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化型抢劫罪

论转化型抢劫罪

【摘要】转化型抢劫罪是一个独立于普通抢劫罪之外、社会危害性很大的罪行。由于转化型抢劫罪是一项法律拟制之罪，法律必须严谨的设置定罪的构成要件和量刑的考虑因素。尽管我国现行刑法和司法解释等对转化型抢劫罪已有规定，但这些规定原则性较强，有的规定非常模糊，导致司法实践对转化型抢劫罪中相关问题的处置不同。学界对转化型抢劫罪中的基本问题还存有争议。因此，专题研究转化型抢劫罪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转化型抢劫罪构成要件立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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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引言....................................... 错误！未定义书签。

二、转化型抢劫罪概述............................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一）转化型抢劫罪概念.................................. 错误！未定义书签。

（二）转化型抢劫罪特征..................................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三、转化型抢劫罪之构成要件 (2)

（一）转化型抢劫罪之前提条件 (2)

（二）转化型抢劫罪之客观要件 (3)

（三）转化型抢劫罪之主体条件............................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四）转化型抢劫罪之主观条件 (7)

四、转化型抢劫罪的立法重构与完善 (8)

（一）对转化型抢劫罪现行立法的理解 (8)

（二）转化型抢劫罪的立法完善 (9)

五、结论....................................... 错误！未定义书签。致谢........................................... 错误！未定义书签。参考文献........................................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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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本文的写作以现实为基础，以解决司法实践具体问题为主要目标，主要围绕司法实践如何严谨科学地认定转化型抢劫罪为中心内容而展开。从转化型抢劫罪的概念、特征和入手，围绕转化型抢劫罪理论中的罪行转化的主客观条件、主体和行为条件、既遂标准等争议点展开论述，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例分析转化型抢劫罪的各种相关难点问题，提出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重构与完善的建议。期待能够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完善法律理论，有助于司法部门对转化型抢劫罪的有完整正确的把握，从而做到正确定罪和准确量刑，保证人民群众获得公正的法律保护。

二、转化型抢劫罪概述

（一）转化型抢劫罪概念

我国的现行刑法中第二百六十九条明确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在刑法理论中，通常将这条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认定为转化型抢劫罪。

对于转化型抢劫罪的称谓，我国理论界的观点大同小异，主流观点有：转化型抢劫罪、准抢劫罪、转化型准抢劫罪或者事后抢劫罪。尽管学者们对于转化型抢劫罪的称谓有所不同，但是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而鉴于我国现行的刑法规定中，尚未使用“准犯”这个概念，对其并没有准确定位，所以笔者认为，使用“转化型抢劫罪”这一称谓比较合适。“转化型抢劫罪”——顾名思义，即是抢劫罪的一种转化形式，区别于抢劫罪，属于一种特殊的犯罪行为，从其行为结构而言，实际上是一个先非法占有财产的行为和后暴力性行为（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行为）的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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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转化型抢劫罪特征

通过以上对转化型抢劫罪的概念分析，笔者认为转化型抢劫罪具有如下四个特征：

第一，转化型抢劫罪存在双重危害性。一方面行为人先行实施了盗窃、诈骗或者抢夺行为，从而危害了公民的财产权利，这些行为通常被称作基础行为；另一方面是行为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导致犯罪行为发生了转化而危害公民的人身安全的行为，通常被称作后续行为。

第二，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性质存在转化性。转化型抢劫罪中存在双重危害性，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单方面的以先行行为或者后续行为的犯罪性质来定罪，也不对两项犯罪行为进行数罪并罚，而是将基础行为和后续行为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将其犯罪行为转化成抢劫罪，依据抢劫罪的司法解释对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

第三，转化型抢劫罪两个侵害行为的相关性。在转化型抢劫罪中，行为人前后实施的两个行为是紧密联系、缺一不可的，其共同目的都是非法占有公民的财产，当两个行为在同一犯罪行为中相继发生时，便构成了转化型抢劫罪。

第四，转化型抢劫罪的法定性。根据罪行法定的基本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转化型抢劫罪的判断依据，即现行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明确规定，只有当犯罪行为满足法律条文的充要条件时，才能根据抢劫罪进行定罪处罚，这便体现了转化型抢劫罪罪行的法

