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取向与道德尺度
道德现实主义者卡尔眼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读爱德华·哈莱特·卡尔《二十年危机(1919—1939)：
［ 键词］ 理想主义（ 关 鸟托 邦主 义） 现 实主 义 ；权 力 ； 德 ； 道 ［ 中图 分 类号 ］Ｂ ２ ８ ［ 献 标 识 码 ］Ａ 文 ［ 章 编 号 ］１ ０— ６３ ２ １ ）４ ０ ０－ ３ 文 ０ １ ７ ２ （０ ０ ０— １ ２ ０
《 十 年 危 机 （ ９ ９— １ ３ ）： 际 关 系 研 究 导 二 １１ ９９ 国 论 》 书诞 生 于 两 次 世 界 大 战之 间 ， 时 面 临 的 主 要 一 当
际 事 务 不 具 有 很 强 的 约 束 力 — — 道 德 服 从 于权 力 。 第 三 ， 托 邦 主 义 的 思 想 根 基 是 利 益 自然 和 谐 乌 论 ， 漠 视 了 国 家 利 益 的 冲 突 。 乌 托 邦 主 义 认 为 整 它 体 利 益 和 局 部 利 益 是 一 致 的 。无 视 当 时 的 国 际 现 状 和 无 政 府 状 态 的 国 际 社 会 ， 为 对 自 己 有 利 的 东 西 认 同 时 也 是 对 所 有 人 有 利 的 ， 护 处 于 优 势 地 位 国 家 保
替现实 。卡尔认 为乌托 邦主义 存在 多方面 的缺 陷。
首先 ， 托邦 主义 以 自己的空想 去代替 现实 ， 乌 理
论 与 实 际 严 重 脱 节 。卡 尔 认 为 ， 托 邦 主 义 不 重 视 乌
分 析 现 存 事 物 及 其 因 果 关 系 ， 是 过 分 地 把 注 意 力 而 放 在 自己 虚 幻 的 规 划 上 。 国 际关 系 学 是 为 了 回答 现 实生活 中的具体 问题 而 产 生 的 ， 然 少 不 了对 具体 自 问题的分 析 。因此乌托邦 主义 国际观 是虚幻 的 。
［ 摘 要 ］ 《 十 年危 机 （ ９９ １ ３） 国 际关 系研 究 导 论 》 书诞 生 于 两 次世 界 大战 之 间 ， 时欧 美政 治 家 二 １１— ９９ ： 一 当
第五讲 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和原则
第五讲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和原则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教学，帮助学生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集体主义基本原则的涵义和主要内容；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功利主义和人道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公正原则的涵义和基本内容；认识和把握个人主义的定义和实质。
教学重点和难点：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和基本原则的含义和主要内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公正原则的内涵；个人主义的实质。
教学时数：8学时教学内容：第一节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一、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1、从其产生的社会基础看，为人民服务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
2、从其在道德体系中的地位来看，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精神的集中体现。
3、从道德实践角度来看，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实践的主要价值取向。
二、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内涵为人民服务就是为那些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服务。
为人民服务而不为人民的敌对者服务，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根本道德要求。
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要求主要有四方面的内容:1、热爱和关心人民。
2、对人民负责。
3、实现人民的利益。
4、服务他人与为己谋利相结合。
三、坚持为人民服务1、澄清极“左”思想的影响。
2、承认为人民服务的多层次性。
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层次的道德要求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它的第二层次的道德要求是先人后己。
第三层次的道德要求是人己兼顾。
最低层次的道德要求是先己后人。
3、从我做起，从本职工作做起。
第二节集体主义原则一、集体主义原则的由来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原则,在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史上有个发展过程。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集体主义曾作过一些论述。
马恩既强调集体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又指出个人的自由发展对于集体发展的重要性，辩证地说明了个人和集体发展的关系。
2、第一个明确提出将集体主义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伦理原则的是斯大林。
指出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伦理原则。
