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人生中的“礼”和“理”
简述朱熹的理学思想
简述朱熹的理学思想朱熹的哲学是入世的哲学，是关于社会发展和人间万物的哲学，以人为中心，"理"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也是人类所憧憬的人生最高境界，是精神的理。
一生执着于教育的朱熹，师从一个"理"字。
在他的心目中，"理"是万物开始的主宰，是自然界的一切，所有的世间万物，生成于"理"，遵从于"理"，归结于"理"。
这种先天存在的精神的"理"是那么的遥不成及，又是随处可见，时时主宰着人们的生活。
他说万物有一"理"，而一物也有一"理"。
为了讲得更清楚一些，他采取了古代先贤们在哲学问题上最经常使用的推理方式，研究出一套以"理"为中心的运行模式来，即理--气--物(现世)--气--理。
天理论与性说思想朱熹继承了二程的理本论思想，以理为其最高范畴，通过对理与气关系的研究和展开，建立起自身庞大而成熟的哲学体系。
他的天理论，则是这一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石。
他首先说明理与天下万物的关系，提出了理在事上、理在事中的观点。
他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
一，认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皆为形而下之器。
同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即是形而上之道。
二，在他看来，理是抽象的普遍原则，而且理具有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
三，的超意志特征，和无所适而不在。
四，的超时空特征；普遍之理又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天下没有理外之物，如他举例说，阶砖有阶砖之理，竹椅有竹椅之理。
形而上的理，何以在事物之上之先？朱熹从理为本体角度回答了这一问题。
他说：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理已，未尝实有是物也。
五，这即是说，在世界来源根基的理那里，其本然状态便内含了物之理，它存在于天地万物之先，而万物则是理之后由理所派生形成。
他进而说：未有天地之先，究竟也只是理。
予“敬”予“和”：朱熹的礼乐价值论
、
礼乐 之 “ ” 敬
本 文 系教 育部 人 文社 会 科 学 青年 基 金项 目
“ ” 《 敬 ， 说文解 字 》 日 ： “ ，肃也 。 敬 ”段 玉 裁 注云 ： “ 肃部 日 ：肃也 ，持事振敬也 。与此为转 注。 ”③现代 汉语 中 ，与此相 关的 “ ”字义有 三 ： 敬
礼乐之伦理 价值主体 的传统 礼学思想 的基 础上 ，他 又 以博 大精 深的理学 系统 为理论背景作 了进一步 的 丰 富和发展 。将 “ ”与 “ 礼 理”作 了巧妙 的融会贯 通 。他 明确指 出 ： “ 礼 以敬 为本 ”① “ 为 ， 和是乐
之本 ”② 。当然 ，朱 熹的 “ 、 “ 敬” 和”观 念有着浓
在此 ，朱 熹 显然 是认 为 “ ”的 实质 就 是 “ ” 孝 爱 ， 祭 礼 之 中 “ ” “ ”之 异 实 际 上 乃 是 “ ” 孝 、 敬 爱 、 “ ”之 别 ： “ ”源于血 亲之 爱 ，其爱 自然 而亲 敬 孝
敬”则 主于 “ 外神 ”之 敬为本”的说法，其 “ 敬”字主要是 “ 就学者做工 切 ，故此是对祖 先而言 ； “ 夫处说” “ 。 所关 最大 ” 。而朱熹对 “ ”字 的解 释 祭 ，因 为 “ ，相 待如 宾 ” （ 左传 ・ 公 三 十三 敬 敬 《 僖 融会贯通 了二程之言 ，要 更为晓畅 明 白。不过 ，何 年》 ，和 “ ”相 比 ，虽然 “ 如 在 ” 的诚 意相 ） 孝 祭 谓 “ 主一无适 ” ．朱 熹并 没有 对此作 出过 详 细的解 同 ．却仍 有情 感上 的亲疏 之 分 。但 “ ”与 “ ” 爱 敬 说 ，陈淳则 道 ： “ 所谓敬 者无他 ，只是 此心常存 在 并非 毫不相 干 ，在 朱熹 这里 ， “ ” “ ”之 间 爱 、 敬 这里 ，不走 作 ，不散慢 ，常恁地惺惺 ，便 是敬 。 ”⑧ 由此来看 ， “ 主一 ，就是心思集 中” “ ， 无适 ，就是
朱熹及其理学思想
朱熹及其理学思想作者：余胤禛来源：《北方文学》2017年第06期一、人物的生平朱熹（1130～1200），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南宋理学家，字元晦，后改为仲晦，号晦庵，晚年称晦翁，谥号文，后世尊称他为朱子，可见其地位。
他祖籍在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建炎四年，他出生于南剑州尤溪。
他的父亲是朱松，曾官任校书郎、著作郎、度支员外郎、史馆校勘等官职。
朱熹极大程度上继承二程的思想，是“洛学”的集大成者。
除此之外，朱熹和道谦、圆悟等禅宗僧侣交流密切，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同时他也吸收了周敦颐、邵雍的道家思想，因此，他的学术思想深深打着“三教合一”的烙印。
二、时代问题和挑战朱熹所处的时代正值南宋的内忧外患。
