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文化与民族语言文字的特殊关系

论民族文化与民族语言文字的特殊关系关键词：文化民族语言来源：《甘肃民族研究》1995．1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李世民说过：“以钢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

”英国大诗人拜伦也说过：“最好的预言家是过去。

”那么，知其现在，探索未来，让我们追溯一下民族文化、语言、文字的历史吧！上古时期，在埃及、中国、巴比伦、印度、波斯，农业首先得到发展。

冶炼技术，使人类从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

雅典奴隶制的建立，使古希腊创造了光辉的科学文化，古罗马，以武力征服了希腊，建立了横跨三大洲的帝国。

中国高举文明的火炬进入封建社会。

人类在地球上产生后，什么年代开始出现文化与文化维系的人们共同体？从构建文化的生物性前提着眼，生存于晚更新世（距今四万至一万年前）的智人，与现代人在智慧上已无质的差别了，即作为构建文化的思维能力──行为意识能力，在四万年前已经完全具备了。

当代生物学家的研究证明，人类在掌握最复杂的现代科学时，仅仅动用人脑全部智力中的一小部份，也就是说人类智能具有巨大的潜在可利用范围。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比智人更早的尼安得塔人（生存于二十万年至四万年前）和早期智人（生存于七十万至二十万年前），他们的智力虽低于现代人，但是在较大程度上动用其有限智能时，创造出文化也是有可能性；加上早期文化适应面小，专用性高，所需智能数量上亦相应较小这一情况，在早期智人时代已有文化产生，并有文化维系的人们共同体产生，这是十分可能的事情。

我们明白了文化的产生这一点，读者在本文将处处碰到文化一词，但是却不能将它与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文化相混淆。

“文化”这个概念的涵盖面极为广泛，内涵极为丰富。

对它的解释和定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民族学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与修订，目前倾向于用下述定义去阐明民族学所讨论的文化，即文化是人类为维系各个具体的社会集团（这里指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经由该集团所有成员在其世代延续中以渐次积累和约定俗成的方式建立起来，并由后天习得而加以延续与丰富的一个相对稳定而又独立完整的规范总和。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干1871年在他的名著《原始文化》第一章中，以简明的语言，概括地给文化下了描述性的定义，即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作为社会一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及习惯的复杂合体。

国内学者肖前、陈志良把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实质与人的发展作统一的理解，认为文化的实质即人化。

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历史过程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总和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人化的形式的特殊活动。

文化通常在广义和狭义的两个意义上被使用。

广义的文化即人化，它映现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和方式；狭义的文化则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

广义的文化具有人化形式、社会性和多样性等特点，它的构建可作多层次的分析。

不难看出，上述这些定义所界定的文化内涵真是太宽广了，人世间的一切创造发明都包括在内，它与我们日常谈论的“某人文化水平高低”之类的“文化”真是差别甚远。

但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往往用来指涉人类普通性知识的掌握水平。

按照这个理解掌握文化并不是人人必须，也不是人人可以达到的事情。

但是文化在民族学中却用去指涉各民族成员人人必须掌握一种文化。

基于社会上每一个人，他们由社会习得的文化各不相同，因而人与人之间可以划出不同的民族来，这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现象。

同样每一个人必须掌握一种文化，以便使自已置身于某一个民族中，也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现象。

两者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而社会上没有民族归宿的人绝对不存在，人人都有自己专属的民族，有自己的特定族籍，这就是民族的客观归宿性。

二民族文化与民族语言我们首先对民族语言的起源作一简要的探讨。

自古代以至十九世纪，各派学者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不知几几，其中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家们，如英国的洛克（Lock），亚当斯密士（Adam smith），德国的菜伯兹（Seib niz）、赫尔德（Herder）、冯德（Wundt）、法国的卢骚（J·J·Rousseu）、勒南（Renan）等，各有各的看法。

根据科学家的最新研究考证，从地球冷到地面上能够生长植物和动物的进候算起，人类的历史大约也有几十万年。

在这几十万年当中，有历史记载的不过几千年。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和最新科学认定语言是原始人类在太古时代，在集体劳动中为了适应交际的迫切要求和需要而产生的，并且一开始就是有声语言的定论。

每一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四个特征，然而在民族众多特征中，语言具有多重性的特殊地位。

语言与民族的这种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不仅十分专化，甚至十分顽固，即使延续数百年上千年之久，民族与语言皆发生了严重的变化，但对应关系却依然如故。

语言在民族文化中的这些特殊性，与语言在民族文化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有关。

文化是一个整体的系统，从文化结构上看，当然也包括语言在内。

则这个总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并非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律相互联系，构成文化的总网罗。

就语言而言，它与其子系统的关系就比较特殊，它不仅可以一个子系统的身份参加文化整体运作，它还必须充当所有子系统多种特征、属性、内容的有声符号物化表达形式。

也就是说，该民族文化中一切文化现象，在其母语中都必须有相应的有声表达符号。

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这种文化现象具有概括整理表达说明文化中一切文化特点的功能。

这种功能的发挥又得凭借本民族特有的有声符号系统，如果用民族学的术语来说，那就是语言的这套符号系统——以声符为物化形式的符号；事实上使该民族的其他文化现象都在有声符号之上结成了同根关系。

正因为如此，语言实际上是该民族文化各组成部分共同的桥梁作用，因而在文化运作中，它使用的频率最高，运行的周期最短，因此，从局外人看来，要把握其特征，并通过它去掌握该民族的整个文化将都是最简捷的途径。

