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民主政治在雅典城邦的兴衰

论古代民主政治在雅典城邦的兴衰杨勇, 金宝丽(哈尔滨师范大学阿城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300) [ 摘要]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经历了以若干重大事件为代表的发展阶段: 梭伦改革为民主政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虽然被称作是民主政治的退步但却为雅典的民主政治作了全方位夯实; 克利斯提尼改革不断完善着雅典的国家机构, 推进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 伯里克利改革完备了民主政治的含义使雅典的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 到公元前5世纪末, 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转折,雅典的民主政治开始衰落, 希腊为马其顿征服, 雅典民主政治最终解体。

[ 关键词]雅典; 民主政治; 发展; 衰亡古雅典民主政治开创了人类史上民主政治之先河, 它的产生与发展直至灭亡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

大约公元前13世纪中期, 借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提秀斯之名的托古改制, 与雅典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关系。

提秀斯大约是来自南希腊的一支希腊人的首领, 以协议的方式初步统一或联合了阿提卡诸地方公社, 建立了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 城邦国家初具雏形; 他的另一项改革内容就是把国内公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等级, 规定贵族充任官职而农民和手工业者绝不能当官掌权, 为雅典的贵族政治奠定了基础。

贵族在政治经济上残酷的压迫贫民, 直至梭伦时才改变。

一、先声提秀斯改革后, 雅典建立了典型的贵族政治国家。

如果把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视为一个完整进程, 其开端无疑是梭伦改革。

这位身兼任执政官、立法者和仲裁人三项任务的不平凡人物, 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 进行了一系列旨在调整城邦内外关系和城邦内部等级关系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

梭伦实行的最重要改革, 就是废除并禁止在雅典人中间一度广为流行的基于债务而发生的债务奴役制, 从而使整个雅典城邦摆脱了由于债务奴役猖獗所造成的分崩离析状况, 使雅典人构成的自由人集体在阿提卡境内成了自由和财产得到可靠保证的政治组织, 这有别于同一地域之内的非雅典人。

这就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雅典公民集体、逐步调整公民中各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梭伦颁布解负令的最明显受益者, 首先是缺地少地的农民群众,在解除他们因债务而沦为奴隶这种至大痛苦的同时, 规定了所有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 这两条措施实际上定义了公民权。

[ 1] 使他们成了雅典城邦这个人民集体中享有一定政治权利、生命财产得到一定保障的成员。

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 梭伦的改革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 因为公民权是所有民主政治最为根本的基础。

因此, 在评述梭伦改革的意义时, 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 看来, 梭伦的政体在三个方面最具民主色彩, 最主要的是不允许以人身自由作担保的借贷, 再就是任何人都有权保护被欺凌的人,第三则是可向陪审法庭提出申诉, 据说, 因此群众有了力量。

民众既然是表决方面的主人, 也就是政体的主人。

梭伦立法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就是进一步确认私有财产在雅典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他在承认土地为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将雅典公民按各人每年收获农作物的数量, 划分为4个等级, 并规定不同财产等级的公民拥有不同的政治义务: ( 1 )根据财产多少担任行政职务和参加不同的兵种; ( 2)没有合法男性后嗣的公民可以自由地处置遗产, 不必留给本氏族的成员。

这一切都削弱了强调血缘门第的氏族部落制度和氏族贵族的影响, 有利于雅典社会中不同等级、阶级之间在各个领域斗争的开展, 促进雅典公民集体的团结。

二、补课梭伦面对的危机使梭伦完全有可能建立起僭政, 只是他个人的因素, 才推迟了雅典僭主的出现, 而促成民主政治的早产。

因此, 梭伦是在工商业尚未为民主政治奠定足够坚实社会经济和社会基础的情况下, 提前启动了雅典的民主进程。

他离职之后, 派别之争依然激烈, 结果, 最后是山地派领袖庇西特拉图建立了僭主政治, 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庇西特拉图首先建立了以具有宪法形式运行国家的政权机构。

由于梭伦改革已经处理好贵族特权问题, 并为日常行政提供了最新式的机构, 因此, 庇西特拉图能让现存的法律与制度不动, 仅仅注意使自己的人选进入行政机构就可以了。

他维护了梭伦所确立的绝大部分政治和法律秩序。

因此, 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时期, 公民大会继续召开, 四百人会议仍负责为公民大会草拟议程; 议事会大厅还得以扩建; 普通民众更习惯于到法庭申述; 执政官和其他公职人员的选举活动照常进行。

发展工商业, 使谋生手段多样化, 巩固和扩大雅典公民集体中的中小所有者队伍, 增强了他们在整个公民集体中的作用。

再次, 加强全国的集中统一, 削弱氏族贵族在各地的传统影响。

这方面主要体现在他的宗教政策和大兴土木方面。

在庇西特拉图当政时以更隆重的方式庆祝雅典娜节, 从公元前6世纪40年代开始, 献给雅典城的雅典娜的大理石雕像数量大大增加; 而从公元前534年开始, 原来只是在阿提卡的埃列乌特拉伊这样一个小地方庆祝的酒神节, 也变成了整个希腊的节日。

从庇西特拉图执政时的改革和结果看, 他实际上是梭伦和克里斯提尼之间的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 是在梭伦退隐政坛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旨在贯彻和深化梭伦改革的人物, 从而客观上为民主政治全方位夯实了基础。

