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代妇女的经商活动

略论唐代妇女的经商活动唐代妇女的经商具有被动性，多因寡居，生活无着不得已而经商。

由于她们经济力量不足，只能选择投资少、资金周转快的行业，所以经商的行业面相当狭窄，仅限于旅店、餐馆、酒店等少数服务性行业。

经商的规模较小，经营的地域范围也较为狭小。

在经营过程中，不少人利用女性的特点经商，同时注意商品的质量问题。

一些女子有胆识、有气度，颇具侠肝义胆。

标签：唐代；妇女；经商活动唐代妇女与其他朝代的妇女相比，在许多方面都以其引人瞩目的特有风貌独领风骚，所以评述、研究唐代妇女的论著明显多于历代Ⅲ。

从总的研究状况看，对唐代妇女地位、观念、生活等方面的研究较多，而对妇女在经济方面的活动尤其是经商活动则关注较少。

高世瑜的《唐代妇女》与李斌城等人的《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都涉及了妇女的经商问题，但由于两书选题各有侧重，未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宁欣《唐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以(太平广记>为中心》一文，以《太平广记》的史料为主对唐代妇女的经济活动进行了论述，如个体小生产和家庭手工业、商业旅店业与餐饮业、娱乐业及娼妓业、信贷业，以及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个体小生产者、个体小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指婚媒中介女巫占卜经纪人一类)和官私婢女等所参与的经济活动，对妇女参加经济活动的特点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但由于题目的关系，该文对妇女的经商问题没有展开探讨。

在本文中，笔者拟就唐代妇女经商涉及的行业、经商的特点等问题略作梳理，就教于方家。

一、妇女经商的类型唐代妇女由于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及个人能力的关系，经商的规模、行业门类也不相同。

她们经商的规模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即较大规模的经商与中小规模的经商。

(一)较大规模的经营地域辽阔的唐代中国，商人的活动通常是进行地区性的贸易。

如太原人石宪、郏城人姜崇贵之父、巫峡的尔朱氏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唐代妇女也有跨地域经商且经营规模较大的，俞大娘是一典型。

当时江湖语云：“水不载万。

”是说大船的载重量不过八九千石，然则大历、贞元年间，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

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自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

俞大娘所率的商船十分巨大，往来于江西、淮南之间进行长途贸易。

船上俨然是个小社会，住有人家、建有街巷、种有菜蔬。

资料中对这位俞大娘的描述可能有些夸张，但“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她的船队规模大、经商地域广、交易额较大应是没有问题的。

豫章估客女谢小娥，“嫁历阳侠士段居贞。

居贞负气重义，交游豪俊。

小娥父畜巨产，隐名商贾间，常与段婿同舟货，往来江湖。

时小娥年十四，始及笄。

父与夫俱为盗所杀，尽掠金帛。

段之弟兄，谢之生侄，与童仆辈数十悉沉于江。

小娥亦伤胸折足，漂流水中，为他船所获”。

这段史料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谢小娥父、夫进行的是跨地域经营，且经商规模较大；二是谢小娥应参与了父、夫的经营，因为其父、夫遇害时，她也在场，可能是作为父、夫的帮手参与了经商。

此后，谢小娥为报仇女扮男装到申兰家为佣并取得申兰的信任，“金帛出入之数，无不委娥”。

谢小娥早年应参与了父、夫的经营，对经商业务比较娴熟，才会使申兰对她委以重任。

天宝年间，荥阳的卢氏“干于治生家颇富……”为了娶太原王氏女，与财数十万，奴婢数人。

这位卢氏应当不是只靠农业收入致富的，可能进行了商业经营，并且经营规模比较大才会如此富裕。

此外，皇室及贵族妇女直接参与经营性的商业活动，是唐代经济活动的特色之一。

由于她们往往恃权弄势、与民争利，以至开元时皇帝曾下诏“凡诸王公主及官人，不得遣官属亲事奴客部曲等，在市肆兴贩，及于邸店沽卖出举”。

虽然不知道她们经营的具体情况，但经商的规模也应该比较大，才会引起皇帝的重视，以至于专门下诏禁止。

(二)中小规模的经营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唐代妇女中像俞大娘那样的大规模经商者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妇女经商都属于中小规模的经营。

