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艺术家与中国元素

海外中国艺术家与中国元素

3月22日开幕的黄永砯个展“占卜者之屋”仍在北京798尤伦斯艺术中心展出，在两个多月的展期内，艺术家专题讲座等系列活动也将对公众开放。5·12地震后，黄永砯拿出了自己的重要作品参加嘉德义拍，而在海外的蔡国强和王度则分别委托专人从美国和法国将精心挑选的作品专程寄回北京参拍。

同黄永砯一样，蔡国强、徐冰、谷文达、秦玉芬、王度、杨诘苍、朱金石这些名字当下正通过各种渠道被广泛传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谓：海外中国艺术家。另外，策展人费大为、侯瀚如也都不是中国国籍，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东西方行走——某种程度上，在西方，他们是“中国艺术”的代表；在中国，他们是旅居国外的“空降海归”——因为身份模糊，艺术家们以西方的形式语言对中国文化进行重新演绎和解构，创作出一批形式感十足的作品。

徐冰参加嘉德义拍作品《天佑中华》（91×59 cm），成交价42万元人民币。

黄永砯参加嘉德义拍作品《五边形计划·从五角大楼到拿破仑堡》（65.5cm×76cm），成交

价34万元人民币。

蔡国强参加嘉德义拍作品《来自天上的鳄鱼》（200cm×300cm），成交价580万元人民币，

拔得该场头筹。

“全世界都用贪婪的目光盯着中国”，威尼斯双年展组委会主席克劳弗两年前这样说过。这句话在近两年的艺术市场中不断被急剧飙升的拍卖价格所印证，这些高价中，蔡国强的爆破图一马当先，徐冰、谷文达、黄永砯的作品紧随其后……

在中西平衡中抓住机会

事实上，市场繁荣和学术认同为这些在世界艺术舞台上活跃的海外华人艺术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今年2月，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第一次给华人艺术家举办个展，蔡国强的作品替换了常年陈列的毕加索名作；阿拉里奥画廊在北京实现了朱金石的行为装置“权利与江山”，奔驰车与十吨红色颜料搭建的墙面瞬间撞击。与此同时，中央美院也大胆改革其发展架构，

在国际展览中成绩斐然的徐冰就任中央美院副院长。

所有这些变化的背后图景是，中国当代艺术正在进入新的历程，业界精英们开始以更加开放的全球化视野面对现实。

泡沫说和繁荣说的激烈辩论带来了对艺术市场新的考验，而学术界对于85新潮的大讨论则让所有不甘沉默的艺术人开始重新审视当代艺术的发展方向。这也是那些海外中国艺术家所不断探寻的——在东西方的平衡中抓住机会，在争议中大胆前行，在各种看似平常的中国元素中不断创造新的可能。

而他们带给国内艺术界的“经验”也值得寻味：在全球视野下，中国的文化活力如何体现？是中国本土的传统经验给予了艺术家能量？还是旅居国外的开阔视野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热情？

走老路的新面孔

如何整合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语言为我所用，如何借鉴西方的表现形式来进入中国传统文脉，让新鲜的形式进入中国文化的核心？60多年前，第一批旅法艺术家就开始了他们的尝试，今天的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已经成为了“西为中用”的榜样。4月底，吴冠中将自己各个时期的代表作66件捐赠给上海美术馆，这位老人没有选择北京，而是选择了更加洋范儿的上海，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城市更加开放和创新”。

事实上，在当年的法国，抽象表现主义和中国传统写意，来自两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的艺术方式，也是在这种“开放和创新”的大胆尝试中成功结合。60年后，吴赵朱三人的拍卖价格在华人架上作品中遥遥领先，无人望其项背。西方人在认识他们的作品时，即使对其中国性的实质知之甚少，也会被他们熟悉的抽象表现主义相似的形式所感染。

蔡国强、徐冰、黄永砯、谷文达等人则是在改革开放后才有机会走出国门，这时距吴冠中留法已经40年。在后现代主义被广泛倡扬的文化语境中，这批华人其实走的仍是吴冠中当年的老路，却成为了西方艺术圈的华人名单中的新面孔。

