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讲义

《中国文化史》讲义李清凌主讲西北师大文学院历史系2004.7.绪论一中国文化史的内容和教学目的1．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文化，一般指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本身自然属性，使其体现出人的价值观念的一切活动成果或现象。

比如，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了某一自然物的面貌、状态或功能，使其适应人的某种需要，这一劳动就是文化活动，其劳动结晶也就是文化成果。

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而使现成的社会关系网得到重组和协调，使其更加有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人的这一活动及其带有正效应的成果，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的知识、技能和道德观念，从而使其更加理性化和智能化，这就是人的文化过程和现象。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凡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能将社会生活水平向前推进一步的一切劳动，都是文化活动或文化。

文化是人类现实生活和社会进步的需要，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文化史。

然而正如前辈学者指出的那样，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文化史，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文化史包括人类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及其创造的手段、规则、制度、习惯等；狭义的文化史，则仅指人类精神文明的建树。

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研究者根据一定的客观需要确定的。

本书编写目的，是为大学本科生简要介绍中国文化发生、发展过程及各发展阶段的形态、状况和内在联系(规律)性。

为使学生对中国文化史各领域有一个比较全面、概括的了解，也考虑为教师的教学安排留下选择的余地，同时设想将同学接触文化史领域的口子拓大一点，能够从多个侧面激发他们钻研的积极性，因此，本书是在广义文化史的意义上安排编写内容的。

在此前提之下，适当照顾传统文化史的重点，在章节安排上增强了精神文化史部分。

对于物质文明的叙述，只取社会生活的层面；至于物质文明的创造过程如农、牧、手工业生产的细节等，则留待经济史课程讲授，本书不予细述。

有关制度文化的内容，也仅限于文化建树如政区的划分、管理体制、兵制、教育、选举制、法律、赋役制等，而将各类制度具体实行过程的研读，归入政治等专门史。

2．研究中国文化史的意义和目的文化是社会的灵魂。

通过文化的途径，能够获得社会进程的深层次信息。

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史是了解中国国情，继承中国文化优良传统，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条件、手段和需要。

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它至少需要和可以达到三方面的目的，一是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比较系统地了解中华先民在各类文明创建上广博而精湛的建树，正确理解和分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明的渊源，提高文化创新的信心、智慧和本领；二是深入地了解国情。

国情包括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我们通过中国文化史的学习和研究，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国情的历史方面，就能加深对国情现实方面的理解，从而加强对两个文明建设必要性、迫切性和个人责任感的认识。

三是能够为爱国主义传统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提供历史的经验和素材。

二中国文化的特征和基本精神1．中国文化的特征这是研究和讲授中国文化史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中国文化有其不同于世界其它文化的特征。

我国文化学家梁漱溟先生从中国文化中概括出14种特征；台湾学者韦政通认为中国文化有10大特征；同类说法还有很多。

其实我们在前人总结的基础上，还可以将中国文化的特征进一步概括简缩为基本特征和一般特征两个方面。

前人已经指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它的伦理性；这是对西方文化的知识类型而言的。

这一基本特征是在中国特殊历史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政治条件下形成的。

它不仅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以孝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体系，而且影响着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及各时代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规范，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以及教育、文艺、史学、制度、宗教、风俗中，无不体现着孝亲、尊祖、忠君、敬天等伦理性观念，这是其它文化形态所没有的，因而可以看作其本质特征。

本文作者赞同这一准确、科学的提法。

中国文化的一般特征，应包括它的广泛性、连续性、平和性及独特的价值取向等。

广泛性指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将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各质态文化融汇到一起，形成中华各民族共有的文化。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核心汉族是中国古代各地区先民不断地滚动式融合的结果。

在这一融合过程中，先有各地区部落、部族的融合，以及部落、部族融合中形成的区域性文化，比如见于记载的先秦区域性文化，就有楚文化、吴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西域文化等等。

秦统一六国后，这些文化的大部分都先后融入汉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了。

中国传统文化在融合各区域文化的同时，还吸收了历史上从蛮、夷、戎、狄到氐、羌、匈奴、鲜卑、突厥、铁勒、回鹘、契丹、女真、蒙古等等少数民族文化。

少数民族文化未被融合而独立流传至今者，则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流。

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泛性，还表现在它对域外不同质态文化的改造、消化和吸收。

如印度的佛教文化，犍陀罗艺术文化，中亚、西亚的科技文化等等。

有容乃大，正是由于中国文化以其无比恢弘的气度和无限宽阔的胸怀，在将自己民族文化成果无私地传播给世界人民的同时，又融摄、综合了世界各民族、地区不同的文化成分，才形成如同今日的面貌。

连续性指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以来，数千年间，条理有贯，记载分明，从未中辍，这在世界各文明形态中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文化这种经久不衰的连续性，是其内在生命力在历史长河中的展现，它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变易性。