中小规模的经营中又以经营饭店、旅店和酒店的妇女为多。

这三种行业之间有关联，不大容易严格区分，因为不少酒店可以住宿和吃饭，“河边酒家堪寄宿，主人小女能缝衣”，就是酒店兼营旅店。

旅店的主要任务当然是安置旅客住宿，但与住宿相关也负责旅店的饮食。

如司马正彝“行溧水道中，去前店尚远，而饥渴甚，意颇忧之。

俄而遇一新草店数间，独一妇人迎客，为设饮食，甚丰洁”，这就是旅店兼营饭食。

所以，在下面论述中，我们只能将饭店、旅店、酒店做一大致区分。

饭店。

唐代农业、商业、交通的发展促进了饮食业的发展与繁荣。

唐德宗时，长安“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馔，常可立办也”。

可见唐代餐饮业发展盛况之一斑。

唐代妇女从事餐饮行业的也比较多，各种饭店酒楼都有妇女的身影。

旅店。

旅店是设在道路两旁或城郭内供客人住宿、饮食的地方，大部分为私人经营，隋唐五代时，已经发展得比较兴盛了。

旅店在当时有各种称呼，如逆旅、客舍、邸舍、馆舍、旅舍、旅馆、旅邸、旅店、邸店、村店等，用得比较多的是逆旅、客舍、旅店和村店。

从现在的习惯出发，我们统一称为“旅店”。

开元盛世时，“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

可见唐朝盛世，东西南北广大范围内，沿途都设有旅店，热情接待过往来客。

酒店。

这一时期的酒度数低、有甜昧，既具有刺激性又能解渴，是当时人的重要饮料。

“长安自昭应县至都门，官道左右村店之民，当大路市酒，量钱多少饮之，亦有施者，为行人解之，故路人号为歇马杯。

”唷妇女十数人结伴逛市场，饮酒大醉”。

妇女竟然大醉于市中，可见当时人饮酒成风。

唐代中小城市乃至草市都设有酒店，当时从南到北都有妇女卖酒。

唐代妇女除经营餐饮、旅店、酒店外，还有不少妇女经营生活必需品和日用品，基本也都属于小规模的经营。

如不少妇女也从事茶叶的经营。

唐以前人们饮用的茶大约是野生的，因为很难看到人工栽培的记载，茶在社会生活中也不占重要地位，唐代则“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旧。

各地卖茶妇女也多了起来，如广陵茶姥，“常如七十岁人，而轻健有力，耳聪目明……每旦，将一器茶卖于市，市人争买”。

元和初，三门峡一带有孤姥鬻茶之所，这个孤姥大约是开茶铺售茶的。

此外，还有许多妇女从事其他日用品经营。

贞观时。

清河宋城南的菜市中有除氏卖菜，“鬻蔬以给朝夕”。

洛阳有一老妪以卖履为生。

南方有一些妇女以鲜花营利。

岭表盛产朱槿花，茎叶皆如桑树，其花深红色，南人又叫弗桑。

”俚女亦采而鬻，一钱售数十朵。

”唪使至广陵的鄂州小将“舍于逆旅，见一妇人卖花”。

僧珉楚在广陵也“遇一妇人卖花”。

《太平广记》卷二七四《买粉儿》载，有一富家子弟喜欢上一名在市中卖胡粉的女子。

“胡粉”是当时一种可化妆的粉，这名女子经营的是化妆品。

《唐代墓志汇编》载，皇甫宾之妻杨氏，在丈夫死后，“经营财产，会陶公之法，固得水旱无惧，吉凶有资”旧。

“陶公”应指陶朱公范蠡。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宋人刘清夫在《水调歌头》中也称范蠡为陶公，“选甚范侯高爵，遮莫陶公钜产，争似五湖舟”。

