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合学

中国和合学王杰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2000年在会见香港各界人士时指出，“在我国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提倡‘和合’，强调团结。

”他还指出，当今中国要发展、要振兴，必须继续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特别要提倡“和合”，强调团结。

…… 惟团结才能稳定，惟团结稳定才能发展稳定。

那么，和合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问，它为何会引起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请看——张立文教授创建的和合学自问世以来，已经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最近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和合文化导论》一书，作者对和合学的基本理念又做了进一步的浓缩和诠释。

和合与和合学：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和合的民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中，蕴藏着丰富的和合思想资源。

作者认为，“和合”是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它纵贯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全过程，积淀于各个时代的各家各派思想文化之中，因此，它体现着中国思想文化的首要价值和精髓，也是中国思想文化中最完善最富生命力的体现形式。

作者还进而提出和阐明了和合五义与和合学五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了和合学研究的对象、范围、方法、规范，将和合作为一门单独学科来研究。

通过对和合、和合五义的阐释，作者还进一步指出，和合学是包括诸子系统的巨系统的文化结构，具有体、用两方面的内容。

就体而言，其体系结构的路径是地、人、天或天、人、地，可以由下而上，也可以由上而下，它是天上地下的宇宙空间次序。

就用而言，是使体的和合学转换为用的和合学，使和合学理论原理进入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和可能世界的各个层面。

作者根据和合学原理的“八维”和合，构想并提出了和合学八类新学科分类系统，并以此八类新学科来分析论证和合学之用。

作者关于和合学及其理论体系的提出与建构，不仅是对源远流长的中华和合思想文化的本质概括或提升，而且适应了时代形势的发展和文化理论自身发展的要求，因而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冲突与回应：寻求化解矛盾冲突之道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人类面临诸多共同的冲突和挑战。

作者将这些冲突和挑战，概括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以及不同文明间的五大冲突。

这五大冲突关系着人类在21世纪的生存和发展。

作者站在21世纪文化战略的高度，为化解现代人类面临的这五大冲突，依据和合学的理论，提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五大文化原理，呼吁共存共荣，多元互补，以开放的心态，接纳自然、社会、人生、心灵、文明按其自身的特性存在和发展；强调人对自然、社会、他人的责任意识和爱人爱物的仁爱精神，认为人类只有把一切关系都建立在"爱"的根基上，才能化解冲突，实现和合，不断获得提升。

宽容和爱是人类文明的两大基石。

没有宽容，就没有合作，就没有多样性；没有爱，就只有仇恨和破坏。

人类要进一步文明和发展，就应有更多的宽容和爱。

而宽容和爱正是和合学的核心精神。

作者提出的和合学的五大文化原理，既触及到人类文明的内核，又具有现实针对性。

即将过去的20世纪是冲突的世纪，未来的21世纪应该是和合的世纪。

预计它将对人类合理地、道德地、审美地化解五大冲突发挥积极的作用。

和合学理论凝结着历史的智慧，蕴涵着20世纪人类的痛苦教训，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神，无疑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和合文化：人类21世纪的文化构想和合学是对时代的呼唤和挑战作出的回应，更是人类走向21世纪的战略思维和文化构想。

其一，立足于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发展，把握人类文化冲突、融合的历史趋势。

由来已久的"中西之辩"，尽管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争论，但是至今仍辩而不明，论而不决。

究其原因，除价值观方面存在差异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辩论的各方诸派缺少一种全人类的战略眼光，未能贯彻和合的人文精神。

和合学以中华民族文化发世界化发展为空间性的战略基点，力求通过对各民族文化的人文精神的和合诠释，把握人类文化历史性冲突、融合的理路、脉络和取向。

其二，立足现代文化，促成传统文化的创新和转换。

现实社会是我们观察和思考一切问题的立足点、出发点。

由于长期受“非此即彼”思维方式的影响，在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问题上，我们常常或偏向颂古讽今，或偏向是今非古，结果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对立。

从和合学的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来考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是民族文化和合体历史演进的两个历史阶段、两种历史形态。

它们彼此相继，前后承接，按照文化进步的时间顺序定向转换。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近代演为"文化冲突"的大问题，实际上是东西方政治性的、经济性的冲突在中国文化系统内的射影。

人们简单地以为西方文化是现代文化，中国文化是传统文化，将地域性的政治对抗转换为民族性的文化冲突，进而转换投射为文化系统内的时间观念冲突。

经过这样的运作，便给人们这样一个印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根本上不是创造性转换，而是取舍式的西化！其三，立足20世纪文化发展的现实，预见21世纪文化进步的逻辑进程。

20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集中体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一维度上。

科学技术是20世纪人类文化的现实基础和集中代表。

尽管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无约束滥用，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危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21世纪的文化进步，只能是现代科技基础上的新发展、新完善。