“靖康之耻”深深影响着南宋初年的政局，建炎元年开始，南宋就遭受着金朝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全方面压制，“绍兴和议”后军事关系有所缓解，直至1161年完颜亮被部下所杀，金朝遣使主动与南宋通好，才使局面得到缓解，彼此互有攻守。
可以说，民族危亡是朱熹学术思想最浓墨重彩的背景色。
外族的肆掠导致民不聊生，农民起义不断，朝廷中武将政治成为皇权的心腹大患。
高宗对外求和，对内却血腥镇压农民起义，导致政府和人民矛盾激烈。
朱熹作为是士大夫，夹在其中，深刻体会到了皇权与农民争斗的残酷、野蛮和人心险恶。
他内心中始终有着拯救国家、使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抱负。
壮年过后，外患稍轻，但内政动荡，“君子小人”之争不断，官僚系统混沌殆惰，南宋日益衰落。
这种历史的悲剧和困顿给了朱熹发挥才智的舞台，激发了他的道德意识和无限的家国情怀，同时，朱熹的中晚年时期是南宋经济最稳定的阶段，思想文化多元，这给了他稳定地塑造自成一派思想的环境。
而之所以朱熹的思想体现了“三教合一”特色，正是源于南宋复杂混乱的社会现状促使统治者在尊崇儒学的同时，也极力吸收佛教和道教的思想来克服儒教思想的局限，更好地进行社会整合，所以南宋的学术氛围是多元的。
朱熹所处的南宋时代，一方面需要他寻求富民强国、抵御外辱的良方，所以朱熹理学是以经世济民为取向的入世哲学。
朱熹的礼学
朱熹的礼学
朱熹的礼学思想是他整个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朱熹尊崇《周礼》，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以《周礼》为纲，构筑了他的礼学体系。
他的礼学思想不仅注重理论构建，更强调实践应用，展现出强烈的“践履”特点。
朱熹认为，礼不仅是社会行为的规范，更是人性的体现。
他通过注解三《礼》等经典文献，深入探讨了礼的本质、作用及其与人性、天道的关系。
在朱熹看来，礼是天理的体现，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石。
他强调礼的实践性和社会性，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理解和体会礼的深刻内涵。
朱熹的礼学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他关注社会风俗人情，试图通过梳理、整合历代礼仪，结合社会实际，创新出符合时代需要的礼仪制度。
他的《家礼》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编写的，成为明清时期民间通用的礼仪规范。
朱熹的礼学思想还体现在他的教育实践中。
他非常重视儿童的礼仪教育，认为礼仪教育应该从小抓起。
他编撰的《小学》一书，就是专门为儿童编写的礼仪教材。
总的来说，朱熹的礼学思想是一种具有深厚哲学底蕴和实践指导意义的思想体系。
他通过对礼仪制度的深入研究和实践创新，不仅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也为后世的社
会生活和文化传承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朱熹及其理学思想
38朱熹及其理学思想余胤禛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一、人物的生平朱熹(1130~1200)，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南宋理学家，字元晦，后改为仲晦，号晦庵，晚年称晦翁，谥号文，后世尊称他为朱子，可见其地位。
他祖籍在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建炎四年，他出生于南剑州尤溪。
他的父亲是朱松，曾官任校书郎、著作郎、度支员外郎、史馆校勘等官职。
朱熹极大程度上继承二程的思想，是“洛学”的集大成者。
除此之外，朱熹和道谦、圆悟等禅宗僧侣交流密切，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同时他也吸收了周敦颐、邵雍的道家思想，因此，他的学术思想深深打着“三教合一”的烙印。
二、时代问题和挑战朱熹所处的时代正值南宋的内忧外患。
“靖康之耻”深深影响着南宋初年的政局，建炎元年开始，南宋就遭受着金朝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全方面压制，“绍兴和议”后军事关系有所缓解，直至1161年完颜亮被部下所杀，金朝遣使主动与南宋通好，才使局面得到缓解，彼此互有攻守。
可以说，民族危亡是朱熹学术思想最浓墨重彩的背景色。
外族的肆掠导致民不聊生，农民起义不断，朝廷中武将政治成为皇权的心腹大患。
高宗对外求和，对内却血腥镇压农民起义，导致政府和人民矛盾激烈。
朱熹作为是士大夫，夹在其中，深刻体会到了皇权与农民争斗的残酷、野蛮和人心险恶。
他内心中始终有着拯救国家、使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抱负。
壮年过后，外患稍轻，但内政动荡，“君子小人”之争不断，官僚系统混沌殆惰，南宋日益衰落。
这种历史的悲剧和困顿给了朱熹发挥才智的舞台，激发了他的道德意识和无限的家国情怀，同时，朱熹的中晚年时期是南宋经济最稳定的阶段，思想文化多元，这给了他稳定地塑造自成一派思想的环境。
