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变异_本质_因素与结果_郭风岚
《围城》中语言变异现象的社会心理成因探析
《围城》中语言变异现象的社会心理成因探析作者：刘毓容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1期刘毓容（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株洲 412007）摘要：语言变异是偏离语言常规的一种语言形式，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语言现象。
语言变异不仅受到语言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同时还受到人们的各种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以《围城》为例，从避俗求雅的心理、求新、求变的心理、时尚崇外心理的影响分析社会心理因素对语言变异的影响。
关键词：语言变异；社会心理；有序异质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2）01-0170-03一、语言变异本质语言变异（language deviance）指的是脱离语言常规的语言形式。
本世纪三十年代，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和文学评论家Jan Mukarosky认为语言变异就是“突出”，引起别人的注意，使语言别出心裁。
肖建安把语言变异分为语言的社会性变异和语言的艺术性变异[1]。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语言的艺术性变异，指的是语言使用者为获得一定的交际和美学功能试图突破语言常规所产生的语言现象。
本文试图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以《围城》为例，分析语言变异的本质，和语言变异现象的社会心理成因。
语言有着一套自成体系的符号系统，人们在日常使用语言的过程中，都默默的遵守着这套“常规”（norm）。
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语体，相同的场合由于说话对象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语体是人们都认同的常规。
有一些语言使用者，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故意偏离常规而选择特殊的新鲜的表达方式，即产生语言变异（Language deviation）。
即偏离常规的语言形式。
作家为了体现自己独到的“风格”往往会刻意偏离常规表达方式，这是一种语言的再创造过程，“新”就是他再创造的核心，新词语代替旧词语，这是语言发展的规律，变异促进语言发展。
这种故意违反语言常规的技巧是语言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是读者或听者体验美的感受，这就是变异艺术。
语言学研究语言变异与语言变化的社会因素分析
语言学研究语言变异与语言变化的社会因素分析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之一，不同地区、不同社群甚至不同个体之间的语言使用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变异与变化。
为了深入了解语言变异与变化的社会因素，语言学家们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本文将从社会因素的角度分析语言变异与变化的原因，并探讨其对社会的影响。
一、社会地位与语言变异社会地位是一种决定个体在社会中地位高低的属性。
研究表明，社会地位与语言变异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地位较高的人往往使用更加规范、标准的语言，而地位较低的人则倾向于使用更多的口语化、方言化表达方式。
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词汇选择、语法结构上，还表现在语音、语调等方面。
例如，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往往更注重书面语的准确使用，而地位较低的人可能更多地使用俚语、口头禅等非正式表达方式。
二、社会群体与语言变异社会群体包括各种社群、团体和群体，其内部成员之间存在着相互认同与归属感。
语言变异与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社群内的成员往往使用共同的语言风格和词汇，以彰显自己的身份和认同感。
这种语言变异体现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使用的专业词汇、行业术语上，以及特定社区独有的俚语、隐语等。
例如，在不同的年龄群体和职业群体中，人们使用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可能存在差异，这反映了他们所属的社群身份和特点。
三、媒体与语言变异随着媒体的普及和发展，其对语言变异与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
媒体以其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力，成为介绍和推广不同方言、语言变体的重要平台。
不同地区的电视台、电台和网络平台促进了语言变异的发展。
例如，在电视剧、综艺节目以及网络直播中，各种地方方言和特定社群的特殊语言表达被广泛采用，并逐渐在社会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四、社会变革与语言变化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对语言的变化有重要影响。
社会变迁、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因素都会对语言习惯、词汇使用以及语法结构等产生深远的影响。
例如，社会的科技发展带来了新兴行业和新的专业术语，也推动了语言的变化。
语言变异的概念整合阐释
语言变异的概念整合阐释语言变异是一种语言变体现象，包括声音、语法和词汇的变化。
