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以宪法概念思维：规范是如何发现的(下)

以宪法概念思维：规范是如何发现的（下）三、为什么要以宪法概念思维?概念是思维的起点，宪法概念是主体判断、推理和论证的起点。

解决宪法问题需要以宪法概念思维，亦即以宪法概念思维是以宪法规范为依据衡量、评判宪法事实(问题)及解决宪法纠纷的客观需要。

概念是任何一门学科大厦的基石，法律概念则是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基本构成单位。

德国法理学家魏德士也认为：“法律概念是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建筑材料。

”[24]台湾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在《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一文中指出，王伯琦先生在其“论概念法学”论文中谓：“我可不韪的说，我们现阶段的执法者，无论其为司法官还是行政官，不患其不能自由，唯恐其不知科学，不患其拘泥逻辑，唯恐其没有法律概念。

”并认为，“可见，确实掌握法律概念，是何等的重要和何等的不易。

概念是法律的构成部分，处理问题的思考工具，因此必须藉着实例的演练去理解和运用。

”[25]也就是说，包括学者在内的法律人，不害怕大家没有自由的思维，而是太自由了，以至于不按照科学进行思维;不害怕大家不懂得逻辑，而是太拘泥于形式逻辑，不按照法律概念去思维。

此即是指出运用一般的法律概念进行科学思维对于一个法律人的意义。

在此过程中，尤其需要结合实例去锻炼法律思维能力。

这里的实例，既可以是具体的法律纠纷，也可以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问题。

只有将已有的法律概念结合实例进行思维，才能判断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掌握和运用能力，法律概念才不至于沦为一堆知识的机械累积，而是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的有力工具。

宪法概念以规范形式表现，既是宪法规范对特定事实的高度抽象，也是对一个或者若干个基本宪法关系的精妙陈述。

在一般意义上，概念只是形式意义上的“名”，也即“符号”，其还保有“实”。

对概念的掌握不能单纯停留在对它的机械记忆上，而是须对与之对应的事物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一透彻的了解。

这就要求对所使用的概念有清晰的了解，不仅明确其内涵，也要熟悉其外延。

从表面来看，思维也好，写作也好，其在形式上表现为“文字”或者“符号”游戏。

实际上，由于各“符号”不仅有内涵，也有外延，符号游戏就是对事物之间关系的排列组合过程。

[26]法律概念和宪法概念在服从形式逻辑这一基本法则的前提下，又有自己的属性。

这就是，既然一个宪法概念就是一个宪法规范，就是宪法所规范的那种事实，则各种宪法概念之间的关系就构成各种规范事实之间的关系。

对宪法概念的思考也是对宪法所规范的各种事实之间关系的思考。

因此，以宪法概念思维是宪法的规范性要求。

作为对实践有法律拘束力的规范，宪法始终须面对着事实(问题)或者纠纷。

解决宪法纠纷需要以现有的、实定的、有效的宪法规范为依据，对这些纠纷和事实(问题)进行判断、推理和论证，形成一个新的宪法认识，因而也就抽象出一个新的规范，疑难案件得以解决。

可见，宪法概念或者宪法规范是进行宪法思维和判断的工具。

没有宪法概念，就既不可能对各种各样的宪法事实和宪法问题进行分析和评判，也不可能对这些宪法问题形成一个确当的认识，更不可能发现、找出、获得或者形成解决这些宪法问题的思路或者方法。

简言之，以宪法概念思维是解决宪法问题的需要。

四、怎样以宪法概念思维?思维的结果是形成一个新的命题或者陈述。

以宪法规范为依据对宪法事实的分析、推理和评判结果所形成的新命题则是一个新规范。

这既是教义学上规范分析的任务，也是司法实践意义上法律或者宪法思维的目的与结果。

根据德国法学家的概括，教义学有三方面的使命：法律概念的逻辑分析;将这种分析概括成为一个体系;将这种分析的结果用于司法裁判的证立。

[27]这是法学家(者)以宪法规范为依据对社会政治事物的评判过程，思维主体是法学家或者学者。

学者的宪法评判过程是一个教义学意义上的纯粹学术推理过程，在严格意义上，它不包含着具有实定法上的拘束力那样的规范发现，但却可以发现法律问题，并将法律问题再概念化，从而蕴涵着知识的创新，可指导立法者制定规范，也可在一定意义上影响法官的司法判决，表现为在判例法国家，法学家的著作和言论可作为规范法源，故而教义学意义上的宪法思维过程所包含的问题发现有着积极意义。

