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必要认真对待中国院士问题
学习院士精神的后感
根在，我心依旧——观院士精神有感我只是一片没有断线的纸鸢，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线在故乡的手中，飞得再远，我的心依旧爱你。
——前言近日，我们学院组织了我们学习梅州籍的二十八个院士的精神，沐浴在他们的爱国爱乡的精神里，备受鼓舞，感动良久。
他们知识渊博，他们有着非常专业的技能，他们为社会和国家做了很大的贡献，他们也许离开了梅州，也许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也许离开了这个他们热爱着的世界，但是他们的拼搏和不忘本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在现在弘扬社会公德的社会里，在金钱弥漫的拜金主义的红尘里，这种精神更加难能可贵。
学习院士精神，学习他们的拼搏精神，学习他们为了理想而只身前行的勇气和毅力。
观看了二十八位院士，钦佩他们的功成名就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他们背后的艰辛和奋斗。
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每一段成功史都是一部奋斗史，每一段奋斗史都是可歌可泣的。
没有日以继夜的恒心，没有不厌其烦地从事自己的工作的毅力，怎么可能会有所成功？古来圣贤皆寂寞，真名士者留其名。
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繁华。
我们要善于拒绝一些诱惑，安心学习，安心做学问，沉醉于知识海洋中，并扬帆前行，用水手的勇气，敢于去实践，敢于去搏击海浪，这样才能安心地活在这个社会上，不惊不扰，不忿不怨，不卑不亢。
学习院士精神，就要学习他们的专注的认真的精神，学习他们抛弃一些杂念，去做自己喜爱着的事。
这个世上，如果不能认真地做事做人，必是那种不负责任的，懒散的，没有什么追求的人，这种人得过且过，这种人是不会成功的，至少不会有太大的成就。
二十八位院士，与科学为友，与知识为妻，把所有的精力都献给了他们最爱的事业，这种认真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也许没有他们那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可以学着优秀，以后用认真负责的精神去对待每一件事，只要我们认真了，只要我们努力了，收获会有的，我们也会成功的。
学习院士精神，学习他们不忘本的精神，爱国爱家，无论走的多远，仍然记得我们的根，仍然记得是中国人。
袁隆平心得体会（精选6篇）
袁隆平心得体会袁隆平心得体会（精选6篇）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以后，可用写心得体会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
一起来学习心得体会是如何写的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袁隆平心得体会（精选6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袁隆平心得体会12021年5月22日，这是个世人永远铭记的日子，两位国之脊梁永远离开了我们。
一位是“心怀一稻济世，但求万家粮足”的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先生，另一位则是“侠志披肝沥胆，永怀医者仁心”的科学院院士吴孟超先生。
他们用行动诠释了国士无双，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永远是大家学习的榜样，激励着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开拓奋进、砥砺前行。
国士无双是人生耐得住寂寞，在稻田中奉献一生，守住中国人的铁饭碗。
“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是袁隆平院士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他也用一生，为这句话写下了注脚。
一粒粮食能够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为不让受苦挨饿的饥荒苦难再次出现，让中国人端牢“饭碗”，他牢记三个任务：实现超高产、种植海水稻、做好第三代杂交水稻工作，日复一日下农田做实验。
在实践基础上，以过人胆识和科学眼光投身基础科研事业，依据事实、发现真理、验证真理，筑牢中国农业之基石，成功实现第三代杂交水稻晚稻亩产911。
7公斤，真正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让杂交水稻造福全球，让禾下乘凉梦照进现实。
他鼓励年轻人要勤劳勇敢、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团结协作，将年轻的自己投入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在强国征程中写下精彩的一笔。
承蒙袁院士之恩，在未来，作为后备力量的我们，必是以知识为应用基础、汗水为苦干实干、把握好经验升华的思想火花、顺应时代大潮尽我所能，不惧人生路漫漫、尘世车马喧，独守一方地、淡泊志弥坚，愿得一斛黍、消弭天下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国士无双是以学投戎攻难题，军人本色护国民健康，守住中国人的医无忧。
“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院士从医七十余年，救治近两万肝胆病人，在工作中争分夺秒去奉献，那是生命终点的意义。
中国工程院院士科学道德守则
中国工程院院士科学道德守则（5月16日第五届中国工程院主席团第11次会议通过）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中国工程院院士（如下简称院士）是国家设置旳工程科学技术方面旳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
院士要自觉爱惜和维护这一荣誉。
为了加强院士队伍旳科学道德建设，保持院士及中国工程院在工程科技界旳形象，根据《中国工程院章程》，制定本守则。
第二条院士在科学道德方面应当成为科技界旳楷模，自觉抵制违反科学道德旳风气和行为。