变异是一种健康的语言发展，它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在都充满活力，在过去的历史过程中，语言变异发生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变异也是多样化发展和社会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由于社会经济变革，20世纪中国的南方地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语言变异。
语言变异的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主要指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由于多种因素（如家庭、经济、教育水平等）而产生的对标准语言的变异。
语言变异是由人们从其他语言中借鉴并创造出新的变异形式所构成的，从而使得语言变异拥有更多的功能特征。
典型的语言变异包括方言、口头语、俚语等，这些变体形式本质上来自标准语。
根据语言变异理论，语言变异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基于规范或标准的语言变化；另一种是基于个体语言习得的语言变化；最后一种是基于话语行为的语言变化。
规范化变体中的变异主要与标准语法、语音、词汇和语义有关，所以它也称为任务变体。
语言变体基于个体发音和使用习惯，它在某些社群中受欢迎，但在个体表达上可能造成困惑和不确定性。
最后，行为变体是一种由参与者主动语言习得而产生的变异，它是一种在语言社会中受欢迎的变异，而且可以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参与者的语言习得进程。
研究发现，语言变异的类型有助于改善说话者的说话能力，并且可以改善说话者的语言习得过程。
例如，在多元语言社会，母语使用者和非母语使用者均可以从标准语言中构建出变体语言形式，而这些变体语言形式有助于他们更有效地表达共同意义。
此外，基于任务变体的语言变异也可以促进说话者说话能力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说话者与他人沟通和交流。
最后，语言变异的整合存在着深刻的意义。
语言变异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活跃而丰富的语言环境，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它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交流方式，为人们之间的话语行为提供了一种可以遵守的规则。
最后，语言变异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以更全面的方式理解语言。
总之，语言变异是一种语言发展的重要部分，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阳历记日词“日、号”演变研究
阳历记日词“日、号”演变研究刘曼摘要清末，随着西历在中国逐渐产生影响，西历记日词“日、号”应运而生，并用于汉语书面语。
民国改历后，“号”使用范围扩大，进入共同语口语;1927年“国历运动”开始后，阳历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优势地位，“号”被淘汰出书面语，专用于口语。
其演变动因有象似原则、经济原则、民族主义心理等。
关键词号日变异和变化语体对立及分工“号”作为阳历记日词,与中国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也是外国人学习汉语时最早需要掌握的词之一，但其产生时间和来源尚未见专门讨论。
明清时期,西历传入中国，催生的新记日词除了“号”，还有“日”。
今天书面语用“日”，口语用“号”，这一语言变异是如何形成的似未得到关注。
邱克威（2014）,周琼（2017）,车淑娅、周琼（2018）的研究均只涉及二者在清末民初新加坡华文报章中的使用及演变情况，语料的范围和类型有限,未能揭示二者语体对立及互补的形成过程。
本文将从变异理论视角出发,考察西（阳）历记日词“日、号”的来源和传播，揭示二者从并用于书面语到语体对立、形成分工的过程，并探讨影响这一演变的语言内外因素。
一、“日、号”西历记日功能的形成新记日词的产生和流传受到西历传入、晩清至民国时期历法体系变迁的宜接影响。
下面结合这一历史背景，讨论新词的来源和产生过程。
（一）“日”从表阴历到表西历、阳历“日”本用于阴历记日，如：（1）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决贾万五千。
（西汉王褒《僮约》）明末,西历由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传入中国，影响仅限于天文学和宗教领域。
真正在中国产生影响大约是19世纪中后期，中西方交往日渐增多，西历与时宪历并存，逐渐出现在外交、工商以及近代媒体传播领域。
（吴岩，李帆2011）西历记日开始见于中外条约、传教士或外国人所办报刊，如《南京条约》《虎门条约》《遐迩贯珍》《六合丛谈》《申报》等。
“日”开始表*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晚清民国常用词兴替与汉民族共同语词汇的形成”（项目编号16XJC740006）；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晚清民国时期汉语常用词更替研究”（项目编号2016K025）。
第二语言习得第6章 第二语言学习者语言系统的变异研究
❖ 3. “双重能力模式” ❖ 这种研究范式是用心理语言学的方法来解释
产生变异的原因。
❖ 采用这种研究范式的学者认为，某些因素影 响了学习者在不同的使用环境下对第二语言 知识的掌握能力。
❖ 例如，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语言中是否存在系 统性差异，取决于它是有计划还是无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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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产生了两个研究模式：