杨氏既然会“陶公之法”，应该不是纯粹务农，而是以商业营利，才会“水旱无惧，吉凶有资”。

当时的妇女还有涉足于信贷业的。

开元中，张、李二公同于泰山学道。

张有故席帽，谓李曰：“可持此诣药铺，问王老家，‘张三令持此取三百千贯钱，彼当与君也’。

”李遂持帽诣王家求钱，王老问家人是否张老之帽，其女云：“前所缀绿线犹在。

”李问张是何人，王云：“是五十年前来茯苓主顾，今有二千余贯钱在药行中。

”李领钱而回。

王老经营的药铺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王家女根据帽上所缀线就能辨认出是张公旧物，可见也是参与了信贷业的经营活动。

还有的妇女借人们的猎奇心理，以稀有之物牟利。

“玄宗幸蜀，至马嵬驿，命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

”一马嵬店媪收得锦勒一只，据说是杨贵妃遗物，“过客每一借玩，必须百钱，前后获利极多，媪因至富”。

端午节时，番禺街中喧然，有老妇人叫卖相思药，众人“讶笑观之”。

二、唐代妇女经商的特点我们将唐代妇女经商的资料整理成表格(表1)，以期较明晰地反映唐代妇女经商的特点。

表格分为经商年代、家庭状况、经营内容、经商地域等几个方面。

资料来源一栏中的卷数，采用阿拉伯数字以节约篇幅，年代则按时间顺序排列，年代不详者排在表格最后。

应当承认，表1的统计很不完备，不可能全面反映唐代妇女的经商活动，但根据表1并结合相关材料，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唐代妇女经商大致有以下这样几个特点。

(一)唐代妇女从事经商活动有明显的被动性从表1显示的家庭状况来看，唐代经商妇女孤身一人的较多，她们大多是因寡居、孤苦无靠和生活无着而经商的。

我们统计到的经商妇女共32名，其中未见有家人情况记载的妇女19人，有家人情况记载的妇女中只有杨丽有丈夫，其余多是夫死寡居或丈夫情况不详者。

可见，唐代妇女经商多是出于不得已，带有明显的被动性。

如板桥三娘子“寡居，年三十余，无男女，亦无亲属”。

贾人之妻在“旗亭之内”经营饮食店，是因丈夫去世后生活无着，只得以此谋生。

溧水道中，司马正彝“遇一新草店数间，独一妇人迎客”。

这个妇人大约也是孤身一人，才以开店为生。

洛阳毓财里的郭大娘，“以当垆为业”，“其夫姓王，作河南府吏，经一年，暴卒”。

封丘县的李姓老妪“年七十，孤老无子”，所以“家镇沽酒”以维持生活。

女商人荆十三娘曾“为亡夫设大祥斋”，也是寡后。

一鄂州小将谋害其妻及婢女未遂，后主仆二人只得卖花为生，居于一贫舍中，生活极其艰难。

王积薪“因沿溪深远，寓宿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妇姑”。

这“孤姥之家”只有婆媳二人相依为命。

元和初，河阴县“有孤姥鬻茶之所，茅舍两间”，从“孤姥”的称呼看，应是一个孤苦无靠的单身老妇。

鬻衣之妇张十五娘“肌体凝洁，釜常悦之”，被信安王李棉之外孙韦釜看中，为韦釜牵线的任氏说，“是某表娣妹，致之易耳”。

“旬余，果致之”，直至“数月厌罢”。

这位张十五娘可能是因生计窘迫，才会让韦轻易得逞。

还有些经商妇女由于孤身一人，轻易随人出走，如“酒母，阙下酒妇”，遇到一个名叫于老的人，便与其相随上了华阴山；陈市上的酒妇“女儿随仙人去”；阳都市酒家女与号为犊子的人一同出走。

她们可能都是因为孤身一人，无牵元挂，才会轻易随人而去。

可见，当时的妇女经商大多是因为面l临生存压力而做出的不得已选择。

宁欣先生就曾指出了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被动性。

此外，唐代妇女经商还有地域原因。

如巴楚之交的峡江地区，由于农业生产的条件有限，地形破碎，谷底狭窄，可耕地相当稀少，该地居民不能依赖农耕。

同时这里地扼楚蜀咽喉，交通相当发达，商业在该地的经济结构中占有异乎寻常的比重。

在当地的商业活动中，女性是主角，前所叙及的卖薪女即属于这一地区。

杜甫在《负薪行》中还记录了该地女子的经销内容：“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井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