3 、毛泽东明确提出集体主义原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原则，指出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
论道德评价标准和尺度的合理性
论道德评价标准和尺度的合理性德评价标准不同，对行为和行为主体的评价及结论就不同。
一般而言，道德评价标准有一般标准、具体标准和终极标准，它们与阶级标准及历史标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在选择道德评价标准时，我们应该遵循主体性原则、科学化原则和普遍化原则；在道德评价尺度上，力争做到合规律性、合规范性以及合人性。
关键词：道德评价；评价标准；评价尺度；合理性b－－道德评价首先需要建立统一的道德评价标准。
没有道德评价标准和尺度，则评价对象的善恶优劣就无从谈起。
道德评价标准不统一，则无法形成一致的社会舆论，道德评价的褒善贬恶的功能就无从发挥威力。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如何看待道德评价标准和尺度问题进行思考和探讨。
一道德评价标准按照层次的高低划分，主要有一般标准、具体标准和终极标准。
道德评价的一般标准是一定社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
一般来说，任何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总是具体的，以一定的观念形态存在。
在阶级社会，这种“观念形态”直接反映了一定阶级利益，所以善恶的评价标准与行为主体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立场紧密相关。
正如罗国杰所说：“在阶级社会中，对每一个人来说，判断行为善恶与否，主要是以其所属的阶级利益为标准的。
”当然，不可否认，一定阶级的道德规范也具有某种全人类的因素。
例如“不随地吐痰”、“遵守交通规则”，等等。
不过，这些具有全人类因素的道德规范，在本质上也只能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是千百年来人们就知道遵守的“公共生活准则”。
而且这些公共生活准则，在特定的场合下，如果它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相适应或发生冲突就会马上受到限制、调整或更换。
道德评价的一般标准虽然具有一定的阶级性，但是与阶级标准仍然是有区别的。
首先，道德评价的一般标准是一种稳定化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具有一定的确定性；而阶级标准是随着本阶级的利益的改变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在同一个社会有不同的对立阶级，在一个阶级内部还有不同的阶层，它们的利益和标准是各不相同甚至完全是相反的。
警惕道德法律化的危害——试论道德与法律的界限问题
警惕道德法律化的危害——试论道德与法律的界限问题摘要：面对当前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诸如道德滑坡等现象，“道德法律化”便随之被提出并不断加以论证。
然而，倘若一切违背公序良俗的现象都用法律的手段加以解决，其后果也许只能是“泛法律化”。
因此，明确道德与法律的界限，认清道德要求法律化的危害，具有重要的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道德；法律；道德法律化早在200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曾有32名代表建议增设“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也有学者提出应制定“见义勇为奖励法”。
如何解决这种时代道德困境，是诉诸法律还是重塑道德。
仔细思考会发现，诸如这些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属于道德范畴，若将它们都列入法律范畴而一味地将其法律化，其结果很可能会导致一种道德专制甚至是暴力。
所以，明确道德与法律的界限，认清类似道德要求法律化的危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道德与法律的界限在哪里道德和法律作为调整、维护社会关系和秩序的手段：一般说来，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在道德上也被认为是恶的，而道德所倡导的美德或善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可是“法律反映或复合一定道德要求，尽管事实上往往如此，然而不是一个必然真理。
”[1]82道德的核心内容是善和恶（善即道德、恶即不道德）；法的核心内容是权利和义务（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并履行自己的义务是合法的，反之则是非法的）。
在调节人类社会生活秩序的过程中，必须清楚认识到道德和法律各自作用的尺度和领域，不能在可以依靠软性规范来调节的领域贪图效率而引入硬性的法律法规，这很容易对现代民主建设造成巨大的潜在危险。
首先，道德是通过人们自身的内省来发挥作用的，重在从人们应遵循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角度来调解多种冲突，以人们“应当怎样做”为调解的尺度；法律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之总和，在调节各种行为冲突时是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人们需要做的只是根据法律规定行事，以人们“必须怎样做”为调解的尺度。
其次，道德作为一种非强制性规范，着眼于人们的内心意识，通过对人内心的引导和启发来调节其行为；法律调整的是人们的外部行为而非人的内心，总是通过各种外在表现来判断其是否合法。
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辩证关系及其现实意义