❖ 一、语言变异的含义 ❖ 二、第二语言学习者语言变异的分类 ❖ 三、第二语言学习者语言变异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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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变异的含义
❖ “语言变异”是指说话者的语言表达系统由于 社会因素，如社会等级、职业等，社会心理 因素、心理语言因素而产生的语言形式变化。
❖ 也就是说，说话者语言表达系统出现的语言 变异可能是社会因素造成的，也可能是由社 会心理因素和心理语言因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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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语言变异
❖ 第二语言学习者特有的语言变异大致可分为 两类，即所谓“系统变异”和“非系统变 异”。
❖ （1）“系统变异”
❖ 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语言变异随着情境的变化 而变化。
❖ （1a）He plays basketball. (formal, careful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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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和讨论
❖ 1.什么是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语言变异？ ❖ 2.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语言变异有哪些特点？ ❖ 3.第二语言学习者语言变异研究的范式有哪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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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L2学习者语言变异的相关研究
❖ 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语言变异研究的两个领域： ❖ 系统变异研究 ❖ 主要介绍与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以及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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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语风格连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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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rane认为，语体变换是由心理语言机制即学习者 对语言形式的注意造成的。
语言变异_本质_因素与结果_郭风岚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5期语言变异:本质、因素与结果郭风岚提要 本文讨论语言变异的本质、影响变异的因素及结果,认为语言变异是言语交际活动中受非语言要素即外因和语言要素即内因的制约而导致的交际者语言使用上的差异,非语言要素和语言要素在语言变异中所处的位置、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
语言变异最终会出现断裂性变异、进行中的变化、完成了的变化三种结果。
关键词 语言变异;语言要素;非语言要素;断裂性变异;进行中的变化;完成了的变化一 语言变异的本质自从20世纪中期“有序异质(o r d e r l y h e t e r o g e n e o u s)”语言理论兴起以来,语言变异(v a r i a-t i o n)就成了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与研究单位。
本文所讨论的语言变异也是在社会语言学框架下进行的。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不是一个纯而又纯的自足的同质的有序符号系统,而会因交际者、交际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充满了“有序的”变异,可以说语言变异存在于人类言语交际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变异无处不在,只要人类言语交际活动存在,语言变异就会发生,所以语言变异也越来越受到语言研究者们的重视。
社会语言学对语言变异的认识更有自己独特的视角,拉波夫(W i l l i a mL a b o v)认为,语言变异就是“对同一件事物存在不同的说法”(转引自祝畹瑾1992:100)。
拉波夫的这一经典定义被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者们作了更加具体的诠释或补充,诸如:语言变异“是指语言运用上的变化和差异,它是通过使用各种不同的语言上的变体表现出来的”(祝畹瑾1992:7);语言变异“指的是某个语言项目,在实际使用着的话语中的状况”(陈松岑1999:48),等等。
虽然描述不同,但学者们对语言变异的界定都反映了语言变异的本质特征。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我们认为人类的言语交际活动处于时间—空间—社群(即社会人群)三维世界中,语言变异即发生在其中,因此,可以说语言变异是言语交际活动中受异质的非语言要素即外因和同质的语言要素即内因的制约而导致的交际者语言使用上的差异,它具有如下特点:(1)语言变异是人类言语交际活动中产生的语言上的差异。
