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再谈晚清女主慈禧
读《慈禧传》有感

封建王朝最后的决策者——读《慈禧传》有感“奇女子热面孔善结人缘一手遮天风风雨雨控权中国多至半个世纪;妖妇人冷手腕暗含杀机三次垂帘忽忽喇喇奴役臣民将近四亿人口。
”一副对联写尽了慈禧太后一生的风雨。
纵观慈禧太后的一生,她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最动荡的年代。
外有西方列强虎视眈眈、贪婪掠夺,内有人民起义风起云涌、硝烟四起。
环顾宇内没有一处净土,没有一刻安宁。
大清江山正如浮萍一样在风雨中岌岌可危。
慈禧在这样特殊的年代里,从一个弱质女子到登上权力的最高峰,成为当时中国真正的最高决策者,其中的故事不能不引人注意。
同时她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最后的决策者,她的一举一动都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变化,要研究中国封建王朝最后的日子,不能不重新来认识一下这位权倾寰宇达48年之久的皇太后。
慈禧太后本姓叶赫那拉氏,小名兰儿,生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十月初十日。
她的父亲惠征由八品笔帖式做起,经过历次考核升迁,终于升为四品道员,成为主管一方行政大权的官员。
17岁那年,慈禧通过选秀进入了宫中,被封为兰贵人。
年轻貌美的兰贵人很快得到了正值壮年的咸丰皇帝的专宠,次年即晋封为懿嫔。
咸丰六年(1856年),懿嫔生下了咸丰的皇长子,大阿哥载淳,这也是咸丰帝唯一的儿子。
懿嫔也就母以子贵,晋封为懿妃,次年又晋封为懿贵妃。
此时的慈禧已是后宫中居皇后之下、众妃嫔之上的第二号人物。
由于咸丰帝沉溺于女色,使原本就体质虚弱的他不到30岁就一副病态,对于每天堆积如山的政事根本就没有精力应付。
咸丰帝的这种状况就给了权力欲极重的懿贵妃干预朝政、锻炼才干的绝好机会,而咸丰帝也乐于将这些枯燥乏味的事情推给她。
就这样,年仅23岁的懿贵妃在皇帝的纵容下开始代笔批阅奏章,对朝廷事务发表自己的见解,踏出了走向政治舞台的第一步,为她的权力欲的膨胀添薪助燃,也为清朝日后的衰败埋下了祸根。
咸丰十一年,咸丰帝在承德热河病逝,此时皇太子载淳才6岁。
咸丰临终前将肃顺、载垣、端华等八大臣任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同时又给皇后和懿贵妃两枚代表皇权的印章,希望他们相互牵制。
比较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的异同

{历史谈话}比较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的异同(清政府的3次自救运动)洋务、维新、保皇三派的主张和实践都无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也不能使人民摆脱受压迫受剥削的境况。
概述: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封建官僚发起了一场“自强”、“求富”的运动,史称洋务运动;1898年中国的资产阶级发起了一场救亡图存、发展资本主义的变法,即“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是在二十世纪初在西太后主持下,在义和团运动后十年间,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措施,当时习惯称为“新政”。
通过颁谕展开的。
了解这种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晚清社会的变迁及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一)不同点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运动都是发生在民族危机严重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但是这三场运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1、时间不同:洋务运动发生在清政府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军起义的内忧外患后,维新变法发生在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后,发生的民族危机之时;清末新政发生在,义和团爆发后,八国联军侵华瓜分的民族危亡之时。
2、阶级属性不同:前者代表地主阶级,后者代表资产阶级,在后者是统治者自己3、目的不同: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是要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的目的;维新办法是要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
4、领导阶级不同: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即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些开明官员);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的维新派,清末新政是统治阶级皇族内部5、探索之路不同:洋务运动是走军事器物救国之路;戊戌变法想通过变法图强,清末新政是变法维护其风雨飘摇的反动统治6、从内容来看:都主张学习西方,但洋务运动只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还学习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
