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叙事特点
史记的文学特点
史记的文学特点《史记》是中国第一部文学体例完整、内容最为丰富的史书，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书体文学创作的重要代表作。
在历史叙述上，《史记》以其经典的文学特点，引领了中国古代史书的发展方向，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记》是春秋时期文学家司马迁所著，其文学特点不仅表现在内容上，更表现在形式上：一、叙事形式独特，注重史实与文学性的结合司马迁在《史记》中所使用的叙事形式是介于传记和史书之间的一种形式，即以传记的文体来叙述史实，有“纪传体”之称。
司马迁的叙事形式，既注重史实的真实性，又注重文学性，既注重史实的准确性，又注重文学手法的运用，使得《史记》的叙事文体既有史实的准确性，又具有文学性的流畅性，这是其他史书所不能比拟的。
二、强调历史的复杂性司马迁在《史记》中，强调历史的复杂性，这是他与前人不同的重要特点。
他不仅叙述历史经过本身，而且加以评论，揭示事件的内在联系，强调复杂性。
他指出，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不仅受到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到历史的趋势和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因此，要理解一个历史事件，就要把握其内在的复杂性，这是司马迁所提出的重要历史观。
三、重视历史性情《史记》不仅注重历史事实的叙述，也重视记载历史性情。
司马迁认为，历史不仅是记录过去事实的文献，而且应该反映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并评价他们的行为。
因此，《史记》中大量的人物传记，既有史实的叙述，也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这也是其文学特点之一。
四、强调历史的普遍性司马迁在《史记》中，强调历史的普遍性，认为历史事件不仅限于发生在某个特定时期，而且具有普遍性，这是他与前人不同的重要特点。
他认为，历史事件不仅是发生在某个特定的时期，而且还可以在其他的时期有相似的发展情况，这就是历史的普遍性。
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大量引用了古今中外的历史事件，以加强历史的叙述，这也是其文学特点之一。
总之，司马迁在《史记》中所体现的文学特点，既是他作为史学家的精神，也表现出其无与伦比的审美能力和文学天赋。
论《史记》的叙事特色
《史记》的叙事特色
史记独特的叙事艺术，非常注重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更深层次的探究，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
史记对于人物的刻画注重语言细节描写，通过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特写相结合，突出人物形象；运用对比映衬手法突出人物特点，例如为了突出李广带兵特点就附带写了程不识带兵的作风；用有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各具的鲜明个性；按描写人物的需要，或详或略，或补或删，描写人物各具性格，记述史实则互相补足；利用个性化语言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深邃意蕴的叙事和生动鲜活的人物的描写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史记》形成一种雄深雅健的独特风格。
《史记》也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并富有传奇色彩。
《史记》的叙事特点
《史记》的叙事特点摘要: 《史记》以朴素平实、简洁形象的语言，在“本纪”、“世家”、“列传”中不仅以纪实的方法完成了对历史性事件、人物的表现，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充分运用形象思维，在实中有机地融入了“虚”——合理虚构的成分，以天才的艺术思维和高明的表现技巧创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其历史叙事中所表现出的突出的文学色彩，显示了有别于传统史书的历史人物叙述方式，在“史”的叙述中有着浓郁的小说因素，为后来的小说发展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史记》；叙事特点；人物形象；实录性《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
《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
“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
“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的《史记》其主旨是“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至于其形成，则是司马迁在“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基础上惨淡经营的成果（《报任安书》），它完成了自上古(黄帝)至汉初(武帝太初)三千年间的历史发展展示，是古代历史的伟大叙述，更是古代历史事件、人物的高超演义。
司马迁还运用了材料的使用和酷文的转换来达到这种“春秋笔法”的创新。
《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历史叙事风格对比
《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历史叙事风格对比概述《史记》和《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两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分别是司马迁和司马光的代表作品。
尽管都着眼于历史事件的记载，但它们在叙事风格上存在明显差异。
本文将围绕这一主题，探讨《史记》和《资治通鉴》之间的不同之处。
内容概述1. 《史记》的历史叙事风格•独立性：每篇章节相对独立，可以单独阅读。
•大量引用：作者司马迁以直接引用的方式记录了大量前人的著作和文字。
•注重人物描写：着重展现了各种历史人物的性格、行为特点和功过得失。
•情节丰富：通过描述各个时期发生的战争、政治斗争、灾难等事件丰富了内容。