语言变异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语言变异的社会语言学分析语言变异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由于不同区域、部族、群体、阶层、性别、年龄、职业等的使用者在各自的语言使用中，如发音、语音、语法、词汇、意义等方面产生差异所形成的语言变种。
这种变异现象通常被称为方言。
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方言的地位和形式也不尽相同。
方言可分为官话、非官话和少数民族语言三大类。
官话是标准汉语，是作为整个汉族大部分人使用的共同语言，是国家和政府机关以及各种宣传媒介的正式语言。
非官话包括北方方言、南方方言、西南方言、闽南方言等。
少数民族语言则是诸如藏语、蒙古语、朝鲜语等。
由于方言所处的不同社会语境中的差异，方言会出现许多不同的特征。
方言的变异特点通常反映了一个特定的语言使用者群体的文化、社会和经济环境。
例如，广东话的变异特点，更多的是受到粤籍移民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所影响；而四川方言中，“儿化音”则是一种普遍的语音变异特征，且较明显地反映了一个民族语境中的特点。
同样的例子还有：闽南方言中的“跑马灯”、“打虎炮”等都是它所处的文化背景和经济环境所产生的方言特征。
除此之外，方言的变异特点还有一些较为普遍的特征。
例如，有一些地方的方言经常会用口音、俚语等语言习惯来表达情感，就像湖南话中的“不爽”、“倔犟”等，这些是通过方言来体现了该区域的民俗文化和社会习惯；而一些方言则更注重“码头趣味”，比如广东话常用的“唔系咯”、“令人唔舒服”等，这些则更多的是反映了该方言所处的背景和环境。
方言之间的变异差异也由于人们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它们所引起的。
相互作用和协调是方言变异的重要因素。
广东话、潮汕话、客家话所在的语言区是固定的，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情况。
由于方言之间的交流，产生了方言的混杂现象。
混杂的方言不仅不同于原来的方言，还吸收了其他语言的特点，具有更强的表现力。
例如：香港话和广东话常受英语和广东话之间的混合影响；而台湾话则受到了客家话、福建话、广东话、日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影响。
浅析语言变异及其产生的条件
浅析语言变异及其产生的条件语言变异是语言使用中一种正常的语言现象，是对常规语言的一种背弃和偏离。
语言变异是语言内部和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语言变异同样需要语言规范。
标签：语言变异社会社会心理模因论语言规范一、语言变异界说语言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语言变异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语言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传统意义上，人们常常把语言变异看作是对语言规范的背弃和偏离，是在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作用下被边缘化的负面语言现象。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对这种思想发生了转变。
美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是语言变异研究的创始人，他认为语言是一个有序的异质体，语言变异是对同一件事物存在不同的说法。
随着社会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对语言变异的研究也不断深入。
在《社会语言学概论》一书中，祝畹瑾指出：“语言变异是指语言运用上的变化和差异，它是通过使用各种不同的语言上的变体表现出来的。
”[1]陈松岑教授在她的专著《语言变异研究》一书中指出：“‘变异’这个词，在当代的语言变异理论中，是一个特定的术语。
它指的是某个语言项目，在实际使用着的话语中的状况。
”[3]陈章太认为：“从宏观上说，指一个语言社区，因为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该语言社区的语言状况发生了变化；从微观上说，语言变异，指的是同一个内容，因为语言使用者的不同，或场合、语境、话题的不同，语言表达目的的不同等，而引起的语言变体，或对语码选择的不同及语言风格的不同等。
”[4]综观各家对语言变异概念的表述，我们可以窥探语言变异存在的某些共同特征：语言变异是言语交际活动中存在的一种正常的动态的语言现象，是语言使用者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对常规语言的一种背弃和偏离。
语言变异是语言系统中新质要素不断出现、旧质要素不断隐退和消亡的结果。
二、语言变异条件综观中西方社会语言学家的研究，语言变异是由于语言内部和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这里我们主要探讨语言变异产生的条件。
1.语言变异内部动因语言变异是语言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结果，一种异质要素的改变将影响到另一种要素甚至整个系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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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5期语言变异:本质、因素与结果郭风岚提要 本文讨论语言变异的本质、影响变异的因素及结果,认为语言变异是言语交际活动中受非语言要素即外因和语言要素即内因的制约而导致的交际者语言使用上的差异,非语言要素和语言要素在语言变异中所处的位置、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
语言变异最终会出现断裂性变异、进行中的变化、完成了的变化三种结果。