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辩证关系及其现实意义首先，真理尺度是评判和认识世界的标准，它通过逻辑思维、科学方法和实证验证来寻求正确的答案。
真理尺度追求客观、科学和客观的认识方式，试图从客观事实中找到普遍适用的真理。
真理尺度使我们能够根据客观事实和科学方法来评价和判断事物的真假与可靠性，从而引导我们的思维和行为。
与此相对应的是价值尺度，它是人们根据自身的价值观和道德信念来评价和选择事物的标准。
价值尺度关注主体的主观评价和个人情感，它通过个人的感受、道德准则和社会价值观念来判断事物的好坏和意义。
价值尺度从人的主观情感出发，强调选择和判断的个人化程度，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来对事物进行评价。
虽然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在方法和目的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它们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
在实践中，真理和价值往往不可分割地存在于一个人的认识和行为过程中。
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情感会影响对事物的评价和选择，而真理的发现和认知又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认识方式。
在辩证思维中，真理和价值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使人们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世界。
现实意义上，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辩证关系对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人生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
首先，它提醒我们在判断事物的时候要注意客观事实和科学方法的检验，不能仅凭主观感受和个人情感进行评价。
在面对复杂的问题和争议时，我们应该以真理尺度为准绳，用科学的方法和客观的标准来评判和处理。
其次，真理和价值的相互关系也告诉我们，人的情感和主观评价在判断和选择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可以帮助我们辨别善恶、真伪，引导我们的行为和选择。
最后，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辩证关系也提醒我们要保持开放的思维态度，不固步自封，不抵触新知识和新观念。
只有在真理和价值之间保持平衡和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世界，做出正确和有意义的选择。
总之，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是哲学思考的重要方面，它们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人生选择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价值尺度和真理尺度的辩证关系
价值尺度和真理尺度的辩证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真理和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价值尺度和真理尺度的辩证关系也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这一课题涉及到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价值尺度和真理尺度的辩证关系，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些启发和思考。
一、价值尺度和真理尺度的定义1.1 价值尺度的定义价值尺度是指人们在认识事物和评价事物时所依据的一种尺度。
价值尺度体现了人们对于美好、善恶、正义和美丑等概念的认知和评价，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的基础。
1.2 真理尺度的定义真理尺度是指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和理解是否符合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的一种尺度。
在哲学和科学领域，真理尺度被用来衡量人们对于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知是否准确和完整。
二、价值尺度和真理尺度的关系2.1 价值尺度与真理尺度的相互作用在人们的认知和行为中，价值尺度和真理尺度往往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
价值尺度所确定的好坏、美丑等评价标准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和理解，而真理尺度的准确与否也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的价值评判。
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在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2.2 价值尺度与真理尺度的平衡在实际的认知和行为中，价值尺度和真理尺度往往需要取得一种平衡。
如果只追求真理尺度的准确和完整，而忽视了价值尺度的重要性，就会忽略人们对于善恶、美丑等价值选择的需求。
相反，如果过分追求价值尺度的满足，而忽视了真理尺度的要求，就可能产生偏见和错误的认知。
三、价值尺度和真理尺度的现实意义3.1 对人们的认知和行为选择的引导价值尺度和真理尺度的辩证关系对于人们的认知和行为选择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通过正确的认识和平衡价值尺度与真理尺度，可以帮助人们合理地对事物进行认知和评价，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
