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科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第二个问题，广义的科举是从汉代就开始，不是严格意义的科举，从西汉开始，朝廷举行笔试来选拔，通过对策的办法来选择人才，已经算是一个广义的科举。

但是狭义的科举从605年开始，就是从隋朝到明清时期，1300年间科场成为中国人文活动的首要之地，千年科举通过中国传统文化，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中国从隋朝到明清的官僚制度，包括社会的历史进程，包括我在后面讲的儒家的经学、史学、文学都产生着很大的影响，我从几个方面来谈。

第一点，科举是儒学的制度支撑。

因为我们这里是岳麓书院，对儒学研究特别多，它的关系应该是最密切的一个学问，那么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或者思想的主要部分，它为什么会形成？最重要是因为有科举制度支撑，儒学才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干或者说主体。

从汉武帝建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40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只有董仲舒的对策中最出名，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次不像之前的对策还录取了其他学问的人才，这次只录取儒家学说的，它当然从我们中华文化的多元化来讲，是有它的局限，但是对于儒学的发展，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

儒学在诏举取士和整个中国思想文化中都占据着正统独尊的地位。

实际上儒学在中国这么重要，广义的科举跟诏举是有重要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核心，实际上是由于董仲舒此次对策所发端，我说这两者的观点从开始就有独立关系，儒家经学向来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

包括从汉唐开始，它有一些测试，汉代总体来讲是以经学为主，当然在唐代和汉代还有文学体制，在整个1300年历史上，经学与辞章是最重要的考试内容。

而且从中唐到南宋期间，科场中存在着经术与文学之争，实际上后来大部分都是两者融合。

从王安石改革科举“试以经义”之后，经学慢慢取得主导地位。

特别是元代以后，经学就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虽然后来考八股文，它的形式是文学，但是实质内容是经学。

从唐代开始，经学就是一个必考科目，唐代为了统一全国的经学注疏，唐太宗命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就是因为科举考试需要一个统一的教材和标准。

原来的经有各种全称，有很多，唐高宗永徽四年，也就是653年颁行天下，此后每年明经依此考试，自唐代到宋代，都是根据明经取士的方法。

有的科目在考试期间，专考的内容比较多，一直到宋代，还有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等等很多科目，王安石改革以后，基本上把这些统一成进士一科，虽然后来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科，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进士科，而且进士科也必须要考儒家思想，比如说《诗》、《书》、《易》、《周礼》，但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主要是其自撰《三经新义》。

从元代到明清期间，无论哪个阶段的考试都必须要考，比如元代的汉人、南人应试都要考，《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必须要考，特别是《四书》学特别盛行，术业有专攻，但是到了乾隆21年，清代乾隆21年以后，开始逐步过渡，到公元1793年以后，所有人要考验科举，一定要五经必试，就是春秋礼一定要考。

当时考科举的人，把四书五经都倒背如流，它把五经里面任何一句话都拿出来，参加科举的人都能够做出来，实际上八股文是古代标准化的作文，皇帝为什么可以随意命题，他就是随便把经书里面取两个字也行，取一句话、一段话也行，你就按照八股文的套路来回答。

当时的人只要是18岁以上，进举以后、当秀才以后，大部分人能够把《四书五经》背下来，多数人能够把这么多内容背下来，记忆力非常好，所以中国人的记忆力现在遗传下来了，当然它也存在弱点，就是对求异思维不够，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也是很不简单，受科举考试的推动，儒家经学不仅在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而且造成所有世人去钻研经典。

各种关于儒家思想的阐释层出不穷，量非常大，明清时期流传极广的神童诗，谈到一个人身上的宝物，我们讲金钱、房子、汽车都是身外之物，包括官位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什么是身内之物？学问是身内之物，因为你走到那里，它就跟到那里，我们讲的肚里有墨水是身内之物，还有健康是身内之物。

《神童诗》中便有“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还有一种说法是“遗子黄金宝，何如教一经”，这个说法也就说明儒家经典多么重要，你给子孙后代多少黄金，都不如教育他一经，当然科举考试，造成全民读经，有一个缺点，就是造成应试教育，很多人是为了考什么去学什么，《四书五经》里面什么容易出题，他就去背这些，所以也有一些死记的应试弊端，经学可以不断的传承和繁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科举的倡导和历练。

我认为1300年间科举以经术取士，造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读经运动，使古代中国成为一个儒学社会，而且只要读书人，他一定要攻读经书，这个是第一点，谈得稍微详细一点。

第二点，科举与教育的关系。

科举制度主要是选择文官，当然还有选择武官，但是武官是一个支流，我在论著里面专门分析了，它还可以具体分支为比较高的考试细则，学位考试细则和智力测验细则，它是一种取士制度，学校是一种养士制度，当时两种是互为依存的，两者不可分割，在科举时代总的来说，各个学校的办学目的统一，尤其是官学，学而优是为了仕，可以说1300年间，唯有通过科举，才能够走上仕途，所以科举考试，成了学校教育的，我们讲类似于现在高考的指挥棒，指导和操纵学校教育的发展方向，学校的目标是根据科举的目标来设定，所以你考什么，我就教什么、学什么，不考什么，我有不教什么、不学什么，考试内容就成为学校的教育和培养内容。