定性。

三、转化型抢劫罪之构成要件

（一）转化型抢劫罪之前提条件

我国刑法规定，行为人必须是先“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这是成立转化抢劫罪的前提条件。通过分析相关刑法条文我们可以看出，盗窃、诈骗、抢夺三罪的成立，均要求达到“数额较大”，否则不能构成本罪。而抢劫罪则无“数额较大”的限制。这里便出现了一个问题，构成转化型抢劫罪，是否要求先前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定罪程度呢？对此问题，综合分析刑法理论界的各种看法，概括起来，笔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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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先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综合全案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

无论财产数额大小，既遂或未遂，都可转化为抢劫罪”。[1]其理由是：（1）抢劫罪与其他财产犯罪不同，它除了侵犯公私财产权利之外，还具备另外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严重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利，刑法规定抢劫罪没有数额上的要求，就是充分考虑到了抢劫罪严重侵害公民人身权利这一因素。我国刑法之所以单列条文规定转化型抢劫罪，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因为先前行为一旦转化，后续的暴力、胁迫行为就会严重威胁到他人的人身权利，重则威胁到他人生命安全。刑法不规定抢劫罪的数额，就表明抢劫数额大小并不影响本罪的成立，转化型抢劫罪同典型抢劫罪罪质相似，危害性也相近，所以对其不能片面要求先前行为满足“数额较大”的要求；(2)具有“两高”司法解释的支持。根据最高法、最高检 1988 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如何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批复》的司法解释，司法实践中认定行为人能否构成转化型抢劫罪，重点并不在先前行为是不是满足“数额较大”的要求，而取决于其后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目的而使用的暴力、胁迫行为情节是否严重，只要后续暴力、胁迫行为符合“情节严重”情形，即便是先前行为没

有达到“数额较大”，也是可以认定为抢劫罪的。[2]

（二）转化型抢劫罪之客观要件

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是先前行为向抢劫罪转化的客观条件，也是决定先前行为能否转化为抢劫罪的关键所在。从结构上分析，这一客观条件包括时空条件即“当场”和行为条件即“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两个因素，如何理解这两个因素，对认

定转化型抢劫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行为条件

对“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理解

“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是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行为条件。对这一行为条件的理解，关键在于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转化为抢劫罪。“对抢劫罪

[1]高铭暄：《刑法专论》下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版

[2]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全集》，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4 年版，第3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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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暴力不要求达到危及人身健康、生命或使被害人不敢反抗的程度，只要达到使被害人恐

惧，反抗能力受到一定程度抑制即可”。[3]1那么，对于转化型抢劫罪，其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应该达到何种程度呢？大多数学者主张，此处的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应与典型抢劫罪中暴力、胁迫作相同理解。也有学者认为，“本罪大部分是在取财后使用暴力、胁迫的，其程度低于典型抢劫罪，因而对本罪暴力、胁迫的理解，应当略轻于典型抢劫罪”。

[4]

笔者认为，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暴力和以暴力相威胁应与典型抢劫罪的暴力、胁迫手段一样，不需要达到危及人身健康、生命安全或使他人不能抗拒的程度，只要其暴力、胁迫行为实际上使他人感到恐惧，并使他人的反抗能力受到一定程度抑制即可。因为转化型抢劫罪同典型抢劫罪罪质相似，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和危险性，如果对罪质相同的两种犯罪中的暴力、胁迫所应达到的程度要求不一样，不仅有违刑法原理，同时也将使司法实践中对相同性质的犯罪采用不同的定罪标准，从而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需要注意的是，暴力和以暴力相威胁行为必须是行为人故意实施的，行为人在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中或之后过失致他人伤害的，不能以抢劫罪论处。例如，甲某天经过一商店门口，见店内无人，便进入商店行窃，甲得手正欲离开，恰逢店主从外面回来。店主见甲神情慌张，于是抓住甲右臂不放，甲为挣脱逃跑，用力一甩右臂，致使店主站立不稳，一头撞到墙上，造成轻伤。该案中甲为挣脱店主逃跑的甩臂行为，并非是对店主使用暴力，其主观上也没有