关键词 语言变异;语言要素;非语言要素;断裂性变异;进行中的变化;完成了的变化一 语言变异的本质自从20世纪中期“有序异质(o r d e r l y h e t e r o g e n e o u s)”语言理论兴起以来,语言变异(v a r i a-t i o n)就成了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与研究单位。
本文所讨论的语言变异也是在社会语言学框架下进行的。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不是一个纯而又纯的自足的同质的有序符号系统,而会因交际者、交际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充满了“有序的”变异,可以说语言变异存在于人类言语交际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变异无处不在,只要人类言语交际活动存在,语言变异就会发生,所以语言变异也越来越受到语言研究者们的重视。
社会语言学对语言变异的认识更有自己独特的视角,拉波夫(W i l l i a mL a b o v)认为,语言变异就是“对同一件事物存在不同的说法”(转引自祝畹瑾1992:100)。
拉波夫的这一经典定义被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者们作了更加具体的诠释或补充,诸如:语言变异“是指语言运用上的变化和差异,它是通过使用各种不同的语言上的变体表现出来的”(祝畹瑾1992:7);语言变异“指的是某个语言项目,在实际使用着的话语中的状况”(陈松岑1999:48),等等。
虽然描述不同,但学者们对语言变异的界定都反映了语言变异的本质特征。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我们认为人类的言语交际活动处于时间—空间—社群(即社会人群)三维世界中,语言变异即发生在其中,因此,可以说语言变异是言语交际活动中受异质的非语言要素即外因和同质的语言要素即内因的制约而导致的交际者语言使用上的差异,它具有如下特点:(1)语言变异是人类言语交际活动中产生的语言上的差异。
言语交际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语言变异更会受到交际者的身份(性别、年龄、职业等)及其所处的社团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它与交际者的性别、年龄、职业等存在共变关系。
从这个角度说,语言变异的主体是社群,语言变异是语言的社会性变异。
(2)语言变异归根到底是语言的变异,变异会发生在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系统各个单位中,所以语言变异的发生最终将归结于语言本身。
语言各变异成分也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则的、有序的,变异过程在受到社会因素制约的同时也会受到语言自身规律的影响和制约。
(3)语言变异最终导致交际者语言使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将会产生如下三种结果:结果一,语言变异发生在特定的群体比如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中,变异在时间变化流上或呈反复断续出现,或在某社群中出现后没有继续发展便消失了,其发展方向无法预测,我们将这种变异现象称为断裂性变异。
结果二,在共时状态中发生的语言变异正在使语言事实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将持续下去并最终完成,变化方向与结果是可以预测的。
我们借用拉波夫的说法,将这种共时状态中显示出来的语言的历时发展变化轨迹称为进行中的变化(c h a n g e i n p r o g r e s s)。
结果三,语言在不同时期的共时状态中发生的变异最终引起了语言变化,并对语言系统产生了影响,我们称为完成了的变化。
完成了的变化是进行中的变化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当然,从语言发展变化的规律来说,完成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永恒的。
二 影响语言变异的因素联系社会因素揭示语言变异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任务和研究特色,语言变异理论也认为语言不是一个能脱离人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符号系统,“所以没有一种语言,能不受社会的影响而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异”(陈松岑1999:45)。
但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因素并不是引起语言变异的惟一因素,语言变异的各种形式也不仅仅是社会因素单纯作用的结果,语言要素即语言内部要素也常常会决定语言变异的样式。
因此,如果我们把社会因素看作是引起语言变异的非语言要素的话,那么,语言要素即语言内部要素对语言变异的影响或制约也是不容忽视的。
而语言的变异与变化又常常会与这两个要素同时相关,也可以说是两个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我们认为语言变异的产生、发展与结果是由非语言要素和语言要素两方面构成的,但两个因素在语言变异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
一般说来,语言要素对语言变异的影响或制约主要体现在语言结构、语言变异的具体存在形式———变素(v a r i a n t)的有序差异上,同时,语言要素在语言变异过程中并不一定每次都会起作用。
而非语言要素对语言变异的影响或制约则主要表现在由年龄、性别、阶层等因素形成的交际者语言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对语言变异形式、变异形式的扩散以及可能引发的变化都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且从语言变异理论角度说,人类的言语交际活动也是语言变异的生产活动,只要人类言语交际活动中发生语言变异,那么这种变异就一定与非语言要素相关。