7、性质不同: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是清朝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而实行的一场自救改革运动;戊戌变法既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又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8、作用不同: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近代化开辟了道路;戊戌变法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慈禧太后的政变辛亥革命的推手

慈禧太后的政变辛亥革命的推手慈禧太后的政变:辛亥革命的推手在中国历史上,慈禧太后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作为清朝末年的统治者,她通过一系列政变和权力斗争,扭转了清朝的弱势局面,同时也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本文将以慈禧太后的政变为主线,探讨她对辛亥革命的推手作用。
一、慈禧太后的崛起与政变慈禧太后出生于1835年,原名孝丰豪格,出身于一个辽宁的满族贵族家庭。
她于1852年进入紫禁城,成为咸丰皇帝的侧福晋,并为咸丰生下了一个儿子——同治皇帝。
咸丰皇帝驾崩后,同治还未成年,慈禧太后成为摄政。
在同治皇帝死后,慈禧太后又通过一系列权谋手段,成功登上了帝位,成为居于真正的统治者。
慈禧太后的崛起与政变与她独特的个人魅力、睿智和权谋手段密切相关。
她利用自己与光绪皇帝之间的争权夺利,借助廷臣之间的互相排斥,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权力范围。
同时,她擅长以礼尚往来的手法讨好勋贵,从而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通过这样的手段,慈禧太后逐渐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并展开了一系列政变。
二、慈禧太后的政变对清朝的影响1. 改革尝试的失败在慈禧太后的统治下,清朝开始尝试进行一系列改革。
她通过挤压廷臣的权力,强化皇权,试图推动现代化改革。
然而,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官僚体制的固化以及康有为等改革派人物的反对,这些改革尝试很快陷入了停滞。
慈禧太后并没有从失败的改革中吸取教训,反而陷入了更加保守的统治之中,使得清朝的衰落不可避免。
2. 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慈禧太后的政变和权力斗争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和民众的不满。
尤其是在义和团运动中,慈禧太后的支持粉碎了群众的反抗,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不满情绪。
同时,在慈禧太后的统治下,国家财政困难,农民起义频繁,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这些因素最终成为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并为革命的爆发提供了有力的推动力。
三、慈禧太后在辛亥革命中的推手作用1. 直接导火索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索可以追溯到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的时期。
当时,慈禧针对梁启超等改革派的反对意见,决定解散戊戌水陆大会,进一步确立自己的权威地位。
“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异同辨析

“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异同辨析“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是晚清相继发生的两大改革事件。
众所周知,戊戌变法是于十九世纪末由资产阶级维新派推动,通过光绪皇帝发布诏书推行的;清末新政是在二十世纪初在西太后主持下,通过颁谕展开的。
前者昙花一现;后者则历时十年,并取得了一些突出成果。
但是,这两大事件在历史上的地位却大相径庭。
戊戌变法,被公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潮流加以肯定,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
而对清末新政,则因为是由清朝政府自己搞起来的,又加上了“讨好帝国主义”的罪名,却不管客观效果如何,就被说成是反动的,还称之为“假维新”、“伪变法”,其实这是不够公平的。
本文仅就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异同及各自在历史上的地位等问题,谈些粗浅看法,就正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一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都是在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总形势下发生的。
戊戌变法是于甲午战败受辱之后,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使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情况下,以康有为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维新派挺身而出,喊出了“救亡图存”的响亮口号,宣传、奔波,推进了维新运动向前发展,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心。
康有为还多次上书,争取光绪皇帝站到自己一边,最后,终于把变法运动推向高潮。
当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之后,以义和团为组织形式的,一场大规模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又在中国大地上展开。
广大义和团群众,高举起“扶清灭洋”的旗帜,把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侵略者,到1900年5、6月间,斗争达到了高潮。
