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中生产力因素的文化分析

民族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中生产力因素的文化分析李德建2012-3-20 11:20:41 来源：《黑龙江民族丛刊》(哈尔滨)2011年4期内容摘要：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性基础源于生产力的发展。

文化作为人的生命解释系统以及生产力根植于社会生活的双重基本事实，使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二重性特征。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技术革新或每一次方向选择，都是“他者”与“我者”双重因素交互作用的一种存在。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不是现代生产方式的文化逻辑对地方性文化的简单取代，相反，无论是在生产力要素的选择、配置以及技术变革的每一个环节，都明显地镌刻了地方性文化因素的痕迹。

关键词：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生产力因素；文化关联作者简介：李德建，男，贵州雷山人，贵州财经学院社会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和民族职业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C9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11）04-0110-05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性基础源于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自身及其外在环境的认识、控制和改造，或者说在既定条件下进行资源配置所能达到的合理性程度。

作为社会性的存在，生产力不仅因为决定着人们对生产要素的现实配置和利用而表现出鲜明的技术特征。

由于“人类的经济是浸没（submerged）在他的社会关系中的”[1]，生产力技术特征的发挥总是深深地“嵌合”于特定的社会文化结构之中，人们只能以一定的方式、在一定的文化中进行着认识、控制和利用资源保障其存在和发展的种种努力。

生产力无时无刻地受到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展现出与文化紧密关联的特征。

生产力因素与文化的这种关联，不仅关涉生产力技术变革和发展的各种问题，还关乎生产力向这个方向发展还是向那个方向发展的问题。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或者说裹挟着现代生产方式的诸多因子的生产力因素在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场域的展布，是与民族地区异质性存在的社会文化因素紧密相关的结果。

对以乡村文化为内容、产品为手段，同时强调现代生产方式及技术特征在产业发展中的应用的乡村文化产业研究，可以成为理解生产力与文化之间关联关系的较为理想的切入点。

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民族文化对生产力技术变革及发展所具有的独特功能，使我们可以从这一独特的视角来审视生产力因素与文化关联的实质，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到特定文化体系在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助推力及方向控制力的双重作用与意义。

一乡村文化产业是指发生在乡村区域中的、以农民为从业主体的、以乡村文化资源为主要经营内容的各种文化产业活动。

毋庸讳言，乡村文化资源之所以能被现代生产方式理解为新的资源，以产业化的方式进行生产，根本原因在于“始终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2]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火车头”的推拉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人们所能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3]。

在人类的生存首先展现为必须依凭对自然资源的占有以获得生命肌体需要的养分的时候，人类从自然界获取资源的技术手段和能力，即生产力及其发展就成为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非常强调生产力的存在意义。

恩格斯曾经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4]人类学曾经在一段时间中，构建了宏大的进化论纲要，将主要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层面，假定技术的进步是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先导因素。

“社会系统本质上受技术系统的决定，即技术系统是自变量，社会系统是因变量。

”[5]在开启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生产方式的制度结构中，以效率为取向的解释获得了空前的胜利。

效率越高，意味着资本逻辑追逐的利润空间越大，生产力的效率越高。

依赖于人的躯体的能量获取自然资源的所有的狩猎采集者，都被集中在社会发展的低水平阶段。

而具备了发展所需要的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的能力的共同体，则被集中为发展的高级阶段。

这一认识加强了社会分离式发展的趋势。

生产力也因其鲜明的技术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被转化为纯技术因素，割裂在社会的整体性存在之外。

生产力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对自身及其外在环境的认识、控制和改造的诸种能力的集合体。

生产力既是导致社会达到一定发展程度的产物，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沉浸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不能孤零零地以纯技术的方式呈现和存在。

对此，马克思在述及构成生产力核心内容的生产方式时，就曾经精辟地指出，生产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生活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6]。

在表层上，生产力表达为特定群体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诸种能力所能达到的程度，展示为生产技术手段、生产组织制度、生产方式等内容，体现出技术性和物质性的特征；在深层上，生产力内化为特定群体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的生存方式，展示为共同体对自身及其外部世界的认识、控制和改造的能力，体现出精神性的特征。

确切地说，生产力实质上就是技术性和精神性双重模塑的过程和结果。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最终体现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与物的有机结合所能达到的合理程度。

人们改造自然的技术手段和能力，不仅包括了劳动工具的制作、使用以及劳动生产的组织方式等方面，而且也包括了人们的宗教信仰、认识水平、行为习惯、价值判断等方面。

正是基于这种文化的关联性，生产力“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7]，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文化方面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一系列连续的历史活动的产物，本身就是各项生产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积累的结果。

每一次生产力的跃进或发展，都是对上一次有关生产的文化积极扬弃的结果。

离开了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各种生产工具制作技术、科学知识、劳动组织方式、物质产品等相关生产文化的积累，新的生产力就不可能横空出世，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承认文化的作用之一就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那么这种解释必须依赖于共同体的文化解释系统，特别是共同体的价值共意。