以下我们通过具体事实来讨论非语言要素和语言要素在语言变异中的表现。
2.1关于非语言要素导致语言变异的非语言要素主要由性别、年龄、阶层等社会因素构成,这也是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变异的重要理论基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随时随地都要使用它完成交际任务,但交际过程又不免要受到交际者年龄、性别、社会阶层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因而这些非语言要素对语言的发展变化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例如陈淑娟(2001)研究台湾桃源县新屋乡、观音乡大牛栏方言时发现,由于人们对大牛栏方言的负面评价,使得最能代表该区域方音特点的韵母[u i]发生了向优势音[]靠拢的变化,也即大牛栏方言韵母从[u i]音转为[]音的变化是由人们的语言态度导致的。
只要有语言变异的发生,就一定会有非语言要素的存在,而许多从语言要素中无法找到依据的变异与变化,也都能在非语言要素中得到很好的证明,犹如“语言本身没有生命,不会扩散;它的扩散完全是由人员的流动造成的,因而需要联系人民的迁徙、社会环境的改变来研究语言扩散”(徐通锵1996:220)一样。
因此,我们认为,联系非语言要素探索语言的变异与变化是社会语言学的工作重点。
2.2关于语言要素语言系统中各子系统、各结构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构单位的变化往往会引发相关结构单位的变化,并可能最终导致整个系统的变化。
语言变异归根到底是语言本身发生的变化,所以,在变异过程中有时会因内部条件的制约而导致变异形式的不同。
语言内部因素决定了变异的语言样式,我们不能无视语言要素在语言变异与变化中的作用,因为无论结合哪一种因素去解释语言的发展变化,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变异研究最终还是落脚到语言本身的变异过程与轨迹、变化结果与样式这一根本上。
河北宣化方言部分古影疑母开口字声母早期读[],这一特点如今依然保存在晋语大部分地区的老派方言中,郭风岚(2005)发现,影疑母开口字声母已经开始快速向前化、零声母化方向发展,其中零声母化在“2003老”(2003年调查时的老派,下同)和“2003少”(2003年调查时的新派,下同)两个年龄组中都存在一种迂回型发展模式,即影疑母开口字声母的发展不是从[]直接变为零声母,而是由[]经过前化再到零声母。
从前化到零声母的发展过程很复杂,比如“2003少”基本沿着[]※[]※[]、[]※[n]※[]或[]※[]※[n]※[]等路径变化。
那么,为什么影疑母开口字声母的零声母化没有全部直接到零声母,而是部分字要经过前化再到零声母呢?仔细观察我们发现,这一结果是由语言内部机制、语音成分相互调节、相互作用所致,迂回型发展模式主要发生在影疑母开口字主要元音是前元音的字中,如“岸爱安”,从音理上说,[]与前元音配合显然要比舌面中音[]和舌尖前音[n]费力,且发音时稍一松动,[]就有可能会向前滑落,所以为了与前元音协调,影疑母开口字声母的发音部位遂开始逐渐前移,最终导致古影疑母字的声母在共时层面上出现多种变异形式,这些变异模式显然不是由非语言因素直接造成的。
三 语言变异的结果上文我们谈到,语言变异是在时间、空间和社群中展开的,因而其变异过程也会受到三个维度的制约。
归纳现有的语言变异事实,我们将语言变异的结果概括为三类:断裂性变异、进行中的变化和完成了的变化。
3.1断裂性变异断裂性变异是指发生在某一特定群体中的语言变异,这种变异并不会直接对语言系统造成影响,经过一个时期,变异可能消失,也可能在某一特定群体中断续出现。
北京女国音现象即属于此类变异。
所谓女国音,就是北京以女性为代表的群体将舌面前音声母前移发成舌叶音或者舌尖前音的现象。
曹志耘(1987)详细描述了女国音的历史及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状况,指出:女国音现象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劈柴女中的学生就有前化现象,黎锦熙、钱玄同等先生把这种发音戏称为“劈柴派”,20世纪50年代,徐世荣先生也谈到“有一部分北京人———特别是妇女,喜欢把j、q、x一律都改念z、c、s”。
曹志耘(1987)调查显示,前化现象集中发生在42岁以下的女性和部分19岁以下的男性中间,女性前化的比例远远高于男性,但这种主发于北京青少年女性中的“获得了一种`娇柔美'的社会评价”的现象却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呈递减趋势乃至基本消失,而且也未带来北京话语音系统的变化。
可见女国音是断续主发在北京青少年女性群体中的一种语言变异形式,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就产生了,由于是发生于特定群体中并具有特定的社会评价,使得这种前化现象历经近80年仍处于变异状态中。
3.2进行中的变化进行中的变化是指语言在共时状态中出现的差异已经导致语言事实发生变化或正在发生变化的情况,依据变化事实可以预测其发展变化的方向。
在语言变异过程中进行中的变化最为常见,其典型案例就是拉波夫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一个社会语言学的经典性调查———美国纽约市百货公司/r/的社会分层调查和24年后F o w l e r对拉波夫的调查所做的重复性调查。
拉波夫通过对纽约市高中低三个不同档次百货公司职员发/r/音情况的调查,得出了/r/发卷舌音的比率高低与发音人所属的社会层次和所处的具体交际环境等相关的若干结论,例如,处于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阶层,/r/发卷舌音的比率也越高;无论属于哪一社会阶层,越是正规的场合,讲话时/r/卷舌的比率也越高。
20世纪80年代,F o w l e r对拉波夫当年所作的属于显像时间的调查重新作了重复性的真实时间的调查,调查变量、内容、方法、步骤、程序等均严格复制拉波夫当年的调查,F o w l e r最终得出以下结论:历经24年,纽约市高中低三个档次的百货公司的雇员卷舌音的使用比例增长了,而/r/音的变化仍处在进行中,这一变化何时完成尚不可知(参见徐大明等1997:15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