而之所以朱熹的思想体现了“三教合一”特色，正是源于南宋复杂混乱的社会现状促使统治者在尊崇儒学的同时，也极力吸收佛教和道教的思想来克服儒教思想的局限，更好地进行社会整合，所以南宋的学术氛围是多元的。
朱熹所处的南宋时代，一方面需要他寻求富民强国、抵御外辱的良方，所以朱熹理学是以经世济民为取向的入世哲学。
朱熹总结儒家思想
朱熹总结儒家思想朱熹（1130-1200）是中国宋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对儒家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学说主要集中在他的著作《四书集注》中，对儒家经典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和注解。
朱熹总结的儒家思想包括仁、礼、正义、孝、忠、诚、信等核心价值观。
在以下的1000字里，我们将对这些核心思想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朱熹强调了仁的重要性，他认为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仁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包含了对人类的关怀和对社会公义的追求。
朱熹强调仁的实践，他认为应该将仁放在行动中，并通过对他人的关怀和尊重来实践仁。
朱熹认为，个人的仁德可以通过修养和实践逐渐提高，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和平。
在礼的理念方面，朱熹认为礼是儒家社会伦理的基石。
他认为通过遵循礼仪，人们可以实现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秩序。
朱熹将礼仪分为两个层面：外在的礼节和内在的道德修养。
他认为，外在的礼节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而内在的道德修养则是为了提升个人的品德和仁德。
正义也是朱熹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正义是道德行为的根本准则。
朱熹认为，正义是将个人的利益置于整个社会的利益之上，并通过合理的分配和公正的行为来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他主张通过法律和道德的约束来实现正义，同时也重视个人的自律和道德修养。
孝是儒家思想中另一个核心价值观，也是朱熹关注的重点。
他认为孝是社会伦理的基础，它是一种对父母的尊重和关怀，同时也体现了对社会的责任感和敬畏之心。
朱熹认为，孝顺父母是培养个人品德和仁德的重要途径，也是实践仁和达到和谐社会的关键。
忠义是另一个朱熹关注的核心概念。
他认为忠义是人际关系中的基本原则，它是人们对朋友和社会群体的忠诚和责任。
朱熹认为，忠义是个人品德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践忠义可以培养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达到和谐社会。
此外，朱熹还强调了诚和信的重要性。
他认为诚实和诚信是学生与老师、朋友与朋友之间关系的基础，也是实践仁和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方式。
朱熹强调通过言行一致和对他人的信任来实践诚和信。
朱熹的生平与思想
朱熹的生平与思想1、理气论周易——形而上则谓之道，形而下则谓之器形上——先于形而存在形下——后于形而存在道和器的区别在程颢看来，作为本体的道，它绝不是我们能看得到摸得着的器物。
朱熹表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
道上器下朱熹表述：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我的总结——理（道），气（器）朱熹表述：理气之间，是理先气后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
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
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
理先气后，是逻辑上的先后关系或问：必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如何？答：此本无先后之可言。
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
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
