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重构(一)

论我国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重构(一)论文摘要：在《劳动法》颁布10周年的日子即将来临之际，有必要对我国劳动关系调整机制进行全面的审视。

本文从我国劳动关系的现状入手，分析了我国劳动关系立法模式和协调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革劳动关系立法模式和协调机制的具体措施。

一、我国劳动关系的现状1994年7月5日我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这是一部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

这部《劳动法》顺应了当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需要，为全面施行劳动合同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国劳动关系的调整模式也由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逐渐转化形成了为一种三层次的调整模式，即劳动基准法调整全部劳动关系、集体合同调整集体劳动关系、劳动合同调整个别劳动关系。

但是，由于当时立法者观念的局限和立法技术的落后，这部《劳动法》还存在着许多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子。

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的改革深深触动了以往的固有劳动关系基石，引起了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冲突。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进行，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外资企业的大量进入，我国的劳动关系已经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

而现有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固有缺陷，直接影响了当前劳动关系的良性发展。

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呈现以下特点：1、劳动争议数量直线上升。

从统计来看，劳动争议的发生率逐年上升，2000年我国劳动争议仲裁案件达到204605件，是五十多年来案件数目的总和。

以上海为例，1995年至1998年劳动争议仲裁案件三年翻一番，而1998年至2000年两年又翻了一番，2001年达到13，000余件。

2、劳动争议的处理呈现诉讼化、信访化的倾向。

据有关资料显示，1995年以来，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提起诉讼的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1995、1996年近30%左右，1997-2001年近50%左右；上海市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去年曾对2297件劳动纠纷案件进行分析，发现80%的问题是有法可依的，但其中只有27%的人愿意走法制道路，另有35%的人不置可否，更有38%的人则表示宁愿找有关信访部门。

3、劳动争议基本归为权利争议和利益争议。

前者是一方或双方违反合同约定引发的。

后者是指当事人因不满现行法律而提出高于法定标准引发的。

目前利益争议大多为群体争议，引发很多社会问题，影响了社会的安定。

据统计，2000年我国集体争议8247起，发生在非国有企业的占66%（转引自《不公平的规则》）。

部分案件的当事人采取围哄政府机关、堵塞交通、请愿示威等方式要求解决自身问题，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及行业、区域的相互效仿，引发不安定因素。

可以说，目前我国的劳动关系现状已经处于一种较为混乱的状态。

上述特点只是我国劳动关系存在问题的表象，要深入探讨我国劳动法治存在的问题，应当从劳动关系的立法模式（即法的制定）和劳动关系的协调机制（即法的实施）两个维度展开。

（一）我国劳动关系立法模式1、从立法的形式上来看目前我国劳动法的立法层次比较低。

全国人大颁布的法律只有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全国性的专项立法如促进就业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处理法、社会保障法等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出台；国务院只有少量的劳动行政法规；劳动部则先后颁布了大量的部门规章，以“通知”、“复函”的形式对《劳动法》实施中的具体问题进行解释。

在这些国家级立法中，不仅有许多滞后的规定，还存在着大量相互抵触的现象。

而在地方一级，由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享有地方立法权，因而各地根据自身的实际状况制定了大量的地方法规、地方规章，另外各地劳动行政部门还会制定大量的规范性文件，这些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在立法理念上大相径庭、立法水平上良莠不齐，这样的立法现状使我国劳动关系的调整在全国范围内极不均衡。

2、从立法的内容上来看国际上通行的劳动关系调整模式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劳动基准法调整全部劳动关系、集体合同调整集体劳动关系、劳动合同调整个别劳动关系。

（1）宏观层次上：我国对于工时、工资、休假、妇女及未成年工的保护都有比较完备的立法。

而现在普遍争论的焦点问题是我国的基准法水平是高还是低。

国外资本看中我国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力成本低。

其实，我国劳动力只是显性成本低（工资水平偏低），而隐性成本（企业负担大量的社会福利职能）却很高。

随着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隐性成本向显性成本转化，显性成本将不断上升，更加客观地反映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实，在此基础上与国际水平相比较才能得出准确的答案。

而有些学者以为强调通过提高劳动标准的方法来保障劳动者的利益，其实是不切实际的。

（2）中观层次上：我国在企业范围内整体推行集体合同制度，自《劳动法》颁布实施以来，至今不足十年。

与世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集体合同制度，不仅起步晚，而且立法滞后，目前只有劳动部《集体合同规定》等几个部门规章，而《集体合同法》尚未出台，影响了这一制度实际作用的发挥。

我国企业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集体合同签约率很高，但是集体协商流于形式，常常照搬照抄劳动法律法规，不能体现企业的实际状况；集体协商的内容也多局限于工资方面，而不能就员工的工时、工资、福利待遇等进行全面协商。

集体合同制度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工会还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依然扮演着企业内部福利部门的角色。

（3）微观层次上：一方面是传统劳动用工形式遗留的问题。

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即4050群体，男50周岁以上，女40周岁以上）涌向社会，城镇失业率不断攀升，如何制定法律法规促进再就业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些企业为了减轻包袱采取“买断工龄”的方式。