第三条院士不得做出有损于院士荣誉及中国工程院形象旳行为。
第二章发扬学术民主第四条院士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旳科学态度，倡导和发扬学术民主，营造宽松旳学术环境，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平易近人。
第五条院士对多种学术观点，尤其是与本人不一样旳观点，要采用欢迎态度，开展平等讨论，不草率地否认他人旳意见，不压制不一样学术观点。
第六条院士要继续学习，努力适应新旳形势规定。
在本人熟悉旳专业领域不以权威自居，对不熟悉旳专业领域不轻率表态，以防误导。
第七条当他人对院士或与院士有关旳科技工作及成果提出评论、质疑和批评时，院士要认真研究对方意见，必要时做出实事求是旳回应或阐明。
院士过去旳学术观点假如被证明有误或工作中被证明有缺失，要勇于承认，认真纠正。
第八条院士要甘为人梯，努力培育新人，为新人旳成长发明条件，鼓励支持新人超越自己。
对学生和身边工作人员要加强学风道德教育，严格制度，强化管理，努力培育德才兼备旳科技团体。
第三章反对学术不端第九条院士要尊重他人旳科研成果和知识产权。
但凡与他人合作或在他人已经有成果基础上开展旳工作，必须如实阐明；但凡引用他人著作、论述、观点旳，必须指明出处；引用尚未公开刊登旳内容，应事先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并在文中予以注明。
第十条院士刊登与他人合作完毕旳科学技术成果（论文、汇报、著作、报奖等）时，要根据本人在工作中所起旳作用，区别状况确定签名和排名。
对自己签名旳成果须负对应责任；对本人未参与旳工作或研究成果，不得以任何借口规定、暗示或应他人规定签名。
2“疑似术语”与“疑似文献”
“疑似术语”与“疑似文献”对《有必要认真对待“中国院士”问题》的批评■樊洪业（中国科学院政策所研究员）《中华读书报》2004年2月11日在2004年2月4日《中华读书报》第5版上，载有《有必要认真对待“中国院士”问题》（下称《有》文）。
综观全文，所举大致有三，一是要给“中国院士”一个明确的界定；二是指出由于“权威机构、媒体、出版物的误导”而致院士名单、院士资格和院士履历出现混乱；三是提供了“中央研究院（1948）院士名单”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院士）名单”。
对于作者在文中所罗列的各种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有些是赞同的，但基本上是持异议的。
兹论列如下，以响应作者“认真对待”的呼吁。
一“中国院士”不可能成为专有名词初看标题时，笔者以为是去年有关质疑中国院士制度的网潮余绪。
粗读一过，方知是要讨论“中国院士”这个名词。
文章从一位工程院院士在自述中将林可胜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误记为“第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说起，“由此引发我们需要对‘中国院士’做正确界定”。
如何界定呢？《有》文说“狭义的院士是指得到政府认可的中国籍高级科技专家、学者；广义的院士则除了狭义院士外，还应当包括外籍院士，但不应将中国籍的外国院士掺杂进来。
”作为明确排除的对象有“除名院士”。
还有，“1958年及其以后再选出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已经不再具备合法地位，不宜作为中国院士”。
在此基础上，作者“按照唯物史观与逻辑性原理”开列出“中国院士”可容纳的范围。
按这个界定，很有些难以说通的问题存在。
我们过去没有、今后也不大可能按着《有》文的“广义”界定，大而化之地直称印尼人艾地和英国人李约瑟为“中国院士”。
同样，美国人也不会按照作者的“逻辑原理”而把周光召、谈家桢直称为“美国院士”。
人们只能说李约瑟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周光召是“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无需“得到政府认可”，也没有什么外籍、内籍问题，名列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中国人，不属“中国院士”？关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我们可以从政统角度不承认其合法性，采取回避态度也就罢了。
发挥好院士引领作用
发挥好院士引领作用院士是我国科学技术领域的精英人才，在我国各行各业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他们的实践经验和技术水平不仅深刻影响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影响着国家的发展。
院士的作用是引领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促进学术思想交流和学科融合，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院士引领科技创新作为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院士不仅在学术理论方面有独特的贡献，更在技术创新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技术经验，不仅带动了科技领域的发展，还对国家、社会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中，院士引领的科技成果不仅局限在科研领域，还深度影响了各个行业和领域的发展。
火车头根据国家的需求与要求，采用多元化的、复合型的学科专家进行协调，将机械、控制、电气、计算机等多学科知识应用于火车向高速、重载、沿线环境变化幅度大的条件下高效运行等问题的研究，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为高速铁路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院士带动学术思想的交流与融合院士是科技创新的领军人物，不仅有着先进的技术知识，更有着丰富的学术经验和广泛的交流背景。
院士的学术思想和经验不仅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内发挥作用，更可以在交互闭环的学术圈内产生重要的作用。
