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消费主义呢

浅谈我对消费主义的认识
什么是消费主义呢？斯蒂恩斯认为，消费主义描述了这样一种社会，其中许多人在一定的程度上把获取物品当作生活的目标，而这些物品的获取不是出于人们生活的必需，也不是为了传统的展示的需要，而是为了获取他们的某种身份认同。

霍尔克认为，现代消费主义的特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欲望的形成超越了“必需”的水平；第二，欲望具有无限性；第三，人们产生了对新产品的无尽渴望。

贝尔克认为，消费文化（或消费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文化，其中大部分消费者强烈地渴望（相当一部分人则追求、获取和展示）物品和服务，这些物品和服务则是因其非功用性理由而被看重的，如：地位获取、挑起妒忌和寻求新奇。

格罗瑙则认为，现代消费是由对快乐的欲望所引起的；现代消费者本质上是一个享乐主义者。

综上所述，消费主义（或消费文化）至少涉及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消费欲望的形成不再单纯地由生物因素或经济因素所决定，而是涉及社会、文化等复杂因素（如：身份认同、地位、炫耀等）；第二，欲望具有不断增长与膨胀的特点；第三，消费涉及对快乐体验和享乐价值的追求，这种快乐具有短暂性和易变性，并因此而表现为人们对新奇产品和时尚体验的无尽追求。

可见，不论从哪一个角度看，欲望的不断更新和无节制膨胀是消费主义的一个根本特点。

正如黄平所指出的：“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

”导致欲望膨胀的主要原因，不再是生物学因素，也不再仅仅是经济学因素。

一方面，欲望的形成完全超越了生物学和传统意义上的“必需”的水平。

另一方面，欲望的形成也常常超越消费者所持有的资源（如：支付能力）的约束。

由此可见，消费主义其实就是一种现代消费欲望形态。

如果说，传统的欲望形态表现为欲望的相对稳定和固定，并体现为“量入为出”的预算策略，那么，在现代欲望形态（即消费主义）中，人们的欲望处于动态的、不断的膨胀之中，并常常借助现代借贷消费制度而采取“寅吃卯粮”的预算策略。

那么我们怎么看待消费主义呢？
改革开放以来，消费主义在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

从历史阶段来说，国家在80年代所采取的消费政策，既是一种“安抚”、“抚慰”政策（补偿消费），也是一种“退让”政策（如：通过“自由市场”政策逐步退出对消费生活资料供给的垄断）。

如果说，在八十年代，居民的消费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恢复和提高党和国家在“文革”期间受到损害的声望具有积极的政治功能（重构合法性资源），那么，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消费主义扮演了另一种政治功能，即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

国家默认消费主义的兴起，其实是在用居民追求生活质量的改善来换取居民的政治让渡。

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国家是用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来换取“社会稳定”。

从九十年代末开始，居民的消费主义则在其政治功能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经济功能，因为它配合了国家的经济主义意识形态，嵌入了国家以GDP 增长为导向的“刺激消费、启动内需”的政策目标，并因而得到国家有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的鼓励（体现为“扩大消费”的话语）。

尽管消费主义所唤起的无节制的欲望会带来一定的负面社会和生态后果，相对于其它更具有威胁的欲望（如：“不稳定因素”）来说，它对国家来说就是比较“安全”的欲望。

因此，正如赫希曼所说的，“利用一些相对无害的欲望来制衡另一些更具危险性和破坏性的欲望”[61]，是合乎理性的，也是更符合国家利益的。

所以，可以说，消费主义是国家与市民进行进行某种隐性社会交换的后果，是社会转型期间国家与市民的一种隐性契约。

消费主义不但是国家奉行的经济主义政策的一个副产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世俗化的必然结果。

当过去那种神圣的理想失去了光环而新的社会理想尚在确立之中，消费主义就一定会“乘虚而入”。

随着神圣世界（理想主义）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让位于世俗世界（经济主义），意义的来源便从“形而上”转向了“形而下”，而物质消费便被当作了“意义”的替代来源。

因此，在此意义上，许多对消费主义的批判未尝不是现代人的一种“乡愁”，一种对逝去的理想主义的怀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