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格尔悲剧理论的历史意义

论黑格尔悲剧理论的历史意义
黑格尔关于悲剧理论的论述虽然不多，但是悲剧理论在他的的美学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黑格尔对于悲剧的解释上承亚里士多德，下启马克思恩格斯，具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

在西方美学史上，亚里士多德最早对悲剧理论进行了研究。

在《诗学》第六章中，他第一次对悲剧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些情绪得到净化。

”[1]这个定义涉及到悲剧摹仿的对象、媒介、方式和悲剧的效果。

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了悲剧的一些特征，但他并没有真正涉及到悲剧的内在机制，这样便不能具体地解释悲剧效果产生的原因，于是遭到了黑格尔的严厉斥责。

黑格尔指出，“亚里士多德曾认为悲剧的真正作用在于引起哀怜和恐惧而加以净化。

他所指的并不是对自我主体性格协调或不协调的那种单纯的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即好感和反感。

”[2](P287-288) 黑格尔认为这是一种最肤浅的看法，“艺术作品的任务只是把精神的理性和真理表现出来。

”[3]黑格尔要求“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我们必不能死守着恐惧和哀怜这两种单纯的情感，而是要站在内容原则的立场上，要注意内容的艺术表现才能净化这些情感。

”[4]对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这两种情感，黑格尔作了不同的解释。

他说: “人感到恐惧不外两种原因，一是碰到外界有限事物的威力，一是认识到自在自为的绝对真理的威力。

人应该感到恐惧的并不是外界的威力及其压迫，而是伦理的力量，这是人自己的自由理性中的一种规定，同时也是永恒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人要违反它，那就无异于违反他自己。

像恐惧一样，哀怜也有两种对象。

一种就是对于旁人的灾祸和苦痛的同情，这是一种有限的消极的平凡感情。

这种怜悯是小乡镇妇女们特别容易感觉到的。

高尚伟大的人的同情和怜悯却不应采取这种方式。

因为就只突出灾祸的空虚的消极方式，其中就含有贬低受灾祸者的意味。

另一种是真正的哀怜，这就是对受灾祸者所持的伦理理由的同情，也就是对他所必然显现的那种正面的有实体性的因素的同情。

这种哀怜当然不是流氓恶棍所能引起的。

所以悲剧人物的灾祸如果要引起同情，他就必须本身具有丰富内容意蕴和美好品质，正如他的遭到破坏的伦理理想的力量使我们感到恐惧一样，只有真实的内容意蕴才能打动高尚心灵的深处。

因此，对于悲剧结局所感到的
兴趣是一回事，对于一种单纯灾祸或一个悲惨故事所引起的同情时那种单调的满足感却另是一回事，不应把这二者混淆起来。

”[5]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主人公既不是好到极点，也不是坏到极点，而是一些和我们们相似的人，他们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为非作歹，而是由于犯了过失。

此即亚里士多德著名的悲剧人物“过失说”，这种理论倾向于从人的自身内部去寻找悲剧的根源，悲剧人物的命运实际上就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反应而已。

黑格尔对此进行了批判：“这种单纯灾祸不是由受害人招致的或应负责的，而是外在的偶然事故与环境的凑合，例如疾病，财产损失，死亡等等，无辜地碰到他身上的，这种场合所应引起的兴趣只是一种设法营救和援助的迫切愿望。

如果救援不可能，那种苦痛和灾难的情景只能使人痛心。

真正的悲剧苦难却不然，它落到剧中人物身上，只是作为他们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他们是全心全意投入这种动作的，既有辩护的理由，又由于导致冲突而有罪过。

”[6]可以看出，黑格尔仍然在悲剧人物身上寻找悲剧产生的原因，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引入了冲突论，来解释悲剧形成的原因。

黑格尔以其哲学上的矛盾学说(对立统一说) 为基础，创立了悲剧冲突说。

在整个西方戏剧理论史上，黑格尔第一个用辩证的对立统一的观点去揭示悲剧的本质。

自黑格尔之后,人们谈悲剧必言悲剧冲突。

黑格尔认为，冲突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这三种冲突都可以导致悲剧的产生。

第一种是由物理的或自然的情况所产生的冲突。

它们涉及的只是外在的自然以及自然所带来的疾病、罪孽和灾害，它们破坏了原先生活的和谐，造成矛盾对立。

黑氏认为,这种冲突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艺术之所以取它为题材，只是因为自然灾害可以发展出精神性的分裂。