院士们在各种学术会议和研讨会上广泛交流，与各国的优秀科学家和学术大师乃至企业家进行交流和对话，使得学科交流、学术思想和科技创新都得到了发展，学术学科之间的边界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得更加虚化和模糊。
三、院士对企业协同创新的推动作用优秀的院士在创新和技术方面极具影响力，在拓展科技成果的同时，也在推进企业协同创新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先进的工艺技术和实践经验，使得院士在企业创新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角色，同时也向企业传递了最前沿的学术思想和科学成果，使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更为有效合理地运用学术成果和技术手段，提升企业自身的定位，形成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例如，资深院士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在电子器件、通信与信息处理、有机光电材料等领域同国内企业合作研究，推动了企业与学术圈、国际科技发展的协同创新。
中国工程院院士退出制度
中国工程院院士退出制度一、引言中国工程院是我国最高学术机构之一，是由我国科学技术界和工程技术界的杰出代表人士组成的著名科学技术团体。
当一个科学家或工程技术专家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那是他们学术生涯中的一种荣誉和肯定。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院士由于各种原因可能需要退出中国工程院，这就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退出机制。
二、中国工程院院士退出制度的必要性中国工程院院士退出制度的建立，是为了进一步规范工程院院士的行为，提高其学术水平和知名度，推动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退出机制，可以及时清除不称职的院士，减少不必要的争议和影响，保持中国工程院的声誉和权威性。
三、中国工程院院士退出制度的原则1、遵循公平公正原则退出制度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原则，对所有院士平等对待，不偏袒任何一方。
院士如果需要退出，应当按照相同的标准和程序来处理，不应受到特殊待遇或歧视。
2、保护院士的权益退出制度应当充分保护院士的合法权益，不损害其名誉和利益。
院士如果需要退出，应当得到适当的补偿和支持，同时也应当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3、维护中国工程院的声誉退出制度的建立不仅是为了保护院士的权益，更是为了维护中国工程院的声誉和权威性。
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退出机制，才能够及时处理不称职的院士，并保持中国工程院的声誉和地位。
四、中国工程院院士退出制度的程序1、申请退出院士可以通过书面申请的方式，向中国工程院提出退出申请。
申请理由应当充分明确，不得含糊其词，以保证退出程序的顺利进行。
2、审核认定中国工程院应当组织专家委员会对退出申请进行认真审核，核实相关材料和证据，进行公开透明的评议，最终做出是否同意退出的决定。
3、公示公告中国工程院应当公示审核结果，向社会公众发布退出院士的名单和理由。
院士退出的决定应当被广泛传播，以确保透明公正。
4、补偿支持中国工程院应当给予已退出院士适当的补偿和支持，以表彰其为科学技术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并为其未来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持。
院士在中国的意义
院士在中国的意义作为中国科学界的顶尖人才，院士们具有极高的学术造诣和专业知识，对于中国的科学研究和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院士荣誉是对科学家们杰出贡献的肯定，标志着他们在科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院士在中国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院士是国家科学技术事业的领军人物。
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不仅具备高超的科学素养，更能够为国家的科技创新和发展提供战略指导。
院士们的研究成果和科研经验对于指导科学家们的研究方向、提升科研水平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推动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
院士代表着中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
院士的评选标准非常严格，只有在学术研究上有突出贡献和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才有资格成为院士。
院士的评选既是对科学家个人能力和学术成就的认可，也是对其所代表的学科领域的肯定。
因此，院士的荣誉象征着中国科学界的顶尖水平，具有巨大的社会声誉和学术影响力。
第三，院士是培养科学人才的榜样和引领者。
院士们在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独到见解，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思维方式对年轻科学家的成长和发展起到激励和指导作用。
院士通过举办学术报告、讲座和培训班等形式，分享自己的学术经验和思考，为青年科学家提供学术交流和学习的机会。
这不仅有助于培养科学人才，也推动了学术界的发展。
第四，院士是国家科技决策的参谋和顾问。
他们作为科学研究的权威人物，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专业意见。
政府在科技发展、科研经费分配、科技政策制定等方面都需要听取院士的建议和意见。
院士们能够通过参与重大科研项目、担任专家咨询委员会的职务等方式，为国家科技决策提供重要支持，促进科技创新和国家发展。
院士是科学传播和普及的重要力量。
院士们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他们的学术成就和科学观点能够引起公众的关注和兴趣。
