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出世目的与归隐原因
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全文
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引言陶渊明（365年-427年），字元亮，唐朝初期的文学家、政治家。
他是中国古代文坛上备受推崇的隐逸派代表人物之一。
陶渊明的隐居生活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学作品和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重点探讨陶渊明的隐居生活，从他隐居的原因、隐居的地点、隐居后的生活方式和隐居对他创作的影响等多个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
一、隐居的原因陶渊明之所以选择隐居，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1 政治失意陶渊明在官场上屡屡碰壁，几次辞官未获授职。
他对时政的不满和对官场的失望，使他决心远离世俗纷扰。
1.2 对高洁生活的追求陶渊明追求高尚的道德和简朴的生活，对官场的虚伪和功利心屡屡失望。
他希望能获得精神的宁静和心灵的安宁，因此选择了隐居。
1.3 赋诗志愿陶渊明热爱文学，尤其对诗歌有着深厚的兴趣。
他希望通过隐居的方式，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文学创作。
二、隐居的地点陶渊明隐居的地点主要有两处，虞山和五峰。
以下分别介绍：2.1 虞山虞山位于今天的江苏常熟市境内，是一座山水怡人的地方。
陶渊明曾在虞山隐居多年，对他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他在虞山期间，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田园诗作。
2.2 五峰五峰位于今天的湖北宜昌市境内，是一处幽静而宜人的地方。
陶渊明在五峰隐居期间，以邻里为友，在山水间修身养性，继续进行文学创作。
他的隐居生活在五峰达到了巅峰期。
三、隐居后的生活方式陶渊明在隐居后过上了简朴而自给自足的生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3.1 崇尚田园生活陶渊明崇尚田园生活，他从诗中描绘了美丽的田园景象，表达了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在隐居后，他亲力亲为地耕种田地，享受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
3.2 修身养性陶渊明注重修身养性，他追求道德的高尚和人格的完善。
在隐居期间，他刻苦修炼，勤于思考，以求精神的净化和心灵的解脱。
3.3 与友人交往陶渊明在隐居期间保持了与友人的密切交往。
他与志同道合的知己相互往来，共同探讨文学与人生的真谛，相互激励和扶持。
陶渊明为何辞官归隐
陶渊明为何辞官归隐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
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
笔者认为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
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
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
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
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最终挂官归田。
他写了《归去来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
在《归田园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山丘。
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羁身恋归林，池鱼思故渊。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
因“质性自然”“本爱山丘”，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
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
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
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
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
陶渊明为什么要归隐
陶渊明归隐田园，是对东晋政治腐败和官场黑暗无奈的抗争，他即不能在政治上实现自己为国为民的抱负，又无力改变东晋官场的腐败黑暗形势，因此在心灰意冷之下，深受魏晋之风影响的陶渊明，逐渐远离俗世，向往饮酒和纵情山水的自由生活，从而归隐田园。
简要要析如下：一、面对东晋末期腐败黑暗的政治环境，陶渊明立下了济世救国的宏愿。
陶渊明，名潜，自号“五柳先生”，是东晋末期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后世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如果论出身，陶渊明虽然比上不足，但比下还是绰绰有余的。