3.2 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价值尺度和真理尺度的辩证关系对于社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正确理解和运用这种关系，可以推动科学、技术和文化的繁荣，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人道主义精神和批判现实主义的融合
人道主义精神和批判现实主义的融合作者：刘雨欣来源：《大学·课外阅读》2021年第03期《大卫·科波菲尔》是狄更斯以自身经历为蓝本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着重反映了狄更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和“奋斗才能带来成功”的鲜明价值观，弘扬着倡导的人道主义精神，褒扬了主人公大卫爱憎分明的处世态度与智慧、正义的个性品质，抨击了丑恶的社会现实，感召人们回到充满欢笑和仁爱的生活中。
一、宣扬了爱憎分明、惩恶扬善的价值观在《大卫·科波菲尔》中，狄更斯着力赞美了人性中的大爱与大善，而对邪恶阴险的小人毫不留情地驳斥和批判，宣扬了其爱憎分明、惩恶扬善的价值观，作品蕴含着深刻的人道主义内涵。
小说中代表真善美的人物，如女仆裴果提，她淳朴勤劳，多次保护大卫免受继父摩德斯通的迫害；姨奶奶贝西虽性情冷漠古怪，但实际心地善良，给予了大卫无私的关爱与教导，并资助其攻读大学、成为律师；米考伯夫妇虽然负债累累，但两人充满乐观精神，彼此相互扶持、不离不弃；裴果提先生虽然生活清贫，但他这个人“像金子一样好，像刚一样诚实”，勤劳而充满爱心，不仅收养了一对孤儿哈姆和艾米丽，还会接济寡妇古米治太太；哈姆则是作品中人道主义理想的最高境界，他正直、热忱、胸怀宽广，在纨绔子弟斯蒂福诱骗其未婚妻艾米丽与之私奔后，他选择更加卖力地赚钱，以寻找艾米丽的下落。
然而天意弄人，在哈姆与艾米丽打算前往澳大利亚时，他为了搭救在沉船事故中遇险的斯蒂福而葬身海中。
作品中的反面人物也基本都自食恶果：希普使用阴谋陷害威克菲尔律师，并导致姨奶奶贝西濒临破产，最终他锒铛入狱，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斯蒂福色欲熏心诱骗艾米丽，背叛了与大卫的友谊，最终也因海难身亡。
不过，狄更斯也不仅是从“正义审判”的角度为善、恶两方人物设定结局，一些反面人物的结局也颇含讽刺意味。
如希普虽锒铛入狱，但他在狱中享尽了优渥待遇，被视为“模范犯人”；克拉拉死后，摩德斯通又续娶了一位女子，继续侵占其财产；在学校施行“暴政”的校长也平步青云，成为地方法官。
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
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现实主义学派现实主义学派及其发展来自左望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00:00 17:56序言：现实主义现实主义（realism）是国际关系学科中影响最大的一个“范式”。
现实主义谋求阐述的是世界的现实情况（how the world is），而不是世界的理想情况（how the world ought to be）。
对现实主义者来说，政治就是各个群体为了利益（权力、声望、影响和安全）不断进行的斗争。
在现实主义的旗号下，先后出现过古典现实主义（classical realism）、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 realism）、进攻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防御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等。
由于各个学派和流派所强调的重点不一样，所以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
但这并不妨我们对此进行归纳。
蒂莫西·邓恩（Timothy Dunne）把现实主义的要素概括为三个要素：国家主义（statism）、生存（survival）和自助（self-help）。
现实主义综述1. 无政府（anarchic）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anarchic），这一点是现实主义者的基本出发点。
现实主义者认为，在国际体系中，没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也不存在一个高居于主权国家之上，可以实施法律和建立秩序的世界政府或普遍权威。
在这种情况下，暴力和战争是普遍现象。
一些古典政治哲学家将其成为“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
在这种状态下，人类主要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社会群体相互面对，这种社会群体汇集了成员的忠诚。
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政治是一种非合作游戏。
在这种游戏中，承诺是没有约束力的，契约的实施是根据自律而不是外部的权力。
2. 主要行为体（major actors）——国家（unitary state）在这个以无政府为特征的体系中，主要的行为体（major actors）是作为整体单位的国家（unitary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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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取向与道德尺度——论印度战略文化的二元特征宋德星2013-01-29 20:59:36 来源：《南亚研究》(京)2008年1期作者简介：宋德星，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法学博士。