生产力作为沉浸在文化的汪洋大海中的存在，它每一次的跃进都伴随着文化的影响。

特别是当生产力的发展涉及向何处发展，以及为哪些人发展等根本性问题时，必然受到掌握着生产力的不同共同体的价值共意的种种影响。

生产力为谁发展、为谁服务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占社会主体地位的共同体的文化选择。

二文化对生产力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两个层面上。

在生产力技术发展“纵向”方面，文化因其对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明显地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推动或阻滞的作用。

从生产力的技术配置来看，如果不考虑跨文化之间的协调与兼容，就必然遭到来自异文化深层结构的排抗与阻滞，诱发一系列的非经济制约因素，造成经营效益的下降，并最终可能遭到彻底失败。

在不同的文化结构之间，如果没有找到两者的契合点，多种文化因素互为犄角、冲突态势，那么这种文化格局必然影响到生产活动的正常、高效进行。

特别是在共同体外部的生产技术因为明显有别于共同体内部的生产技术而呈现出先进性的情况下，由于人们“对新技术的态度不是由技术本身决定，而是被新技术的间接效用——新技术时常被当做一种社会权力的工具——决定”，技术就有可能随着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大规模扩展，“成为征服工人的武器”[8]，并最终内化为共同体的一种文化制度。

如果这种文化制度进入新的文化体系，而没有以该文化体系所能理解或接受的方式进行适当转化，那么源于共同体之外的呈现出先进性的技术就很难发挥出应有的功效。

对此，布迪厄曾指出：“由于无须在外在于身体的系统先前状态的力量和内在力量即当时产生于自由决定的各种动机之间作出选择，内在行为倾向，亦即外在性的内在化，能使外在力量起作用，但必须遵循内含这些外在力量的机体的特殊逻辑，也就是以持久的、系统的和非机械的方式起作用。

”[9]对于每一个经济共同体而言，生产力的每一次前进或后退，都是它原有的文化结构的一次重大调整的结果。

如果没有在共同体文化内部完成对以新的生产技术的理解和应用的准备，就很难有生产力的新突破。

在生产力方向选择“横向”方面，文化因为蕴含了共同体的价值共意，而明显地对生产力向这样或那样方向的发展具有影响作用。

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旨归在于，为共同体的社会性存在提供所需的物质财富。

人类长期的分离式发展态势，使得不同的共同体所理解的物质财富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共同体看来是财富的东西，在别的共同体却不一定是财富。

这就使得，在这个共同体需要大力发展的生产力，在另外一个共同体则显得大可不必。

如果说，物质资源主要是通过满足人的多重需要来构建人的幸福感，并最终成为众所周知的一种财富或利益，那么，由于不同文化体系对幸福的界定和利益、财富的认识存在差异，人们对物质资源的生产的努力也就存在很大差异。

贵州高坡苗族同胞将毕生辛苦累积的财富，付诸于一次或稀疏的几次“射背牌”活动，和夸克特尔人夸张的“波特拉赤”活动类似，在人们对这种“贫困的富有”的迷惑眼光中，仍然在强有生命力的延续，本身就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人们饮食着装，不仅要体现满足和美感，还要显示其身份、地位等。

无论是“射背牌”还是“波特拉赤”，其奢侈、夸张而非必要的近乎浪费的消费的背后，隐含着人们对其荣誉或名声的执着追求。

在此意义上的财富，不再是纯物质的对象，它含有了观念性的东西。

处在人类社会活动中的核心地位的生产问题，也就跨越了原来的物质财富层面，财富、制度、权力、荣誉、地位、能力、知识、符号、象征等等，都扭合在了一起，被赋予了经济的意义。

对于任何一个共同体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它所有的“发展目标、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和确定，与这个社会的成员所信奉的价值直接相关，人们总是会去追求自己意愿的那种生活；一个社会发展的进程，应该是由这个社会的成员自主决定和自力担当”[10]。

不同共同体对于发展目标、根本利益及基本价值理念的理解，都会深刻地影响到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选择。

因此，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来看，生产力的发展事实上就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问题，不仅包括了增长的速度、数量的问题，而且也包括向何处发展、为谁发展的问题。

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什么是好的生活质量，什么是幸福，以及什么是自由等等问题，理解是大相径庭的。

相对于发展的速度和数量而言，发展的方向和目的在某种程度上还更为重要。

“文化通过界定人们所想要的来塑造行动”[11]，一旦离开了蕴含着行动主体的利益目的和价值追求在内的文化，以生产力为主要内容的物质财富的增长，就极有可能偏离其发展的真正意义。

因此，在萨林斯看来，人类“整个生产系统就是一个充满文化意图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