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被封长沙郡公，他的祖父陶茂当过武昌太守，父亲陶敏当过征西大将军桓温的掾属，母亲孟氏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
祖上都当过官，陶渊明身为东晋元勋之后，地位虽不如南下名族高贵，也是浔阳的大族，在东晋九品中正制取士的制度下，还是占些便宜的。
只可惜陶渊明八岁时父亲去世，少了顶梁柱，家境逐渐没落，日子也渐渐变得清贫起来，自然就享受不到好出身带来的政治福利。
即使面对这种局面，陶渊明也没有间断过学习，不断提高文学的修养，他有悲天悯人的性格，也有心存报国的伟大志向。
除此之外，陶渊明还受到道家思想的熏陶，喜爱大自然，坚守着自己内心的一片净土。
《陶渊明集笺注》：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
二、陶渊明五仕五隐，对政局彻底的绝望。
少年时陶渊明所处的时代，君主昏聩，国运衰弱，陶渊明心中充满了为国为民的报负。
在他二十岁时，便离开家乡，开阔眼界，结交士族，以谋生路，开始了游宦生涯。
陶渊明从20岁离家，到41岁归隐田园，共经历了五仕五隐。
第一次出仕，陶渊明已经29岁，在王献之任下当江州祭酒，这是主管一州教育的行政官职，按说是很清贵的，只可惜陶渊明看不惯江州官场的龌龊，又忍受不了官场的繁文缛节，虽然王献之很看重他，愿以主薄之位相待，可他还是辞官而去。
第二次出仕，是公元398年，陶渊明34岁，他加入了大将桓玄的帐下，做了一名幕僚。
陶渊明辞官归隐的故事_陶渊明辞官归隐的原因
陶渊明辞官归隐的故事_陶渊明辞官归隐的原因1、孤傲不群的个性因陶渊明生活在魏晋时期，故而受魏晋玄风的熏陶，他最大的特点是“质性自然”，“任真自得”。
萧统《陶渊明传》中说：“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
”这里所说的“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即超凡脱俗、崇尚自然、为人率真的天性。
他的性情从来与世俗不合，他自称“少无适俗韵”、“性刚才拙，与物多舛”。
生性耿介者，行为与俗人相异。
正是这种真率耿介的独特个性，使得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
”个性是个体生命的真正本质，是决定人生选择的最直接因素。
而陶渊明生性孤傲不群，喜爱追溯自然的性格从没消减，这是他晚年宁弃官，隐居山林的原因之一。
2、崇尚自然的性情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思考。
陶渊明所崇尚的“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
世间万物皆按其本质而存在，依靠它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
人应当顺应自然，朴素而归真。
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他返回自然的喜悦。
陶渊明一生崇尚以自然为主，亲近自然，在纯然的生活状态下完胜自我，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情操，这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是他归隐的原因之二。
3、现实的残酷和社会的黑暗让他决心远离官场陶渊明受曾祖父陶侃、祖父陶茂、父亲陶逸的影响，颇为家族历史自豪，自小立志做官，如他在(《杂诗》)中提到的“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大志。
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
他出身贫寒，受到朝中人轻视，感觉到不想担任些职务，在朝廷呆一些日子就辞职回家了。
谢绝劝勉，执意在家中过着闲雅的生活，回家农耕的日子贫困潦倒，迫于无奈，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小官。
这时候，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对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俯视眈眈，陶渊明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合污，做这个野心家的帮闲。
陶渊明归隐原因
陶渊明归隐原因：一．时代风尚的影响少年时代的陶渊明颇有几分“大济于苍生”的抱负，也很希望建功立业。
作为东晋王朝大官僚的后裔，他必然受到儒家用世思想的熏陶，有着远大的政治理想。
家族的历史激发了他的宏志，但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又一直知道他去追求理想的政治和高尚的人格。
然而，时代呈现给他面前的则是等级森严、政治纷扰、仕途险恶，充满着恐怖、黑暗、腐败及政权走马灯式血腥更替的乱世。
封建门阀制度使得当时人才的选用、进退、，根本不是德才为依据，而要看门第的高下，门阀十足垄断了高官要职，造成了“出身庶族寒门的人在仕途上难得到发展，而陶渊明的曾祖虽以军功官至大司马，但本身并非门阀士族，到了陶渊明这一代，连这样的驾驶也没落了。
门第的低微决定了陶渊明无法无法跻身于东进东晋高层统治集团，实现自己的抱负也是十分渺茫的。
而此时的东晋政治又极其德尔腐败，总是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并。
近代的文人们成为政治漩涡中的牺牲品，或死于战乱，数量之多令人吃惊：在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社会里，于是为全身而隐遁便成了很现实的问题。
在《与子俨等疏》中就有说道自己不肯逢欢机巧，若继续为官，难免重蹈嵇康、露氏兄弟等人的覆辙，因而竭力辞官归田。