2. 《资治通鉴》的历史叙事风格•连贯性：各篇章之间紧密联系，构成了整个历史的连续性。
•简明扼要：以简洁有力的语言概括了各个时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
•偏重政治经济：注重统治者的政策决策和国家经济发展，对战争等事件相对较少关注。
•时代风貌描写：通过对当时社会制度、思想文化、习俗等方面的描述，展现出不同时代的特点。
对比分析1. 描述方式差异《史记》注重人物描写和情节叙述，通过丰富多彩的故事来吸引读者。
司马迁倾向于引用前人文字，力图保留历史事件原貌，并深入分析人物行为和动机。
与之相比，《资治通鉴》更趋向于简明扼要地概括历史事件，聚焦于政治、经济等核心内容。
司马光在讲述历史时更偏向于提炼精华，去掉繁复细节。
2. 结构体系差异《史记》由作者按照时间顺序编撰而成，各篇章相对独立。
每一篇章可以作为一个单元阅读，对于读者灵活性较高。
《资治通鉴》则是按照历史时序进行编排，各篇章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全书的结构更加连贯一致，读者需要从头到尾一气呵成地阅读以获得更完整的历史脉络。
3. 内容侧重点差异《史记》在人物描写上做得较多，强调个人的英雄事迹、品德和功过。
而《资治通鉴》则更多关注统治者的政策决策和国家经济发展等大局观。
结论《史记》和《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两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历史著作。
虽然都涉及历史事件的记录，但在叙事风格上存在显著差异。
《史记》的艺术特点
Q：结合作品分析（叙事艺术和人物描写）（《项羽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李将军列传》）《史记》是一部通史，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开创了记传文学。
因此，《史记》的崇高地位不仅是在史学界，它还在文学界上享有盛名。
史记的艺术特点主要体现三方面，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刻画及整体风格特征。
第一，《史记》的叙事艺术。
（创纪传体的叙事结构。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是它的独特叙事艺术，传主非常注重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更深层次的探究，因而他综合前代的各种史书，成一家之言，纵向以十二本纪和十表为代表，叙写了西汉中期以前的各个历史时代，横向以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为代表，统摄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领域和行业，另外，《史记》的章法、句式、用词都有很多独到之处，别出心裁，不循常规，摇曳回荡，跌宕有致，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神奇的效果。
《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最重要、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从历史上说，本文具体记录了楚汉相争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从文学上说，本文是我国散文中最早的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艺术杰作，文中描绘的一幅幅惊心动魄的战争画卷，塑造的项羽这一叱咤风云的悲剧英雄形象，对后世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文中破釜沉舟、鸿门宴、四面楚歌、乌江自刎等故事，早已家喻户晓，历代传诵。
第二，人物描写的艺术手法（“互见法” 矛盾细节神情对话）在《史记》当中，司马迁就是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特写结合起来，即“互见法”来突出人物形象的，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
例如，《项羽本纪》中“巨鹿之战”部分以极为精彩而有气势的情节与文字，生动展示出项羽勇猛善战，所向披靡的将帅神威；“垓下之战”则通过帐中别姬、东城快战、乌江拒渡、“为德”自刎等情节，描绘出项羽性格的多个侧面：或英雄气短，慷慨悲歌；或愤懑不平，决死快战；或叱咤阵前，神威不减；或兵败自刎，坦荡磊落。
在《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刻画了一个精于骑射，勇敢作战；热爱士卒，不贪钱财，为人简易，号令不烦的英雄人物的形象---李广。
史记文学短评
《史记》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誉为“中国历史的第一部百科全书”。
以下是对《史记》的文学短评：
1.精妙独特：《史记》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风格，呈现出精妙绝伦的文学艺术。
作者司马迁以严谨的态度和敏锐的洞察力，通过纪传体的史料整理和生动的描写，展现了古代历史人物的形象，以及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的变迁
2.情感沉浸：《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一部感人肺腑的文学作品。
作者通过描写人物的情感经历和内心世界，给读者带来了深刻的情感沉浸。
读者能够感受到历史人物的喜怒哀乐、忠诚与背叛、奋发与懈怠，使历史不再是冰冷的记载，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动形象。
3.神采飞扬：《史记》在描写历史事件和人物时，语言生动、形象丰富，给人以神采飞扬之感。
作者运用富于想象力的比喻、形容和修辞手法，赋予了历史人物和事件更加鲜活的形象，使读者仿佛置身于历史之中。
4.叙事独特：《史记》采用纪传体的写作方式，既记述了历史事件的经过，又详细描绘了英雄人物的性格和行为。
这种叙事方式独特鲜明，使得历史变得具有故事性和戏剧性，更加引人入胜。
5.影响深远：《史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影响了后世许多文学创作，成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基石。