第二种是由自然条件产生的心灵冲突。

凡是以自然或家庭出身为基础的冲突都属于这一类。

具体又分为三类：(1) 和自然密切联系的权利，如亲属关系、继承权之类引起的冲突。

《俄狄浦斯》与《麦克白》反映的冲突即属此类。

(2) 由于习俗和法律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但并不公平的习惯而形成的冲突。

(3) 由于天生性情所造成的主体情欲而引起的冲突。

第三种冲突是由心灵的分裂而产生的冲突。

黑格尔认为，前两种冲突的作用只在形成更进一步的冲突枢纽，只有这第三种冲突才是真正的冲突，因为其根源在于“精神方面的一些生命力量在它们的差异中互相对立、相互斗争”。

黑格尔把此类冲突也分为三种：(1) 冲突起于主观意图与客观结果的深刻的二律背反之中。

例如俄狄浦斯为了逃避杀父娶母的命运远走他乡，此行动反而促成了他千方百计要逃避的厄运的发生。

(2) 起因于自我意识到的而且由于这种认识和意图产生的破坏。

如哈姆雷特受鬼魂的暗示并经长期的探察终于发现他的叔父正是杀害他父亲的凶手，于是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复仇。

(3) 行动并不引起冲突，只是行动产生的关系
和情境是与之矛盾对立的，才成为引起冲突的行动。

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并没有伤害谁，但是他们认识到双方的家庭因世仇而不允许他们结合，于是他们便陷入不可避免的冲突之中。

黑格尔把所有冲突划分为自然的冲突、人与外界的冲突、心灵的自我冲突三类，并把心灵的自我冲突视为最高的冲突，这种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几成定论。

悲剧冲突表面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内化为他们情致的特定伦理实体之间的冲突。

因为伦理实体在黑格尔那里是包含了宗教、祖国、家庭、名誉、社会地位等在内的统一体，因而悲剧冲突便带有一定的社会性。

黑格尔对于悲剧冲突的社会性的提示使他超越了他之前的许多悲剧理论家和美学家，并为马克思恩格斯最终揭示悲剧冲突产生的社会根源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但是，由于他把悲剧冲突的基础建立在某种纯粹的实在的精神力量上(如在某个悲剧人物身上发生家庭和国家利益的冲突等)，而忽视了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冲突才是产生悲剧冲突的真正根源这一事实，因此，就根本看不到形成悲剧冲突的社会阶级基础。

由于黑格尔把悲剧冲突的方式都看成是善的、合理的和正义的，只是由于偏执于一端的片面性而犯了罪、导致了不正义，便从根本上抹煞了悲剧冲突双方的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有罪与无罪之间的原则界限。

此外，在对悲剧结局的解释上，黑格尔提出了“和解说”和“永恒正义胜利说”，体现了庸人的折衷主义。

马克思、思格斯从社会政治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扬弃了黑格尔悲剧理论中的唯心主义成分，将人物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现实不允许实现的矛盾之中，深刻地揭示了悲剧的社会历史及阶级涵义。

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指出，悲剧的本质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7]所造成的。

在这封信中，马恩指出，此处“历史的必然要求”指济金根的起义必须和广大农民结盟才能取胜。

然而，骑士的阶级性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这样做，这就是“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

由此而决定了济金根失败的悲剧。

那么，悲剧人物在哪些方面的欠缺使他“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呢？马克思认为悲剧人物在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方面有严重的过失，即悲剧人物缺乏知性是形成悲剧的决定性因素。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

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

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

”[8]旧制度作为悲剧主体并没有认识到其已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反而想继续在历史的舞台上唱主角，因而产生了悲剧。

人物同样如此。

在分析济金根的悲剧成因时，马恩指出，济金根最大的过失在于没有弄清楚他所处的立场，
他所代表的阶级究竟是什么，他在农民起义和封建骑士制度之间摇摆不定，没有明确其奋斗的方向，不能抛弃其与生俱来的阶层的束缚，终于采取了错误的行动，导致了失败。

总之，黑格尔在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基础上，自觉地运用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来解释悲剧冲突，揭示了悲剧的本质，体现了他在悲剧理论方面的独创性，他的悲剧冲突说又向下开启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理论。

可以说，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在西方悲剧学说史上，有着从亚里士多德到马恩的桥梁作用。

注释：
[1] 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第19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2] [3][4][5][6]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第287—288
页，288页，288页，288-289页，28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6页。

[8]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