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

第一章中国文化的发祥关键词：史前时代、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体质人类学、蒙古人种、旧石器时代文化、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学、仰韶文化、彩陶文化、河姆渡文化、干栏式建筑、大汶口文化、黑陶文化、龙山文化、农业起源、饲养业与农耕业、母系氏族制、父系氏族制、文化人类学、部落联盟、军事民主制、禅让、自然崇拜、灵物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巫术、刻绘符号、巢居、穴居、象形符号、崖刻、岩画、华夏集团（河洛集团）、东夷集团（海岱集团）、苗蛮集团（江汉集团）、大同、小康、古史辨派、疑古思潮、走出疑古时代、三皇五帝文化的产生与人类的出现同步，远远早于文明的出现。

在东亚这片土地上，中国人远在一百多万年以前，就开始创造着与其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文化样态。

中国的史前时代，先民们以石器、木器和骨器等简陋的生产工具，创造了原始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他们同样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这在近百年来发掘的旧石器和新石器考古文化中均有反映。

一中国人的起源人是文化创造的主体，中国文化史的叙述必须从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说起。

20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学者如安特生等，从“文化及人种单源说”出发，指认中国人种外来，有西来、南来、东来诸说。

然而，大量考古发现一再有力驳斥了这类论断。

〔图２－１中国人类始祖——伏羲、女娲交尾图。

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上身相拥，两尾相交，常见于汉代的石、砖画像中，后演变为中国人的始祖图像。

〕东亚大陆是古人类化石发现地之一。

自1929年中外学者在北京发现晚期猿人（直立人）头盖骨化石以来，几十年间多有古人类化石出土。

考古学依据人类所使用生产工具的变革，将人类古代的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而石器时代又分为旧石器时代（距今约250万年～距今约1万年）和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万年前～文明出现）前后两个阶段，人类在石器时代的生活大约经历了二三百万年。

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多批属于旧石器文化的人群。

1．直立人，亦即“正在形成中的人”主要有──巫山人。

1986年发现于四川巫山，距今200万年左右。

元谋人。

1965年发现于云南元谋上那蚌村，距今170万年左右，元谋的直立猿人已能制造和使用石器，可能已会用火，表明中国西南地区是人类起源和早期人类演化的重要地区之一。

蓝田人。

1963年发现于陕西蓝田，距今65至80万年，脑容量约在780ml，同时出土还有旧石器初期的打制石器。

北京人。

1929年发现于北京西南房山县周口店龙骨山，距今50万年左右，平均脑容量为1075毫升，身长约法156厘米，群居洞穴，狩猎为主，打制石器，用火痕迹明显。

〔图２－２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早期智人化石地点分布图。

〕2．智人，亦即“完全的人”，又可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

早期智人（古人）主要有──马坝人。

1958年发现于广东韶关马坝乡狮子山洞穴，距今20万年，体质与尼安德特人相类。

大荔人。

1978年发现于陕西大荔，距今10万年。

长阳人。

1956年发现于湖北长阳赵家堰洞穴，晚于马坝人，早于丁村人。

丁村人。

1954年发现于山西襄汾丁村，距今约5万年。

晚期智人（新人）主要有──柳江人。

1958年发现于广西柳江通天岩洞穴，晚于丁村人，早于山顶洞人。

山顶洞人。

1933年发现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穴内，距今1·8万年。

资阳人。

1951年发现四川资阳黄鳝溪，距今7千年。

这些古人类的脑容量呈增长趋势，如蓝田人780ml，北京人859—1225ml，山顶洞人则为1400ml，逐渐逼近现代人的脑容量。

这表明，古人类在长期劳动生活实践中，智力稳步增进。

从体质人类学考察，世界上的人类分为黄种人（蒙古人种）、白种人（欧罗巴人种）、黑种人（尼格罗人种）三大类别。

从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直至柳江人、山顶洞人，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体质特征，如颧骨高、颧面前突且垂出，上门齿呈铲形结构，鼻子较宽，下颌圆枕多见、发育有矢状脊等等。

到后来的新石器时代，各地区居民的体质有明显的差异，而且从骨骼的异常变形还反映出各地存在着一些区域性特殊风俗（如人工拔牙、头骨枕部畸形、口颊含球等），但是这只能意味着早期蒙古人种形态发展过程中的体质多样性。

而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居民，在体质上存在明显的承续、发展序列，基本上是在一个大的人种──蒙古人种──的主干水平下发生和发展的，构成中国原始先民的人种特征中没有发现西方人种的成分。

中国人种不是外来的而是独立起源的，它对后来中国文化持久稳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1。

人类区别于动物，首先在于人能从事有意识有目的的劳动，而劳动的特征和前提是制造并使用工具。

古人类只能对自然物（如木、骨、石等）稍加制造，充作某种用途的工具，使手臂得以延长。

而在漫长的岁月中，“木亡石存”，今日我们所能得见的古人类的工具遗留，主要是石器。

“旧石器”和“新石器”的区分，主要在于先民使用的石器工具制作的精细程度。

上述从元谋人、北京人到山顶洞人、资阳人，都处在旧石器时代。

这百余万年间，古人类用碰砧、打击、刮削等方法，对石块进行简单加工。

中国境内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也具有部分共同的特点，如石片石器为主、砾石石器和石核石器次之，刮削器、尖状器两类工具最为普遍，以石锤直接打击、单向反面加工石器的方法为主，石斧不发达等等。