既然现实抛弃我，我也抛弃现实，所以看惯了战乱篡夺、阴谋的陶渊明，为避祸保身，其政治雄心也不能不有所消减。
二．本质性情使然热爱自然是他的天性，他拥有一颗善于体会自然之美的纯洁而敏锐的心灵。
不必名山大川，极平凡的景物在他眼中一样美不胜收。
就连愉柳垂阴、鸡犬相闻这样普通的农家景致也能深深地将他打动。
陶渊明性情使然，为官时不为五斗米折腰，为民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性质自然的他，跻身仕途就等于甘心当别人的奴隶，再也没有率性任真的自由。
屈节以保全，着对于陶渊明来讲是最痛苦不过了。
所以陶渊明的最终归隐是个痛苦、艰难、迫不得已的选择。
三．猛志难呈，干进受挫的无奈纵观陶渊明的医生，其间曾有四次求仕人的经历，却终以心灰意冷而草草结束。
陶渊明的出仕目的与归隐原因
陶渊明的出仕目的与归隐原因陶渊明的出仕目的与归隐原因陶渊明身处魏晋南北朝之乱世之时,朝代更迭,战乱频仍。
尽管其早年已有意欲山林生活的心迹显露,却由于各种原因的迫使作不得不数次出仕为官,却终归自己“质性自然”而辞官归隐,享其朴素而简单的快乐。
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陶渊明被《诗品》的作者钟嵘称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称号千余年来为人们所认同，并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比较重大的影响。
本文试图通过对陶渊明生活道路及田园隐逸诗的研究，评价其成就和对唐宋时期文人生活、思想及创作的影响。
陶渊明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卒于宋文帝元嘉元年(424)。
他的一生从东晋到南朝宋，再算上中间由桓玄建立的楚，总共经历了3个朝代，10个皇帝。
他在世的那63年真可谓战乱不断，篡夺频仍的时代。
孔子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可见儒家虽然力主以仁义之道治天下，但并不排斥隐逸，不卑视贫贱，在特定的战乱、昏暗的现世条件下，他们是可以不耻贫贱，追究隐逸的。
更何况本来就主张“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老庄思想。
陶渊明的生命矛盾、生活抉择和诗歌创作正是植根于那个战乱的时代，也是在儒、道、玄学思想以及当时社会风气的交合影响下形成的。
陶渊明的一生从起初的出仕到最终的归隐，前前后后共经历过四五次反复，也就是说他是在经过一段个体的亲身的生活实践之后，才探索到了一条弃绝官场躬耕田园的隐逸之路的。
让我们首先来考查一下陶渊明五次出仕的目的及四次归隐的原因。
首次出任州祭酒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陶渊明第一次出来作官，翻开了他短暂的仕途生涯的第一页，这一年他29岁。
关于这一次作官的目的和辞官归隐的原因在萧统的《陶渊明传》中有极为简单而明确的记载：“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
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
”在陶渊明的《饮酒》诗中也曾经追述过自己这段初仕时的心情：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
将养下得节，冻馁固缠己。
归去来兮陶渊明归隐的原因
归去来兮陶渊明归隐的原因说起陶渊明，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大名鼎鼎的隐士，甚至成了“归隐”这个词的代名词。
不过，陶渊明为什么要选择归隐呢？这个问题可不简单，得从他的人生经历说起。
你要知道，陶渊明一开始也是个官场中的一员，年轻时和大多数人一样，曾经梦想过仕途光明，升官发财。
可是，唉，人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你瞧，仕途不仅满是尔虞我诈，还时不时就会有一些不太顺心的事情发生，官场上的那些勾心斗角，简直让陶渊明看得眼花缭乱，心都乱了。
再说了，作为一个有着浓厚理想主义情怀的文人，陶渊明又怎么能忍受那些虚伪和权谋的勾当呢？所以，忍无可忍，他选择了辞官归隐。
可是，说到辞官归隐，听起来就像是个高大上的决定。
实际上，陶渊明的心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
他的内心并不是一片清明，而是充满了矛盾。
你看，他本来也并不是真的想完全放弃自己曾经的理想，他依然希望通过自己的才华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只是那些做人的原则和理想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罢了。
你要是仔细想想，这种感觉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今天在工作中遇到的情况？有时候你一心想做好事，可是偏偏遇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最后只能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平静。
陶渊明的归隐，跟现在很多人选择“躺平”也有几分相似。
别看陶渊明那个时候选择远离官场去种田，实际上他并没有完全“躺平”。
他过得虽然是朴素，但他的生活依然有着丰富的精神追求。
他种田写诗，保持着与自然和自己内心的亲密接触。
他的那种“归去来兮”的精神，恰恰是一种深刻的自我解放。
咱们现在说到“自我实现”，陶渊明早就为自己找到了那条路。
他能在清新的田园里写下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描绘自己的理想和人生追求。