在“买断”过程中，工人没有发言权，“谁去谁留”、价格多少，都掌握在少数经营者手中。

企业效益不好，买断时工人所得甚少，会引起工人不满。

企业效益好，减员以后企业效益更好，也会引起离开企业的工人不满，因此经常发生群体性事件；下岗失业人员成立的非正规就业组织是否应当依照《劳动法》执行，在实践中也是颇受争议的问题，需要立法者给出明确的答案。

另一方面是经济不断发展带来的新问题。

随着劳动力国际化流动的加快，用工形式更加多样化，用工规则也随之变化。

目前我国的劳动合同制度与国际通行惯例还存在诸多不适应的地方，如事实劳动关系、多重劳动关系的问题在立法层面上还未获得解决；关于劳动合同的形式问题，我国应对各国通行的口头合同及相应的管理模式应加以研究，用更加便捷的合同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各地由于地方保护主义，普遍对外来务工人员实行歧视待遇，无论是在劳动标准还是在社会保障方面都与本地职工有着巨大的差别，而当他们的劳动权益受到侵害时又无人伸出援助之手。

（二）我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目前，我国劳动关系的不稳定其实根源于体制上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缺失与断裂。

劳动关系协调就是劳动权利义务的设定和维护，劳动关系协调的基本目的是既要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又要维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劳动关系协调不但是和谐劳动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不可取代的平衡仪、减压器，而且是促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经验与现代工人运动史告诉我们，只有协调、才能使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增加沟通，获取信息交流，达到最可能的利益平衡。

劳动关系具有层次性、系统性，涉及多方主体，牵扯多方利益，因此构建多层次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就显得极为重要。

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主要可分为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

前者是劳动争议发生的“第一道防线”，很多劳动争议都应是在这一阶段消化掉的，此时劳动争议还处在“隐形状态”。

后者是劳动争议的“第二道防线”，此时是劳动争议经第一道防线过滤，浮出水面后的解决机制。

我国的稳定劳动关系的机制之所以说不完善，其原因就是这两道防线没有发生作用。

（一）劳动关系协调的内部机制就内部机制来说，其主要是劳动者、工会和雇主组织之间的互动或者说是博弈。

但：1、相当部分企业或多或少存在违反和规避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

其中有的企业是因为管理者缺乏劳动法方面的知识，而多数企业故意不执行或变相降低国家的当地规定的最低劳动标准，手段五花八门。

许多企业在制定规章制度过程中很少甚至不听取工会、职工的意见，单方制定，强制执行。

平时行政与职工、与工会缺乏沟通的载体，没有建立固定的机制。

发生矛盾后，许多企业态度强硬，完全没有经过企业内部的协商来化解矛盾，而是放任劳动争议的发生。

2、我国企业工会的作用远远没有得到发挥。

企业工会作为基层组织，了解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情况，在协调劳动关系方面，尤其是集体劳动关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虽然企业工会客观上作了大量工作，但在我国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中，近90%的案件在纠纷发生后没有工会的协调，甚至很多企业没有设立工会，即使设立工会的，有些却成为企业的管理机构，完全听命于企业，而没有真正成为代表职工利益的组织，使得企业行政与职工缺少沟通的载体，没有建立固定的沟通机制。

3、我国雇主组织的职能也很不到位，既没有发挥“对内自律，对外代表”的作用，组织松散，又不恰当地试图以“二政府”的面目出现。

目前雇主组织的活动几乎不涉及劳动关系协调，劳动关系协调的内部机制处于瘫痪状态。

（二）劳动关系协调的外部机制外部机制即调解、仲裁、诉讼和监察等也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1、现行的调解制度过于“企业化”。

企业内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于受雇于雇主，经济上不自由且缺乏权威，调解工作很难公正开展，协调作用几近丧失。

而劳动者对于企业内部调解已经抱以非常不信任的态度，出现纠纷的苗头或者发生争议后，也不主动找企业内部调解委员会来解决。

2、政府“退位”后的“真空”引发的各种问题。

政府职能转变期间，劳动关系管理的模式由以前的“一竿子插到底”（政府-企业-个人）的模式转变为政府压缩管理空间以增加当事人双方协商空间的“间接管理”模式。

政府从“一线管理”退下来后留下一定的“真空”。

本来，这个真空应该有所填补。

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经验是由各级工会和雇主组织来填补，而我国的有关组织却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这样，已退位的政府又不得不在“重操旧业”，但是却往往“名不正、言不顺”。

进退两难的政府有很多无奈。

3、仲裁制度过于“诉讼化”、“复杂化”。

我国现行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是以司法制度为蓝本建立起来的，实行“一裁两审”的强制仲裁制度，存在严重的诉讼化倾向。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劳动仲裁缺乏自身的特点，仲裁庭的组成没有真正体现“三方原则”。

虽然法律规定仲裁庭由企业、工会和劳动行政部门的三方代表参加，但是实践中企业和工会的代表常常由于各种因素无法召集，现行的仲裁庭组成人员基本上是由劳动行政部门充当。

二是劳动局与法院对同一法律法规产生不同的理解，在司法实践中使用不同的口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