2在距今1万2千年左右，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

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不同，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开始使用磨制石器，除此之外，农业、养畜业和陶器制作都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

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被引入中国，始于20世纪初。

在20世纪中国考古发掘的100项重要成就中，就有近30项是关于新石器文化的发掘。

在中国大陆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7000处以上，已发掘的也在400处以上。

其中比较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仰韶文化距今约七千年至五千年，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分布于黄河中下游。

其生产工具有磨制的刀、斧、锛、凿等，骨器精致，日用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

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饲养猪、狗等家畜。

属母系氏族社会的繁盛期。

由于遗物中常有彩陶，所以也曾被称为“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的一个重要遗址在西安东郊的半坡村。

1958年在遗址上建立半坡博物馆。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93页。

2《二十六年来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古人类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3─46页；《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

〔图１－３尖底瓶。

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最早的专用汲水器。

〕河姆渡文化1973年首次发掘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村东北，距今六七千年，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

其生产工具有伐木用的石斧、石凿，农耕用的骨耜和狩猎用的骨镞等。

陶器为黑陶，纹饰多为绳纹和刻画动植物的花纹。

有大量稻谷遗迹和猪、狗、水牛等家畜遗骨。

采用木结构的干栏式建筑。

说明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同先后，在长江流域也有灿烂的原始文化。

〔图１－４骨耜。

南方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农具，常用动物的肩胛骨制成。

〕大汶口文化1959年首次发现于山东宁阳堡头村和泰安大汶口一带，距今约六千年，分布于鲁西南和苏北的黄河下游地区。

其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骨、角、牙器多而精致，陶器以灰陶为主、红陶次之。

屈家岭文化1954年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分布于江汉平原。

以薄如蛋壳的小型彩陶、彩陶纺轮、长颈圈足壶为主要特征。

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种植粳稻，饲养猪、狗家畜。

年代晚于仰韶文化，而与早期龙山文化相当。

龙山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四千多年的一种文化。

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分布于黄河中下游。

其生产工具有磨制的石镰和蚌镰。

陶器以灰陶为主，黑陶次之，开始用轮制。

出现卜骨。

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发达。

属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因遗址发掘出黑陶，又称“黑陶文化”。

此外还有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南舞阳贾湖、甘肃秦安大地湾、湖南澧县城头山、内蒙赤峰兴隆洼、陕西临潼姜寨、四川巫山大溪、河南陕县庙底沟、山东章丘城子崖、浙江余杭良渚文化、湖北天门石家河、甘肃临洮马家窑、辽宁凌源牛河梁、山西襄汾陶寺、香港马湾岛东湾仔北、台湾台北圆山等等，都是著名的新石器文化遗址。

这些新石器遗址分布广泛，基本遍及今天中国领土所有省份，考古学家将其概括为“满天星斗”。

这表明，中华先民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广泛地活动在东亚大陆及周边岛屿，其生活样态、物质和精神成果，在享有共性的基础上又具有相当的差异性。

二原始农业与畜牧业与使用木石工具相同时，人类开始用火。

火的保存、使用及获取，使人类在暗夜和严冬获得光明与温暖，不再“茹毛饮血”、“伤害腹胃”，而得以“熟食”，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大为提高，生活质量也明显改善。

从利用自然火到人工取火，从生食到熟食，标志着人类文化的巨大进步。

中国人颂扬“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的燧人氏1；希腊人赞美窃天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正是对于“用火”这一伟大进步的追怀纪念。

元谋人遗址已发现用火痕迹；而北京人洞穴内灰烬厚达6米，表明至少在50万年前，华人先祖已经熟练地用火与贮火。

〔图１－５山顶洞人的耳坠。

其制作方法是人工磨平并对钻成孔。

〕旧石器时代早期（如北京人时期），人类过着原始群居生活，即古籍记载的“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

”21《韩非子·五蠹》、《白虎通义·号·三皇五帝》。

2《吕氏春秋·恃君览·恃君》。

旧石器时代中期（如马坝人、丁村人）和晚期（如柳江人、山顶洞人），随着渔猎、采集经济的发展，男女分工明显，逐步由血缘公社转变为母系氏族社会。

母系氏族是由一个女祖先繁衍下来的血缘集团，“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1，世系按母系血缘计算，生产资料公有，集体生活、共同消费，血缘内婚向氏族外婚转变。

在母系氏族社会后期，也即距今七八千年前后，中华先民的生活发生意义深远的变革：直接攫取（被动依赖）自然物的采集、渔猎经济开始向生产性的农业、畜牧经济转化，先民获得较稳定、丰富的生活资料。

这就是所谓“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的转变，人类的文化史也由之实现一大飞跃，有西方学者将这一转化称之为“新石器时代革命”、“农业革命”，或“第一次浪潮”2。

其实，中国人很早便意识到攫取经济与生产经济分离．．．．．．．．．的划时代意义，不过将其功勋归之“神农”这位文化英雄：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

3传说创制耒耜、教民耕稼的“神农”，实则是母系氏族时代众先民的代称，而其间发明定居的农业耕作，培植农作物的主要劳绩应当归功于妇女，当时男子主要从事渔猎。

东亚大陆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

考古资料和农史文献显示，古代先民在温暧湿润、土壤肥沃的黄河、长江流域，选择和培育了包括谷物、蔬菜、油料、纤维和果木在内的诸多农业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