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古文创作的理论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复习纲要第一部分
【欧阳修】今江西人，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
【简·欧阳修诗的散文倾向，及其《和王介甫明妃曲二首》其一的风格特色】
【开创宋代诗风的重要作家】
梅尧臣
苏舜钦
【简·梅尧臣诗歌艺术特点，其《陶者》诗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
1、诗歌艺术特点：梅尧臣作诗追求“苦硬”、“瘦劲”，喜欢平淡的风格，其实是要求平淡其表，深邃其里，内核“深远”，淡而屡深。梅诗的“平淡”具备这样的特点：构思奇巧而取材平平，用意深远而出之淡然，感情深厚而语句平淡，寓奇峭于朴素，外枯中膏，淡而有味。（这不仅是梅尧臣的创作追求，也是宋诗的一种审美取向）
2、《陶者》（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诗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此诗反映农村贫户的艰难生活，对农民寄寓深切的同情，对官吏的欺诈奴役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具有深刻的批判现实意义。诗歌语言朴素平易，在看似平淡无奇的描写中，蕴涵着真实深刻的思想感情。
【简·苏舜钦诗歌风格特点，其《奉酬公素学士见招之作》诗的艺术特色】
2、苏东坡的散文创作：今存苏轼各体散文约四千余篇，大致可分为议论文、记叙文和小品文。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人，宋代文学颠峰时期的伟大代表作家。著有《东坡全集》等。
【简·苏轼小品文的写作特点】苏轼的小品文，不拘格套，独抒性灵，寓有旷观达识和至理深情，不但言之有物，而且物皆着我之色彩，是其散文中饶有趣味的妙品，以篇幅短小、写作随意的书礼、题跋、杂记和随笔为主要文体样式，大都作于他贬谪期间。其写作特点是信手拈来，漫笔写成，或寓情，或寓理，或寓气，或寓识，嬉笑怒骂皆为文章；从不同方面体现了作者历经磨难而旷放豁达的人生态度，及其富有生活情趣的心灵，是他性格的升华和思想的结晶。
苏轼
“高人无心无不可，得坎且止乘浮流”
“出本无心归亦好，白云还似望云人” “凡有心者，虽欲一，不可得也” 《参寥师》：“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
2、超越现实与回归现实
“高风绝尘” “野火烧枯草，东风动绿芒。”（《荆州 十首》）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临江仙》）
铭》）。
（三）第三期（1085－1093）为两次召还及
复连外放时期。 差役免役“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 易此，民未必乐”（《辩试馆职策问札子》） “七上封章乞除一郡”（《乞外补回避贾 易札子》）
（四）第四期（1093－1101）为远谪惠、儋
时期。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2、“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
规律，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 姿态横生。
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 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
二、苏轼的古文创作
1、政论、策论
往往就常见的事实翻新出奇，从别人意想 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意料之外的结论，文 笔在自然流畅中又富于波澜起伏，有较强的 力度和感染力。
苏轼的生平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第一期（1036－1069）为读书、应举、
初入仕途时期”（《东坡全集》序）。
（二）第二期（1069－1085）为请求外调、
历任四州、乌台诗案、贬谪黄州时期。
“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 “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东坡先生墓志
三、道家思想特征
1、炼气与服丹
“此事本林下无以遣日，聊以适意可也。 若恃以为生，则为造物者所悲矣。”（《答 富道人》）
从“古文运动”到“金精美玉”——苏轼的文学追求
从“古文运动”到“金精美玉”——苏轼的文学追求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学苏东坡苏轼苏轼是有意在文学事业上继承欧阳修的人物，由于他的长期辛勤创作和对于后辈学者的培养，一个新的文人政治集团在他的周围形成。
这个集团在当时政治上没有像他们的前辈范仲淹、欧阳修等在庆历前后起的作用大，然而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是更其广泛而深远的。
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活动家，苏轼在政治上有他一贯的主张。
然而他没有过分强调文章的道德意义与政治作用，而喜欢比文章作“精金美玉”“金玉珠贝”。
这比之初期从事“古文运动”的学者，要求以文章为“载道之具”，借以“左右名教，夹辅圣人”，见出他是更其注意文章本身的艺术价值的。
苏轼自说少年时读书，每一书分作数次读，一次只就某一方面的材料去钻研。
如第一次只从古今兴亡治乱方面去看，第二次只从典章文物方面去看，这样读了几遍，他把这书里重要的几个方面都摸透了。
当他临文时，不论遇到哪一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联想起他过去的学习心得加以发挥。