一个民族的母语既然是该种文化的有声符号物化表达形式，而且是专用表达形式，因而它对于该民族来说，当然具有专一的归宿性。

语言对一个民族的各个组成部分来说是一个公用的桥梁。

语言在充当这种桥梁作用的同时，将该民族文化中所有的内容经常发生的较为稳定的联系，作为该民族文化特有的信息体系，存入该民族每一个成员的大脑。

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特殊关系，都在各民族语言的宝库里反映出的民族文化特征，不仅仅是表现在语言、词汇上，更重要的是对上述这些因素起到制约作用的内在语言系统，即贮存于每个使用该语言成员大脑中充当建立联想关系的依据的内贮信息库。

这个内贮存信息库的习得，不仅是通过幼儿在学习本民族母语中逐步地学到存入大脑。

正如结构主义学派追随者雅可布孙所说的，人类祖先传递到后代有两大基本的信息系统，即由细胞染色体传递的生物遗传密码，和由神径——生理及社会——心理机制传递的语言能力。

索给尔与雅可布明确地告诉人们单分析各民族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还不足以反映该语言的特点，还必须把这些东西放入具体的民族之中，才能真正反映该民族的语言的主要特征，它证明了“内语言”的存在，而且让我们注意到“内语言’与民族文化的依存关系。

语言从原始人类创造有声之后，直到今天，它是不断发展着的。

这种发展，这种随着时代而发生演变，虽然很少被语民们所觉察。

语言这种发展究竟是什么来做基础呢？语言本质上是全民的交际工具，包括生产领域，也包括经济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领域。

人类社会从石器时代最原始的共同劳动的时候起，一直到当代电脑时代止，都是一往直前的发展着，作为为社会服务的语言也不可能不向前发展。

要是不了解这种语言的发展历史，也就不能完全了解使用这种语言的语民的社会发展历史和语言在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特殊地位。

三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文字的起源。

任何语言都是脱离不了声音的，但不见得每种语言都有文字。

语言起源很早，但文字却是后来很久才有的。

在文字没有出现之前，曾经有不少的摸索。

中国古代有“上古结绳而治”的传记，所谓“大事作大结，小事作小结”。

据说南美洲秘鲁古代也曾用过类似的办法，用红色代表兵，黄色代替黄金，白色代表白银，绿色代表谷物，一个结表示十，两个结表示二十，一个双结表示一百，两个双结表示二百等。

所有这些只是一种符号，还不是文字，因为这些符号不代表人们各种概念，并不能把它念出来。

用图画表示意义可说是由实物帮助记忆过渡到象形文字的一座桥梁，也叫表形文字的萌芽。

世界上最早的有楔形文字，埃及的神圣书体，中美洲马雅人图形文字，中国的汉字。

这四种文字体系符号不相同，但是它们的发展却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由表形趋向于表意，由表意趋向于表音。

楔形文字在古代曾为苏美利人、巴比伦人、古波斯人、喜地特人取用，现在已消亡。

埃及的圣书体曾演变成僧侣书体和平民书体，自纪元三世纪埃及为亚历山大王所侵服后已日渐衰落，所以三世纪后所用的科泊特文已经改用希腊字母，而埃及的圣书体也就成了历史的陈迹了。

中美州马雅人所用的图形文字也久已不复存在于世。

汉字可说是现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它的书写体也曾经过篆、隶、楷、行、草等几度变化，汉字并且曾传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地，演化成了他们的假名、许文和字哺。

汉文字是从古到今传统一贯，使用人数最多的超级文字。

藏文创制于17世纪，彝文最早物证为贵州省大方县大铜钟（1485）所存文献内容极广。

傣文成于14世纪。

水族占卜用书写文字，创制时代不详，大约不会早于明代。

综观汉藏语系的各种文字的创制与发展，可以大致划为前后两个时期，分界时期在19世纪末。

后期国内民族在外籍族的影响下创制的文字，其中又可以从公元1950年后为界划出两段。

前段为外籍宗教徒为布道传教而创，方式取法于这些宗教徒的本族文字体系。

后段则出于民族平等和加速少数民族智力开发的需要，则一律取用拉式拼音文字，如茵文、布依文、壮文、侗文等均属于这一类型。

古今中外，众多民族的社会里都是有语言的，不曾看到任何一个民族只有文字没有民族的有声语言。

语言是各民族文化中用以荷载意义的口头有声符号系统，而文字则是语言的记录用书面符号系统，以民族文化形态结构的角度，文字是一组附着于语言的文字因子。

由于文字与语言诸因子群之间存在的是附着关系，所以文字与语言的结合较为松散。

这就是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不呈严格的对应关系的主要原因。

地球上所有民族的存在，充分表明了文字与民族文化整体联系的松驰。

有文字的民族往往经历了多次的文字改革，甚至全盘重来，然而语言却无法简单地人为左右。

蒙古文创于13世纪，原型取法于回鹘文字母，几经改良后，其中最重要的是“斯巴达文”，尚通用于我国内蒙古地区。

文字生存的物质条件是书写工具，社会的上层教育制度和社会信息的跨地超时传递机构，而语言则依于信息的直接传递需要，家庭内的教育和人体发音器官的训练，致使文字在功能上依存于语言，但在存活条件上不与语言结成同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