这时,“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攻占了北京。
西太后携光绪皇帝及自己的亲信、宠臣逃离北京,帝国主义强盗的铁蹄,践踏了京、津、张、保及东北各省的广大地区。
西太后在逃离的同时,下达了镇压义和团和向帝国主义投降两项命令。
义和团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去了,清朝政府接受了帝国主义列强提出的议和大纲十二条。
此后,帝国主义又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的封建经济进一步遭到破坏;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1895年以后又得到发展,而1899—1901三年,投资额比前三年大大减少,其平均投资额,几乎仅相当于前三年平均投资额的三分之一(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第649页。
清朝慈禧与光绪帝: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一对君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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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01
慈禧与光绪帝的权力斗争
02
慈禧与光绪帝的政治理念
03
慈禧与光绪帝的个人关系
04
慈禧与光绪帝的历史评价
慈禧与光绪帝的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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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
慈禧太后在光绪帝即位初期,通过垂帘听政的方式掌握实权。
她与光绪帝之间存在明显的权力斗争,双方在政治上存在分歧和矛盾。
慈禧对戊戌变法的反对和镇压
慈禧对变法派官员的打压和迫害
慈禧与光绪帝的政治理念
章节副标题
02
慈禧守旧与排外思想
慈禧支持维护清朝传统制度,反对改革,认为传统制度是国家的基石。
慈禧对外国事物持有排外思想,认为外国文化与价值观会对中国社会造成威胁。
光绪帝则主张学习西方,推行改革,认为改革是国家的出路。
光绪帝支持维新变法,试图通过改革来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
光绪帝的抱负与慈禧的阻挠
慈禧对光绪帝的管束与控制
光绪帝对慈禧的敬畏与不满
慈禧与光绪帝的历史评价
章节副标题
04
后世对慈禧的评价
中性评价:慈禧太后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家,她的功过相抵,难以简单地评判
负面评价:慈禧太后在政治上Biblioteka 权跋扈,奢侈腐败,导致清朝末期的衰落
正面评价:慈禧太后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抗击外敌方面有一定的贡献
章节副标题
03
亲情与权力的纠葛
慈禧与光绪帝的关系复杂,既是母子又是君臣
慈禧在政治上对光绪帝的影响力巨大,有时甚至左右其决策
光绪帝在位期间,慈禧时常干预朝政,使得皇帝的权力受到限制
尽管存在权力斗争,但慈禧与光绪帝之间也存在着亲情纽带,彼此关心
对慈禧的客观评价

对慈禧的客观评价慈禧太后,是晚清同治帝、光绪帝两朝的最高决策者,她以垂帘听政、训政的名义统治中国四十七年。
长期以来,大都只讲慈禧祸国殃民,把一些与慈禧毫不相干的恶行也加在慈禧的身上。
在人们的心中,慈禧已成为一个昏庸、腐朽、专横、残暴的妖后。
那么,历史上的慈禧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慈禧皇太后是帝制时代中国少数长期当政的女性,政治手腕堪称聪明干练,尤其擅长操弄亲贵朝臣之间的权力平衡,以维系清廷的绝对权威。
慈禧皇太后当权时期,清廷的中央集权以及中国主权面临来自内部及外国的种种威胁,她从捍卫清帝国权威及其本身权力的立场出发,所作之举措收效虽不尽成功,但放在历史脉络下做持平之论,多数允称合理。
为因应自鸦片战争以来,来自欧美列强的挑战,以及镇压太平天国等民间反抗势力,慈禧皇太后重用李鸿章、张之洞等能臣,在地方上开办洋务运动,是中国发展近代化工业的开始。
在洋务自强运动成果的支持下,清廷得以弭平内部反抗势力,在帝国体制下维系中国相对稳定的局面,并且建设近代化陆海军军备,造就“同治中兴”的气象。
在庚子年一场大祸之后,慈禧皇太后意识到时局已不容她坚持帝制传统,乃容许清廷推展多种新政措施。
庚子后新政牵涉多端,其中荧荧大者包括:官制改定、代科举以新式教育,甚至立宪准备。
社会改革方面,显著者有:废除满汉不通婚禁令,禁止妇女缠足等。
总结慈禧执政48年中,对于政务掌握相当严格,即使在病中亦然。
在她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勉力维系并且牢牢掌控着中央集权帝国的局面,中国因得免于陷入割据乱局。
从中国国家主权的角度出发,许多人对慈禧皇太后当政的结果做出负面评价。
包括1885年在对法战争中赢得镇南关大捷,并成功阻止法军登陆台湾的优势局面下,却以主动求和、签订令清帝国丧失安南宗主权的中法天津条约来结束战争。
此外,令中国丧失重大利权的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1901年辛丑和约等之缔结,肇因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战败,以及1900年庚子拳乱之大祸。
慈禧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

慈禧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关系【摘要】慈禧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女强人,在清朝末年处于实际的最高统治地位。
在她统治时期中国经历了有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中国也开始走出了闭关锁国。