你想想，谁能像他那样，随心所欲地在田间地头做个“诗人农夫”呢？陶渊明的归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的心理变化过程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最开始的时候，他在官场中也曾有过热情，也曾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可是，现实却一次次地给了他沉重的打击，渐渐地，他对仕途的热情就像气球里的空气一样，越来越少了，最终彻底消失。
陶渊明归隐原因论文
陶渊明归隐原因浅析摘要：陶渊明是东晋时期的著名诗人，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被誉为中国隐士文化的代表。
才华横溢的陶渊明怀着“大济于苍生”的宏愿多次进入朝政，又多次回归自然。
陶渊明的归隐既有个人主观原因，也有社会时代的客观因素。
从个人原因来说，他的个性、所接受的思想、独特的个人经历都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客观因素而言，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森严的等级制度使他觉得难以适应并对政治产生了失望。
正是这两方面的相互作用，才导致陶渊明最终决定辞官归隐度过余生。
关键词：陶渊明；归隐；主观原因；客观原因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197-03陶渊明（公元365年—427年）是东晋时期的著名诗人，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被誉为中国隐士文化的代表。
他的这种地位得到了同代人和后代的一致公认。
他的好友颜延长在《陶征士诔》中称他为“南岳之幽居者”。
钟嵘在《诗品》中称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莲社高贤传》把他描述为：“居浔阳紫桑，与周续之，刘遗民，并不应辟命，世号浔阳三隐。
”《晋书》、《宋书》、《南史》的《隐逸传》中，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鲁迅先生更是誉其为“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1]198。
归隐田园构成了陶渊明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他自四十一岁辞去彭州县令，归耕田园，至六十三岁去世，未再涉仕途，近半生过着隐居生活。
他的归隐对于中国文人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成为“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
”[2]84而他在此期间创作的大量田园诗歌使他成为田园诗歌的开创者。
然而，陶渊明并不是一个真正甘于贫贱寂寞、没有人生理想和政治追求的彻底彻尾的“隐逸”。
他从二十九岁开始进入仕途，到四十一岁永久隐退，期间四次做官四次退隐（也有的说他五次出仕）。
而且其在辞官后的二十多年里，并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仍然结庐在人境，执著于人际的是非，挂怀于人间的冷暖”[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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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出仕目的与归隐原因陶渊明被《诗品》的作者钟嵘称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称号千余年来为人们所认同，并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比较重大的影响。
本文试图通过对陶渊明生活道路及田园隐逸诗的研究，评价其成就和对唐宋时期文人生活、思想及创作的影响。
陶渊明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卒于宋文帝元嘉元年（424）。
他的一生从东晋到南朝宋，再算上中间由桓玄建立的楚，总共经历了3个朝代，10个皇帝。
他在世的那63年真可谓战乱不断，篡夺频仍的时代。
孔子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可见儒家虽然力主以仁义之道治天下，但并不排斥隐逸，不卑视贫贱，在特定的战乱、昏暗的现世条件下，他们是可以不耻贫贱，追究隐逸的。
更何况本来就主张“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老庄思想。
陶渊明的生命矛盾、生活抉择和诗歌创作正是植根于那个战乱的时代，也是在儒、道、玄学思想以及当时社会风气的交合影响下形成的。
陶渊明的一生从起初的出仕到最终的归隐，前前后后共经历过四五次反复，也就是说他是在经过一段个体的亲身的生活实践之后，才探索到了一条弃绝官场躬耕田园的隐逸之路的。
让我们首先来考查一下陶渊明五次出仕的目的及四次归隐的原因。
首次出任州祭酒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陶渊明第一次出来作官，翻开了他短暂的仕途生涯的第一页，这一年他29岁。
关于这一次作官的目的和辞官归隐的原因在萧统的《陶渊明传》中有极为简单而明确的记载：“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
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