他自称这是“八面受敌”的方法。
苏轼早年写的历史论文，如《鲁隐公论》《管仲论》《六国论》，和后来上书朝廷论军事政治，每提出一种意见，都能联系古今史实及前人论著，反复加以说明，见出他这方面的功夫。
然而这仅仅是苏轼文章基础的一个方面。
这方面的基础使苏轼的散文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可是它还不能说明他的“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的艺术特点。
苏轼少年时在他父亲指导之下，曾多方面向古人学习。
就议论文说，他受《战国策》《孟子》《庄子》的影响较深。
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说他少年时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接着写了三篇《中庸论》。
《中庸论》在苏轼散文里不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然而已经看出他散文风格上的某些特征，那就是说理的透辟与想象的丰富。
远在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贾谊已经总括战国秦汉之际的历史形势，深究治乱的根源，对汉朝的政治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课外阅读】宋代古文运动的发展
【课外阅读】宋代古文运动的发展上学的时候，我们都背过古文。
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写文章就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他们写的文章内容包罗万象，包括给皇帝提建议、提意见的上疏，也包括他们给别人文集写的序言等等。
这么说吧，古文就是古代文人表达思想的方式。
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就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
不过在这唐宋八大家里面，只有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的作家，剩下的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都是宋代作家。
所以其实宋代才是古文运动最兴盛、最成熟的时期。
北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是以韩愈拉开序幕的。
他提倡古文，是为了反对另一种文体，就是继承了六朝时期骈文风格的“时文”，因为是当时流行的文章，所以叫“时文”，骈文重形式。
古文讲究句子和句子之间的对仗，追求辞藻华丽、声音和谐，还特别喜欢引经据典，更重内容。
韩愈认为古文这种写法才显得文章写得好，于是便开启了古文运动。
唐朝的王勃写的那篇著名的《滕王阁序》就是骈文。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
星分翼轸，地接衡庐。
”这段话对仗工整、铿锵有力、朗朗上口，然而，却不太知道都说了些什么。
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引的这几句话中，每句话都涉及古时候的典故，你必须很熟悉这些典故，才能真正读懂这几句话。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古文，开篇是这么写的：“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
”开门见山，简洁明快，直接描写景物。
即便对古代典籍一无所知，也能明白他要说什么。
当然，每一种文体都可能有好文章。
就像《滕王阁序》一样，遇到才华横溢的王勃，骈文一样可以精彩纷呈、流传千古。
然而，当写作者并不是都像王勃那样有才华的时候，骈文追求华丽漂亮，就会显得过犹不及。
而写文章，当然内容更重要，如果都不知道你要什么，文章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追求形式大于内容，不仅耗费了写作者大量的精力，还让初唐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空洞无物，形式僵化的文章。
韩愈提倡古文就是要扭转这种趋势，希望文人们能够彻底抛开文章形式上的种种顾虑，自由自在地表达思想。
苏轼生平及创作(整理版)
二、 “乌台诗案”。 苏轼被下狱，关押了130多天后，得 以释放，但被贬为黄州做团练副史。 苏轼在黄州居住了四年零两个月后被 改派汝州，后来又允许他在常州居住。
苏轼简介
苏轼（ 1036 一 1101），字子瞻，号东坡 居士，眉州眉山人。苏轼幼年时即极为出色， 深得老师赏识。21岁时，苏轼与弟弟苏辙一起 随父离家进京，第二年兄弟二人都中了进士。 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读了22岁的苏轼所写的 文章后说：‚不觉汗出 。快哉，快哉！老夫 当避路，放他出人头地也。可喜！可喜！‛并 预言未来文坛将属于苏轼。苏轼的政治思想比 较保守，宋神宗时，王安石当政，行新法， 苏轼极力反对，便请求外调，自熙宁 四年开始，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
湖州等地任地方官。革新除弊，因法便民， 颇有政绩。元丰二年（1079）那些曾经依附过 王安石的小人搜集苏轼对新政不满的诗句，弹 劾苏轼，致其入狱。这就是宋代第一起文字 狱——“乌台诗案‛。苏轼被捕入狱，历时五个 月，不论在朝在野，政见同与不同，营救者络 绎不绝（包括王安石），最后，神宗才决定不 杀苏轼，而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了事。 从元丰二年（1079）到元佑元年（1086）， 苏轼在黄州生活的这七年，对苏轼一生产生了 重大影响。黄州团练副使仅仅是个虚名，他不 仅没有俸禄，而且受到监督.