因此,中国的近代早期现代化与这位女性有这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不能因为她的一些错误的决策就对她的统治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她在某些方面对中国早期现代化也是有促进作用的。
当然也不排除慈禧太后对中国向现代化发展的阻碍性,我们看待一个历史人物要客观的评价,不能完全对一个人持否定态度。
本文就这个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关键词】慈禧早期现代化慈禧太后使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她在辛酉政变后掌握了中国的政权,统治中国长达48年之久,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她统治期间中国已经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各种弊病都暴漏了出来,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开始从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思想等方面侵入中国。
正是在慈禧太后统治时期,中国开始被迫进入了早期现代化。
慈禧太后未必是英雄人物,但却是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
作为一个女性,她不失聪明与能干,并在危急的时刻曾尽力维护国家利益,作出了虽不成功,但在当时可称合理的反应。
我们不能一味地责备其误国误民,毕竟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即便是换了统治者,也不见得就会比慈禧太后做的更好。
当然,慈禧太后也充分展示了顽固派的特点,我们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客观的看待一个历史人物。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研究多集中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得延误,慈禧实行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这些早期现代化措施纯粹是为了内外交困的形式。
本文从慈禧统治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慈禧这个人的性格来分析她和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关系。
一、慈禧太后统治时期中国的历史背景1、1840年以前的中国中国是一个具有很高的内部结构稳定性和牢固性的国家。
传统的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的影响是很深刻的。
中国的传统社会文化结构的牢固性加上统治阶级的顽固性,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中国一直以来在世界都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是由于统治阶级的闭关锁国,闭目塞听。
慈禧主导的清末新政 改革范围比戊戌变法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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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主导的清末新政改革范围比戊戌变法还大
导语:为什么后世总是抬高戊戌变法,而无视慈禧主导的清末新政?清末,随着西方列强的屡次入侵,大清帝国屡战屡败,有国无防,出现了空前严重的
为什么后世总是抬高戊戌变法,而无视慈禧主导的清末新政?
清末,随着西方列强的屡次入侵,大清帝国屡战屡败,有国无防,出现了空前严重的统治危机,陷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乱局”。
在内忧外患之下,中国的统治阶层,也没有束手待毙,先后进行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前后连续三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功,拉开了近代中国民族解放的序幕。
这三者,洋务运动较早,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专注于引进西方先进军工体系、武器装备,以及近代军队制度,对清朝军队,自上而下,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大换装。
但因为只重皮毛,而忽视实质,清军武器装备虽然提升,战斗力却无明显改变,甲午一战,洋务画皮被戳穿,曾左李胡所主导的军事改革,自此破产。
之后,随着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空前加深,以前不问世事的读书人,也加入了在改革的行列,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导的维新派,先“公车上书”,再“维新变法”,闹得轰轰烈烈。
但是,康梁等人目光短浅,毫无远略,支持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来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最终失利。
更重要的是,变法步子太快,幅度太大,一下子涉及到了几乎所有因循守旧的方面,引起了守旧人士的强烈反弹,也刺激到了慈禧的底线。
于是乎!慈禧一声令下,维新派人头落地,戊戌变法,又告破产!
3年后,中国再次拉开改革的大幕,这次主导改革的,却是慈禧,连清廷内典型的守旧势力的总头目,都坐不住了,要自己主导一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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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再谈晚清女主慈禧张晶轩一三历建 1350356引言:说到慈禧,人们往往认为她与清朝的灭亡以及清末国人蒙受外国的列强的种种屈辱脱不了干系。