理和气的关系是不离不杂从理上看，理与气之间不杂从具体的物上说，理与气之间又是不离理在气外，理不离气2、心性论A心性论的思想渊源伊川——性即理（因为性即是理，理无有不善，所以性无不善）（伊川，程颐，程颢之弟）通过性、气分设——解决了性善论的根据及恶从何而来得问题——为成德的工夫指明了方向——通过对气的克服而使之合于理程颢——性即理张载——心统性情朱子——心性论B朱子对心性的理解心属于气，是对万物的直觉能力性或理是形而上的存在，是本体心在朱熹那里是一种意识活动的总体心之发动，即是情情有善有不善心有善恶，性无不善心的活动与理或性相合即是善，不合即不善心只是道理之舍，是道理的存着处，不是理使此心的活动完全循理而动便是工夫性是体，情是用，而心却统贯性情性作为本体，本身是不动的性理是外在于情的心是能动的通过心的主宰，统摄作用，性与情两者得以结合起来3、工夫论工夫，就是提升道德的精神修养，是指向那个具有气之属性的心工夫，就是克服气而使心归于理方法是主敬涵养和格物致知A主敬涵养身体上由气构成的禀赋有无可奈何之处，所以只能通过收束身心来加以对治。
治心治身的工夫是敬的工夫敬的手段闲邪：摒弃所有不善的念头，防止邪念的侵扰敬的目的存诚：将邪念摒之于人心之外，则只有善没有恶。
朱熹对礼的解释
朱熹对礼的解释
朱熹对“礼”的解释主要体现在他对《论语》中“礼”的诠释上。
朱熹认为“礼”是“天理”的体现，他将“礼”诠释为“天理”，认为这是对“礼”的最高层次的解读。
此外，他还发展了“性即理”的思想，进一步阐释了“礼”的内涵。
朱熹对《论语》“礼”有“天理”“节文”“天理之节文”等三个维度的诠释。
为建构理学体系和应对佛道挑战，在继承前人思想资源的基础上，朱熹释“礼”为“性”，发展“性即理”，把“礼”诠释为“天理”。
“天理”空而不实，难以囊括精细、着实工夫，中年起，朱熹对只以“理”释“礼”表示不满，强调释“礼”为“节文”。
“天理”“节文”诠释各有偏废，朱熹创造性地提出两全之释“天理之节文”，以“天理”为根源、为体，以“节文”为表现、为用，晚年尤其注重强调和阐发此义。
在朱熹看来，“礼”不仅是外在的规范和仪式，更是内化于人心中的天理。
他强调在实践中，人们应该将天理内化为自觉的道德意识，从而更好地履行“礼”。
同时，他也指出“礼”的实践需要顺应天理，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规范。
朱熹在继承、发扬、反省、批判中发展、完善和定型“礼”之诠释。
朱熹的这些解释和阐述，不仅丰富了儒家思想中关于“礼”的理论，而且为后世的道德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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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1130-1200）是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大人物”，其学术思想体现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特点。
朱熹一方面为新儒学建立了一个完整、严密、系统的理学思想体系，表现出“极高明”之处；另一方面，他的思想与生活均致力于会归孔孟所言的仁与礼，表现出礼理双彰的特点，这又是其“道中庸”之处。
一 礼仪化的人生南宋建炎四年农历九月十五，朱熹出生于福建中部的尤溪县。
大概四五岁时，其父朱松指天空，说“天也”。
朱熹问：“天之上为何物？”老师授《孝经》时，八岁的朱熹便题字在上：“不若是，非人也。
”他曾经和小朋友嬉戏于沙上，用手指画沙，据说画的均为八卦。
这些事迹表明，朱熹年少颖悟异于常人，其思想旨趣已初见端倪。
朱熹的一生，亲自投身政治——“活动的人生”时间较少，自二十二岁任同安主簿算起，五十年间历事四朝，综计同安、南康、浙东、漳州、潭州五任共七年三个月，另加绍熙五年在朝四十六日，不足七年半。
其馀的日子，朱熹主要享受的是“静思的人生”，致力于教学、著述，过的是安贫乐道的学者生活。
朱熹著述甚丰，《四书章句集注》最负盛名，五经类有《诗集传》《周易本义》《仪礼经传通解》等，其文集就有一百二十馀卷。
《朱子语类》朱熹人生中的“礼”和“理”撰文/殷慧一百四十卷也充分反映了朱熹的学术思想。
在长年的教学活动中，朱熹周围聚集了大量门徒，蔚为大观，有将近五百人之多，为汉代以来所未有。
概观朱子一生，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卓越的思想家、雷厉风行的官员，却也是一位并不高明甚至有些蹩脚的政治家。
朱熹一生以礼修身齐家，堪称儒家典范。
少年时多艰辛坎坷。
十四岁时，因父亲去世，跟着母亲和妹妹迁居福建北部的崇安县五夫里。
朱熹非常注重日常生活的礼仪。
十八岁时，考订家中的祭祀礼仪；任同安主簿时，曾整顿释奠礼，并申严婚娶礼仪。
朱熹与朋友们常常讨论丧祭礼仪，淳熙四年（1177）陆九渊兄弟居丧，还以书问朱熹祔礼事宜，可见朱熹已是当时的礼学权威。
朱熹四十岁时，母亲去世，翌年葬母，筑精舍日居墓侧，朔望归奠几筵，参酌古今礼仪，撰成丧葬祭礼。
曾想修订《吕氏乡约》《乡仪》，以及乡冠婚丧祭之仪，未能如愿。
在南康任内,朱熹申请礼部颁降礼书，并乞增修礼书。
戊申（1188）封事，力辩宦官主管丧事之非。
漳州任内（1190），采古丧葬婚娶之仪，揭而示之。
绍熙二年（1191），以淳熙六年己亥（1179）所颁礼书不备，申请补充施行。
五年甲寅（1194）在朝，奏论孝宗山陵，申请讨论嫡孙承重之服，又争论庙祧。
庆元二年（1196）起汲汲于《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逝世前一日，还在致书门人托修礼书。
朱熹致力于整顿礼仪、修订礼书，一生都在“礼”中。