”在陶渊明的《饮酒》诗中也曾经追述过自己这段初仕时的心情：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
将养下得节，冻馁固缠己。
是时向立年，志愿多所耻。
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
陶渊明8岁丧父，12岁庶母卒，“弱年逢家乏”，早年家道衰落。
他因家境所迫，告别了“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的生活而“投耒去学仕。
”他的这一次出仕更多的是出于物质需求下的无奈，而不是源于深切的济世之心。
时间不长，他却自动解职而归了。
从“不堪吏职，”和“志愿多所耻”两句中，我们隐约可以体察到这段短暂的州祭酒生涯给陶渊明带来的精神磨难。
森严的门阀世族制度、官场中无情无耻的倾轧，这一切对于依恋于人的本然性，“总发抱孤介”的陶渊明来说肯定是难以忍受的。
所以他的辞官回家也就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了。
此后在家一闲就是五六年，“躬耕自资”成了他此间的生活主题。
第二次出仕入桓玄军幕直到晋安帝隆安三年（399），陶渊明35岁时，入桓玄军幕，方才重返仕途。
陶渊明依其个人的政治价值取向决定在这样一个时间、这样一个人物手下任职，实在是一个不平常的抉择。
桓玄，出身出东晋的第一流士族桓氏。
其父桓温在晋穆帝永和元年曾为荆、司、雍、益、梁、宁六州都督，荆州刺史，曾三次北伐，平定西蜀，收复洛阳，取得很大威望。
又废皇帝司马奕为海西公，立司马昱为帝。
他执政30年，权倾朝野，与各士族有广泛的联系。
他广揽人才，谢安、谢玄、王垣之等均受其重用，文人袁宏、伏滔、画家顾恺之等也都曾在其门下效力，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也在其列。
这位被陶渊明赞为“行不苟合，言无夸矜”的孟嘉长期为桓温僚佐，任其长史，唐人修《晋书》时将孟嘉的传紧附在桓温之后，可见其关系之密切。
陶渊明在赞扬外祖父孟嘉之时，对于桓温的功绩和才能也一定相当熟悉，以这样一层旧有的社会关系而进入桓玄军幕当然也是很自然的事。
桓温死时，桓玄只有五岁。
长大后袭父爵，作过一些小官，心里很不得意。
而此时朝中军政大权已落入孝武帝之弟司马道子手中，“左右近习，争弄权柄，交通请托，贿赂公行，官赏滥杂，刑狱谬乱”。
司马道子又重用佞臣王国宝、王绪，致使政局更加昏暗，官以贿迁，民不堪命。
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兖州刺史王恭联合殷仲堪、桓玄抗表京师要求讨伐王国宝，反对会稽王司马道子擅权，晋朝内乱愈演愈烈。
在各世族之间忙于争权夺势与晋皇族对抗之时，桓玄也依靠父亲桓温的关系网，以拥戴晋王朝反对司马道子为号召，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于隆安二年（398）出任江州刺史，成为各世族联盟的盟主。
在当时的形势下，欲挽救晋朝的危机，人们很自然地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位出自元勋之门的年仅32岁的桓玄身上。
况且，桓玄本人不仅以雄武著名，而且又以能文见称，《晋书·桓玄传》说他“形貌瑰奇，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善属文”，著有《周易系辞注》二卷，集四十三卷，要集二十卷，今传尚有《凤赋》、《鹤赋》。
他的批判佛教、限制寺院经济发展的主张，对后代影响很大。
陶渊明便是在隆安三年（399）投至桓玄的军幕之下，以期实现他的“大济苍生”的生命价值意念。
可以说，在中国文化中人的社会历史性和人的本然性之间的那种常见的矛盾，也蕴含在陶渊明的仕途抉择的全过程中。
而此时的他在现实环境的鼓动下，恰好把天秤偏向了人的社会历史性这一方，正是儒家思想中那种济世安民和成就功名之心使陶渊明迈出了重返仕途的一步。
就在陶渊明刚到桓玄手下作事的那一年，桓玄袭杀了殷仲堪，并铲除了殷的余党，自领荆、江二州刺史。
“玄于是树用腹心，兵马日盛”，并制造出种种祥瑞来煽惑人心，阴谋篡夺帝位。
同时，桓玄利用孙恩作乱之事，屡次上表要求出兵勤王，实际上也是在为篡权作准备。
官场的混乱和价值的颠覆使得陶渊明重新审视自己的抉择，并将内心忧怨化为诗句表达出来。
这期间有三首诗记叙了他的心路历程，即《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前二首诗是陶渊明在仕玄期间，奉命使都后，归途中因受风阻而停泊于规林所作；后一首诗则是一年后他回家乡探亲假满，再赴江陵任所，于途中感怀而作。
在诗中他写道：“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
”，又写道：“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我们从字里行间看到的不是对桓玄的评论，不是对政局的不满，而是对人的本然性情的真切召唤。
当陶渊明置身于世界的混乱和价值的失衡之中时，想到的是人性的自足性才是真正可靠的，他眷恋那熟悉的山水田园，惦记着母亲、朋友，更怀念着自己本然的生存状态。
“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在现实的昏暗面前，陶渊明并没有挺身担负起历史的责任，而是从人的社会历史价值意念中自动退出，转而追求生命的自然状态和人的自我道德的完善。
这三首诗创作时间相隔一年，其实我们无须细细地考查这一年间在他身边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就已经能从诗中得到答案：现实发生的种种变化，使得陶渊明“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的意向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坚定了！可巧，隆安五年（401）冬，陶渊明的母亲孟氏卒，他理应奔丧并丁忧居家。