实施暴力的故意，故对甲不应定抢劫罪。

2、时空条件

对“当场”的理解

“当场”是指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现场，以及行为人刚一离开现场就被人及时发觉而立即被追捕的场所”。[5]将“当场”理解为实施先前行为的现场，以及行为人刚一离开现场就被人及时发觉而立即被追捕中的场所。充分考虑了“当场”在时间和空间

[3]赵秉志著：《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26 页

[4]竹莹莹著：《论转化抢劫罪适用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律适用》，2005 年第 8期

[5]

竹莹莹著：《论转化抢劫罪适用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律适用》，2005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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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紧密关联性，与日本的机会延长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盗窃的机会，是指盗窃的现

场以及与该现场相连接的追还财物或逮捕犯人的状态中”。[6]

该理论要求，一般情况下，盗窃行为应该与时间、场所相连接，但是犯人一直处于被追赶的过程当中，就算在时间和场所上存在一定距离，仍然视为“在盗窃的机会中”。“当场”连接着作为先前行为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和后续“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行为，要求二者之间在时空上紧密联系。对这种紧密联系，我们不能狭隘地去理解它，认为它们之间不能有丝毫的空隙，而应当赋予该联系一定的弹性空间，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允许适当的延伸，构成转化型抢劫罪，两种行为之间必须有着这种在时空上可以适当延伸但又不间断地紧密联系。需要注意的是，该表述所说的“被追捕中”，指的是行为人刚离开现场，立即被被害人、警察或者其他群众追捕，行为人基本上始终处于追捕人耳目所及的注视之下的场合。只要追捕行为是连续无间断的，无论追逐多少距离，行为人为抗拒抓捕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都应以抢劫罪论处。例如，甲清晨在公园晨练，乙趁甲不注意，将甲放在公园石凳上价值 2000 元的手机偷走，甲发现后立即追赶乙，在追出 500 米后渐渐被乙甩开，于是甲大呼“抓小偷”，路人丙闻言将乙拦住，乙

为抗拒抓捕，将丙打成轻微伤。该案中，对乙的行为即应以抢劫罪论处。

（三）转化型抢劫罪主体条件

1、主体限制

转化型抢劫罪的先行行为的主体限制，在法律中是指实施何种先行行为的主体才能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主体。我国的新《刑法》第269条规定中，立法者认为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虽然不等同于抢劫，但是当实施前三中犯罪行为的行为人为了特定的目的比如拒捕或企图逃脱时而采取的暴力行为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对受害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时应该受到抢劫罪处罚的程度。本人也认为转化型抢劫犯罪主体应当包括实施盗窃、诈骗和抢夺行为的行为人。对于转化型抢劫罪与普通抢劫罪的区别应该从普通抢劫罪的犯罪本质来考虑，当然不能单将刑法269条的前条犯罪事实的成立条件与后条犯罪事实的成立条件分别界定而后简单组合来考虑。随着社会实践发生变化，笔者认为，我

[6]赵秉志著：《侵犯财产罪疑难问题司法对策》，吉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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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更应该越来越重视盗窃罪、诈骗罪与抢夺罪转化成抢劫罪的条件，对于转化型抢劫罪与普通抢劫罪相比，我认为，更应该从重处罚，否则容易产生纵容盗窃、诈骗以及抢夺行为的发生，而且，对于抢劫罪的刑事主体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容易引发社会不公。

