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 转喻、隐喻与一词多义现象

“头” 转喻、隐喻与一词多义现象

【摘要】本文主要对《外语教学》2006年第3期上刊载的李瑛、文旭教授《从“头”认知——转喻、隐喻与一词多义现象研究》一文中的一些结论提出商榷。通过对该文中一些立论的辩驳，进一步讨论隐喻和转喻的本质区别, 隐喻和转喻在多义词词义扩展中的作用以及多义词词义的扩展方式，强调从历时的角度探讨多义词词义扩展机制以及词义演变认知过程的必要性。

【关键词】多义词；转喻；隐喻；历时；认知

一、引言

李瑛、文旭教授在《外语教学》2006年第3期上发表了《从“头”认知——转喻、隐喻与一词多义现象研究》一文（以下简称李文）。该文以英汉head（头）的词义为语料，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比分析了英汉多义词词义延伸的思维结构和呈现方式，并得出了四点结论。笔者对文中两位作者的一些结论持有不同的看法，不揣愚陋，提出几点质疑求教于读者并与两位教授商榷。

二、隐喻和转喻在词义延伸中发挥的作用

李文选取Cambridg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词典中所列的12 个“head”的名词义项为语料，通过分析发现，在12个义项中，本义1项，转喻3项，隐喻与转喻交叉的2项，隐喻6项，由此得出结论：“隐喻性义项多于转喻性义项。以隐喻思维为基础所产生的词义多于以转喻为基础所产生的词义，即在词义延伸中隐喻的作用大于转喻”。

我们对李文的这一结论及其推理过程有三点质疑。首先我们不能完全赞同李文对这些义项的划分。例如，李文认为义项“智力，思维”属于隐喻和转喻的交叉，而我们认为这是转喻的义项。首先我们有必要来看看国内外学者是如何区分隐喻和转喻的。完形心理学依据知觉过程中信息的组织原则来区别隐喻和转喻。其中相似原则和顺接原则为隐喻的认知原则，接近原则和突显原则则是转喻的认知原则（赵艳芳，2001：97-99）。沈家煊（2004：243）认为，转喻是从一个概念过渡到另一相关的概念，是重新分析；隐喻是从一个概念投射到另一相似的概念，是类推。林正军（2005：366）通过总结Lakoff，Johnson，和Gibbs等认知语言学家的观点认为，“转喻建立在邻近性（contiguity）原则基础之上，体现同一认知域中两个元素的相关性；而隐喻建立在相似性（resemblance/similarity）原则基础之上，涉及到两个认知域，强调从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因此，我们认为，隐喻和转喻的本质区别在于相似性还是相关性。就“头”的原义与义项“智力，思维”之间的关系而论，两者之间并无相似性可言，而是以“头”这一事物指代其“思维”属性，其语义延伸是从一个概念过渡到另一个相关的概念，并非李文所说的“从一个域投射到另一个域”。赵艳芳(2001:119)也认为从“头部”到“智力，思维”的词义演变是转喻的思维方式。

其次，李文仅依据对“head”的12个名词义项的分析就得出这一结论，显然是失之偏颇的。我们认为，研究认知思维在词义延伸中的作用，必须尽可能地从历时的角度考察所有的义项。尽管我们无法穷尽多义词的所有义项，尽管多义词的某些义项已经废弃或过时不用了，但仅选取其中某些义项进行分析就轻易下结论，是不够严谨的。有鉴于此，我们利用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head的所有义项作进一步的分析。据统计，该词典共收录了head 名词义项32个，形容词义项2个，动词义项14个，并且按照语法和语义特征把所有的名词义项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共7义项，与本义的关系基本上为部分与整体、事物与其属性之间的关系，为转喻义项；第二部分共18义项，其语义基本上表示与“人体的头部”形状或所处的位置相似，以隐喻为主，也有隐喻和转喻交叉的义项；第三部分共7义项，为“头”的功能意义上的延伸，前2项为转喻，其余为隐喻和转喻交叉的义项。可见，单从名词义项来考察，隐喻性义项确实多于转喻性义项，但是如果加上形容词和动词义项，情况就不一样了。“不同词性之间的转化是转移思维的结果，因为同义而不同词性是突显事物不同的方面而已”。