它不仅对于历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也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综上所述，《史记》以其精妙独特的叙事方式、情感沉浸的文学艺术、神采飞扬的描写特点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中一座不可磨灭的里程碑。
《史记》的叙事艺术
《史记》的叙事艺术一、沟通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
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
虽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3000年的兴衰沿革。
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
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
如果说本纪是车毂，世家就是汇集于车毂的辐条。
七十列传，是群星。
《史记》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
二、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
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
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
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
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
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
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传记在一起。
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
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回应，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三、因果关系的探索展示《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
《史记》的风格特征
《史记》的风格特征
一、宏廓画面和深邃意蕴。
叙事写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展开，有一系列历史大事穿插其间，多选择重大题材；同时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思考，透过表象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把握必然规律，使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
把人物置于社会背景下表现，通过描写、叙述他们对时势、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
二、浓郁的悲剧气氛。
（一）悲剧人物。
1、有些悲剧人物体现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能实现之间的矛盾。
其行动具有超前性。
如吴起、商鞅。
2、相信已经过时的制度仍然是合理的，并为之而奋斗拼搏，如田横。
3、按品格划分，又有完美型和缺失型两类。
（1）把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完美型的悲剧英雄，如孙杵臼、程婴。
（2）还有一些悲剧人物的品格存在明显的弱点，由这些弱点而导致的失误最终毁灭了自身，是缺失型悲剧英雄，以项羽为代表。
（二）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寄寓同情，其中暗含作者自己的人生感慨。
在探讨人物悲剧根源时，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之感，如在《伯夷列传》中慨叹“天道是邪，非邪！”。
三、强烈的传奇色彩。
１、把许多传说故事写入人物传记中，造成神秘感；
２、许多真人真事也带有传奇色彩，如鲁仲连、张良、商山四皓。
３、叙事写人的笔法具有传奇性。
司马迁为文疏荡多变，令人莫测端倪，章法、句法、用词独特，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传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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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叙事特点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
《史记》的文笔是优美而生动的。
《史记》文章，一是简明，二是善于抓住人物的主要特点，寥寥几笔，一个个活鲜鲜的历史人物，就跃然纸上。
殷盘周诰中那些诘屈聱牙的文字，被改写为平直易解的词句；新鲜活泼的民间口头语言，被大胆吸收，与各地的方言土语并列；当时极为盛行的辞赋文章的骈偶形式被大胆扬弃，从而大大扩展了长短相错的散文领域。
状人物。
完璧归赵的蔺相如，舍身剌秦王的荆轲，叱咤风云的项羽，豁达大度而又不拘小节的刘邦，指鹿为马的赵高，自作孽、不可活而又其为人也小有才的李斯等众多人物，莫不栩栩如生。
为什么栩栩如生？司马迁写人注重写个性。
为文学家立传，总要转录其作品，同样，为政治家立传，也一定转录他的奏议和著作。
能够代表人物个性的言行，再小也要叙述，不足以表现个性的言行，再大也要放弃。
以廉颇为例，写他8次胜仗的赫赫战功，不过“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於诸侯”这样寥寥数语，然而对于他如何与蔺相如呕气，如何负荆请罪，又如何表示不服老这些琐事，却用尽浓墨重彩，大书特书。
为什么这样写？战术战功，每个良将莫不尽有，不足以表现廉颇的人格，到是这些小事，可以看出廉颇的忠诚、气量虽小却又能识大体的个性。
这种细节的描写，文笔上也是很精彩的。
比如写“项籍少时，读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
项梁怒之。
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
学万人敌。