近年来,也有学者逐渐为慈禧洗白,向人们展现了她更多重的特征。
在本文中,我从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这两件在清末与王朝走向密切相关的事件入手,分析慈禧在这两个事件中的角色,并对她重新进行评价。
关键词:慈禧;戊戌变法;清末新政1.事件分析1.1慈禧与戊戌变法有些学者认为,慈禧太后不应承担戊戌变法失败的全部罪责,其原因是维新党本身的做法过于激进,缺乏思考,本就无法独挑起变革的大梁,反而有可能使社会陷入混乱。
如英国公使窦纳乐,在政变发生不久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上说: “我认为中国正当的变法, 已大大被康有为和他朋友们的不智行为搞坏了。
”而英国人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则转述北京外交使馆对百日维新的看法是:“维新党的计划是不合实际的。
光绪皇帝可能把中国弄得不成样子,太后是宫廷中唯一头脑清晰的人,而她的及时干涉是有裨于时局的。
”这些说法作为当时在中国的西方人的评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维新派存在的问题。
但在我看来,要使慈禧叫停变法之举的罪责全然抹除并不合理。
维新派提倡的变法其实分成两个部分。
一种是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变法主张。
主张从教育文化、经济社会中的实务入手,注重处理与现有社会体制的关系,力争减少阻力,在现有体制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变法。
在思想层面上与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并无不同。
慈禧对变法持默认和支持态度的实际便是变法的这一部分。
第二种则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他们把官职和人事变革作为变法的突破口,有着强烈的改制倾向。
这些主张在当时是是较为彻底的变革,若能付诸实践,会是一个振兴民族的大好时机,大大加快政治变革的进度。
当然,他们有时显得较为激进,如康有为提出变法要先杀几个守旧大臣,谭嗣同常讲变法必须流血等等。
变法高潮中这派人四出活动军队将领,要包围颐和园,扑杀西太后等等。
但没有激进也就没有缓进,在政治改革上,只有适当的激进能不断地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
的确,维新派在当时是缺乏政治经验,他们的主张也必然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仍是一个能推动国家政治发展的好机会,而慈禧也应当承担这一叫停的罪责。
1.2慈禧与清末新政1900年6月17日晨,“八国联军”以优势兵力向大沽炮台发起猛烈进攻,激战数小时,炮台失守,守将自尽。
眼看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烧杀抢掠,慈禧惊惶失措,带领光绪和一些王公大臣西逃。
1901年1月30日,一向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慈禧太后终于松口,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变法诏书,称只有“变法”才能使国家渐致富强。
祖宗之法也不是不可变的, 而且列祖列宗也是在不断地变法,正式推行“新政”。
行政制度上,新政裁撤或合并了一些有名无实或职能重复的衙门。
将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改变了沿袭千余年的传统的六部建置,设立了商部、巡警部和学部(教育部)。
军事制度方面,裁汰绿营十分之二三, 取消武举, 命各省创设武备学堂。
设立练兵处,控制各省的新军。
教育制度方面,颁布《学堂章程》,命各省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
1905年废除了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法律制度方面,制订了《商会简明章程》、《大清商律》、《公司注册章程》和《矿务章程》等,并参照西方的法律修订了《大清律例》。
可见,慈禧晚年实行新政中的一些改革举措, 事实上与百日维新非常类似,甚至有些超越了百日维新,达到的成效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1905年,慈禧决定派出五大臣出国去“考察政治”。
五大臣归来后,清廷在正式颁布的“备仿行宪政”谕旨中,借口说“目前规制未备, 民智未开”,只有先作准备,“侯数年后规模粗具, 查看情形, 参用各国成法, 妥议立宪实行期限, 再行宣布天下。
”这就是慈禧生前认可的预备立宪措施。
1.3总结从慈禧对戊戌变法先首肯后叫停,后又推行新政的状况来看,慈禧并非是个不思进取顽固不化之人,其之所以叫停戊戌变法,主要矛盾在人事问题,也就是由谁来变的问题。
当维新派的行为威胁到了其地位,变法就成了“革命”, 她必要将其扼杀。
对于政治变革,她始终抱着警惕的态度,无论是对于康梁的政治主张,还是其日后自己推行的预备立宪,其表现给人的感受是她始终不愿真正放下权力,并无真正实行政治变革的诚意。
其推行的新政其他无关政体的变革措施,则取得了一定成效,让社会风貌有所改变。
但正是她先前的顽固保守,已使她丧失了改革的大好时机,推翻清政府的浪潮已滚滚而来。
2再评慈禧2.1阶级局限性在评价历史人物的过程中,我们不能脱离其本身的阶级立场和历史环境。
慈禧作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统治者,维护祖宗之法、维护阶级利益是其合理的思路。
而政体改革必然将牵涉到大清王权之削弱,法制之变革,必将严重动摇大清统治之根基。
《孔明传》说:“继先祖之志为孝。
”历代继承基业的帝王最害怕,即是在自己手中丢掉江山,成为亡国之君,从而有愧于地下先祖。
当然,在中华民族存亡危在旦夕的时刻,是更加顾全大局的地维护民族利益还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摆在她面前的一道难题。
