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心得——试论《荀子》“和合”思想

读书心得——试论《荀子》“和合”思想近年来，因张立文先生创立和合学，对和合思想的研究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和合”一词最早出现于《国语》，但就儒家层面来说，《论语》《孟子》都没有提到这一概念，《荀子》是最早使用它的儒家典籍，可见“和合”在荀子思想中的重要性。

一、欢欣与和合“和合”一词出现于《荀子·礼论》。

《礼论》篇讨论了礼的起源、功用等，其中着重突出礼与人情的关系，指出礼义文理的制定就是为了养情。

人生而有很多情感，比如喜生、哀死、好利、恶等。

在荀子看来，如何使这些人情得以恰当长养而不丧失，是礼最重要的功用所在，即“礼者养也”。

在所有的情感中，荀子最为看重的是人在生死变动中产生的情感，所以《礼论》反复强调“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

基于对喜生、哀死情感的看重，荀子对丧礼的制定和功用等进行了细致论述。

正是在对乐生、哀死之情和丧礼的考量中，荀子引入了对“和合”概念的探讨。

“和合”指向的是人的一种内心情感。

荀子道：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

愅诡、唈僾而不能无时至焉。

故人之欢欣和合之时，则夫忠臣孝子亦愅诡而有所至矣。

彼其所至者甚大动也，案屈然已，则其于志意之情者惆然不嗛，其于礼节者阙然不具。

故先王案为之立文，尊尊亲亲之义至矣。

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

(《荀子·礼论》)此段是讲人在祭祀时产生的思慕之情，此情之深会让人时时悲伤、感动。

忠臣和孝子在“欢欣之时”常常有此种悲伤，尤其是想到君主或亲人已不能再有此种欢乐时。

“和合”与“欢欣”在此处并列出现。

因为“和合”，所以人会产生欢欣之情。

依王天海的注释，“此言人之欢欣团聚之时，忠臣孝子感触而生哀伤之情”。

也就是说，欢欣之情指的是人在团聚中而自然产生的欢乐。

人在父母生时，对父母有仁爱亲近之情，因为没有别离而能生活相聚在一起，所以人是欢乐的。

这种欢乐之情与人在思慕时产生的不能与君主或亲人再次团聚而有的哀戚之情相呼应。

根据《荀子》原文之意，“欢欣和合”正好与“志意思慕之情”相对，前者指人在相聚时的欢乐、欣喜，后者意为人在生死别离时产生的哀痛、思慕。

思慕的产生，是人的欢欣之情的深入体现。

生人会有对死者的想念，尤其是在日常生活有相聚时会更思念与死者的相聚；在丧期之后，人会继续自己的生活，但仍然怀有对死者的敬慕、悼念。

在这种敬慕、悼念中，生者期待还能与死者有某种形式的“相聚”。

这种相聚会令人产生一种更深层次的欣喜之情。

从思慕的角度理解，“和合”注重人的生与死的合一。

荀子反复强调，生死两全才是人道最圆满的表现，正如《荀子·礼论》所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

故君子敬始而慎终。

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

故丧礼者，无它焉，明死生之义，送以哀敬而终周藏也。

故葬埋，敬藏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铭、诔、系世，敬传其名也。

事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

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备矣。

人不仅应当重视在父母生时如何爱亲、事亲，还应当重视在他们死后该如何敬、如何事的问题。

比如，不仅在现实生活中能和父母、兄弟、君主等聚在一起生活，得现实相聚之欢，还能在死亡别离后与逝去的人尤其是家族祖先有联系。

通过安葬、祭祀和书写铭、诔、族谱等形式，现实中的人对逝去亲人的爱敬之情得以进一步表达。

在爱敬的表达中，人得以和先祖相连、合聚，进而得生死两全之欢。

如此，人才可以真正被称为是孝子。

人在表达对祖先的思慕、敬爱之情时，也会丰富和加深对自我的认知。

人因为思慕先祖的生活故事、行为方式、为人之道等，从而对于自己的家族既能有历史性的、根源性的了解，也能对自己当下的生活做出更进一步的认识和反思。

在这种了解和反思中，人因为与先祖的靠近而产生一种同一感和一种更深层次的自我身份认同。

这份同一感和认同感，带来的是一种更深厚的人生欢乐之情。

综上而言，“和合”指的是与父母亲人在生时的聚合，这一聚合在死后也能继续延续下去。

虽然在世的人与逝去的亲人、先祖等有实质的别离，但在精神和情感上并未别离，仍然有着精神上的聚合。

在这种聚合中，人与先祖能够相连，从而在根本上能加深人对自身的认识。

这样便可以更好理解荀子所说的“先祖者，类之本也”(同上)。

“和合”在《礼论》篇的出现并非偶然，与荀子对礼之功用的理解密切相关。

不论是欢欣还是思慕，荀子认为都需要礼去规约和引导它们的进一步发展。

“和合”作为人生中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的情感，是礼的制定中必定十分关注的。

一方面，礼要通过恰当形式去表达人生活中的欢欣之情；另一方面，在生命的大变动中，礼也注重将人的欢乐以不同的形式进一步深化。

如此，人情才得以完全、深入地长养。

二、乐合同如果说荀子在《礼论》篇提出的“和合”概念主要还是从“合”的角度来突出人在生死层面上的“聚合”“同一”，那么，该如何理解“和合”这一概念中“和”字的意义呢？对“和合”概念，荀子虽然仅在《礼论》篇提到1次，但对“和”与“合”在《乐论》等篇中的分别论述，能为理解“和合”概念提供进一步说明。