实践意义上的宪法思维也遵循这一过程，只不过由于主体不同，各自的宪法思维有一定的差异，其所得出的新陈述与规范又有一定的区别。

归纳起来，有三类宪法思维主体。

第一类是社会公众就生活中的宪法问题结合宪法规范的评判过程，思维主体是社会公众;第二类是制宪者、立法者(修宪主体)按照修宪程序从事的创设宪法规范的过程，思维主体是立法者;第三类仅指在实行违宪审查的国家里，法官运用宪法规范，结合司法程序对宪法案件(事实)进行裁断的过程，思维主体是司法者。

虽然这三类宪法思维存在着很大差别，但其共同之处就是以宪法规范对特定宪法事实进行推理分析和判断。

实践意义上第一类宪法思维是社会一般公众以自己的宪法知识对宪法事实的分析评判过程，涉及宪法意识，在此不予赘述。

立法者的宪法规范制定因按照修宪程序进行，其所发现问题并非是教义学意义上的学术推理和逻辑演绎，而毋宁说是一个政治博弈过程，也是一个各方利益主体的冲突权衡和政治交易过程。

司法者的宪法思维既不同于教义学上的学理分析，也不同于立法者的价值判断。

宪法实施决定着司法者的宪法思维具有决定意义。

因为宪法的司法实施过程是法官就个案(宪法事实)，依据具有约束力的既定规范进行判断、推理和论证过程，在此基础上形成或者获得的新规范被运用于纠纷与个案的解决。

这也是一个司法裁断和推理过程。

这一推理过程就是一般的法律适用，它包含着“目光的来回穿梭”。

法官需要在大量的浩如烟海的规范中寻找挑选出适合于当时的问题或者纠纷的法律规范并予以适用，也就是解释。

[28]具体而言，这一过程包括四个步骤：认定事实;寻找一个(或者若干个)相关规范;以整个法律秩序为准进行涵摄;宣布法律后果。

在此再次明确，这里的事实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生活事实，而是规范事实，是指某一事实认定是根据法律规定而产生的，又因其必须根据法律规定以认识认定为前提调整其内容。

这就是通常所谓的“规范涵摄”。

由于规范适用的目的在于解决纠纷，所以，这一规范涵摄事实的过程也并非就是法官目光在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机械地“来回穿梭”，而是将一个有效规范作用于特定事实(问题)。

在法官的规范涵摄过程中，并不能像哲学家那样，认为规范涵摄过程就是一个演绎推理或者逻辑推理过程。

规范涵摄同时包含着规范作用于事实过程中的逻辑推论，这表现为规范的逻辑推理。

由于此处的事实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简单事实，而是不确定的事实，故法官并不能机械地将规范与事实对应，宣布结果。

在将一个既定规范作用这一不确定的事实之时，蕴涵着新规范获得和形成的契机。

这是因为，这里所讲的事实并非一般事实，而是规范事实，即规范规定的事实，而规范对事实的规定并非绝对严密和完整。

在事实构成中，立法者有时故意将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定义权授权给法律适用者;在自规范颁布以来的事实与价值的变化中有一些立法故意不予解决的地方;在法律规范的事实构成中存在着不准确的、有歧义和错误的表达，此即为法律漏洞。

这样，司法者在适用规范面对事实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对上述漏洞和空缺予以填补，从而预示着新规范的诞生。

五、宪法思维过程中的概念(规范)创新：通往“理解”的找寻之路创新，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发现。