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慈禧始终在改革和守旧间徘徊,直到清末新政的预备立宪,她在思想上所最终能达到的高度是在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中找到一个尽量折中的方式。
这个过程是符合一个人的思想发展的逻辑的,毕竟慈禧作为一个自幼饱读孔孟之道、崇尚传统礼教的传统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封建统治阶级代表,要求其一蹴而就地达到对局势的清楚认识并放弃手中的阶级利益,拥有超前的政治思想觉悟,实属后世对其过高的要求。
因此,考虑到其阶级局限性,她的行为在当时不可谓不合理。
2.2开眼者由史料可见,在咸丰帝时代,在清王朝日益衰败的面貌之下,咸丰帝并未很好地担负起王朝重担,反而逃避现实,寄情声色,疲于应付国事。
而慈禧是宫中嫔妃中少有的双语人才,能读写汉文,因此有些奏章就让慈禧代阅。
从此,慈禧便逐步发挥出其自幼积累下的政治才能,甚至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优于咸丰帝的冷静与沉着。
据《崇陵传信录》记载:“英、法联军已陷天津。
咸丰帝痛哭不止,皇后钮祜禄氏与诸嫔妃哭成一团,只有慈禧一人走向前来对痛哭不已的皇帝建议:‘事危急,环泣何益。
恭亲王素明决,乞上召筹应会之策。
’”当危机来临,咸丰帝的懦弱、无主见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与慈禧的冷静、果敢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英法联军入侵,咸丰帝决定逃离京城,至避暑山庄避难时,慈禧更表现出直面战事的担当,翰林院侍读学士吴可读的日记中写到:“当圣驾之行也,贵妃力阻。
言皇上在京,可以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贱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慈禧以上的表现不由令人刮目相看,其敢言、敢为,显示出异于常人的政治能力。
掌权之后的慈禧身处她当时的阶级立场,实际也在不触动阶级底线的前提下做了许多有利于民族振兴的实务。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应将其与同样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之前的君王们来进行比较,便会发现正如《晚清女主——细说慈禧》一书中写道的那样:“这是个不同于嘉道以来不思改革、墨守成规、在中世纪徘徊的新时代;这也是一个不同于以往自我封闭而力图面向世界的新时代;这更是一个不同于以往思想禁锢,万马齐喑,而是新学盛行、新潮迭起、思想启蒙的时代。
”事实上,慈禧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渴望了解外部世界,愿意学习先进的开眼之人。
她热衷于向曾经到过国外的官员、侍从了解外国宫廷和总统府的礼节,并对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宫廷礼节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厌烦。
她还热衷于学习西方的摄影技术, 喜欢阅读西方报刊, 还认为西方的餐具简单实用等。
在慈禧执政的48 年间, 她支持洋务派学习西方、开展洋务,还办起了同文馆, 派出了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 派遣洋务大臣考察西方,支持李鸿章、沈葆祯等创建新式海军, 启动了晚清近代化国防建设的重大决策。
虽叫停了百日维新,却在八国联军入侵后痛定思痛、有所反思,决定推行新政,不知不觉成为了康梁的继承人。
2.3女性视角在中国传统的说法当中,一个人如果“少年丧父、中年丧夫、晚年丧子”,则是人生最不幸的事情了。
慈禧生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其父惠征死于咸丰三年(1853年),其夫咸丰帝死于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其子同治死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874年),让我们来简单的计算一下,便不难得出慈禧十八岁丧父、二十六岁丧夫,三十九岁丧子的人生经历,这恰恰完全达到了“最不幸的标准”。
《清稗类钞》载,她曾说:“自此我之境遇大变,希望皆绝。
”可见,慈禧一生中的多次不幸,还是给她的心态带来不可小觑的影响。
慈禧虽掌握了最高政权,但她毕竟是一名处于封建社会中的女子,朝中大臣再畏于权位,也不会从心里对她有多大的敬重与臣服。
晚年的她独居深宫,悲痛之情常常溢于言表,曾经是御前小太监的信修明回忆说:“如果有人问:慈禧何如人也?答曰:天地间最痛苦之人也!”那时的慈禧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完全信赖与依靠的人,她所拥有的最可靠的东西,便是权力。
赖于权力,终深陷于其中,在任何情况下都以保全自己的权位为重,这才有了慈禧首肯戊戌变法后又在威胁到自身地位时极力制止变法改制的一幕。
另外,慈禧长期为人所唾骂,也与中国数千年来崇拜皇权、蔑视女权的观念有所关系。
在这个观念下,慈禧的垂帘听政本身便是无法为人接受的,她违反了清代家法中“不许母后专政”的祖制。
当国破山河碎,女性往往要承担罪名,如妲己与殷商之亡、杨贵妃与“安史之乱”、陈圆圆与明清易鼎等。
大清灭亡,人们也将慈禧与黄龙旗折戟联系了起来,以至于在评价慈禧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有着先入为主的负面态度。
参考文献1.《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根正著金城出版社2.《慈禧外纪》(英)濮兰德白克好司著陈冷汰编紫禁城出版社3.《扼杀戊戌变法的慈禧为何也搞新政》王戎笙4.《晚清女主的多重性——近年来关于慈禧评价的新气象》秦维宪5.《维新变法研究中有关“变”的几个问题——兼论维新变法的复杂性》朱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