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公民现象与社会责任

企业公民现象与社会责任2005年，中国三峡总公司提出：“建好一座电站，带动一方经济，改善一片环境，造福一批移民”的“四个一”水电开发新理念。

对比发达国家大型企业战略思想与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我们认为：“四个一”理念的内涵，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

一、企业利益与公共利益间的紧密依存关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而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这种依存关系主要表现在大型跨国公司和自然垄断型企业上。

二、处理企业利益与公共利益间关系的企业公共战略，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影响企业商业战略制定与实施的重要前提。

三、“四个一”理念，不是道德教育，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关系、更不是商业宣传和公益行为，而是建立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对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正确认识的必然结果。

概念的引出――企业公民现象“公民”一词，起源于古希腊，意为“属于城邦的人”。

与之相对的，当然就是不属于城邦的人，即“非公民”――“客居者”、“奴隶”、“异邦人”。

他们在城邦这个共同体中不拥有身份和资格，对城邦事务没有责任当然也没有参与权利的人。

他们即使生活在城邦里，也是与城邦漠不相关的人。

2005年，中国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成立。

两年来，来自世界各地30家跨国公司和大型中国企业获得了该委员会“最佳企业公民”称号，如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英特尔、摩托罗拉、西门子、中国平安保险等。

“企业要成为好公民，才能成为好企业。

”“我们尊重我们对社会所承担的义务，致力于为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社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这些观念，已是世界众多知名企业的共识。

《中国优秀企业公民评价评选标准》的7项主要指标分别是：对所有者负责；对员工负责；对消费者负责；对供应商负责；对政府负责；对环境负责；对公共事业负责。

在1999年5月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全球契约计划”，该计划于2000年9月正式启动。

“全球契约”的核心是要求企业在各自的影响范围内遵守、支持以及实施一套在人权、劳工标准及环境三个方面的九项基本原则。

目前，已有来自世界70个国家的1500多家企业正式参与该计划。

2001年，欧盟发布的《欧洲企业社会责任促进框架绿皮书》中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四个内部维度和四个外部维度。

四个内部维度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场所的健康与安全；对变化的适应性；对环境影响和自然资源的管理。

四个外部维度是：地方社区、商业合作伙伴、供应商和消费者、人权、全球环境关注。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否等于商业道德？当今世界的商界巨子们越来越关注人类生存环境、社会公平与和谐，进而关注合作伙伴、消费者和员工。

媒体称赞：倡导企业承担相关的社会责任感的时代已经到来，并把这一现象归于善举和公益。

但我们也听到许多不同的声音，包括思考与质疑。

为什么这种现象不是更早、或者更晚出现？我们将如何预期这种责任与荣耀？何时这一“善举”能成为商业社会的普遍现实，而不仅仅为行业巨子们独享？不得不说的是，谈道德，必然有人谈“伪善”。

在关于个人道德的作用机制尚无定论之时，有关商业的“道德”似乎更容易让人困惑？无疑，社会对于道德的热情，表示了社会对现状的积极回应和更多的预期。

但总结历史经验，我们更担心这种热情会伤害真正良好并客观的动机，并对制度安排产生负面影响。

对于广大的经济活动参与者，努力发现一种行为的形成机制比追随表象更为重要。

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是维持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之一，但道德形成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当不道德的行为带来的利益大于遵守道德所能带来的满足时，道德约束的作用便失效，反之亦然。

反过来说，因制度设计而引起或驱赶个人违背一般社会道德规范而做出符合经济理性的举动，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道德陷阱。

道德陷阱始终存在，一个保过险的人在避免风险方面的积极性普遍有降低的可能性。

不过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要解决的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动机问题。

因此，究竟是什么促进了企业对于社会责任与公共利益的关注？什么样的企业更关注社会责任？究竟如何看待企业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内在联系？新经济时代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我们要理解企业公民们的行为，首先应当去理解企业生存和发展这个大环境。

跃变的全球化经济环境改变了世界，并正在改变着生活中的一切。

上个世纪末以来，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大量破坏性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行业界限越来越模糊，无数业务也被重组。

在这一背景下，企业的竞争方式和生存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同时，还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

当前，企业发展必需面对来自环境与生态的巨大压力。

不需要数据来证明这一因素所带来的影响。

来自人口、能源、污染的压力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经济和政治。

从影响政治、经济、生活的程度来看，这已经成为驱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主要力量之一。

我们必需面对的现实是，企业的决策常常要将环境与生态因素列入首要问题之列。

沿着经济发展的普遍轨迹，国家的公共政策也在发生演变。

发达工业国家的公共政策一般包括以下发展阶段：促进经济发展、规模与宏观调控、环境与公共安全。

这里的环境是指广义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公共安全是指社会、经济的稳定，并引伸到如何保障国家的基本利益，如能源安全与国土安全等。

例如，2005年出台的美国能源法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同样，加拿大能源政策的演变也经历了上世纪60年代侧重于开发、70到80年代初侧重于国家安全、80年代中期后侧重于市场繁荣、90年代后开始关注环境与公共安全的几个阶段。