2、行为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

近年来，在犯罪年龄上，未成年人的犯罪比例成逐年上升的趋势，18周岁以下，甚至是16周岁、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发生盗抢等犯罪行为的可能性逐年增加，令人堪忧。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之明确规定，16周岁以上的自然人必须对自己所有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法律后果，而14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只对刑法第17条法定的故意杀人等/又种具体罪名承担相对较轻的刑事责任。[8]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1毫无疑问，16周岁以上的自然人必然承担所有的刑事责任，当然包括盗窃罪、诈骗罪和抢罪；而，另一方面，对于14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是否根据269条的前条规定未达到盗窃罪、诈骗罪和抢罪的法定年龄而对转化型抢劫罪否定适用，还是根据其前条抢劫罪的犯罪主体应该承担刑事责任而肯定适用呢？这是一个一直以来的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对此，一直存在“身份说”与“非身份说”两种观点。“身份说”观点的学者认为，转化型抢劫罪的先行行为盗窃罪、诈骗罪以及抢劫罪的刑事主体的法定年龄是16周岁，因此，转化型抢劫罪的刑事主体的法定年龄应该定在16周岁。然而，持“非身份说”观点的学者认为，转化型抢劫罪作为抢劫罪的一种形式之一，其犯罪主体的法定年龄当然应该与此一致为14周岁，况且，14-16周岁如今也是抢劫罪的高发群体，不能因为所谓的“身份说”而造成这样的未成年人脱离法律的监管而走向更严重的犯罪道路。

（四）转化型抢劫罪之主观条件

我国现行刑法中，抢劫罪隶属于分则第五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罪，和其他财产犯罪一样，行为人实施抢劫罪的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根据刑法第269 规定，转化型抢劫罪中行为人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取财物，而是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这是构成本罪的主观条件。从性质上看，本罪属于目的犯。行为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手段必须是基于特定的目的，即“窝藏赃物、抗

[8]赵秉志著：《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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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抓捕或毁灭罪证”，如果不是在该特定目的的支配下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则不能构成本罪。有论者认为，“转化型抢劫罪的主观条件除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还应加上非法占有之目的的限定条件。”[9]

笔者以为，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肯定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但在转化型抢劫中，如果行为人已经将先前行为实施完毕，并实际占有了盗窃等财物，那么在此时，行为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直接目的就转化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换言之，之前非法占有的目的已经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目的所取代。特别是在行为人实施先前行为未获得财物的情况下，其使用暴力或胁迫的目的只能是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此时非法占有的目的已经不复存在了。

对于窝藏赃物、抗拒抓捕和毁灭罪证三种目的具体该作何种理解，笔者认为，窝藏赃物，是指在行为人实施先前行为既遂的情形下，为了防止他人取回财物，实现其最后占有财物的目的，而借助暴力、胁迫手段将先前行为所获赃物暂时性保护起来的行为。抗拒抓捕，是指行为人在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过程中，或者行为实施完毕后，被他人所发现进而被他人进行追捕，为了摆脱他人追捕而对他人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毁灭罪证，是行为人为了达到无法追究其犯罪行为法律责任的目的，在行为实施过程中或者之后，强行使用暴力、胁迫手段毁灭犯罪证据的行为。对于行为人并非基于该三种特定目的而实施暴力或或胁迫的行为该如何处理，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在实施先前行为过程中，被人发现或者遇到被害人反抗等阻力，临时转变意图，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手段非法夺取财物。对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应直接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因为此种行为完全具备我国刑法第 263 条典型抢劫罪所具备的主客观特征。

四、转化型抢劫罪的立法重构与完善

（一）对转化型抢劫罪现行立法的理解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以及抢夺行为，为达到“数额较大”，为窝藏赃物、抗拒逮

[9]王作富：《刑法论文选粹<认定抢劫罪的若干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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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的，一般不以犯罪论处；情节严重的，以刑法269条规定的抢劫罪处罚。首先，此处的“数额较大”就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数额较大的具体范围到底是什么，如此的法律限度是否会有失社会公正，引起社会不满。有学者认为，抢劫罪的界定不应该以是否“数额较大”作为依据，只要造成了社会危害，就应当按罪论处，符合刑法的罪刑法定的原则，其理由是，立法者这样用词的含义是指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刚实施完毕盗窃、抢夺以及诈骗行为而非行为必须达到犯罪的程度。如果解释不够清楚，易造成司法实践中的执行混乱。[15]另有法律学者认为，立法者之所以这样规定，主要是考虑到在司法实践中，数额的大小是衡量该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重要尺度，这类犯罪案件至今所占比例不在少数，有时难以明确区分行为人的犯罪数额大小与其犯罪的主观意志之间的关系，为了从严打击这类犯罪，就应该对即使犯罪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所涉及数额不大，但是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就应该依法处罚，绝不姑息。[16]