内容提要：关于印度战略文化，尽管存在着学理上的争议，但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印度很多战略操守仍能从印度历史特别是战略思想史上找到其渊源，即考底利耶主义和阿育王思想传统持久深厚的影响。
印度战略思想传统上的现实主义取向和道德尺度这一根本性的价值分野，使得印度战略文化呈现出典型的二元化特征，即在战略思维、安全观念和战略倾向三大方面均呈现明显的二元色彩。
在大战略缔造中，排除各种客观因素之外，人的主观观念特别是决策者的主观观念对于战略缔造也具有相当重大的影响。
在《缔造战略》一书中，威廉森•默里将战略缔造中的观念因素总结为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三类，并用一个德文词“世界观”（Weltanschauung）概括起来。
①在这三种影响当中，宗教及其世俗变体——意识形态，通常以一种简单而直接的方式，通过塑造战略缔造者的信念来影响战略缔造。
与它们相比，文化对于战略缔造的影响则往往不那么直接和清晰。
尽管如此，文化作为社会群体的人类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凝集和精神财富的积累，不但具有长期稳定性，而且往往具有相当的继承性。
因此，研究长时段②战略演变中的观念变化时，文化是最好的视角之一。
正因为如此，战略文化概念便被引入到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之中。
从这个视角出发来探讨印度的战略文化，显然是最恰当的，因为只有从长时段的历史演进特别是战略思想史的演进中，才能真正辨识印度战略文化的发展主线及其特征。
战略文化不仅包括对战略环境的思辨和操作层面上的假设，更为关键的则是一国的战略文化特质确实有助于提高这个国家把战略实际需求转变为概念的能力。
印度战略文化历史地便具有鲜明的二元特征，即考底利耶主义与阿育王思想传统之间明显的价值分野——现实主义取向和道德尺度的不同定位，而当代印度战略文化也基本沿袭了这一特色，即印度在战略思维、安全观念和战略倾向三大方面均呈现二元特征。
一、印度战略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指向——乔治•K•坦纳姆的启示在西方的战略文化研究中，学者们就战略文化问题提出了各自鲜明的见解和主张，典型地反映了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③而根据A.I.约翰斯顿的观点，战略文化首先包括了这样一些基本假设，即关于战争在人类事务中的地位、对手的性质及其构成何种威胁（零和或多种结局）、使用武力的效用等，也就是对战略环境的思辨。
其次，战略文化还包括操作层次上的假设（operational assumptions），即指一系列的、有序排列着的战略倾向（ranked strategic preferences），由此也就导出了战略文化与战略选择（或战略行为）之间的内在关系。
④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战略文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战略选择，且文化与行为之间并不一定必然构成因果关系。
所以，战略文化提供的是一个有限的选择范围或有限的倾向性范围，其作为干预性变量，只是以中介和温和的方式作用于那些影响战略缔造的独立变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战略文化可被视为一个过程，一种渐进式影响的过程。
此外还应看到，一个国家的文化特质确实有助于提高它把战略实际需求转变为概念的能力，以及为战争实际需求做出准备并随后加以实施的能力。
所以，对国别战略文化的研究不仅重要，而且必需。
像所有国家一样，对印度来说，制定战略的前提首先必须是“认清”现实，而这无疑又与印度国务家和战略精英们的战略文化和世界观密不可分。
作为一个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印度却被人认为战略思想传统严重缺失。
明确提出这一见解的是美国兰德公司战略分析家乔治•K•坦纳姆。
在发表的研究报告《印度的战略文化》中，他以些许尖锐的写作手法，指出印度缺乏战略思想传统和制度化机制，进而使得印度缺乏一个适当的大战略，结果也就导致了印度外交上的虚弱。
显然，这一观点在印度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震动。
⑤在考察印度战略文化时，坦纳姆认为，印度思想习惯的深深印记受到印度地理、历史、文化和英国统治四个方面的影响，这四大要素强有力地影响了现代印度国家的特性和方向。
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们仍将继续帮助塑造印度的战略思想及战略实践。
首先，地理位置使得印度将次大陆视为“一个单一的战略单元”；其次，文化、社会、信仰体系通过强调多样性、宽容和适应性，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战略单元的特殊性；第三，印度历史的重构强调了在大一统帝国统治下的统一，以及不同于帝国统治的大规模冲突与分裂；第四，英国的殖民统治带来了地理政治概念——需要建立北部缓冲区、控制环绕印度的四周海域、次大陆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就是独立后的印度，边缘是围绕印度的四邻小国）。
坦纳姆特别强调指出，印度的战略地位、其洲际领土规模和巨大的人口数量，有助于印度领导人相信其伟大前程、在印度洋地区首屈一指的地位以及它的全球重要性。
印度种姓制度发挥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强化印度对世界持一种等级观念。
据此，印度的战略反应主要包括：不允许地区小国获得区外大国的支持；限制巴基斯坦的地区影响，甚至威慑或击败巴基斯坦；遏制和威慑中国，同时寻求与北京之间的象征性的平等地位；利用前苏联来制衡中国和巴基斯坦；增强海军实力使之足以控制印度洋；发展海军、核和导弹力量以保卫自己免遭邻近的和遥远的大国的侵犯。
在此基础上，坦纳姆总结了印度战略文化的下述主要特征：注重国内安全甚于外部安全，倾向于防御而不是进攻，它主要是一个大陆型国家而不是海权国家，它寻求独立和大国地位而不是任何形式的依附和中等国家地位。
