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审美建构与与审美价值观

文学审美建构与核心价值观引领
关于新世纪的审美生态和文学面貌众说纷纭，不断出现质疑和批评之音。

那么，到底应该选择怎样的学术背景、价值基点和思想路线，才能以切中肯綮的理解与评判，真正把创作引向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崇高目标呢？因此，对于文学整体审美气象的考察与反思，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

当今文学创作的精神趋向与审美境界，既有定型审美思路延伸，又有新型审美空间开拓。

定型审美思路延伸方面，《秦腔》、《笨花》等原生态铺陈，《檀香刑》、《石榴树上结樱桃》借用民间叙述方式，分别创立着对于“乡土中国”的审美诠释；《西去的骑手》、《圣天门口》等阐述地域性群体生命价值状态，《花腔》、《人面桃花》、《第九个寡妇》探究特异个体的精神和命运状态，各自展开着“百年历史反思”；《暗示》、《我的丁一之旅》、《刺猬歌》专心于当代人“生命本源与终极境界”的探寻；而《国家干部》、《省委书记》、《我本英雄》、《天高地厚》则进行着政治视角的主旋律宏大叙事。

新型审美空间开拓方面，既有《狼图腾》、《藏獒》和《水乳大地》、《如意高地》探究特殊文化群落的生态与底蕴；又有《亮剑》、《历史的天空》、《狼烟北平》、《遍地枭雄》等展现野性英雄和边缘人物另类的生存习性与生命原动力；《暗算》、《玉观音》、《手机》、《中国式离婚》之类多以时代的心理痛感和阅读的情感、智力快感为创作旨归；以患难温习与诗性寻求为本位的“乱世阅历叙事”也兴盛起来，《抒情年代》、《英格力士》、《后悔录》、《兄弟》之类抒发“文革”少年心灵成长的创伤，《白豆》系列、《空山》系列等诗化边缘性生存空间的濒临湮灭状态的灾祸与苦难，《白银谷》、《大宅门》、《乔家大院》则着力铺排旧时代财势大家族腐烂历程与末日光彩的挽歌。

种种创作趋势和引人注目的文本当然各有优长。

但一种病态化的审美倾向与精神气象日益严重地弥散于其中，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大量畅销作品拘囿于现实生活的具体情态及其日常感触，精神内涵简陋，时尚性的浅层人生欲望及其病态性的寻求与慨叹方式，成为其审美观照的核心内
涵。

广获文坛赞赏的作品中，或者表现出对于物象世态的污浊、畸形、诡异面的审美兴奋感；或者着力表现强悍型的生命形态，却显示出狰狞和芜杂的精神生命特征，包孕着浓重的人类世界负面生存形态的投影；或者满足于凭借娴熟的叙事能力和技巧，巨细无遗地展示混沌世相与日常表象，强健、充沛的创作主体精神的贯注，则相对欠缺。

一个短暂的文学时期引人注目的众多作品，大都这样弥漫着极端、失衡、变态的人性病象、人间污浊、人世琐屑和人格扭曲，甚至出现了明显的世相卑污嗜好和对人类精神污垢的热衷。

这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国家文学形象与时代审美气象程度严重的损伤。

出现这种倾向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学创作的主体未能在全面、深入地体察当代社会面貌全部丰富性、复杂性的同时，充分重视对于时代生活核心境界的捕捉，切实认知和认同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驾驭和维持自我精神生态的平衡。

具体说来，我们的文学创作应该立足以和谐社会建设为宏伟目标、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从国家、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出发，来确立高度、凝聚思想，对当下语境既成的审美气象进行反思、弥补与重构，以克服创作中的各种矛盾、困惑和缺失，重新达成个体精神境界与时代审美气象整体的健全、和谐与丰富。

首先，创作主体应该更着力于考察中华民族在艰难的历史境遇中奋力前行的姿态，发掘其中所显示的民族文化生机与时代精神力量。

当前呈现病态化审美症状的文本，多半出自于对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描绘及其艺术转换。

现当代中国长期动荡、坎坷乃至“人祸”频仍的民族命运及其派生的世态万象，客观上使得这种体察和反思必然会具有人间负面生存形态的心灵投影。

关键的问题在于，不少作家长期沉湎于艰难时世造成的悲凉、愤懑与哀叹之中，始终未能在苦涩的历史体悟、勇敢的精神探索之后，超越社会历史所造成的心灵阴影，作品自然就只能是病态有余而开阔雄健不足了。

所以，我们的作家以更宏阔的思想视野，以中华民族始终奋力前行所包含的文化生机与精神力量为基础，从文化自觉的高度实行审美的转向，来克服自我历史观的偏差和精神步伐停滞的状态，实在很有必要。

其次，创作主体应该在展示矛盾与紧张的同时，以更雄强的精神能力，努力参悟矛盾的解决演变过程的更高形态。

近现代中外的不少作家，都倾向于对人在世界上的矛盾、紧张状态的捕捉，着力强化自我与社会、时代、文化的对立关系及由此导致的精神焦虑，以作品的“震撼力”和主体的批判立场为创作旨归，却未曾或不愿走到历史哲学和精神哲学层面“和合”的形态与方向。

这甚至已形成了一种堪称积重难返的思想传统。

实际上，矛盾的解决也是规律的一部分，甚至是矛盾过程的更高形态，展示矛盾的同时呈现出矛盾必将解决的方向，才是作家更为全面、丰满、强健的精神能力，才是作为人类世界发展推动力的文化创造更为核心的价值之所在。

因此，有为作家必须更诚恳地认识和遵循人类文化创造的核心意义，更着力于认同和弘扬引领人类进步、和谐的精神元素，更健全地把握精神主体与世界的关系，这样才能走出当前审美气象病态化的泥淖。

第三，应该恰当地处理好审美独创性与精神和谐性的关系。

当前活跃于文坛的不少作家，或者成名于反省我国历史曲折时期的失误与悲剧，或者成功于发现改革开放初期的缺陷与矛盾，其独特性由此形成。

进入历史新阶段，时代精神的核心境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他们仍然固守自我以往的“独特性”，而以往的精神“独特性”是以对生命阴影的感受为底色，他们就只能以审美的诗意掩盖精神的病象。

这时，他们的审美独特性实际上已经转化成了精神的局限性。

所以，创作主体必须超越审美自我本位的观念，以时代业已变化了的核心境界为创作资源和审美依据，以精神世界的健全、生机与活力为主导方向进行审美核心元素的选择。

建立在这种精神气象基础上的审美独创性，才可能真正达成精神生命体的自我生态平衡，进入精神和谐、生机盎然的审美创造状态；才可能具有与时代整体态势相对应的文化生命大气象，具有文化大创造的活力。

总之，不仅努力以自我的创作丰满时代的整体面貌，更致力于深入把握和表现时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时代生活的核心形态，这样的文化创造才能趋近和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化气象。

正由于此，我们应当提倡广大作家真正切实地强化自我同时代根本历史趋势和核心价值观之间的精神联系，“更加自觉、更加主动”
地站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强调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时代高起点，来认识和驾驭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复杂现实，并努力从中捕捉真正具有生机与活力的、顺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美学品质与精神境界作为艺术支撑和思想引领，来建构一种基于人类健全生态、雄健气魄和浩瀚胸襟的时代审美文化气象。

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真正激发出精神的活力和创造的潜力，创作出足以代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化境界和国家形象的优秀作品，有力地助推时代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