《易经》所概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变易观念，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地吐故纳新，改造自身的文化结构和内涵，以适应变化了的客观社会的需要。

变则通，通则久，这个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则，启导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性。

二是中国文化有兼容并蓄的宏大气魄。

这使它广纳百川、内涵丰富，满足不同民族、地区和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文化需求。

三是文化发育程度高。

在近代以前没有遇到更高形态文化的挑战。

故中国虽与印度、埃及、希腊、罗马一样，在历史上几度陷于战乱，或因外族入侵而危机，但在鸦片战争以前，无论国内民族冲突还是国际侵略势力，都不能打断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反之，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入侵者，倒往往被中国先进文化所征服。

平和性指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倾向。

它是贵和尚中的文化基本精神在社会人际关系和个人操守上的体现，对此基本精神，下面我们还要论述。

独特的价值取向，是指中国文化受其伦理道德基本精神的影响，在价值取向上有许多不同于西方的地方。

如在天人关系上，更重视人文研究和人的道德的修养，而对天（包括物质自然的天）的探索相对薄弱，与西方文化重视自然知识的钻研大异其趣；在群己关系上强调群体利益和存在，主张个人服务和服从于群体，儒家的“克己复礼”，墨家的“兼爱”、“尚同”，法家的“无私”，佛教的“普渡众生”等都反映了这一点；在义利关系上，持先义后利、“义以为上”的态度，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舍生取义而决不见利忘义；在理欲关系上，倡导存理灭欲，理性优先的原则。

仅这些独特的价值观念，就可以将中国文化与世界其它类型的文化区别开来。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核心，以儒、释、道文化为主流，融会了各地区、各民族、各时代主要文化形式的动态文化系统。

在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时候，既要看到儒学的核心主导作用，又须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多层面，单纯以儒学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作法既不符合实际又于情理未妥，因而是不可取的。

2．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指贯穿于中国文化发展全过程、各领域，能够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思想观念。

如上所述，中国文化的内涵极其广博深厚，其基本精神也应有不同的层面和结构，对此文化史学界已进行了许多探讨、概括和总结，给人启发良深。

我们认为这些概括还可以再精炼一些。

中国文化精神中最积极、最有价值，可以贯古通今，涵盖全体的基本精神，应浓缩为“刚健自强、贵和尚中”八个字。

刚健自强、贵和尚中的精神，源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

早在西周以来，人们就把天神化了，认为天与人可以相通，可以按同样的法则运作。

《易传〃文言》提出人“与天地合其德”的思想。

《系辞上》认为圣人创制的“《易经》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这说明，不管天地万物，阴阳之道的变化如何玄妙不定，圣人总是能通过同样没有固定模式的《易经》来测知它。

汉代董仲舒进一步把天人格化了，提出“天人感应”学说，认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故天能以各种形式表示它对人间事物的关心；同样，圣人也可以仰观俯察，而得知天意和天道。

到了宋代，理学家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但他说的天已是物质性的“气”构成的天了，与董仲舒等神学观的天有质的差异。

只是在天人之间具有统一性的问题上，各派看法基本一致。

如果不是把天理解为人格神，而是理解为自然，那么，强调人、天统一、协调的思想，无疑是合理和有积极意义的。

恩格斯就认为人和自然界是一致的，他说：“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观点是“荒谬的、反自然的”。

“思维过程同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是类似的，反之亦然，而且同样的规律对所有这些过程都是适用的”。

自然界、社会和人们思维规律的一致性，正是由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统一性所决定。

刚健自强，贵和尚中，正是在“天人合一”、“人法天”思想的支配下提出来的。

刚健自强、贵和尚中的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所强调的是人，即“以人为本”或人本主义。

这一文化特色与西方中世纪以前以神为核心的文化精神迥然而异，它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

刚健自强来源于《易传〃彖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天的运行是刚健的，天道和人道又可以相通，因此人能法天之“健”而张阳刚之气，健美之德，在进取的道路上自强不息。

在这里，效法天的是人，自强不息的还是人，在天人关系中，始终将人臵于积极的、主动的、核心的地位。

整个中国文化将人放在宇宙万物的中心，强调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相参”的旨趣完全一致，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高度的哲学概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最有积极性、普遍性的成分。

贵和尚中也是指人而言。

“和”是价值取向，“中”是思想路线。

贵和尚中的文化精神同样来自“天”的启示。

《易传》有“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话，《彖传》云：“保和太和，乃利贞”，都启发人要以和为本。

“太和”是天地万物高度和谐的状态；“和”是不同事物的协调共处。

古人在这里提出了高度关注和积极倡导万物和谐的思想。

五味相和，才能产生香甜可口的食物，六律相和，才能形成悦耳的音乐，不同民族、地区和质态的文化相融合，才能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确保国家的大一统。

因此春秋时期的史伯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论断，孔子提出“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命题。

老子主张处事有道，“莫与人争”，“不为人先”，与贵和尚中的精神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