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编撰史料拓展与新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年谱编撰史料拓展与新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张涛2022年8月17-18日，由东北师大大学文学院联合《新文学史料》《现代中文学刊》《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东北师大学报》举办的“年谱与新文学研究经典化”专题论坛在东北师大大学隆重举行。

来自国内二十余家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就“年谱学理论”“年谱学编撰实践”和“年谱与新文学经典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何为年谱与年谱编撰的基本原则因受西方学术理论和浮躁学风的影响，许多现代文学研究对于年谱、年表等基础性的史料工作，缺少足够的重视，但近年来有一批老中青学人，重提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问题”，在理念倡导和实践操作上，都做出了很多的成绩，方兴未艾的年谱编撰热就是其中的一项成果。

尽管如此，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年谱的编撰，也只能算是“起步”阶段，相关的理论探讨也刚刚开始。

会上各位专家学者对何为年谱学、年谱学编撰的基本原则、年谱学涵盖的范围、哪些作家可以做年谱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青岛大学徐鹏绪教授认为，我们现在的年谱编撰工作应该注意年谱编撰理论研究，对一些大的原则问题要进行研究，如表谱作为一种史学体裁，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它的价值，它的编写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或者一种什么样的体例，这些大的方面要搞搞清楚。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震研究员，提出了“叙事”在年谱编撰中的重要性。

叙述一个作家的年谱从头到尾应该有一个逻辑上的主语，或者是作家的作品，或者是其他的内容。

蔡进先生认为在年谱编撰过程中应该以谱主为逻辑主语，因此谱文的主要的部分要尽量使用史料本身，尽量简洁，然后很多不能用这样的逻辑主语去叙述的东西放在本事之外，另起一段，字体上要有区别，再去写。

淮阴师范学院张强教授认为，年谱编撰应该采取中国传统的年谱的编著方式，不把这个时代背景等方面的内容做过多的交代，因为孟子有一个说法就是“知事论人”。

你要知道这个“论人”，把这个人的生平事迹说出来，“知事”呢，就是你自己去了解。

我们把这个事做一个客观的描述，比如某年某月某日，这个人和哪几个人去喝酒，或者在一起雅集，写了什么诗做了什么文，说了什么话，就是做这样的一个东西。

首都师范大学孟庆澍教授认为，年谱编纂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果能解决理论问题是最好的，因为这样才有可操作性和重复性。

他提出在年谱编撰中要不要体现主体性，或者说我们要不要克服主体性的负面影响。

此外，我们能不能从一种具体的编撰经验升为一种理论层面的思考呢？年谱的标准是什么呢？有没有建立一种现代文学年谱学的可能性呢？比如说什么该入年谱什么不该入年谱，通俗地说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这个问题到现在好像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可操作性的一个标准。

《新文学史料》主编郭娟从自己编辑刊物的角度和经验谈了个人对年谱编撰的基本原则的理解。

她认为，首先，年谱应该是一个客观的、真实靠谱的东西。

做年谱一定要靠谱，这个首先得有关键的日期啊，这个东西都不要搞错。

当然这个客观靠谱也真是不容易的，包括我们最近一直在连载台湾史料大家秦贤次先生的文章，他一直根据那个船期，来考证好多新文学作家出国、回国时间，发现好多流行的说法都是错的。

其次，什么人可以做年谱，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他是跨行业的、跨时代的、跨政治、跨经济的，比方说郭沫若，或者是像梁启超这样的大人物，长编也好，短编也好，实际上是要充分体现出各个领域的内容，如果他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作家，比方说胡风，他的政治遭遇肯定是他最大的特点，那这些事情就必须要交代清楚，像周作人，他附逆的那一段时间的经历要交代清楚。

二流作家三流作家，他们在年谱里是怎么一个表现方法，是需要我们进行探讨的。

做年谱的学者应该是有一定的考据和考证的。

对史料真伪需要判断。

河南大学武新军教授就年谱的基本内涵与年谱应该涉及内容谈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年谱是一种高水平的研究著作，是研究者在长时间爬梳消化史料的基础之上形成浓缩的精华，应该通过对史料的精心编排，较为完整地复原作家的生平、创作经历，清晰地呈现出作家的思念观念和文学观念的变化。

我觉得作家的年谱并不仅仅是对谱主本人的研究，好的作家年谱应该是了解一个时代文学风貌的窗口，应该能够通过一个作家的成长环境社会活动文学活动等，清理出尽可能多的文学史发展演变的信息，可能复原当年文坛的复杂的网状结构，这是我们的基本目标。

池州学院谢家顺教授结合自己编撰《张恨水年谱》的经历，也谈了自己对年谱编撰原则的一些看法，因为年谱编撰要因作家“量体裁衣”。

他指出，在编撰《张恨水年谱》时参阅了大量的古代的、现当代作家的年谱，那么对于张恨水这样的通俗作家，年谱的时候也要“通俗”，体例上也要让大家看得一目了然。

所以我这个体例和一般现当代作家年谱体例不一样，大家看了以后，要具引暗还考（音），他有一个类似的东西我把他列出了，然后进行史料的一种考析。

这样专业人士能看，一般的读者也能看，图文并茂达到这个目的。

浙江工业大学张欣教授以编撰吴伯箫年谱为例指出，我们给文学人物做年谱，涉及哪些作家可以做年谱，做多大的篇幅的年谱的问题。

他认为，文学大家的年谱是非做不可，而且可能有必要做长编或者类似于系列的，像鲁迅还有好几本年谱。

像类似于吴伯箫单纯是一个散文作家，没有留下更多的或者说我们也没办法保证他100年以后还会不会让人记起，像这样的作家要不要做年谱，或者做多大篇幅的年谱，我现在觉得还是有必要做的，但是也不适于做很大的年谱。