院士们通过参与科普活动、撰写科普文章、举办公众讲座等方式，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增强科学素质，推动科学文化的普及和发展。
院士的科普工作有助于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促进科学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2023袁隆平院士的故事心得感悟范文7篇
2023袁隆平院士的故事心得感悟范文7篇2023袁隆平院士的故事心得感悟范文【篇1】2021年5月24日，注定是值得铭记的日子。
“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的遗体送别仪式，在湖南长沙明阳山殡仪馆举行。
“我盼行至您的梦里，良田万里，禾下乘凉”“知道他走了，一定要来送送他。
我们种田的，对他有感情”……各地群众手持鲜花赶来吊唁，其中不乏一张张年轻的面孔。
他们脸上有泪，眼中有光。
人世间，“吃饭的事情”，袁隆平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这件的事情。
对中国人来说，“袁隆平”三个字，是嵌入百姓粥饭、天下粮仓的重要符号;对全球而言，他的“东方魔稻”“营造了一个粮食更为富足、粮食安全具有保障的更加稳定的世界”。
虽然今后无法再看到这位一生为民谋稻粱的耕耘者，但他播在每个人心头的种子，化作千千万万个“他”，蕴含了生生不息的力量。
这种力量，有着爱国为民的情怀。
“粮食是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我是学农的，我应该在这方面尽我的努力!”在他心中，国家和人民的需求至高无上。
这种力量，有着信念坚定的分量。
毕其一生，专注田畴，播撒智慧，收获富足，在千百次的失败中他依然坚信，世界上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战胜饥饿。
这种力量，有着矢志不渝的勇毅。
“电脑里长不出水稻，书本里也长不出水稻，要种出好水稻必须得下田。
”他更因此立下收徒“门规”---“你不下田我就不带”。
这种力量，有着勇于创新的担当。
充分尊重科学规律，敢于提出设想、勇于探索。
从选种、试验、失败，到再选种、再播种、再观察……依据事实、发现真理、验证真理，伴随他的一生。
这种力量，有着朴实无华的品质。
他留给人们的印象，总与水稻有关，是一位直到入院前还心心念念要下田看看、绝不愿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的中国“老农”。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斯人已逝，风范永存。
他留下的“种子”，将在无数后来者和奋斗者的代代传承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今天的中国，一项项代表着科技前沿的成果凝聚着全球关注的目光，同时，在尖端科技领域也有不少“卡脖子”问题，还有一些体制机制障碍阻隔着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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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认真对待“中国院士”问题文榕生（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研究员）《中华读书报》2004年2月4日《还是认真一点好》（见《中华读书报》2004年1月7日）称：发现《院士成才启示录》中《我永远感激和怀念我的老师》一文提到，1941年在贵州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从事抗日战伤治疗工作的总队长林可胜教授是“我国第一批中科院院士”。
贺洪德先生查阅1955年中科院院士人员名单和《辞海》后，认定林可胜教授不是中科院院士。
不容忽视的是《我永远感激和怀念我的老师》的内容在中国工程院网上以“自述”发布，该文作者是中国工程院张涤生院士（整复外科、显微外科及颅面外科专家），影响就更不同一般。
笔者经核对原文：“总队长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林可胜教授（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我国第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
同行高级专家的如此记载不准确不是负责态度，尽管林可胜教授并非中国科学院院士，但他又确实是第一批“中国院士”之一，并由此引发我们需要对“中国院士”进行正确界定。
“院士”是科学与工程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他们分别由在相关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的学者、专家中产生，是公认的科学技术界一流精英群体，也是各个相关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权威人士、新兴学科的开创者，享有崇高声誉。
院士制度源于欧洲，自17世纪中叶法国皇家科学院出现第一批“院士”以来，这一称谓现在已经基本通行于世界学术界（当然，也有称“会员”等）。
“中国院士”有多种具体称谓（如：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等），归纳起来主要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狭义的院士是指得到政府认可的中国籍高级科技专家、学者；广义的院士则除了狭义院士外，还应当包括外籍院士，但不应将中国籍的外国院士掺杂进来。
除了被除名的，院士（学部委员）都是终身荣誉。
按照唯物史观与逻辑性原理，“中国院士”，当包括：①中央研究院（国民政府1928年设立）在1948年产生的第一批81位院士（名单见附表1，至2003年底仅陈省身和贝时璋2位院士“硕果仅存”；当年在选择这一创新性称号的中文译名时颇费周折，在排除了“会员”、“学侣”、“院员”、“院侣”等译法后，最终由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傅斯年倡议，吴有训、竺可桢等人大力支持而定名）；其后（即1958年及其以后）再选出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已经不再具备合法地位，不宜作为“中国院士”。