[ 2] 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 是对梭伦所开创的雅典民主政治的一次 课三、正名庇西特拉图的家族统治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下只是 花一现 而在此基础上的克里斯提尼改革更加推进了雅典的民主政治的发展。

僭主被推翻之后, 氏族贵族不同集团、不同家族间争权夺利的斗争, 明显演变成了雅典国家不安的根源, 并已经招致斯巴达的武装干涉, 另外, 经济发展和交往频繁引起了居民的迁徙流动, 使得按原来氏族部落组织进行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已经过时, 也很不方便, 所以, 以地域原则来组织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已是时代的要求。

克利斯提尼建立了基于村社(德谟斯)的10个地域部落以代替原有的4个血缘部落,又将国家分为30 个区, 内地、平原、沿海各10 区, 并以抽签的方式把这些区分给各个地域部落。

为报答一些异邦人对他的支持, 克里斯提尼许可若干外邦人和居留雅典的外邦奴隶来入籍坊社, 增加了平民人数, 贵族势力由此相形见绌 [ 3]大的削弱了氏族贵族的势力和影响, 又进一步壮大了公民群体, 还大大便利了公民积极就近参加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 从而增强了公民之间的团结, 得到了雅典公民大众的支持。

克里斯提尼改革不仅扩大公民的群体, 且还发展了公民参政权。

克里斯提尼时, 公民大会每年至少召开十次, 全体公民均可参加, 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表决权。

至于克里斯提尼建立的五百人会议, 它除了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外, 还负责执行公民大会的决议, 成为国家的重要行政机关。

而且随着整个公民集体政治活动的日趋活跃, 五百人会议的作用逐渐加强, 它与公民大会协调一致的活动, 成了雅典民主的突出特色。

恩格斯高度评价克里斯提尼的改革, 称他是一次革命, 改革适应了雅典国家当时历史发展的需要。

四、全胜伯里克利改革无疑将雅典的民主政治发展到了顶峰。

伯里克利执政时期, 雅典的民主制度已经确立, 不需要那种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 伯里克利的突出贡献在于使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从理论到实践更加完备、更加具体、更为实际。

处处体现了 权在民 一民主制度的精髓。

在理论方面, 伯里克利首次揭示了对民主制度的理解与认识。

他说: 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 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 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

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 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 。

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 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 这些论断的核心内容, 就是主权在民 [ 4] 由于伯里克利把人看得高于一切, 强调人的存在意义, 他才能在国家各项制度中, 体现出对公民独立人格的尊重,并尽可能发挥每个公民的积极作用。

在实践方面, 伯里克利再次重申, 国家一切权力属于全体公民。

公民多数的决定, 最后的决断, 具有最高的权威 [ 4] 国家所有公职除十将军委员会外, 均由抽签选举产生。

为了让贫苦公民能真正参与国家管理, 伯里克利下令对国家公职人员实行 贴制 打破了以往义务服务于国家的制度, 使贫苦公民减少了参政的后顾之忧。

为提高国民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素养, 伯里克利不惜重金, 举行多种文化娱乐教育活动。

他向公民颁发观剧津贴, 鼓励公民观赏戏剧。

通过观剧, 加强了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操, 同时也使民众无意间有了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

综上所述, 可见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民主政治在古代历史上确实发展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 达到了顶峰。

因此马克思说: 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

五、结局古雅典民主政治自公元前5世纪末起, 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转折, 到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为马其顿征服后, 民主政治完成了它解体的过程。

公元前5世纪末, 雅典和斯巴达为争夺希腊霸权, 所进行的长达二十七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可以说 撼了希腊城邦原有秩序的基础 [ 5] ( P384 ) 战争双方均受到沉重打击, 雅典亦从此陷入危机。

首先, 战后经济的发展超越了城邦的范围 给自足的城邦再也不符合现实经济的发展。

[ 6] ( P78 ) 农业和手工业集中趋势严重。

奴隶的人数急剧增加, 土地也日益集中在少数奴隶主手中, 出现了拥有数千公顷土地的奴隶主的大农庄。

由于土地集中, 奴隶主大规模使用廉价的奴隶劳动, 冲击了小生产者, 使自由民和手工业者破产。

这样以来, 使得人数众多、地位稳定的小农和手工业者丧失生产资料, 成为一无所有的游民无产者。

这种现象的出现, 意味着城邦古老的经济基础正处于解体中。

其次, 大奴隶制经济的发展, 使城邦的贫富分化加剧, 阶级矛盾尖锐。

中小所有者的破产失地, 意味着丧失公民权, 这样, 体现在公民身份与土地所有者相一致原则基础上的个人、集体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也被破坏。

同时富有公民对小农和手工业者的奴役, 冷淡了他们对城邦政治的参与热情, 城邦政治的政治基础也在失去。

第三, 就是雇佣兵制的兴起和公民兵制的瓦解。

雇佣兵的兴起, 加速了城邦的解体, 使公民的城邦意识淡薄: 人们心目中 切为城邦的信念发生了动摇, 公民兵制开始趋于瓦解。

公民与公民集体的裂痕扩大, 标志着构成城邦基础的公民集体开始瓦解, 而民主政治与公民集体的存在休戚相关, 公民集体的瓦解也就等于城邦民主政治的衰落。

第四, 民主政治本身的诸多未解之难题, 是雅典城邦制下的国家形态所无法应对的。

城邦形态的特殊分散性、独立性是政权发展过程中的双刃剑。

一方面可以为统治缓解矛盾, 一方76 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年面又为统治制造新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