所撰的《朱子家礼》最负盛名，对中国以及东亚社会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门人黄榦这样描述日常生活中的朱熹：“其闲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庙以及先圣。
退坐书室，几案必正。
书籍器具必整。
其饮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举措有定所。
……其祭祀也，事无纤巨，必诚必敬。
小不如仪，则终日不乐。
已祭无违礼，则油然而喜。
死丧之戚，哀戚备至。
饮食衰绖，各称其情。
”朱熹在日常生活和教学中修身以礼，由此可见一斑。
朱熹主动追求礼仪化的人生，因其特重礼教，所以长久以来，就社会生活层面而言，人们认为朱子学就是礼学。
朱熹最核心的思想“理”既根源于对礼的诠释，又超越以往儒家以仁释礼的框架，全面而系统地建构了理学思想。
二 以理为核心的思想理为朱熹哲学的中心思想。
朱熹沿用二程“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认为理就是存在于宇宙万物与日常生活中的“所以然之极”和“所当然之则”。
朱熹说：“既有是物，则其所以为是物者，莫不各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己。
是皆得于天之所赋，而非人之所能为也。
……所谓理也。
”朱熹所言的理，既是万事万物成为其自己的本质和规律，也是人伦日用中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
为与佛老区别开来，朱熹常常强调自己所言的理并非空虚之物，而是“实理”“常理”。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其理学体系集中深入拓展了以下三个命题。
一是“天即理”。
以理训天，虽原自二程，但朱熹的剖析更为精密。
朱熹说：“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
”“天者，理势之当然也。
”“天，义理所从以出者也。
”在朱熹看来，天之所以神圣不可轻违，就在于其承载着义理。
朱熹不再认同《诗》《书》中的帝为人格神，而是认为“帝是以理为主”。
在朱熹这儿，理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天地万物的主宰。
二是“性即理也”。
朱熹在综合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等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性者，人所受之天理”，“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
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
朱熹认为，“性”即天所赋、人所受之理，至善至纯。
张载曾将性分成“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来解释人性的差别，朱熹进一步将“天地之性”视为“本然之性”，并强调人只有不断地矫正偏处，才能臻于至善之境。
三是“礼即理也”。
朱熹晚年提出“礼，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
这一定义，一方面仍将人间的社会秩序都统摄在天理之下，均是天理的显现；另一方面强调社会中本有的礼和礼制秩序，就是天理的反映，是人事、人际交往的重要准则。
朱熹的这一诠释，纠正了二程后学一味重理轻礼的思想倾向，对礼理关系的发展进行了调整。
理学从社会实践层面常常被认为是礼学、礼教，程朱的诠释从根本上决定了理学的这一性质和特征。
朱熹对以上三个命题的补充、完善，基本上能够概括其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从哲学层面使理学系统化，朱熹主要推进了两个方面：一是理一分殊，二是理气问题。
程朱新儒家所言的理一分殊，虽常被指为受华严一多相摄的影响，但程朱理一分殊立论的角度却完全不同，理学家所言的理一分殊，虽也指万理与一理之间的关系，但更多的是从伦理的角度立言。
朱熹注《孟子》时说“天地之间，人物之众，其理本一，而分未尝不殊也。
以其理一，故推己可以及人，以其分殊，故立爱必自亲始”。
朱熹在《西铭》所言的理一分殊的基础上，执着于为儒家普遍的仁爱与有差等的爱寻找理论依据。
朱熹认为理必须要与气相辅而行，理在气中，气亦在理中。
“理离气不得”，“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
那么在讨论起源时，朱熹所言的理气到底是否有先后呢？朱熹早年主张理气无先后，后来朱、陆辩论太极之后，逐渐形成理先气后的思想，晚年则就逻辑而言，认为理在气先。
在朱熹看来，理气本身，二者不离，并无先后之分，理为万物之本，气为万物之具。
而从本原上讨论，则理在先，即天地未判之前，已先有理；从时间上而言，则无先后。
理气之同异又是如何反映在人身上的呢？人与人，“同者其理也，异者其气也”；“人物之性，本无不同，而气禀则不能无异耳”。
朱熹认为，之所以有智愚清浊精粗纯驳昏明厚薄之异，原因就在于气之殊异。
因此就修养论而言，朱熹主张涵养用敬、变化气质。
“人之为学，却是要变化气质”，“人要去其气质物欲之隔”，“须知气禀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
