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

乌杨阙石汉魏
乌杨阙石质砂岩，主阙通高5.4米，进深1.7米，自下而上依次由脊饰、阙顶盖、上枋子层、扁石层、下枋子层、主阙体、阙基七部分构成。

乌杨阙发现于忠县乌杨镇，2001年，在三峡文物保护抢救工作中发掘出土，是我国目前幸存的、絕大多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的30余处汉阙中，唯一通过考古发掘复原，并发现了相关的阙址、神道、墓葬的阙。

乌杨阙今陈列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中庭，也是所有汉阙中第一个作为博物馆馆藏文物的汉阙。

阙为古代宫殿、祠庙或陵墓前具表征意义的楼观,常左右成对。

复原后的乌杨阙为重檐庑殿顶双子母石阙，具有顶盖出檐宽、阙体收分大、构造简洁的特点，因而显得造型格外挺拔、巍峨，具有鲜明的重庆地方特征和时代风格，其建造时间大致在东汉末至魏晋时期。

阙身雕刻丰富。

其仿木构建筑雕刻对于无一幸存的汉代木构建筑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狩猎图、习武图、送行图等，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生活场景；长达两米多的青龙、白虎雕刻，造型生动，展现了汉代雕刻艺术神韵。

“巫山人”左侧下颌骨化石石早更新世
巫山龙骨坡是一处旧石器时代初期的古人类遗址，于1984年发现，1998年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该遗址先后经历了1985—1988年、1997—1998年、2003—2004 年等多次发掘，出土文物上千件，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巫山人”（Homo erectus）一段左侧下颌骨化石。

与“巫山人”化石同一层位出土的还有步氏巨猿（Gigatopithecus blacki）牙齿和120种脊椎动物化石。

龙骨坡遗址的石制品数量超过百件。

遗址堆积地层时代属早更新世早期，含人化石层位的年代，经古地磁和铀系等多种方法测定，为距今200万年。

龙骨坡遗址是迄今中国乃至东亚早更新世早期的相同时序中文化内涵极其丰富的地点，为探索东亚人属（Homo）兴起的年代不是几十万年而是200万年提供了佐证。

鸟形尊青铜战国
2002年出土于涪陵小田溪墓地。

通体长28CM、宽16.8CM、高29CM。

整体呈鸟形，具有鱼嘴、鹰喙鼻、兽耳、凤冠、鸽身、鸭脚。

通体饰细蜜的羽纹，在羽纹上有规律的镶嵌绿松石。

造型、纹饰及装
饰极其精美。

青铜器中的尊本是酒器，这件尊通体上下除鱼形嘴外，了无一孔，不具备容器的实用性，应系学习中原地区的鸟兽尊而作。

其体轻、壁薄、中空，铸造难度极高。

出土于巴人的贵族墓地，是研究巴人的审美情趣，工艺水平和铸造技术难得的艺术精品。

该文物目前陈列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远古巴渝”展厅。

偏将军印章金西汉
“偏将军印章”是1982年市民刘定全在嘉陵江边拾得，捐赠给重庆市博物馆收藏。

此印系龟纽方形金印，通高2厘米，纽高1.2厘米，边长2.4厘米，重108.95克。

含金96%。

篆刻印文“偏将军印章”五字三行，前2字为第一行，中间2字为第二行，后1字为第三行，是一方汉代官印。

据文献记载，偏将军系将军的辅佐，此官制始设于春秋，通常由帝王拜授，也有大将军拜授的。

偏将军印沿袭了两汉官印制度，即官高者用龟纽，中下级官吏用鼻纽的制度。

金制官印流行于汉晋时期，目前全国共发现26枚，两汉金印仅存15枚，为希罕之物，至为珍贵。

目前该件文物陈列在“壮丽三峡”展厅。

唐寅临韩熙载夜宴图卷绢本明
绢本，工笔重彩，纵31厘米、横548厘米。

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描绘南唐大臣韩熙载因政治失意而与阁僚、歌伎放纵声色之事，该画对后世人物绘画影响颇大，明清时期多有临本。

此卷为明代唐寅的临本并有所改编，是诸多临本中的佳作。

唐寅，字伯虎，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明四家”之一。

此卷设色鲜丽华贵，笔触精细，尤其是韩熙载的眼神，使我们能窥视到其痛苦、矛盾的内心世界，的确是“传神”之笔。

此卷中两处唐寅的书法也为画卷增光添彩。

自唐寅绘此卷后，数百年来为收藏者秘不示人，向不见著录，今一“醒”惊天下。

目前陈列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历代书画”展厅。

三羊尊青铜商
1980年出土于重庆市巫山县大昌镇大宁河畔的李家滩，通高42.8厘米，原由巫山县文管所收藏，2005年６月调集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目前陈列在“远古巴渝”展厅。