很多学校重点注重“及第率”，当然也有个别学校，比如说早期有部分学院不是那么功利，但是后期也类似，总的来讲不要说官学，唯一的目的就是及第，民间的书院也以进举为目标，实际上千年书院与千年科举，头尾虽然略有不同，但是总的来讲是相似的。

我认为科举与书院，在中华文明史上到近代的时候，别人认为是一对姐妹花，我认为是难兄难弟，从1000年间来看，基本上是同时被废的。

清代一些大书院也有洞学科举的人，纵观千年书院，它是长期不变的，而在座的李兵教授，朱汉民院长是他老师，我也是他的老师，作为他的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他既研究了书院，又研究了科举，有非常详细的数据来说明，千年科举跟千年书院的关系。

发给大家的这个材料里面也有，我放了一张图片。

岳麓书院实际上在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出了那么多人才，这些人才大部分都是通过科举出来的，而且岳麓书院也以培养出很多进士和举人为荣，像我们现在讲的及第，他们就很高兴，岳麓书院培养的众多人才都是政治家。

第三点，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从考试内容来看，科举制具有文学性质，科场中产生的一些考试文体，有些是专用文体，像八股文这些，都是具有各种各样的考试文体。

但是八股文专门考试，其他的不也是因为科举而产生的，这些考试文体与科举制度有直接关系，但是从其他非考试的，在非科场上产生的文学科举来看，很多都跟科举有密切关系，虽然在科举时代，考试要考儒家，但是很多时候要靠文学、经学。

它的表现方式是文学，当然科举制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选拔文学家，它是为了选拔从政人员，虽然既不是考诗赋或者八股文，他们是为了测试他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素养，这些考试文体，比如说诗赋，它可以延至家事国事天下事的个人抱负，这个是纯文学的一种题材，但是像策和论，我们平常不常用到的一些文学体裁，它的考察标准一般是两个方面，就是文和礼两个标准，文就是文学，礼是不是符合当朝政治和法律的要求，不管什么文体里面，含有众多的内容，因为有的科举为促使人们努力读书，增加了许多文体，对中国的文化积累和文明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中国以文取士，导致1300年间官员人文化，人文官员化，差不多以前的所有官员都会作诗，大部分还会作赋，特别是唐宋，这是一个诗歌的社会，每个人都会吟诗。

到乾隆21年之后，科举考试又要考诗歌，每个读书人都会作诗，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除了极少数，比如他是和尚，他作的诗可能跟科举无关。

我做过统计，在《辞海》的中国古典文学里面，有50%到60%是科举（出身），要排除的是宦官、和尚、理性的文学家以外，在科举时代，许多人都将科举、及第作为一生追求，对科举的向往、对科举的无奈和怨恨的情感，往往表述在文学中，或者发泄自己的喜怒哀乐，包括《儒林外史》、《聊斋志异》都跟科举有关。

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浓得化不开的科第情结，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读书至上的传统社会，是大多数读书人能够吟诗作对的文学社会。

第四点，科举与史学的关联。

科举考试作为儒家考试的经典，科举考试1300年间，所有朝代的考试都必靠文学题材，一种考试形式叫策，回答问题就叫对策，我们现在这个词就是从科举的对策过来的，任何时候考科举，它都要考对策。

这个策分成几类，笼统地讲叫做经、史、时务策，它出的题目都是从经里面出来的，有的是从史出来，或者是时务策相关的来问，还有科举考试中，往往在唐宋时期，有一种论的题材，往往是以实论为主，因为科举考试，比如说《春秋》是分量最大的，古经里面有大经、小经，《春秋》实际上是儒家经书中，占有的分量相当大。

还有唐宋时代，专门考一个历史科，叫做三传、三史，它就专门以此设科，另外到1901年8月改革科举以后，就是在清朝末年改革科举以后，曾经规定科举考试，头场考政治、史论五篇，重视以史取士的直接后果，便是保证了入仕的政府官员具有一定的史学素养，知晓历代兴衰成败得失，有助于鉴古知今、鉴往知来，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第五，科举与出版业。

古代印刷业的兴盛，也和科举推动文化的普及有关。

科举考试促使读书人大量增加，致使对书籍需求极具增长，印刷术在强大的社会需求下日益发展，书籍广泛流布，这也是科举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正面效用之一。

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在近世以前，用中文记载的文献数量比任何别的文字的文献都要多，我在1993年就专门研究科举对西方考试制度，当时在伦敦学院的图书馆里面，只要是除了英文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文字，一定是中文最多，现在到研究其他国家大学的文字，你去看除了英文以外，只要是这些东方的国家，一定是中文的最多。

在1855年前后，有位西方学者就曾指出，中国现存的各种著作很可能比欧洲的著作多得多，这还是他的感觉，来华的西方人的感觉，就觉得中国的书籍怎么那么多。

1948年2月，英国汉学家德和美，在担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的职务时，他的就职演说叫做《中国——人文学术之邦》中谈到，“至少到1750年为止，中国的书籍数量超过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

”那这个是非常可观的，非常惊人的数量，而他这个说法，在美国与英国的史书里面得到普遍的认可，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书，和印刷术的普及与科举制的推动是密切相关的，从宋代直至清末废科举前，中国书籍印刷量最大的还是有关科举考试的教材，这些书商希望尽量多一点，能够尽快卖掉，当时的出版物的量很大，这个在清代以前中国书籍量最大的都是中国科举制度考试，像我们现在一般的书院，你看那些教辅书最大，很多学书的书都不如这些教辅书卖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