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城科举文化述略

慈城科举文化述略沈毅（宁波市慈湖中学，浙江宁波315031）摘要：慈城科举文化源于慈城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因慈城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而兴盛，并成为连接古代慈孝文化和近代儒魂商魄的桥梁。

因此，对慈城科举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慈城；科举；教育；兴盛中图分类号：G527.5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60（2008）06-0073-04浙江宁波慈城的历史可以概括为7000年的文明史，2500年的建城史，2200年的建县史，1200年的县城史。

早在新石器时代，慈城就有先民活动，是江南文明的摇篮———河姆渡文化区的中心。

2004年分别发现的田螺山遗址和傅家山遗址与河姆渡文化一脉相承，把河姆渡文化推向更深的层次。

2005年11月12日，慈城被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千百年来，慈城文运昌盛、科举繁荣、举人众多、秀才盈城，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漫步慈城，著名的孔庙、考棚和县衙似乎诉说着人生读书、考试、做官的三部曲。

慈城的历史遗迹、进士名人、慈孝文化、儒魂商魄，折射出中国古代科举文化的特色和深远的影响，成为昭示后人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一、慈城科举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历经1300年的科举制度，对我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教育、伦理、道德、民俗、民风等各个领域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科举为载体，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科举文化。

慈城作为中国科举文化史上一颗灿烂的明珠，尤为醒目。

尽管慈城只有一万多人口，但在民众安居乐业的同时，江南才子志存高远，知书达理，勤奋好学，卧薪尝胆，诞生了5位状元和513位进士。

科举文化与古代政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自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正宗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核心。

在思想层面上，儒家理论的经学化使得它从一种普通的学说变成了圣典；在制度层面上，儒家理论作为科举考试内容，最直接有力地确保了正统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在教育层面上，科举考试在隋唐至晚清的中国社会中具有政治选官与高等教育的双重属性和职能，儒家的经典也变成了历代学校教育的内容。

封建国家通过科举制度将选官用人与个人利益巧妙地结合起来，使影响“一竿子插到底”，使文人“一条道跑到黑”。

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教育的地位，有效地促进了文化的普及，而且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塑造和选拔人才的作用。

科举通过不断从社会精英中吸取统治人才，促进了官民的上下流动，增强了古代社会的活力。

科举制度将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政治人文化，文化政治化，把中国古代政教一体的重要特征发展到了极致。

千年古镇慈城自然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如同世外桃源，既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也是莘莘学子的读书胜地。

宋朝有“四明学派”和“慈湖书院”创始人杨简；明朝有被朱元璋赐封为“江南大儒，惟卿一人”的桂彦良；近代以来，留存史册的名人更多，梅调鼎、钱罕、秦润卿、周信芳、陈布雷、谈家桢、应昌期、冯骥才……。

整齐的街道建筑，幽静的居住环境，便利的内外交通，优越的经济条件，良好的社会风气，和谐的人际关系，充裕的学习时间，浓厚的读书氛围使这里书香门第众多，官宦人家云集，在宁静平和中显示出高雅和神奇，成为孕育慈城科举文化的肥沃土壤。

收稿日期：2008-10-23作者简介：沈毅（1955－），男，山东泰安人，宁波市慈湖中学高级教师。

第11卷第1期宁波教育学院学报Vol.11No.12009年2月JOURNAL OF NINGBO INSTITUTE OF EDUCATION Feb.2009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

历代的选士和科举，虽在形式上或重经义，或重诗赋，或用八股取士等有所不同，存在着文化精华和封建糟粕，但在内容上大都限定以儒家经书为标准。

虽然科举的主要目的在于求取功名，但在潜心苦读的同时，人们也受到“三纲五常”封建思想的影响和伦理道德的熏陶。

古代教育和传统文化中提倡的“忠、孝、仁、义、礼、智、信”等对人的教化，有其合理的成分和积极的作用，有利于社会的文明和历史的进步。

“忠”倡导忠君与忠诚；“孝”要求人们在顺从父母意志的同时尽心奉养父母；“仁”体现了古代文化的人文情怀，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义”成为每个人都应该遵循的最高道义，它倡导了舍生取义的人间正义；“礼”以和谐为价值取向，有利于规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智”从道德智慧延伸到科学智慧，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结合了起来；“信”既是做人的根本，也是社会发展的道德基础。

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成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最核心的因素，并通过教育和科举融入到人们的思想之中，实现了科举、教育、文化三者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

慈城科举的长盛不衰既来源于慈城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又对提高慈城文人和民众的道德素养、思想境界、文化层次和生活品位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慈城科举文化随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而兴盛慈城地处富饶的江南宁绍平原，山青水秀，交通便利，钟灵毓秀，文运祥瑞，人民辛勤耕耘，百姓安居乐业享，有“千年第一古镇”的美誉。

早在三国时期，慈城就被确立为吴越的政治中心，良好的区域优势，为科举文化在慈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宋时期，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南移，更为慈城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明朝中后期，随着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家庭副业和手工业发达，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比重上升，慈城发展成为浙东的商业重镇。