茶艺高手
苏东坡饮茶十分考究，不 仅讲究新茶、泉水，还讲究美 器，他设计了一种美观实用的 提梁壶，由于他曾在江苏宜兴 小住，当地有着制壶传统，苏 东坡的这个设计很快就被当地 的能工巧匠所运用，再次流行 全国，这种茶壶当然又被人们 称作了‚东坡提梁壶壶‛，又 称‚提苏‛。
医生药师
治风湿奇方：尊麻含有尊麻素和黄体素，像毒 藤一样，皮肤碰到就肿疼。他说把尊麻敷在风 湿初起的关节上，浑身其他关节的疼痛都可以 停止 嫩肤妙方：在文火上，把苍耳的叶子灰，加热 约二十四小时，即成白色粉末，若内服，能使 皮肤软滑如玉。
浅谈苏轼的散文创作
浅谈苏轼的散文创作浅谈苏轼的散文创作苏洵的散文篇一：苏轼的散文创作在论及苏轼的散文创作时，首先要注意到他的文学思想与北宋文学变革运动中其他人有显著不同的地方（这不仅与散文有关）。
当然，在表面的基本原则上，苏轼与欧阳修是一致的；他在为欧阳修《居士集》所写的序中，赞扬欧阳氏“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又在《上欧阳内翰书》中批评五代“文教衰落，风俗靡靡”，都是强调“明道”和“致用”这两条。
但实际上，苏轼并不把文章看成是单纯的“载道”之具，并不认为文学的目的只是阐发儒家道德理念；他常用迂回的方法，肯定文学在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方面的作用，肯定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造的价值。
他指出写作如古人所言，是“有所不能已而作者”，是“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江行唱和集序》），是“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密州通判厅题名记》），这虽然不是很新鲜的见解，但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文学的个人性；倘若考虑到如前所述苏轼的思想出入于儒、道、禅，而非“纯儒”，这种对文学的个人性的认识就更有其突破儒道狭隘范围的意义了。
同时，苏轼对文学的艺术性是相当重视的。
一般古文家常引用孔子所说“辞达而已矣”一句，反对在文章写作中的艺术追求，苏轼则说：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
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
（《答谢民师书》）这里公然对孔子加以曲解。
孔子所谓“辞达”，原只是指用文字清楚地表述事实与思想，而苏轼却把“系风捕影”般的“求物之妙”这种以个人内在感受为基础的很高的艺术境界作为“辞达”的要求。
这些地方，他比也具有艺术爱好的欧阳修走得更远了。
在散文写作方法方面，苏轼最重视的一点是“以意为主”。
因此，他既反对“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即外表华丽而缺乏内涵的x体文，也反对“怪僻而不可读”之文，这也同欧阳修一致（见《上欧阳内翰书》）。
苏轼的文论和散文
苏轼的文论和散文宋初提倡古文的学者，当西昆体流行的时候，要求以文章为“道之用”，借以“左右名教，夹辅圣人”（孙复《答张稠书》）。
到北宋中叶，古文既已盛行，以苏轼为代表的一些古文家，在强调文章的道德意义和政治作用的同时，还认为文章如“精金美玉”、“金玉珠贝”，“各有定价”，相当重视它本身的艺术价值。
苏轼没有专门的文论著作，在他的部分散文与诗歌，特别是他同后辈来往的书札中，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文艺见解。
他早年随苏洵出三峡，下长江，受自然景物的激发，跟苏辙写诗唱和，就认为诗文创作要象山川的云兴雾起，草木的开花结果，是由内容充实郁勃而自然表现出来，不是文章的工拙问题（《江行唱和集叙》）。
后来反复强调“辞达”，说：“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
”即重视文章表达思想内容的本身作用，而没有象道学家那样把文章仅仅作为载道或明道的工具看。
他引欧阳修的话说：“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
”这又注意到文艺本身的美学价值，跟王安石仅仅把文章看作器皿上的装饰品不同。
那么怎样才能辞达呢？这就是他说的“求物之妙”，即追求能够表现事物特征的神妙之处。
它不但要“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而且要使是物“了然于口与手”。
他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这里首先要求作者认真观察、研究描写的对象，清清楚楚地掌握它的特征，同时还要求作者有熟练的艺术技巧，在写作时能够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象他说的“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
（何蓬《春绪纪闻》引苏轼语）他晚年形容自己写作诗、赋、杂文时的情况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答谢民师书》）即从不同的内容出发，自由表达，摆脱种种形式上的束缚。
它是苏轼在文艺创作上长期刻苦锻炼，不断总结经验，逐步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化的心得体会，对我们今天克服种种形式主义的文风还有一定启发。