这样，20世纪那些科技欠发展或落后的民族和地区，在21世纪将面临更强烈的挑战和更严峻的生存及发展的考验。

和合学对21世纪中国文化和人类文明发展前景的战略预测，既是和合学原理合乎逻辑规则的实践运用，又是和合人文精神合乎价值准则的理论选择。

它的主题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人文和合精神；光大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的人学与和合理想。

这就是和合学理论给我们每一个人所带来的有益启示。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争论（诸如抽象继承、选择继承、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创造性转化论、综合创新论等等），凸现了同一个课题：文化整合。

作者由此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和合学"主张，并从哲理上系统阐发了这一学说，论述了和合之真及所蕴含的"融突论"的基本内涵；追究了和合学五义及融突论的根据；强调了理论学说的生命力在于适应时代的呼唤；而和合学是求索现代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的化解之道，是文化方式的最佳选择和最优化的价值导向。

作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所整合的人文精神的精髓，和合学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五大原则，是21世纪人类的最大原理和高价值。

一在此世纪之交之际，中国文化面临着西方的挑战、现代化的挑战和同一文化圈内部的挑战。

在这种情境下，中国文化如何作出回应？归结到一点，便是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

一百年来，中国人就如何或怎样现代化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索，展开了中西文化各方面的比较，提出了形形色色的主张。

就继承传统文化而言，有抽象继承，选择继承，宏观继承，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就中西文化的体用而言：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中西为体与中西为用，中西即体即用与非体非用；就传统文化的创新来说：有现代解释，客观解释，创造性解释，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分析地扬弃与综合地创造；还有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论，全盘西化论，以及复兴儒学论，儒家文化第三期发展，返本开新论等等，莫衷一是，均有其提出的时代与文化背景，有其合理的内涵和学术价值。

然而，尽管提出了这些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种种主张，为什么中国仍然未能走向现代化？其中有政治的、制度的、经济的种种复杂问题，也有价值观念、文化素质、思维方式方面的问题。

但就这些主张的本身来说，都属于如何怎样实现现代化的方法、手段问题，是一个坐而论道、纸上谈兵的谈资，而未能落到实处。

为什么会流于纸上谈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价值观的价值标准、价值评价、价值理想问题。

譬如：什么应当批判或抛弃？什么应当继承或选择？中学应当以及为什么为体、西学应当以及为什么为用？解释和理解应当以什么为标准？创造性转化应当如何转化和转化出什么？综合创新以什么为新？新之所以为新？为什么彻底决裂？什么为全盘西化？如何全盘西化？复兴儒学应复兴什么？如何以及应怎样返本？返什么本？开什么新？等等。

价值是关系的概念，是指客体（自然、社会、他人和某种客体形式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变化）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肯定与否定、冲突与融合）的关系。

人把自己生存于其中的外部世界作为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和发展的对象，外部世界亦是具有满足人的需要和发展的可能，这种客体世界与人的主体需要的关系，称为价值关系。

价值标准是指主体的客观需要和利益在人的价值关系和价值活动中，具有尺度的性质和功能。

①价值评价标准取决于诸多因素，基本上有：一、人的需要和利益，它以各种方式反映在人对待事物的态度中，成为评价标准的一个内容；二、客体现实情境的可能与不可能的形式，决定人的"应该"与"不应该"的界限，这表现为不同时代对待不同事物的不同态度中的内容；三、价值理想的合理与不合理形式，决定人的"应该"与"不应该"的界限。

此三者的统一，便是价值评价标准的基础。

然而，不同历史时代、不同民族国家、不同思维方式的人的利益与需要以及对客体可能形式、价值合理形式的理解都不相同，因此，判断什么是应予肯定的、继承的、有价值的精华，什么是应予否定的、批判的、无价值的糟粕，都会随历史朝代、民族国家、思维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出现种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评价。

这说明好与坏、肯定与否定、正价值与负价值、精华与糟粕的区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否定什么，继承什么，均受不同价值观念的制约。

当代中国文化的转型，从方法与手段而言，与唐宋时期有某些相似处。

唐宋时面临着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挑战，中国本土道教文化的挑战，出现了释盛儒衰的情境。

宋代还面临唐末五代十国社会大动乱之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心灵的冲突的挑战。

当时对儒、释、道三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方法和手段，试图在兼容并蓄中使传统经学儒学与当时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和利益相适应。

然而，从唐到宋初的兼容并蓄的方法和手段，并没有对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挑战作出积极回应，未能复兴儒学，以致韩愈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①的简单化作法，反衬出佛、道文化挑战的威胁下儒学的危机。

到宋初，虽然仍然实行兼容并蓄，但一些学者对佛道采取激烈批判的态度。

孙复说："汉魏而下，则又甚焉。

佛老之徒，横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

……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

吁！"②孙氏重在从伦理道德上批判佛道所造成的破坏和失序，李觏则从富国强兵方面批判了佛道。

但是，他们的批判并没有创造出新的学说和观念，并未使兼容并蓄的方法得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