朱熹主要强调彰明天理，克制人欲，他认为天理就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人欲就是不正当之欲，非自然之欲，乃自私之欲，“饮食，天理也。
要求美味，人欲也”。
朱熹并不主张绝欲或无欲，因此他以天理为核心的思想，最终落实为居敬穷理、变化气质、复天理灭人欲的修养工夫。
总之，朱子所言的理，既是天地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又是人间社会秩序、制度的准则，还是人至善的根源。
朱子为天理建构了精致细密的理论体系和修养工夫，是其思想能够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根本原因。
三 建立《四书》新儒学体系朱熹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后王安石时代。
朱熹不满王安石颁行的《诗经》《尚书》《周礼》新经义的体系，曾说须将经典一一拆洗，重新拾掇才行。
朱熹将其理学思想渗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形成了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中心的新儒学体系建构。
朱熹终生保持着对《四书》的热情，将其一生的心血凝聚于《四书》。
《四书》为青少年时期的朱熹提供了充足的精神资源。
“八九岁时，读《孟子》到此，未尝不慨然发奋”，“某少时读《四书》甚辛苦”，“熹年十三四时受其《论语》说于先君”，“某十五六时读《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见吕与叔解得此段痛快，读之未尝不竦然，警力奋发”，“某年十七八时读《大学》《中庸》，每早起须诵十遍”。
四十三岁时，朱熹编了《论孟精义》，后采撷精华、发明己意、玩味经文，将理学思想渗入四书的诠释中，并于漳州任上首次刊刻《四书章句集注》，还另辑有《四书或问》说明去取诸家解说的缘由。
朱熹四十馀年理会《四书》，自认为“《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
朱熹临终前三日还在修改《大学》的诚意章注释。
《四书章句集注》集中体现了朱熹的理学思想，并各有侧重。
在《大学章句》中，朱熹将“往来于心三十馀年”的格物之义植入，自分经传，并补了134个字的格物传。
格物补传，取程颐之义，言欲致知在即物穷理，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则物格而知至矣。
朱熹释“格”为“到达”，物是事物，并不限于自然界的品物，“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尤其是仁义礼智”。
格物的方法，朱熹认为“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此格物补传在中国思想史上引来了轩然大波，自面世以来毁誉参半、聚讼纷纭。
值得一提的是，朱子所言的格物穷理，主要讨论的是道德修养的问题。
在《大学章句序》中，朱熹认为“小学”学的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格的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也就是说应从礼之“节文”中格出“天理”来。
在《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朱熹主要关注的是“圣贤气象”。
朱熹认同程颐所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
《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
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
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
”朱熹认为，读《论语》《孟子》，最重要的是要体味圣贤的精神和人格。
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重新确立了“道统”，由尧舜禹汤文武皋陶伊傅周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以至二程。
这一道统体系直接服务于其理学思想的建构，更以伪古文尚书中《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为道统心传，并以道统继承者自任。
朱熹自创自设的道统之传，后经门人弟子发扬，影响深远。
《四书》新经典体系的组合与诠释，标志着宋代新儒学体系建构的完成。
在《四书》的传播上，朱熹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学体系，朱熹认为：“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朱熹去世后，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就被列入学官。
宋以后，元、明、清三朝都以《四书集注》为学官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