（赵艳芳，2001：120）这一点李文也是赞同的，因为李文中提到“英语中…head? 除用作名词外，还可以作动词用，这种动词的用法属于转喻思维模式。”因此，在多义词“head”的语义演变中，很难断定隐喻发挥的作用一定大于转喻。Ungerer和Schmid（2008：115-158）用大量的语言事实说明，隐喻和转喻是互补分布的，也就是说，一种认知方法不足时，即用另一种方法来补充。他们用parallel一词来描述两者在认知过程中同等的作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隐喻和转喻在多义词词义延伸中是相互补充的，人们在延伸词义时采取何种认知思维方式是不确定的，其作用大小也得依据具体情况而定。

最后，关于隐喻和转喻词义延伸的模式，李文是这样分析的：“虽然我们知道转喻是词义延伸的最基本过程之一，甚至比隐喻还要基本，但它延伸的基础是思维上的微观分解，具有思维邻近性关系特征，结果都是视觉焦点的转移，表具体的事物，语义延伸范围较小。其余义项是隐喻性思维意义延伸，是在相似性基础上产生的联想，语义范围大，类型多，既有具体意义，又有抽象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多义性的产生主要靠的是人类的隐喻性思维，以事物的相似性为基础。相似性的事物或概念可不断产生，事物本身的成分却很有限。”就此我们认为有两点值得商榷。其一，和隐喻相比，转喻思维延伸的范围并不一定存在更大的局限性。Lakoff和Johnson（1980：37）认为，转喻，也像隐喻一样，不是任意的，而是系统性的，是一个概念体系。他们列举了七种转喻模式。Ungerer和Schmid（2008：116）也列举了九种转喻模式。李国南（2001：154-157）列举了十大转喻模式：（1）借事物的象征标记或个体特征代事物；（2）借工具代工具使用者或相关事物；（3）借容器或处所代事物；（4）借首创者代首创事物；（5）借产地代产物；（6）借原材料代成品；（7）借原因与结果相代；（8）借具体与抽象相代；（9）借局部与整体相代；（10）借特定与普通相代。

实际上，除上述的共有转喻模式以外，英汉语还各有独特的转喻模式，如英语中常以某种感情的名称指代具体的人或事物：以sorrow指代为之悲哀的人，glory指代荣耀的人或行为等；汉语中常借行为转指行为者，如：编辑，教授，同事，导演等。可见，英汉语中不仅转喻的方式多样，而且语义延伸的范围也是非常广泛的。即便是以一具体事物指代另一具体事物，情况亦然，如paper可转指以纸为书写或印刷材料的许多东西：报纸，论文，考卷，文件，钞票，债券，票据，记录，车票，入场券等。

其二，至于转喻思维延伸的词义是否仅限于具体概念，国内外学者的意见并不一致。从Lakoff 和Johnson、Ungerer和Schmid所列举的转喻模式中可以看出，转喻基本上是一个具体概念到另一个具体概念的延伸。Ungerer和Schmid（2008：130-133）确实认为转喻通常限于具体概念。但是他们又认为情感的具体生理症状指代情感是转喻思维。因此，我们比较赞同李国南的观点，即转喻模式应该包括具体与抽象概念的相互指代，tiger指代ferocity，wisdom 指代wise person就是典型的例子。赵艳芳（2001：116）也引用约翰逊和奥特利的研究成果证明，“转喻也是倾向于用具体的有关联的事物代替抽象的事物。”总之，转喻思维延伸的意义既有具体的，也有抽象的。

三、转喻呈连锁状延伸与隐喻呈辐射状延伸

李文的结论之二是：基于转喻与隐喻的意义延伸呈现出连锁和辐射的不同方式。以转喻思维结构进行的意义延伸属于同一域中的映射，各义项之间虽然独立，却有联系，词义呈连锁方式拓展；而以隐喻思维结构进行的意义延伸属于不同域之间的映射，各义项之间没有联系，但与本义具有相似性的特征，词义呈辐射式方式延伸。陆国强（1999：90）就辐射和连锁作了如下区别：词义的辐射就像一个轮子，中心意义好比榖（hub），次要意义环绕着它，好比辐条（spoke）；次要意义之间没有联系，但与中心意义有密切联系。而词义的连锁就像链条，次要意义一步一步地游离中心意义，相邻词义之间有联系，但次要意义距离中心意义越远，两者之间的联系越微乎其微或不复存在。