荀子将“和合”与“欢欣”放在一起讲，彰显了“和合”之义中所有的欢乐，此种欢乐是人必不可少的一种情感。

情感的生发往往又会在人的声音、行为举止中表现出来，使得和合之乐更为凸显。

此种“和合”之乐与荀子对音乐的理解密切相关：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

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

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

(《荀子·乐论》)欢乐之情人人都有、不可缺少，且这种情感会在人的声音和行为举止上有进一步的体现。

比如，人内心有欢乐之情，便会咏叹歌唱、手舞足蹈等。

声乐就是对人的内心欢乐之情的一种外在抒发和表达。

“且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

”(同上)对这种情感的表达，荀子认为需要人去导引。

如果不加以导引，就容易导致乱的产生。

“故乐者，所以导乐也。

”(同上)对于如何导引，荀子指出：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气无由得接焉。

(同上)先王制定《雅》《颂》之乐对人进行导引，使得咏叹歌唱之声可以恰当展现人的欢乐，使得乐章清晰明白、通顺，使得声音、文辞在曲直、繁简、刚柔、节奏变化中可以感动人的善心。

反之，如果不用如《雅》《颂》的正乐来引导人情，就会使人放纵欢乐之情、乐章窒碍不通，也不能使声音、文辞的变化感人善心。

音乐可抒发人的情感，也可通过外在的声或气对人的内在情感产生熏习或渗透作用。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

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

唱和有应，善恶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

”(同上)乐分奸声和正声：奸声如郑、卫之音，正声如《雅》《颂》之乐。

如果用奸声来导引人的内心情感，那么人身就会有逆气、逆情产生，进而通过声音和行为表现出来，呈现出乱的景象；反之，则是顺气、顺情和治的景象的产生。

因而，乐的选择对内在性情是非常重要的。

乐之所以能导引性情的发展，是因为乐可以感动人心，通过人心对性情有所作用。

荀子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

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

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

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

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

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

(《荀子·正名》)在此，“和”与“合”分别出现，是“和合”概念在荀子性论思想中的进一步展现。

荀子指出，性是人生来如此的东西，从阴阳之气自然相互“冲和”的角度来讲，人性也可称为精气之性[注]。

精气之性通过耳目精灵等与外物“合遇”[注]。

在合遇中，天官与万物有自然感应，从而目能视、耳能听；而作为天君的心能征知万物而生情，“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

心有征知。

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同上)。

心可以令耳知物之声、令眼知物之形等；心知万物，进而或应之以好、喜之情，或应之以恶、怒之情等。

这与《礼记·乐记》“物至知知，好恶形焉”的思路是一致的。

具体到乐，如果人心感知奸声则内有邪情产生，人心感知正声则有顺情产生。

人心发挥知的作用而能产生不同的情，更为重要的是，人心还能对不同的情进行选择，即发挥思虑的作用去导引情的发展。

为了使情最终合于善，心需要对于其所交接的乐声做出恰当选择。

人心可以选择正乐，使情最终合于善。

这就是所谓的正乐可以导引人走向“和齐”：故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

故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

征诛揖让，其义一也。

出所以征诛，则莫不听从；入所以揖让，则莫不从服。

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

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

如是，则百姓莫不安其处，乐其乡，以至足其上矣。

(《荀子·乐论》) 正乐可以导引人心向公，在行为举止上齐同于公道的追求，而不是仅仅关注于私欲的满足。

如此，就能实现天下大同：君在外征诛讨伐，可以使民听从而归服；在内治国，民都能行揖让之礼而服从君的治理。

不管是外民的归服还是国民的服从，不管是“和而不流”还是“齐而不乱”，都是指正声雅乐最后可以导人走向大公、大同和齐同，实现和齐之乐、齐同之乐。

齐同之乐通过“合同”的方式达成，与“别异”的方式相对而言：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磬管。

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

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

故曰：乐者，乐也。

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

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

故乐者，所以道乐也。

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

乐行而民乡方矣。

故乐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

且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乐合同，礼别异。

(《荀子·乐论》)在荀子看来，礼以“别异”的方式展现事物的清晰条理，从而依理可以调节人欲的不同；但音乐则是以调和、合同的方式，“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同上)。

“和”即正声雅乐调和人心，所展现的是世间万物的和乐之景。

如果没有正声雅乐的导引，人的内心就会流于私欲的追逐而放纵不止，行为举止不能得其同而为小人；“小人乐得其欲”，会使民风民俗也不能得大公、大同之善，从而失去真正的乐。

如果有正声雅乐的导引，可使人志气清明、血气和平、欲望得其治，从而行为举止能得其正而成为君子；“君子乐得其道”，也会影响民风、民俗，使其一同行公道从而得其善。

这便是声乐的合同导引功用带来的最大的欢乐，指向的是一种更广范围的和乐之境。

在这种和乐境界中，荀子十分强调“和”与“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