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被视为极具创新精神的徐冰表现出了很大的勇气和坚持。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方式：“当一个人知道一切都是无意义的，仍然投入了自己所有努力的时候，最高的成就便达到了。”他追问语言和图形的关系，并且将这种追问以图像表达出来，《天书》《何处惹尘埃》都是他思考的表达。后者在2004年获得英国威尔士阿尔特斯·蒙蒂国际当代艺术大奖，评委会主席奥奎称赞徐冰“是一位能超越文化的界限，将东西方文化相互转换，用视觉语言表达他的思想和现实问题的艺术家”。这句话既是海外华人艺术家的共同追求，也是世界艺坛判断一个中国艺术家是否具有国际性的标准。

而对于蔡国强来说，海外的生活真正改变了他的艺术方向。旅日期间的文化反思让他处于压力的中心，而突破求变的尝试则赋予了他革新的力量，“自我殖民的痛苦，始终困扰着日本的艺术家”，后来被费大为鼎力推荐的蔡国强那时经常对自己提问，“建立真正的批判

体系——能不能不按规定出牌，能不能放下那些被遵循已久的规则？”这可以和他后来提出的“艺术可以乱搞”相互印证，他的作品中也时常出现鲜明的“中国符号”——《草船借箭》使用了来自泉州的渔船，《文化大混浴》则运用了中国园林的要素与中药，同时，他还主持了上海的APEC会议开幕烟火设计，8月8日的奥运会上，他将和张艺谋一起用烟火制造中国形象。

谷文达的创作也选择了传统绘画和书法，他以错字和口号创作了一系列大幅水墨作品，他甚至选取50首唐诗，转译成英文，并花费了巨大的心力刻于碑石之上。业界人士在私下常说谷文达是最具有长远打算、整体设计和精确控制的艺术家，通过《联合国》和《红灯天堂计划》中可以发现，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位有力的文化讲解人，不断阐释着存在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语言障碍。谷文达曾在1984年到1986年间不断受到刁难甚至关闭展览的威胁，他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艺术信念，一度成为当时艺术先锋的榜样。

黄永砯最著名的行动是1980年代将一次展览后的作品全部烧掉，他在焚烧的现场，还用石灰在地上写上口号：“不消灭艺术，生活不得安宁”，通过作品《〈中国绘画史〉和〈现代绘画简史〉在洗衣机里搅拌了两分钟》，以一种狡黠的方式表现了他试图进行所谓的“中西艺术合璧”而得出的扭曲结果。尤伦斯艺术中心正在展出他的“占卜者之屋”，“占卜”是他在90年代所运用的工作方法之一，通过易经的占卜，他试图创造一种和当代艺术的距离来观察这个世界。

标志性的“中国元素”

就像电影界的章子怡、成龙、李连杰无一不是靠“中国功夫”打进好莱坞，西方业界以其认定的“中国符号”已经为艺术家们定制了游戏规则。

旅居海外的艺术家们必须选择“中国元素”，才能满足西方学界对于东方文化的神秘期待。而游居海外的经历，可以让艺术家们获得充分宏观的视野，在第一时间突破单向度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近距离地抓取现实变化和艺术动态。也是因为他们在西方生活，某种程度上更容易得到关注，而费大为、侯瀚如等进入国际策展人行列的华人，也在不失时机地给华人艺术家制造机会。

五年前，中央美院教授尹吉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概述了这一事实：“中国当代艺术不再是内部事件，以中国有名的海外‘四大金刚’为例，黄永砯的把艺术史放在洗衣机里搅拌的‘纸浆艺术’，蔡国强擅用火药，谷文达的‘中国简词’，徐冰《鬼打墙》的拓印和印刷，完全能和中国传统的四大发明对应起来。这些‘新国粹’，是传统艺术在当代的效用。”

现在看来，正在崛起的中国也在努力放大其艺术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