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好人物志

如何写好人物志仓修良一、上传的标准人物传是一部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各地在修志中，哪些人物该写传，哪些人物不该写传，似乎成了一个难以处理的大问题，实际上涉及上传的标准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妨先明确一下司马迁创造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的目的，是他重视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可以突出各种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突出人物在物质文化创造上的功绩，特别是突出每个人的功或过，从中总结出成败得失的经验和教训。

这就是说，写人物传记，是要总结他对人类社会、对国家民族作过何种贡献，使人们可以知道他有那些功或过，既然如此，方志人物列传自然也不例外。

因此，笔者认为，凡是写入列传者要以其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否贡献为标准，贡献大的立大传，贡献小的立小传，无贡献的一律不立传，不是以官职的高低大小为标准。

对此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对于人传人物要求提出了明确标准，事迹必须具体，贡献必须明显，方得立传。

他说：“邑志尤重人物，取舍贵辨真伪。

凡旧志人物列传，例应有改无削。

新志人物，一凭本家子孙列状投柜，核实无虚，送馆立传。

此俱无可议者。

但所送行状，务有可记之实，详悉开列，以备采择，方准収录，如开送名宦，必详曾任何职，实兴何利，实除何弊，实于何事有益国计民生，乃为合例。

如但云清廉勤慎，慈惠严明，全无实征，但作计荐考语体者，概不收受。

又如卓行，亦必开列行如何卓，文苑亦必开列著有何书，见推士林，儒林亦必核其有功何经，何等著作有关名教，孝友亦必开明于何事见其能孝能友。

品虽毋论庸奇偏全，要有真迹，便易采访。

否则行皆曾、史，学皆程、朱，文皆马、班，品皆夷、惠，鱼鱼鹿鹿，何以辨真伪哉。

”又说：“其例得立传人物，投递行状，务取生平大节合史例者，详慎开载，纤琐订短，凡属浮文，俱宜刊去。

…如职官而无可纪之迹，科目而无可著之业，于法均不得立传。

盖志属信史，非如宪纲册籍，一以爵秩衣冠为序者也。

其不应立传者，官师另立历任年谱，邑绅另有科甲年谱。

年经月纬之下，但注姓名，不得更有浮辞填入。

”在封建时代，对于“名宦”，还要考察其“实兴何利，实除何弊”，“实于何事有益国计民生”，这些条件具备，方才“合例”给以立传，否则仅能列入表中。

我们社会主义时代修的新方志，就更加应当以对社会贡献大小作为立传的衡量标准。

事实上封建时代修正史时，对那些官位很高而无政绩表现者亦不予立传，而仅列入史表。

因此我们今天修志亦必须坚持这样一条。

另外，对英雄人物、劳动模范以及有特殊贡献的能工巧匠，都应视具体情况而予以立传。

因为他们当中有的是为了革命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有的是为了保卫祖国的独立而英勇献身，有的则是在生产上作出杰出的贡献。

为他们立传，对于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都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而对于劳动模范的立传，则更要注意立传的目的，通过对他(她)们的立传，旨在总结他(她)们劳动生产所创造的宝贵经验。

如江苏农民出身的小麦专家陈永康，他在培育小麦优良品种、创造小麦高产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为他立传过程中，很自然地也就总结他创造小麦优良品种的经验。

能工巧匠，如东阳的黄杨木刻，青田的石雕，以及其他各种艺人，只要有贡献都应为之立传。

再者，人物立传，应以近现代为主，对于古代人物原则上一律不必立传，因为许多古代人物各种史书旧志上都已有传，只要在人物表中注明某书有传则可。

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各条战线上都涌现出许许多多的英雄模范人物，我们在编修新方志中有理由要为他(她)们树碑立传；而对于那些一心为民的好干部自然更不例外，应当热情地加以歌颂，诸如为改变兰考贫穷面貌的好县委书记焦裕禄、深受藏族人民爱戴的援藏干部孔繁森、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的女公安局长任长霞、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楷模市委书记牛玉儒等等，他(她)们都是为人民利益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当然都应当为他(她)们立个大传，对他(她)们生前一心一意执政为民的感人事迹，要大书而特书。

而有些历史人物史书、旧志上均未作过传，但却有人为其作过墓志铭和行状，这类文字实际上是变相的传记，大多保存在文集之中。

这种情况亦只要在表中注明便可以。

二、生人不宜立传生人是否立传，明代志书有的在凡例中明确规定，生人不立传。

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也说：“史传之作，例取盖棺论定，不为生人立传。

”因此，“邑志列传，全用史例，凡现存之人，例不入传”。

这就说明他是主张方志不为生人立传。

但是他在文中又提出两个例外情况，可“破格录入”，一则是妇女守节，这是宣扬封建三从四德，可以姑且不论。

再则是在此县作过官，为人民做过好事，若不立传，怕埋没了在此县之功绩。

用他自己的话说：“至去任之官，苟一时政绩卓然可传，舆论交推，更无疑议者，虽未经没身论定，于法亦得立转。

”其理由是：“盖志为此县而作，为宰有功此县，则甘棠可留；虽或缘故被劾，及乡论未详，安得没其现施事迹?且其人已去，既无谀颂之嫌，而隔越方州，亦无遥访其人存否之例。

惟其人现居本县，或现升本省上官及有统辖者，仍不立传；所以远迎合之嫌，杜是非之议耳。

”这个例外，实际上又给自己制造矛盾，离任的可以立，现任的或提拔为上级首长了又不能立，原因是要避免“谀颂”、“迎合”之嫌。

据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反问，现任之官或升迁本省之上官，他们都曾有功于此县，难道为了“避嫌”而不给他们立传，就不怕“没有现施事迹”吗?这个矛盾现象的存在，也进一步说明，章学诚初期的方志理论还不够成熟，他作此文时年仅二十七岁，自己尚未独立修过一部志书，尚未体会到实际修志中的甘苦，因此文中所讲还是纸上谈兵的空头理论。