②中国科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49年设立）1955年、1957年、1980年、1991年推（增）选的学部委员（当初设想称“学部委员”既有别于“院士”，又为将来建立院士制度创造条件），1993年国务院第十一次常务会议决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7年以后再没有增选，虽然该学部1977年单独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该学部委员事务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局负责，但是这部分“学部委员”现在也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③1993年以来增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④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以来产生、增补的院士。
笔者根据比较权威的资料统计，从1948年至2003年底止，广义的“中国院士”有1863位（不计复数，不含除名院士；但包括迄今唯一的“荣誉院士”，即1963年授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为中国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
“中国院士”出现刚刚半个多世纪，就已经形成“数不清”、“道不明”的尴尬现状。
尽管原因有多方面，但是权威机构、媒体、出版物的误导应负不可推卸的责任。
现人们俗称的“两院院士”是指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实际上，还存在一些“双院士”现象：①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在1955年又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有：许宝騄、华罗庚、苏步青、吴有训、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李四光、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王家楫、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殷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张孝骞、汤佩松、冯德培、蔡翘、俞大绂、邓叔群、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杨树达、陈垣、陈寅恪、郭沫若、梁思成、马寅初、陶孟和等）。
②中国工程院仅成立时产生的第一批96名院士中就有30位本来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③陈省身是1948年当选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长期在国外，1961年加入美国籍后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他又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④美籍华人科学家田长霖教授1994年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0年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⑤中国工程院2001年新增设的工程管理学部首批36位院士中就有31位是跨学部院士。
近年，传媒不仅将“院士”名称庸俗化（如称“少年院士”），而且随意对待“中国院士”的现象更是不胜枚举：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公司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名单中列出32位以郭沫若为首的名家，除马洪（院长）外，都具有“学部委员”（亦即文科“院士”）称号。
笔者根据1955年与1957年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名单查证，其中5位（顾颉刚、俞平伯、罗尔纲、贺麟、钱锺书）都对不上号，差错率占16％。
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案议案“精选”中提到：“到5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62名。
”不知这种数字是如何统计出来的？笔者根据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名单统计，应当是64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5年有61人当选，1957年增选3人；到2003年底，这2批学部委员（院士）中仅陈翰笙、季羡林、骆耕漠、薛暮桥、于光远5位院士健在（详见附表2）。
《中国科技史料》载文《中国院士制的沿革史》中只介绍1955年“最后选定了233名学部委员，其中……哲学社会科学部61人”；“1957年……又加聘了18位学部委员，其中数理学部6人，化学部2人，生物学部5人，地学部3人，技术学部2人”。
经查，该文的附录中也确实缺少1957年增选的3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同时将1955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包尔汉委员错为“鲍尔汉”。
从该文的“参考文献”看，附录的名单似乎主要是根据1994年6月3日《中国科学报》所登“历届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所造成的遗漏。