该器造型呈喇叭口、束颈、折肩、弧腹、高圈足。

器身以云雷纹为地，上饰夔纹和饕餮纹；造型与纹饰总体呈中原文化商末时期的特
征，而模糊的地纹，粗犷的铸造风格，又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因此，三羊尊应该是巴人在商文化强烈影响下的一件自制重器，是迄今所见巴人故地最早的一件大型青铜容器。

该器对于研究古代巴人的矿冶技术、文化进程以及商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何朝宗制观音像瓷明
高19.1厘米。

何朝宗是明代德化窑瓷雕大师，他刻意追求瓷的质地美与雕塑美。

观音脸型饱满大方，双目微闭，右手抚膝趺座，左手执如意，胸部饰璎珞。

脊背处有“何朝宗”葫芦印纹。

立像通体施象牙白釉，釉面温润如凝脂，雕塑手法细腻，线条流畅，衣纹处理似有随风飘拂之感。

该文物曾参加全国精品文物展，并被《中国文物报》登在第一版正中。

该文物系重庆市博物馆旧藏，目前陈列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历代瓷器”展厅。

江竹筠烈士的遗书纸质近代
江竹筠烈士（1920——1949），女，四川自贡人。

幼年做过童工，1939年加入共产党。

1940年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学运工作。

1947年4月随爱人彭咏梧去下川东发动武装起义。

1948年6月，因
叛徒出卖被捕，关押于重庆军统集中营渣滓洞监狱。

狱中，她经受了难以想象的酷刑，但坚贞不屈，被难友们誉为“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军统集中营电台岚垭英勇就义。

江竹筠烈士遗书写于1949年8月。

她爱人彭咏梧已不幸在起义中牺牲，自己又身陷囹圄。

面对死亡，她是从容无畏的。

然而，在充满黑暗、暴力的渣滓洞狱中，却时刻思念着寄养在亲戚谭竹安家中的儿子彭云。

于是，带着酷刑留下的累累伤痕，留下了这份遗书。

信中告诫要培养孩子树立远大理想，为建设新中国献身，决不可娇宠溺爱，饱含着一个革命母亲对孩子的深切厚爱和殷切希望。

读来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有的字着墨较重，大约是狱中书写工具低劣所致。

这页手掌般大的遗书，对人们的教育、启迪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自陈列展出以来，广大观众无不为以江姐为代表的革命先烈崇高的思想境界所感动。

遗书纵14.5厘米，横13厘米，淡黄色毛边纸。

从右向左直行书写，字体娟秀。

1950年，西南博物院发现后随即征集入库。

现陈列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城市之路”展厅。

虎钮錞于青铜战国
高68cm，上径36cm，底径28cm，重３０公斤。

1989年夏，万州甘宁乡发大水，这件錞于从红旗水库泄洪道巨石缝中被发现，由万州博物馆收藏。

2005年６月，调集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目前陈列在“远古巴渝—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展厅。

錞于是古代的打击乐器，始于春秋时期，盛行于战国至西汉前期，在长江流域及华南、西南地区都有发现，其中以巴人故地发现最为集中，成为巴文化最具特征性的青铜乐器。

这件錞于属战国晚期的巴人作品，其通体完整，音质优良，造型厚重，形体特大，有“錞于王”之誉。

其上部的钮作虎形，栩栩如生，不怒而威，虎腿以漩纹勾画出神物特征，是巴人虎崇拜的又一重要例证。

虎钮的周围，分布着五组“图语”：椎髻人面、羽人击鼓与独木舟、魚与勾连云纹、手心纹、神鸟与四蒂纹。

这些图语对研究巴文化是极为重要的资料，其中羽人击鼓与独木舟已经被选取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外墙浮雕的中心图案。

景云碑石东汉
出土于三峡库区云阳县旧县坪遗址，东汉朐忍令雍陟于熹平二年（公元173年）为纪念70年前的朐忍令景云而立。

碑文记述了景云的祖先由楚国迁入汉中、广汉等地，景云为官“政化如神”，深得人民爱戴等情形，反映了三峡地区的政治、地理、移民等史实，是目前三峡地区唯一出土的汉碑，具有极大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碑为浅灰色细砂岩，造型古朴。

碑额正中雕刻妇人倚门像，左右为朱雀和兔首人身像，碑侧浮雕青龙、白虎。

碑面打磨光滑，中间为隶书碑文，共13行367字，书法美，雕刻精，保存好，是汉碑中的
精品，极具艺术价值。

该碑由于南北朝时期即已入土，近年发掘获得，品相极佳，在存世的汉碑中十分罕见。

该碑目前陈列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壮丽三峡”展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