（二）转化型抢劫罪的立法完善

正如前面内容所分析，转化型抢劫犯罪的认定标准还不够明确，还存在许多模糊的解释需要我们进一步澄清，这就说明该刑法法条本身还需要适应实践不断的完善。从刑法解释论的角度来看，我们本着对青少年“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于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年龄限制上有一定的法律限度，同时，对其发生的主观与客观条件上同样存在与司法实践不能适应的部分，这就表明，我国的刑法立法相对与如今变化的司法实践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笔者在这里，通过借鉴法学学者的理论并且结合自己的经验提出完善刑法之第269条的某些建议，希望有助于转化型抢劫罪的理论研究和刑事立法的长足发展。

1.修改“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具体表述

根据我国刑法第269条规定，转化型抢劫罪必须以犯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为必要前提，只有行为人实施的先行行为构成犯罪才能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笔者认为，这一明确的法律规定实际上是在缩小转化型抢劫罪犯罪主体的范围，可能会放纵某些行为恶劣、社

[15]王作富：《刑法论文选粹<认定抢劫罪的若干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16]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全集》，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4 年版，第3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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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危害性强的犯罪分子，不利于打击转化型抢劫行为。正如前文所说，某些犯罪嫌疑人确实实施了一般盗窃、诈骗或者抢夺行为，而这些行为尚未满足犯罪所要求的构成要件，行为违法程度并不严重，但是当其行为发生严重质的变化，即以暴力严重侵犯或威胁他人人身权时，则我认为有必要认定这种行为已经是抢劫行为，构成转化型抢劫罪，此时如果还一直不变地认为是此种犯罪行为仅仅是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或其他罪行，则明显有失公正，无法完全显示出法律的公平性。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以及最高司法机关对转化型抢劫罪先行行为的条件都没有做出严格的限制，认为即使先行行为未构成犯罪也可能转化为抢劫行为。那么，这种对转化型抢劫罪先行行为条件的如此宽泛态度是否会引起罪与非罪之间的界限模糊，以至于导致打击面过大的问题呢?对于这样的担心，笔者觉得没有必要。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之规定就足以准确区分罪与非罪，如果盗窃、诈骗或者抢夺行为并实施暴力或成协行为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可以作为非罪处理，所以把适用该条的前提条件由“罪”改为“行为”，根本不会产生打击面扩大等问题。德国和意大利等国之刑法之立法例可资借鉴，它们规定，无需犯罪，只要行为人实施盗窃或窃取物品之后当场或者立即实施暴力或者暴力胁迫行为的，就足以认定为转化型抢劫罪。因此，我国刑法第269条将“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作为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条件存在明显缺陷，必须修改。笔者认为，应该尽快通过刑法修正案之方式将其修改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之表述。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实施其他特殊类型之盗窃、诈骗或者抢夺行为，例如，抢夺、窃取国有之档案，合同诈骗，盗窃、抢夺武装部队之公文、证件、印章，盗窃、抢夺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等情况下，能否依照刑法第269条之规定对上述行为认定为转化型抢劫罪呢?笔者认为，对于我国刑法第269条规定之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如果从严格之罪刑法定主义之立场出发，不能包括盗窃、诈骗或者抢夺特定对象之犯罪行为，因为，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之条件下，不能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之精神认为实施这类行为也可能转化为抢劫罪。

2.新法律增加对“当场”的理解

刑法在规定转化型抢劫罪时，需对作为后行为的“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与作为前行为的“盗窃、诈骗或者抢夺”是一种什么关系作出规定。不同国家的刑法对前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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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行为之间关系的表述有所不同。德国刑法规定必须是“于行为时”，巴西刑法规定必须

是“立即”，意大利刑法规定必须是“当场”。[17]德国、巴西和意大利等国家对此的表述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当场”同样都比较抽象，不易把握，笔者认为都应该对此进行进一步明确，在我国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对“当场”需要具备的条件作出明确的规定。