按照他这种破例入传的主张，就在当时也是不大行得通的，用今天话来说，这样做很显然“位子摆不平”。

所以生人一概都不入传，绝对无任何例子可破，一有破例，生不立传的原则也就不能存在了。

修志立传，关系重大，正像刘知几所说：“得失一朝，荣辱千载。

”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等闲视之。

现在有不少人写文章提出“生不立传”这条原则应当推翻。

有的还提出说生人立传也是创新，我们不必墨守旧的章法；有的则从反面提出盖棺也未必就能论定，还举出历史上对秦始皇、曹操这类历史人物为例，死了那么多年，至今尚未论定；更多的则是认为如果生不立传，详今略古便体现不出来，何况有大批为革命作过贡献的老同志，现在都已退居二线，“基本上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若不为之立传，自然也就埋没了他们的贡献等等。

道理看来都相当充足，实际上都未必能够成立。

首先，“生不立传”这条原则确实是封建时代撰史修志过程中所立。

但是，他们是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证明生人立传弊多利少，所以后来才慢慢形成这条原则，我们对于前人一些成功的经验还是应当继承，不管是封建社会的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这就是“古为今用”的一种形式。

而生人立传弊多利少这个情况在今天也并不可能有所改变，在这条原则上不存在“创新”。

其次，至于列举历史上不少人物“盖棺后并不能定论”，这只是由于我们后人对某一历史人物一生所做事实的认识深浅有关。

这一点我们必须分清。

因为一个人死了以后，他的一生所作所为便到此为止，这就是功过已定，不可能再有变化。

例如某人一生中做过三件好事，也做过一件不太光彩的事，他死了以后不可能在三件好事之外又多做出两件。

这就是客观历史事实已成定局，本身不可能有所改变。

而历史上常有争议的一些人物，往往都是他们的功过悬殊不太明显，而后人占有材料多少、认识深浅不同，从而就产生了争论。

我们不能以此为例，说明“盖棺后并不能定论”。

再者必须分清生人不入传，并不是说生人概不入志，“生不立传”不等于生人不入志，以事系人、人物简介，都是人志的形式。

立传与上志两个概念，如果搞清了这件事，担心对祖国对人民作过贡献而如今又健在的人物功劳被埋没自然也就是多余的了。

如果你在某个县工作期间，做过不少好事，那么修志中记载这些事情时，必然要提到你这个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以事传人，以事系人。

既然记载的事情以当代为主，所传之人自然也是以当代为主，何以会使详今略古的内容逊色呢?这里还是举河南省民权县那位李晓新县长为例，他为了使全县人民能够吃到本地特产麻花，曾“三顾茅庐”，请出了七代祖传的麻花技师张俊江到县城摆麻花摊。

他这样做一则丰富了副食品内容，再则使这个传统的当地特产的生产技术可以传了下来。

毫无疑问，修《民权县志》时，必然要写本地的风味食品和土特产，而这种麻花既是这里的特产，自然也必须记载，既要讲它的历史，又要讲它的现状：这么一来，那位李县长不就是为此“小事”也就上了志吗?事情虽小，却可以小中见大，反映了这位李县长埋头做实事的优良作风。

就是因为他替人民做了这点“小事”，不就是上志了吗?当然，他若为该县人民做好事越多，上志的次数可能性也就越多，何愁为人民立了功而不可能上志呢?而这种以事系人、以事传人的方法可以灵活方便，不必顾虑上志人晚节问题。

况且在上一轮修志中许多志书又创立了“人物简介”这一形式，就更加能够记载有过重大贡献如今还健在的各类功臣的事迹。

至于谈到“一些退居二线的老同志，有的基本上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完全可以立传”的说法更不能成立。

因为广大的“退居二线的老同志”，为革命出生人死，立下了汗马功劳；解放以来，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又作出很大贡献，虽然因年事已高，退居了二线，但由于他们并没有在坐着“吃闲饭”，而是用各种不同形式“发挥自己的余热”，怎么能说他们“基本上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呢?事实说明，许多老同志在“发挥自己的余热”中做得很出色，如果将来立传，还有必要对此大书一笔。

我们也毋庸讳言，也有极少数退居二线的人，由于革命意志衰退，晚节不忠。

因为一个人的一生历史，毕竟是要用他自己实际行动来写的，这是任何人都无法代替的。

何况作传必须首尾完整，有始有终。

基于上述几方面理由，生人还是不立传为好。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修志这个优良传统必将制度化，只要对国家、对人民作过重大贡献者，人民决不会忘记他们。

三、人物传应突出人物贡献写出人物个性编纂新方志，若想取得独特的成就，除了体例上进行合理的创新外，更重要的要争取在人物传的编写上能够有一个大的突破，在人物传上写出特色，写得成功。

当然，旧方志人物传写得并不理想，我们不能够以此为式。

而在方志产生的初期阶段即地记阶段，人物传一般都是写得比较好的，我们曾列举过习凿齿《襄阳耆旧记》中丹阳太守《李衡传》就是明证。

在封建时代修史最难的是志，从南朝历史学家江淹就已有此看法，南宋大史学家郑樵亦同意这个看法，他在《通志·总序》里说：“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

’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

”因为在封建时代要熟悉典章制度是不容易的，故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

现在情况不同了，各级、各地都有档案机构，各种政策、法令、制度都有档案可查，这个条件大家都是一致的，只不过在篇目设置、材料取舍和文字组织上可以显示出不同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