那么，我们再来观察“head”一词的语义延伸方式。“head”有以下转喻义项：1. 头发；2. 头痛；

3. 人，个人；

4. 头脑，才能；

5. 一头高或一头长；

6. 领导人，负责人等。显然，这些义项之间没有联系，但与中心意义却联系密切，词义属典型的辐射式延伸。陆国强（1999：90）就是以“head”为例解释词义的辐射的。

尽管“head”的隐喻义项确实基本上呈辐射式延伸，但这并不能证明隐喻义项一定是辐射型的。事实上，隐喻义项，与转喻义项一样，也具有多层次的特点。李国南（2001：53-54）以handicap 一词为例说明隐喻义的多层次转移：“此词源于一种十分古老的物物交换形式：手放在帽子里（hand in cap）。两人需要物物交换时，便请一公断人确定所拥有物价值较小的一方补偿对方的数额，最后又以伸手到一顶帽子里抽签的方式决定成交与否。至17世纪后期，英格兰有一种赛马活动就是按照这一原则来安排的，后称handicap match或handicap race。从…物物交换?到…赛马?，这是第一层隐喻。随后，handicap便自然而然地被用以指称形形色色的…障碍?或…不利条件?。这是handicap的第二层隐喻，也用作动词，意即…妨碍?。接着，这一动词的过去分词handicapped就被用来作为委婉语，指称…残废的?。”可见，handicap一词的隐喻义呈连锁状延伸。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通过隐喻还是转喻思维扩展词义，其方式是辐射型和连锁型共现的。

四、汉语“头”的多义化与转喻和隐喻思维的关系

在比较汉语“头”和英语“head”的义项时，作者得出结论：“英语和汉语在词义延伸过程中，认知思维部分相同。但由于英汉语言的不同特征，汉语“头”的用法上有其独特之处，与转喻和隐喻思维无关。”作者以汉语“头”作为名词词缀和方位词词缀为例以证明其观点。“有听头”、“前头”、“上头”等中的“头”在现代汉语中已经虚化为词缀，其意义延伸难道真的与认知思维无关吗？魏兆惠（2007）研究古汉语词缀“头”时发现，到了东汉时期才出现表方位和时间的词缀“头”。汉代文献中，有许多“头”字还没有完全虚化成词缀：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汉乐府·陌上桑》）

近黎阳南故大金堤，从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头，乃折东，与东山相属。（《汉书·沟洫志》）高处树头，去地七丈。（《佛说奈女耆婆经》）

以上“上头”、“南头”、“树头”的“头”，还没有完全虚化为词缀，含有“顶”、“端”之义。从历时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词缀“头”在最初的时候还是与转喻思维有关的，只不过其转喻意义后来固化了，与原义的联系不易被察觉了。

另外，加在动词或形容词后的词缀“头”引伸出“必要，价值”之义，也是与转喻思维有关的。由于“头”是人体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位，我们不难理解“头”作后缀表示“必要性或价值”。尽管《汉语大词典》未列此义项，但台湾出版的《中文大辞典》中“头”字的第16义项就是：“必要也，如讲头、看头，谓一讲之必要，一看之价值也”。

由此可见，多义化与人类的转喻和隐喻思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多义词词义之间的关系是有据可依的，词义的扩展主要是通过转喻和隐喻来实现的。（林正军，2005）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多义词词义的扩展主要是通过转喻和隐喻思维来完成的，两者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从历时角度来看，词义的延伸基本上都与人类的这两种基本思维方式有关。只不过有些词义随着语言的发展，其理据丧失了，成了“死隐喻”或“死转喻”，从而固化为某词的共时语义网络中的一员。在词义的扩展方式上，无论是通过隐喻还是转喻思维，都可能呈现辐射和连锁方式，而且许多常用的多义词是通过连锁和辐射两种方式综合完成词义延伸的。

从认知思维的角度研究一词多义现象是认知语言学的主要课题之一，它能充分解释多义词词义的延伸方式及原义与其衍生词义之间的关系。一词多义是共时实体，但它却是词义历时发展的结果。要充分理解一词多义现象，我们必须从“头”（源头，词源）来分析，采取共时和

历时相结合的方法，描述多义现象而不提及多义的来源是不大现实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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