《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29－1999》附录2“历届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尽管补足1957年增选的21位学部委员，但是依然误将“鲍尔汉”作为1955年当选的包尔汉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这可能是造成以讹传讹的源头之一？《北京青年报》发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提到：“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就因为信奉摩尔根学派而不被允许开设遗传学课程。
……后来，毛泽东又几次约见竺可桢，一直到1974年冬天，在长沙养病的毛泽东还特地嘱托王震路过上海时给竺可桢带了口信，问为什么这几年没有见到竺可桢发表的文章。
遗传学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似乎有着特殊重要的分量，也许，这与1956年遗传学领域开了百家争鸣的先河，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吧。
”尽管该报“致读者”慎重地称是“与专门从事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究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辑部合作”，但是无情的史实确是：从事遗传学研究的著名学者是在上海的复旦大学生物系谈家桢院士（1980年当选中科院生物学部委员），而非远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地学部主任竺可桢【1949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从事气象学、地理学研究】，完全是张冠李戴。
《辞海》是我国比较严谨、权威性的工具书（对人物坚持“生者不入”惯例），然而对于“院士”的处理却比较草率，有多种形式：①1994年前去世者称“学部委员”。
如：“陆学善（1905－1981）中国物理学家……数学物理学化学学部委员”。
②1994年及其以后去世者称“院士”。
如：“王伏雄（1913－1995），中国植物学家……中科院院士”。
③1994年后去世者也称“学部委员”。
如：“李强（1905－1996）中国无线电专家……外贸部部长等职。
……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
④不提“学部委员”或“院士”。
如：包尔汉、胡乔木、吕会科学部委员。
又如：就连1948年中央研究院数理组和生物组的姜立夫、李书华、吴宪、朱家骅、翁文灏、萨本栋、李宗恩、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李先闻等的“院士”身份都没有提，有的人甚至没有列出专条（但凌鸿勋、胡先马肃等却提到，蔡翘还同时提“中央研究院院士”和“中科院生物学部委员”）。
⑤随意赠送“院士”桂冠。
如：“钱钟（锺）书（1910－1998）中国学者、作家。
……1949年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我们可以对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网上相关信息：“钱锺书……1953年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一级研究员。
‘文革’中受冲击。
1982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3年免）、文学所研究员。
”⑥根本未列。
如果说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不宜提”的话（实际上也有，甚至反面人物还有），那么新中国为数不多的学部委员（院士）也有“遗漏”。
如：陆志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网上有：“陆志韦（1894－1970）语言学家、心理学家、音韵学家，中科院院士”；嵇文甫（1895－1963），哲学家、历史学家；陶孟和（1887－1960），社会学家；张稼夫（1903－1991），历史学家。
⑦同时称多国“院士”。
如：冯德培为“中国、美国、印度等国科学院院士”（应称“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印度等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为妥）。
中国科学院在庆祝建院25周年时，在网上推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栏目，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都改称“中科院院士”，但所属64名学部委员中却有相当部分没有推出。
如：嵇文甫（1895－1963）由河南新闻网和河南省卫辉市第一中学网上推出，前者注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后者同时称“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又如：“包尔汉（1894－1991）”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网站推出，但其卒年却与《辞海》所注的“1989年”有出入；此外，二者均未提及包尔汉的“学部委员”或“院士”称号。
再如：张稼夫（1903－1991）与陶孟和（1887－1960）皆由中国科学院网推出，却都提及他们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特别还提到：“1935年，陶孟和被聘任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评议员。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0》统计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首次是1995年（327位院士），第二次是1997年（439位院士）；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1》统计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首次依然是1995年（327位院士），第三次是1997年（439位院士），其中“新增”了第二次是“1996年（327位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