如前所述，一方面，抽象出概念的目的既是为了形成判断，进行推理，做出论证;另一方面，人们从判断、推理、论证中获得的知识，又会凝结为新的概念。

一个新概念的形成也是一个将某问题再概念化的过程，它预示着一种看待问题的新思维的成立及解决问题的可能。

这一状况同样适用于宪法思维。

在以宪法概念思维的规范涵摄过程中，不确定的宪法事实蕴涵着新规范的成立契机，因而宪法思维中的概念创新就是一个规范发现。

概念创新并非是纯粹的逻辑演绎，而是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思维发展的结果。

在此，思维通过以语言为符号形式的概念作为载体，这一概念承载着大量的事实信息。

概念创新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纯粹学理上的，也可称为教义学上的概念创新;一类是在司法审查过程中的概念创新。

教义学上的概念创新是主体以宪法现象为对象的抽象思维过程，它需要符合三方面的条件：一是须有学术源流为依据;二是必须是对客观事实的高度抽象;三是须经过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

司法审查过程中的概念创新则是一个法官规范证立和推理判断过程，也是一个规范发现和确立价值的过程，即法官造法。

美国学者也指出：“判例法可从具体的情境中创制出概念。

”[29]这样，宪法思维过程实质上就是宪法解释过程，对宪法问题即对宪法规范与宪法事实之间关系的思考集中在对宪法规范如何“理解”上，这便是一个“诠释”问题。

说到底，理解既涉及到方法论，也是一种程序。

程序应在此引起充分注意。

前面曾提到，“科学可以理解为通过采用一定的方法或程序而达到的某种结果。

”因此，不借助一定的程序，既无法进行解释，也无法取得理解。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之所以成为诠释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并进而影响了法解释学，原因就在于它强调程序在获得理解和达成共识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

此处的程序主要指交往和对话过程中的机会均等，如平等地参与、平等地发表意见等。

如果没有这种程序上的机会均等，则达成的所谓共识就有可能是独断的，因而也就不具备客观性。

宪法解释过程中对宪法规范的理解也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司法释宪则需要遵照司法程序规则。

借助各种方法论和程序，可以成功地将符号还原为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暂时地达成理解。

在此，不管是文义解释，还是体系解释，抑或是历史解释和目的论解释，其目的都在于依据一个实定的和有效的规范，通过不同的方法扩充、更新、发展其内涵，从而为解决纠纷提供依据。

至于法官选择使用哪一种方法，则服从于眼前的宪法事实或者宪法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宪法解释方法有很多，法官选择哪一种方法并无一定之轨的原因。

而诠释学法学之所以在各种异彩纷呈的法学流派中独占鳌头，就在于在教义学意义上，法解释学和宪法解释学实际上是各种法学流派和方法的汇集，它既有描述——经验的维度，也不乏逻辑的分析，还是一个规范实践的过程。

因之，宪法解释过程中的各种司法解释方法就成为发现规范的工具和通往“理解”的找寻之路。

因此，“理解”的过程就是一个新规范的形成过程，人们在理解的基础上达成的共同认识就是一个新的规范。

[30]以新的共识为起点，人们在充满荆棘的问题之路上继续前行，周而复始。

但是，这一过程也有一定的风险，缺乏基础、证明或者证明不当的所谓概念创新很有可能是在曲解事物内涵基础上进行的，这就使得概念创新需要格外谨慎。

对于宪法学研究者而言，学术意义上错误的宪法思维很可能使其得出的宪法判断是一个不真实的虚假判断，确立一个本身不存在的问题，或者一个伪问题和假问题，相应的建议和对策因而也失去其科学性和可采性。

在实践意义上，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如果宪法思维有误，一个新的宪法概念或者规范的创新很可能得出一个错误判断，进而对其行为产生误导;对于立法者而言，错误的思维很可能导致形成一个与事实不符的规范，从而使这一规范丧失实际的规范、评价和指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