有学者认为，把张明楷教授所论述的下面四个方面的内容作为认定“当场”需要具备的四个条件比较合适。第一是场所的密切连接性（必须在在盗窃现场或与之密接的场所），第二是时间的连续性（必须是着手盗窃后或者既遂后的很短时间内），第三是与盗窃事实的关联性（实施暴力、胁迫必须与盗窃事实有一定的关联性），第四是追赶事态的继续性（要求处于被追赶的状态中）。[18]上述四个方面虽然是针对盗窃行为如何转化为抢劫罪而言，但同样也适用于盗窃、诈骗、抢夺的行为转化为抢劫罪的情形。总之，在司法解释对“当场”作进一步明确的解释时，或者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当场”时，“场所的连接性”、“时间的连续性”、“前后两行为的关联性”、“追赶事态的继续性”等四性应

该是重点考虑的，具备了这四个方面，我认为基本可以认定“当场”的成立。

3.通过司法解释完善转化型抢劫罪的主观要件

（1）将“窝藏赃物”修改为“占有赃物”

如果只从字面之意义上进行理解，窝藏是指不法行为人将赃物置于一定之场所隐藏或者保管，窝赃行为不仅反映出行为人已经对赃物实现了完全控制和支配的状态，也反映出其行为人欲将这一状态持续下去的明确意愿。然而，司法实践在处理转化型抢劫罪案件之过程中，司法机关基本一致认为，“窝藏，主要指行为人在主观上意图当场控制己取得的他人财物，从而阻碍被害人或者他人占有和控制财物。这里的“窝藏”与一般的窝藏行为存在差异，它强调“当场”的概念，如果行为人在作案完毕后再将财物进行隐藏，则不是转化型抢劫罪的“窝藏赃物”的构成要件。这里的原因是，正是因为行为人在当场还没有能绝对性地占有和控制财物，而为了避免自己的违法行为被他人发现，为了保证自己能够控制与支配财物以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出境之中，才在主观上进一步坚定实施暴力或以暴力

[17]“The Civil Law Tradition in China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by Dr Zhenmin WANG ,

https://www.360docs.net/doc/4b16844975.html,/china/law/articles/legal_i.htm

[18]张明楷. 《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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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威胁的信念。由此可见，窝藏这一表述中并没有给予行为人对赃物的控制程度作出恰如

其分之表示。不仅如此，窝藏这一词之不科学性还在于揭示行为人犯罪目的之不彻底性。因为，窝藏只能反映行为人在盗窃、诈骗或者抢夺之后之短时间的主观意图，并不是其最终之犯罪之目的，具有明显的过渡性与时效性，与普通抢劫罪一样，犯罪分子最终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之财物。行为人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窝藏赃物，行为人在没有能完全控制被害人财物之时，又对受害者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之，阻止财物被他人夺回去的举动，其意图在于完全支配被害人之财物。

纵观其他国家刑法之规定，无论是德国、奥地利相关立法的单个目的，意大利、巴西刑法中的两个目的，还是日本刑法规定的三个目的，都要求转化型抢劫罪中实施暴力和胁迫行为至少是出于“保护赃物”。[19]笔者认为，在汉语里此等国家刑法规定中的“保护”是一个褒义词，根本无法只能准确地揭示出转化型抢劫罪的非法性质，故在我看来，我国立法不应借鉴“保护”的表述。因此，我国不吸纳“保护赃物”的表述，应将“窝藏赃物”的目的修改为“占有赃物”的目的。

（2）修改“毁灭罪证”为“毁灭证据”

作为转化前提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并不一定要达到数额较大，即构成犯罪，也有可能只是普通的违法行为，“罪证”一词就显得绝对化，与实际不符。况且，未经法院审判定罪，任何人都不能认定其有罪，何来罪证。笔者认为将“毁灭罪证”修改为“毁灭证

据”，证据一词更能适应该罪的不同情况，更加科学和规范。

4.对转化型抢劫罪的成立情节加重犯应作限制性解释

转化型抢劫罪的成立情节加重犯的情况主要发生在第二类转化型抢劫罪中，司法解释对“入户盗窃”转化为“入户抢劫”作了明确规定，但对其他情节加重犯没有做出相关规定，而司法实践中对成立其他情节加重犯也是有判例可循的。由于转化型抢劫罪是由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转化而来，其社会危害程度一般情况下应小于普通的抢劫罪，因此司