浅议欧阳修、苏轼文道观之异同
浅议欧阳修、苏轼文道观之异同摘要：欧阳修、苏轼是相继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
苏轼对欧阳修的思想和精神作了继承和弘扬，二人为当时古文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文就对他们在对“文”、“道”内涵及其关系以及在论文中的文道观存在异同进行分析。
关键词：欧阳修；苏轼；文道观；异同古文以“道”为灵魂，“道”学的涵义丰富，从韩愈的作为文化价值之善的“道”，到欧阳修的合乎自然人情之真的“道”，再到苏轼的作为美之渊薮的“道”，是道学内涵在唐宋的逐步完善和发展。
欧阳修和苏轼都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杰出领袖。
他们在进一步完善韩愈之道学思想的同时，载“道”之文也随之逐步走向成熟和完美。
二人都重视文与道，重视文与道的关系。
但在文道观的认识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本文就二人对文与道认识的异同做初步的分析。
中国文人思想发展到宋代，“道”逐渐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支柱，同时也是诗文艺术的本体。
宋人文道合一的“道”已经不同于韩愈等人的教化之“道”、政治之“道”，而是将政治、道德、哲学化合于审美，内在化为人的性情，由自得再到自在的“道”；是实存实有，是人文修养的“道”。
欧阳修和苏轼相继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
二人有志于道，是理想的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
故当欧阳修退居汝阴时，欧阳修曾郑重告诫苏轼：“子来，实获我心。
我所谓文，必与道俱。
见利而迁，则非我徒”。
文必与道俱，意谓文章的工拙雅俗直接与一个人的思想品质、道德修养和个性气质相关联，要使文章品位高雅，自然流畅，须是从心中流出，无矫情粉饰。
欧阳修说“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
欧苏先后肩负起领导诗文革新运动的重任，其抨击时文之弊，团结同道，明确革新的方向，把“道”作为理论纲领，树立自己的旗帜。
然而欧阳修、苏轼在文道观上存在一定差异。
在文道关系上，欧阳修主张文道并重，不轻“文，不废“道”；苏轼则更重视“文”，把“文”放在第一位。
在“道”的内涵上，欧阳修所论主要是“百事”，是现实生活；苏轼的“道”则包含了宇宙万物的一切，凡情之所系，有感于心者，皆为“道”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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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古文创作的理论
苏轼继承了前代现实主义的创作理论，并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文学应当“有为而作”的主张。
他指出：“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
”(《题柳子厚诗》)他在《兔绎先生诗集序》中，引述了他父亲的话，并按照自己的见解加以详尽地发挥，说“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栋石必可以伐病。
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
”这里所说的“有为而作”，其实质是提倡文学创作应当深刻地反映现实。
“言必中当世之过”，就是要能够大胆地揭露现实社会的弊病。
如果说“有为而作”的提倡是苏轼的创作理论的前提；那么，对“立意”与“自出新意”的强调，则是他创作理论的核心所在。
并且苏轼对“立意”在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作了十分形象的比喻。
他说:“檐州虽数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需，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
这种形象的比喻，把“意”在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说得十分明白透彻。
我认为苏轼的古文创作体现了这种理论。
他看到文学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可以用来“救时”、“济世”、“疗饥”、“伐病”，为改革时弊服务，这可以说是对前代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的继承。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他所提倡的加强阅历，并非要作家去深入生活，参加社会实践；所谓“疗饥”、“伐病”，也不过希望用文学这一形式，为改良封建政权服务。
因此，这种主张，和我们今天提倡的为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大众而创作，在认识上，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