’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
”短短60个字，就写出了这霸王的志大才疏。
记事件。
写重大事件，司马迁言简意赅，准确而生动。
比如记述钜鹿之战：“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
於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
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
当是时，楚兵冠诸侯。
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
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
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
於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
”有声有色！
“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9个字，打赢了这场战役；“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14个字，道尽了这场战役的赫赫战功。
写张良为长者拾履，韩信入人胯下这类细节，同样也入木三分。
不仅入木三分，同时把人物也写活了。
记言语。
一篇《仓公列传》，只是皇帝对仓公的策问与仓公的对答。
这种特殊手法，历代史书绝无仅有，因为实在是太难以仿效。
更妙的是，司马迁善于攫取历史人物的精彩语言，恰到好处地写进他的《太史公书》，惟妙惟肖地为历史人物画相，为他的文章生色。
比如《滑稽列传》里齐宣王所说的“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淳于髡关于“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的妙论；飞将军李广引刃自杀时所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谁能不与他的将士和百姓们一起哭泣！读到万石张叔之子张建发现奏事文书写错字时所说“误书！‘马’（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
上谴，死矣”的诚惶诚恐，又有谁能不解颐？
品图书。
关于儒家“六经”，司马迁一语中的地说道：“《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言简意赅，千载至今，遂为定论。
他对《春秋》和《离骚》的点评，就写得更精彩：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
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
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矣。
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
这种观点，我们当然不能苟同。
但在当时，这无疑是一锤定音的。
关于《离骚》，司马迁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谤而不乱。
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剌世事，明道德之广崇。
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义迩而见义远。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
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自疏濯淖淤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游于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皎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千古至今，遂为定评。
篇末论赞。
好些篇章后面，都有司马迁以第一人称发表的议论，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太史公曰”。
这些论赞，议论宏阔，笔势纵横，旨义深微，言词精练。
或考证古史，或叙游历所得，或提求取材义例，或明其作述之旨，或褒贬人物，或纵论史事，或者隐含讥剌。
要皆直抒胸臆，观点鲜明，构成系统的历史科学理论。
从写作手法上看，这些论赞，无不都是从大处着眼，恰如其分，而又多是从小处着手，顺手拈来。
《项羽本纪》的论赞是如此，《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等众多篇章的论赞，也莫不如此。
从形式上看，这些论赞整齐而又灵活。
所谓整齐，是说《史记》篇前为序，篇后作赞，并在文中夹叙夹议以为史论。
考虑到十表、八书和类传都是贯通古今的，把大段恢宏议论放在篇首作为序论，进行贯通性的概括，表现出强烈的理论色彩；本纪、世家、列传三者均叙人物，故在篇末作为赞论，褒贬人物，具有鲜明感情色彩；论传提示义例，《自序》集中阐明作述之旨，是为全书总纲。
所谓灵活，是说在整齐之中又有变通。
《外戚世家》和《孟子荀卿列传》两篇，实质是类传，故作为序论以明其类。
以孟、荀作为列传的标题，只是为了突出这两位儒学大师的历史地位，而其内容则是一篇先秦诸子类传。
《剌客列传》作为一篇类传，本应编在《循吏列传》之后，却被有意安排在辅秦人物中间，与吕不韦、李斯、蒙恬诸人并列，以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安排，是太史公反暴政思想的委婉展现，因为剌客就其实质来讲，都是反暴政的。
要而言之，破体为例是《史记》的一大特色。
全书五体，无不都有破例。
质的规定性需要通过格式进行反映，但必须要有变通，才能曲尽其妙。
历史丰富多彩而又变化万端，只用死板的格式，是不能对之进行形象反映的。
立例又破例，充分展现了司马迁的卓越史识。
后世书生轻议冢中人，孰知冢中笑尔书生气！
《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蔚成了一脉相承的主流。
唐代，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就是效法司马迁提倡古文。
后来宋元诸大家，明七子和清代的桐城派、阳湖派的古文，都是《史记》主流中的波澜。
它如蒲松龄《聊斋志异》以及诸如此类的笔记小说等等，无不都是受了《史记》的影响。
<p align=right>孙白</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