[19]“Forecasting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the Vienna Sale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ales Law in

the United Kingdom”, by Alison E. Williams ,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CISG),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0-2001) 57 https://www.360docs.net/doc/4b16844975.html,/cisg/biblio/william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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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释及司法实践应对转化型抢劫罪成立情节加重犯作限制的解释和适用。限制情节加重犯成立的标准应依照抢劫罪的犯罪目的来确定，既然抢劫实施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是为了劫取他人的财物，那么对由于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目的而当场就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就不能成为抢劫罪的情节加重犯；只有为窝藏赃物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才有可能成立抢劫罪的情节加重犯。除了通过判断实施暴力的目的来限制情节加重犯的成立以外，还应当从“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场所或时间来加以限制。司法解释对“入户盗窃”转化为“入户抢劫”的条件虽然进行了限制，但限制的程度还不够。因为《规定》只是从暴力或者暴力胁迫行为发生在户内来限制“入户抢劫”，并没有考虑实施暴力或者暴力胁迫的目的。如何把两方面都考虑进去，“入户盗窃”转化为“入户抢劫”是指入户盗窃被发现，为窝藏赃物而在户内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如果是在户外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或者在户内为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均不构成“入户抢劫”。

五、结论

对于转化型抢劫罪这样性质严重且多发的侵财犯罪，实践本身的复杂性会促使理论不断向纵深处发展，许多问题争议良多。因为理论上的争议本来就反映着司法实践上的复杂性、不统一性。而这样一个性质严重的犯罪，在量刑上常常涉及人的生命权利是否得到了合理合法的保障，司法实践上的不统一带来的社会危害也更为严重，社会会因为这种不统一性而由此产生更大的负面效应。作者选择转化型抢劫罪作为研究对象，综合几位法学学者的理论，通过重新研究、认真审视转化型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牢牢地把握所有立法的原意，解决在抢劫罪实践中的司法认定问题。在此，希望我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实现理论上的统一，对司法实践中的真正公正、合理的定罪、量刑做出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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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间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四年法学专业学习行将结束，回首四年来的学习生活，不禁感慨万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以其优良的学习风气、严谨的科研氛围教我求学，以其博大包容的情怀胸襟育我成长。本次论文写作从选题伊始到论文完成，有多少可敬的老师、朋友、同学们给了我无言的帮助，在这里请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

本文从选题到成文自始自终受到我的指导老师的热情关怀与精心指导，感谢老师对我的悉心培养及为我创造的良好学习环境。老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知识、精深的专业造诣、精益求精的学术风格、孜孜不倦的工作作风以及宽厚仁慈的品德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我受益匪浅。这种潜移默化的感染力，使我的理论水平、科研能力大大提高，并对我形成良好的工作作风和处事风格有很大影响。

最后向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审阅论文和参加答辩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表示由衷的感谢！衷心地感谢理解、支持和帮助过我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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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高铭暄：《刑法专论》下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版

［2］沈志民著：《论转化型抢劫罪的成立条件》，载《吉林公安高等专科院校学报》2002 年第 3 期

［3］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全集》，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4 年版，第318 页

［4］赵秉志著：《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26 页

［5］竹莹莹著：《论转化抢劫罪适用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律适用》，2005 年第 8 期［6］赵秉志著：《侵犯财产罪疑难问题司法对策》，吉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98 页［7］陈兴良著：《案例刑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81 页

［8］赵秉志：《侵犯财产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9］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0] 陈贺平仝永涛：《转化型抢劫罪之犯罪主体范围探讨》，《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9年11月第6期

[11] 赵秉志：《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2] 王作富：《刑法论文选粹<认定抢劫罪的若干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13]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

[14] “The Civil Law Tradition in China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by Dr Zhenmin WANG , https://www.360docs.net/doc/4b16844975.html,/china/law/articles/legal_i.htm

[15] “Forecasting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the Vienna Sale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ales Law in the United Kingdom”, by Alison E. Williams , see Review of the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CISG),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0-2001) 57

https://www.360docs.net/doc/4b16844975.html,/cisg/biblio/william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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