而经济的繁荣更是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千年科举也步入了全盛时期。

明清之际，慈城共出了330位进士和20位武进士；1049位举人和69位武举人。

著名的人物有姚涞、杨守勤、刘安、刘世龙、陈敬宗、赵文华、袁枚、姜宸英等，其中有13人被载入《明史》。

众多学识高、影响大的历史文化名人，为慈城积淀了名人文化的特殊领域，对当时政治和文化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在优秀人才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批名门望族，成为慈城科举文化兴盛的有力支撑。

据统计，在慈城从唐初至清末的500多位进士中，占30人以上的大姓有：冯姓56人，王姓36人，张姓33人。

在慈城历代状元中，北宋的兄弟状元有冯泾和冯滋；冯履道和冯基。

明代的有冯元颺和冯元飂。

祖孙状元有北宋的王发、王庭秀、王璧。

父子状元有北宋的王休和王良等人。

值得一提的是，慈城有“冯半城”之说，冯氏作为慈城千年望族，世代注重读书，一门就出了56位进士，而且亦儒亦商，人财两旺，冯泽夫作为晚清上海钱业界领袖，地位显赫。

慈城的兴盛还受益于人才的流动。

众多人才智慧和才华的发挥，促进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据县志的不完全统计，走进慈城的外地人才有100多位，其中最著名的有董仲舒的六世孙、祖籍河北广川的董黯；创建慈溪县城、与祖父房玄龄，父亲房融三代为相的河南缑氏人房琯等。

同时，通过科举走出慈城步入官场的有200多人，其中御史37人，副使30人，布政13人，参政13人，知府44人，知县41人，主事26人，郎中9人，判官1人，推官6人，员外3人，县丞2人，参议11人，廉使5人，副将3人，编修5人，备道1人，知州1人，学正2人……他们的聪明才智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教育的繁荣，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南宋时期科举中心的南移，为慈城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明清时期更是人才济济，步入仕途者明显增多。

耸立街头的进士和孝贞牌坊成为引导人们为之奋斗和弘扬美德的路标；保存完好的府第豪门、深宅大院成为科举繁荣和美梦成真的见证。

科举文化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涵盖了人才标准、理想追求、价值观念、人际关系、文化术语、社会风气、建筑风格、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

科举文化的演变轨迹，描绘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结构脉络和发展走向。

慈城的科举文物不仅成为科举文化的物化表现，而且通过保存的大量文物，如登科录、乡试录、匾额、碑刻等和留下的相关建筑，如孔庙、学宫、考棚、书院、状元第、进士坊、藏书楼等，显示出科举文化的系统性和广博性。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十年寒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读书做官”、“金榜题名”和“学而优则仕”等观念在文人头脑中根深蒂固，慈城文人也不例外。

虽数世白身，但一登龙虎榜，就可能出将入相；而官宦子弟，不读经书，无缘科场，则可能沦为平民百姓。

他们把科举当作飞黄腾达的真谛和光宗耀祖的指南。

家庭的“望子成龙”、社会的“惟才是举”也引导着人们刻苦读书，求取功名。

由于科举考试将教育与仕途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们读书学习的积极性。

慈城教育资源丰富，读书条件优越，文化基础良好，读书学习蔚然成风，这些都对慈城科举文化兴盛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自唐以来，这里人才辈出，群英荟萃。

现根据《慈溪县志》统计整理如下表：朝代进士举人贡生辟荐任子仕籍小计文武文武唐朝200000002北宋23000000023南宋1320070000139元朝600000006明朝237859902691042201239清朝9312450693241053931356合计49320104976593114273932765沈毅：慈城科举文化述略三、慈城科举文化是连接古代慈孝文化和近代儒魂商魄的桥梁在历史长河中，慈城的科举文化在传统美德和慈孝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尽管科举中试有一定的偶然性，也不排除腐败现象，但就制度本身和实际录取而言，即使到了清末，其客观性和公正性还是主流。

它改善了用人制度，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虽然科举考试科目单一，内容狭窄，学不足以致用，特别是与近代科学的发展相背离，但进士中的绝大多数并非“不学无术”、“平庸低能”之辈。

可以断言，没有相当的知识和学问是难以金榜题名的。

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官用人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公正选拔人才的方法。

2008年1月，慈城所在的宁波江北区被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中国慈孝文化之乡”的称号。

慈城、慈江、慈湖等以慈而得名，因慈而扬名。

特别是慈城，从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六世孙董黯与其母的经典慈孝故事传说开始，慈城的山山水水就与“慈”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慈城的历史上还出了不少孝子，据史料记载，慈城自设县以来，受到皇帝旌表的孝子（女）就有30多人。

其中，董黯、唐朝孙之翰、张无择最为出名。

在民国时期，慈城镇更被称为孝中镇。

他们的孝行和感天动地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当时社会伦理的模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慈孝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