西南民族大学李光荣教授认为，年谱长编实际上应该是主要材料的罗列或者说是汇编，这才是长编比较真实的意义。

现在把它当成了年谱的一种，很多人都这样做了，都搞长编就变成年谱新的概念了。

这个问题是需要辨析和探讨的。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外国文学、古代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外国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一些治学方法，对现代文学研究是有很大的启发的。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王邵励副教授结合西方的传记、年谱学理论，提出了年谱的方法的问题。

他认为，年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的要诀只有一个，那就是——史料。

历史就是史料学，一切都立足于史料，从史料中来探究过去的作品和作家之真。

但是在这里我也想强调一个问题，其实历史不光是过去发生的事件，所有的历史包括年谱作品的编纂都只能是史料和历史学家的对话，是史料和他所选择的历史学家之间的对话，是过去与现在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与交谈。

二、年谱的编撰实践与编撰经验在具体的年谱编撰中，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或难以处理的问题。

有年谱编撰经验的各位学者也就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陈子善教授以他多年的史料搜集和年表编撰经历，以一些个案分享了自己的经验。

他指出年谱编撰中会存在所谓的“不平衡性”，比如某一年份的材料多，某一年份的材料少。

材料少的年谱就很难做，或者是短期内做不了，有的时候，一部年谱需要长时间不断的增补，就是这个道理。

同时，不同的作家也因各种原因，也存在材料“不均衡”的问题。

有些作家的年谱需要做“加法”，有些作家的年谱就需要做“减法”。

比如郭沫若年谱，可需要做减法。

有些东西不是全部都要放进去的。

南开大学李锡龙教授以沈从文年谱的编撰为例，指出现代文学作家年谱编写中要注重作品版本问题。

现代作家的版本问题，我们重视还不够。

研究沈从文给我带来的最大困扰就是，他的好多作品每个基本都有四五个版本以上。

有初刊本、重刊本、出版本、再订本、修订本。

沈从文有一个习惯，一个出版社出了他的集子，他把这个集子拿来，在上面修修改改，在出版的时候，修改本又给了对方了。

我发现《沈从文全集》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一个参照，它遗漏了很多重要的东西。

因此，在年谱编撰的过程中要重视报纸文献和档案文献的积累。

广西教育学院吴世勇副教授以自己对沈从文的史料研究为例指出，现在很多人都依赖数据库做研究，材料一检索就出来了，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面对这些零星的材料你不可能对一个作家或者说一个事情做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

另外，在年谱编撰过程中，我会把与之有关的一些信息摘出来摆在年谱当中。

其实我们最好是能把信息提出来，然后让使用者能够根据这些提示自己再做一些深入的研究。

我觉得这是我们做年谱的一个价值。

上海师范大学钱文亮教授结合自己编撰胡风年谱长编的经历，谈了自己对年谱长篇编撰的体会。

钱文亮指出，年谱特别是年谱长编怎么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一定的规则和一个衡量的标准，实际上具体的操作，每个人多少都会遇到一些问题。

我做年谱的最大感受，借用胡风的话来说，就是通过和胡风的肉搏，达到一种自我扩张。

不断修正我对胡风的看法，胡风也爱不断修正我对一些文学史和原来的文学定论的一种成见。

我觉得做年谱最大的好处，它会慢慢地从一些细节，从很多历史的缝隙间慢慢地撬开既有的文学史叙述，不完全是颠覆，至少是更新了我们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和历史现场的认识。

在做年谱的过程中，不断深入到历史中的人物他们的真正的一个历史价值，也改变了他在我们心目中的一个简单的形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做年谱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自我解构，同时也是一种重构，我们这种重构的眼光，也在重构文学史重写文学史，使我们对原来的一些定见甚至共识产生怀疑，从这中间产生新的生长点，在不疑处有疑，不知不觉对文学研究就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长沙理工大学易彬教授结合自己编写《穆旦年谱》的经验，谈了如何在年谱编撰过程中使用史料的问题。

他强调了档案的效应。

穆旦在生前没有一个所谓自述的语境。

因为他1977年去世了，这意味着他就没有来到新时期，没有一个回忆，或者重新塑造自己的机会。

我们看穆旦同时代的作家或稍微早一点的作家都有很多的回忆材料，可以给我们许多线索，但是穆旦是没有的。

所以如果没有南开大学的一批档案，穆旦研究中的一些死结，实际上是打不开的。

我们只能依靠少量的回忆性的文字，其中家属的回忆性文字肯定是很粗略的，不可能知道穆旦各个时期的情况。

武新军结合自己编撰年谱丛书的体会，重点谈了在年谱编撰中的史料搜集问题。

他认为尽可能拓展史料采集的范围，除了遍及作家的著述之外，把作家的亲友、同学、编辑、研究者，作家生活的地方史、文学年鉴，包括地方发展年鉴等都纳入史料采集范围中。

他还强调要高度关注刊文的原始报刊和初版本，在原始报刊和初版本有更多闪光的细节，能够发现一些更有价值的信息。

编当代年谱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大家现在都依赖电子检索，检索工具非常发达，事半功倍，但是我发现一些当代作家的年表、年谱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缺陷，就是1992年后的材料非常丰富，1992年前的材料非常薄弱，很多名刊、大刊包括地方刊物，1992年前的很多没有收录到知网包括超星，没有收录到这些检索工具，所以过分依赖电子检索工具就会产生这些偏差。

我们尽量做到详尽细致和选精择粹的统一问题，详尽细致就是要在排定年月细致之上下功夫，特别是对于作家成长经历和文学思想观念转折的重要关头，精心排查，想尽办法进行细致的逐年逐月逐日的排查，尽量做到转折的重要关头不留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