就是在这时，在本然心性的召唤下他离开了桓玄，结束了他三年的仕宦生涯，回到了“无世情”的园林。
陶渊明的此次辞官回家，从后来所发生的一切来看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因为就在他回家的第二年即安帝元兴元年（402）以司马元显为首的军队开始征讨桓玄，桓玄攻入京师，杀司马元显；元兴二年（403）十二月桓玄篡晋称楚。
而此时已避开了这些繁杂的变乱正在家服孝的陶渊明又是怎样一种状态呢？此时的陶渊明对于“人间”这一连串事变不会一概不知，但是也许是其本然心性使他不屑于提起这些，也许是他仍旧遵循着阮籍以来许多魏晋人物的处世经验：“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吧？总之，在这期间所作的《始春怀古田舍》诗二首中，我们看不到现实社会变乱的蛛丝马迹，听到的却是诗人对于农村躬耕生活的源自本心的呼唤和赞叹。
“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
鸟哢欢新节，泠风送馀善。
”坐着牛车，伴着鸟鸣，在初春的熏风中，他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田园。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这才是诗人的本然的生存境界，也只有这里才是可靠的安全处所。
他不用再为“行役”所牵累，他丢掉了儒家的对社会历史的关怀意向，“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
”希望以这种方式找回纯自然状态下的本我。
陶渊明以荷篠丈人、长沮桀溺自比，来表明他“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躲避乱世的决心。
但是我们却又可以那么深切地感到，在当时混乱、残酷的现实之中，这份出奇的平静与悠闲的得来是充满悲剧意味的。
血腥的现实使得每一个具有价值关怀意向的人都不可避免地陷入这样的困境：热情的忧虑和忧虑的徒劳。
价值关怀面临着的是遭受世界之邪恶的种种揶揄和否定，使他变得毫无“价值”。
陶渊明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他只好将这所谓的对社会、历史的关怀暂置脑后，而寻找另一种可以自适、自足的生存形态——“躬耕自资”。
“躬耕自资”的道路之艰辛很快便显现出来了！一年的劳动，收成甚微，“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的贫困生活扫荡了初归田园的欣喜、欢快，一向恬谈的诗人终于发出了“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的慨叹。
这时儒家的道德理想又被拿出来作为个人生命精神的支柱，“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
”这不禁让人想到《论语·雍也》所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当然，对“隐”这种行为方式，儒道两家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孔子肯定“隐”是有条件的，他认为“隐”是一种权变，是对人的道德、本性的修炼；而道家主张“隐”，却是对现实世界完全的消极退避。
这个阶段的陶渊明并不在意这其中的差异，他只是用它们来铸造自我的生命形态，使自己在穷困的生活境况中找一个精神的依托。
第三次出仕任刘裕参军晋安帝元兴三年（404），陶渊明已经40岁了，按孔子说法：“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他早该有所建树了。
儒家的伦理价值生命观对于陶渊明来说，仍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生命情结。
就在这一年，他写了四言诗《荣木》，抒发“人生若寄”时不我待而希望及时建功立业的感情。
他在这首诗的序中说：“荣木，念将老也。
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流露出一种急躁不安的情绪。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
脂我名车，策我名骥。
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这里的陶渊明不但高标着个人的道德理想，而且又拾回了儒家的价值关怀意向，大有屈原式的求索精神。
就是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他终于又离家出仕，作了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
刘裕起自布衣，初为冠军孙无终司马，安帝隆安三年（399）在任刘牢之参军讨伐孙恩时屡建战功，升任建武将军。
元兴元年（402）桓玄入建康篡夺帝位以后，极端残酷专横。
三年（404）年初刘裕率众找着反对桓玄篡位，恢复晋王朝的旗号讨伐桓玄。
两三个月里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于三月进入建康。
刘裕在这时作风颇不平凡，他“以身范物，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月间风俗顿改”。
而这时桓玄把晋安帝从江州劫持到江陵。
刘军在浔阳附近的桑落洲大破桓军，刘裕被文武臣僚推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军事。
刘裕的崛起一时间似乎给晋朝带来了新的希望！当时的刘裕才干和功绩同陶渊明的曾祖长沙郡公陶侃很有相似之处，可见，“四十无闻”的陶渊明迈出投向刘裕的这一步不是没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