显然，公共政策的目标在于努力制止不充分重视社会利益的私人决策（或者说代表局部利益的决策）。

其演变过程中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对业已形成自然垄断的行业与企业进行引导和规制。

发达国家对电信、能源电力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引来颇多争议，但这一做法在其它国家已产生示范作用，电力市场改革也正在全世界成为热点。

无论是能源法案还是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都是使社会成本企业内部化的手段。

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在其著作《社会成本问题》指出，社会的进步或者发展都需要付出成本，如果不付出这些成本，社会就不可能取得进步。

但问题不在于为何要有这个成本，真正的问题是怎样尽量使这个成本由享受收益的人来承担。

当代公共政策的演变趋势正是如此。

在纽约州议会大楼，一位官员曾半开玩笑地说：这栋大楼很不错，是20年前盖的，不过现在再想盖这样一栋大楼可就越来越难了。

在发达国家，建立对社会影响大的新项目及其运营，公众的力量越来越多的表现在决策机制中。

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种机制的产生具有普遍的必然性，它有益于社会综合成本与效率的平衡。

这也是公共政策在演变过程中，企业外部成本被内部化的必然结果。

当企业做出决策时，必须更多考虑原来不必支付的外部成本，主动责任成为被动责任，就好比捐款变成了纳税。

美国的风电建设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大多数居民（包括政府官员）都希望用到清洁能源以改善环境，也知道新能源项目建设会大大刺激当地的经济发展。

但“选址”依然成为风电投资者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企业要做的不仅仅是对受影响的居民个体支付相对合理的“对价”，还必须与公众沟通，并支付相对昂贵的公共品，如学校、博物馆、公园等。

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与公共政策的变化使得公众的自发选择性行为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一种社会力量，这种力量的强弱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和社会状态。

2003年，Hill & Knowlton/Harris（美国一咨询公司）互动式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当美国人了解到一个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有消极举动时，高达91%的人会考虑购买另一家公司的产品和服务；85%的人会把这方面的信息告诉他的家人、朋友；83%的人会拒绝投资该企业；80%的人会拒绝在该公司工作。

全球化是一把典型的双刃剑。

在全球化这一背景下，我们在获得更多机会的同时，也承担着更多的风险。

环境生态压力、公共政策演变、公共力量兴起对企业战略与经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以物流技术、数字化为技术基础的全球化则把这种影响加以扩散和放大。

大型跨国公司与自然垄断型企业更多受益于全球化，同时也受到更大的威胁。

全球化使得以前的区域性危机成为全球性危机，区域性外部成本内部化将快速地扩散为大范围的外部成本内部化。

那么，任何在公共事务上的不负责任，将很容易的成为企业危机的连锁反应。

在这个跃变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与公众密不可分，企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依存关系空前加强。

但同时也说明，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这一“依存关系”在当前存在局部效应，与这一“新经济时代”依存度高的跨国公司和自然垄断性企业等将更多地受到影响。

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企业的社会责任通俗地说，企业的发展阶段包括“挣钱阶段”、“规模阶段”与“企业公民”阶段。

任何企业行为的表象都源于深层次的内部动因，企业所处的不同阶段也将决定企业行为的基本模式。

企业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具有以下重要特征：在企业发展的前两个阶段，企业利益与公众利益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相对脆弱，因为企业风险与机会主要来自于相对直接的市场化竞争。

当前跨国公司追随的“最高诚信标准”也并非能在这些阶段左右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在自然垄断、寡头垄断状态下，企业与企业间更多的是提供同质产品和服务，企业间的合作动机要强于竞争动机。

在全球化新的竞争环境下，公众及利益相关方的选择成为企业新的挑战。

也就是说，企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紧密依存关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更多适用于企业发展的高级阶段。

在以上不同发展阶段中，企业和其外部环境间的关系始终是以建立适度的信任关系为基础，从而实现最终的商业目标。

也就是说，在企业发展到类似于寡头垄断之前的阶段，并不是不存在企业利益与公众利益的依存关系。

传统意义上以技术、质量和规模为基础的商业信誉，就是建立信任、履行责任的一个基础。

在自然垄断和寡头垄断状态下，信任的建立仍然是商业活动的基础，但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商业信誉，并模糊了企业利益与公众利益、主动责任和被动责任的传统界限，从而使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选择成为必然。

作为一个利益相关方的集合，公众对于信任的需求是多样性的，并更多地被赋予道德色彩。

这些不同的主张可以包括：环境影响；社会公平，即企业占有、使用社会公共资源同时，是否承担了相应的社会成本？是否改善了社会福利？产品与服务的社会属性，即环保、合格的生产要素来源及适当的服务对象等；诚信经营；员工价值，员工是公众的一部分，他们的行为和价值的体现能够有效地折射出公司的核心价值观。

即“用什么样的人去做什么样的事”。

作为企业，其具体行动就是在实施商业战略的同时获得良好的外部性，在承担社会成本的同时消化内部成本，比如在可再生能源上的大量研发投入；在创造企业价值的同时增进社会福利，比如在对社会影响大的项目所在区域积极开展主营业务的上下游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