但本质上，印度的战略思想和战略选择均属于初始阶段和临时性的，既不精细也不系统。
坦纳姆关于印度战略文化的最大胆的结论是印度没有战略思想。
他指出，尽管印度有防务战略的某些要素，但这不足以形成战略思想和规划。
这主要是因为：第一，由于印度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都缺乏政治上的统一，因而印度不曾系统和宏观地思考国家防务计划。
尽管有过短暂的帝国统一时期，但统一并没能带来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第二，印度教的时间观念，或直截了当地说缺乏时间意识的直接后果是，印度历来就不鼓励做长远规划；第三，印度教徒视生命为玄虚之物，命运、直觉、传统和情感占有重要地位，但这些因素为什么、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什么时候发挥重要作用则不清楚。
鉴于人对生命的控制力十分有限，他也就无法自信地预言或规划未来。
尽管意识到坦纳姆的工作并不就是一件坏事，但很多印度学者还是不赞同坦纳姆的看法。
当然，在印度战略研究界，也不乏对坦纳姆的积极呼应，因为就印度而言，坦纳姆的贡献不仅在于提供了一个战略分析框架，由此推导出印度关注国内安全甚于外部安全、倾向于防御而非进攻、倚重“硬”权力（军事力量）而非“软”权力（经济和文化）来追求独立与大国地位、主要是一个大陆国家而非海权国家等基本结论，还在于他的这项开创性工作使印度政界和学术界开始认真思考印度战略文化和未来战略选择等事关国家根本前途的大问题。
⑥应当承认，坦纳姆的相关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理启示意义，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创新性。
不过，其关于印度缺乏战略思想、而且只有防务战略思想的观点，却显得过于武断，也不符合印度历史事实。
今天印度的很多战略操守，在历史上仍然能够找到其思想渊源，即考底利耶主义和阿育王思想传统持久深厚的影响。
二、考底利耶主义vs.阿育王思想传统：印度战略思想的价值分野在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传统不仅历史久远，而且经久不衰。
显然，印度也不乏现实主义思想和传统。
孔雀王朝第一代君主的首辅大臣考底利耶，就因主张在对外关系中遵循欺骗法则，即非伦理方式而闻名于世。
在《政事论》中，考底利耶明确指出，在遵循“鱼的法则”（即大鱼吃小鱼）的世界里，国王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成为一个拥有无上权势的征服者，因为只有规模和权势庞大且国内不存在任何不稳定情形的帝国，才能遏制大鱼或外来入侵者。
根据考底利耶的论断，一个征服者必须清楚自己在“曼荼罗”中的位置。
“曼荼罗”基于一种地理假设：征服者的直接邻国最有可能成为其敌人（真正或潜在的敌人），而紧邻直接邻国的国家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朋友，紧接着友好国家的国家可能是一个不友好国家或敌人的友好国家，再接着便是友好国家或友好国家的友好国家。
在“曼荼罗”体系中，每一国都假设其邻国是非友好的、贪婪的和富有侵略性的国家。
为此，一位印度国王要想获得成功，惟有明了怎样在针对邻国的各种方法中做出战术上的选择。
有哪些根本的选择呢？考底利耶为我们提供了和平共处、战争、中立、进攻、联盟、双重政策这样六种方案。
与西方现实主义思想鼻祖马基雅维利一样，考底利耶的根本信条是：只要事关国家利益，伦理便成为与之毫无关联的一种累赘⑦。
曾任印度人民党政府外长的亚什万特•辛哈就对考底利耶及其现实主义思想做过这样的基本评价：“那些诋毁印度缺乏战略思想传统的人，最好是去看看2300年前一本名为《政事论》的印度古书，其作者考底利耶可能是印度最古老的战略思想家，提出了六种形式的国家政策，即所谓的国家圈。
他宣称，和平、战争、中立、显示武力、联盟、与一国和平共处而对另一国发动战争，是为国家的六种政策。
仔细地分析可以发现，在过去的200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化，国家间关系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以考底利耶提出的六种政策为基础。
我们生活在一个战略极不稳定的时代，国家间冲突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
变化了的可能只是我们发动战争和寻求和平的方法。
”⑧然而，同样是在孔雀王朝，阿育王的“法胜”思想也盛传开来，并渐渐构成了印度传统战略思考中的另一条主线。
阿育王在位期间，是孔雀王朝最为强盛的时期，帝国的疆域一度扩展到印度半岛的南部地区。
在一系列征伐战争中，征伐羯陵伽（今奥里萨）的战争最为惨烈和震撼人心，促成了阿育王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
此后，阿育王变成了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深为“法胜”思想所打动，并宣布佛教为国教。
他还公开宣布不再以战争作为王国对外政策的工具。
这种非战思想和政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阿育王发表的一系列赦令中，宣布他无意用武力去统一印度半岛的朱罗以及毗邻的岛国即现今的斯里兰卡；（2）宣布他的王国不会用武力去损伤其他独立王国的地位；（3）向五位希腊政权的统治者派去宣教团，宣扬“法胜”思想；（4）向其他王国和斯里兰卡的政权派出宣教团，宣扬“法胜”思想。
⑨通过内政外交两方面的努力，阿育王战略传统得以形成，并深刻地影响着此后印度的战略精英们。
概括起来，阿育王的战略传统包括以下三个根本方面：第一，强调以“法胜”作为基本的行为准则，这不仅使得阿育王的外交政策具有和平的性质，而且由此导出了印度战略传统的另一大渊源：在战略缔造和实施中，不仅一国的战略目标应当是正当的，而且其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也应当是正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