出如下几点建议：（1）进一步完善高管薪酬体系。
要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管与制衡，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特别地，要进一步完善薪酬体系的制定，积极推进对高管人员的短期与长期激励相容机制，只有通过一定的方式使管理人员与所有者目标趋同，才能抑制管理层的短视利己行为、抑制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使公司得以持续长久地发展。
（2）加快市场化进程改革，进一步活跃市场主体。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强化公司按市场规律办事的意识才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余质量，弱化高管利用盈余管理来提高报酬的动机。
（3）继续推进国有股份的减持，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使公司内部形成健全的股权制衡制度、控制盈余管理程度，从而更好地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4）加强信息披露程度。
信息的充分披露，有利于股东有效地评估高层管理者的业绩水平，有助于加强相关利害关系人对高管薪酬的监督，并完善高管激励与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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