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沈曾植书法的传统渊源

再谈沈曾植书法的传统渊源内容摘要：清末民初时期出现的碑帖结合使书法艺术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这也点醒了很多的书家开拓创新的思路，为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借鉴。

鉴于对这位具有划时代的，集碑帖结合于一家的书法家沈曾植先生的尊敬与喜爱。

本文特此再次论述其书法艺术上的渊源，并对于其部分作品简单分析，最后试图找到学习书法，甚者学习知识的途径，提出自己的一点想法。

关键字：沈曾植、碑帖结合、书法、清末民初明末清初帖学逐渐出现危机，碑学作为帖学的对立面逐渐发展起来。

碑学的发展历经坎坷，但是在各大提倡碑学的书法家的努力下，终于在清末民初时得到全面地肯定，甚至形成独当一面的局势，成为书法界的主流。

但是由于碑学的一些局限性问题，学界试图找到书法创作的出路。

因此提出了碑帖结合的理论想法。

新事物的出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碑帖结合亦然，它经历了很多书法家的不断地尝试，最后才蔚然成风，终成一派。

康有为晚年曾题跋曰：“自宋以后，千年皆学帖学，至近百年，使讲北碑......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

鄙人不敏，谬欲兼之。

[1]”可见碑帖结合的实践实属不易，它不仅需要有帖学的修养，还要有碑学的底蕴，更要有融会贯通、不断创新的勇气和魄力。

清末明初的很多书法艺术家，像赵之谦、何绍基、吴昌硕、康有为、沈曾植、沈尹默、于右任、林散之等书法界的名流，都曾谈论和尝试过碑帖结合的做法。

但是在碑帖结合上，被认为具有开创性、建设性的，当属沈曾植最为突出，可以说集北碑南帖于大成地第一人，他的出现，为书法艺术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被书法艺术界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

一、人物简介[1]沃兴华《插图本中国书法史》之《碑帖结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522-553页。

沈曾植（1850--1922年），浙江嘉兴人。

字子培，号巽斋，别号乙盫，晚号寐叟，晚称巽斋老人、东轩居士，又自号逊斋居士、癯禅、寐翁、姚埭老民、乙龛、余斋、轩、持卿、乙、李乡农、城西睡庵老人、乙僧、乙穸、睡翁、东轩支离叟等。

光绪庚辰(1880年)进士，官至工部左侍郎，人称“小湖先生”。

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改革旧貌，成绩卓著。

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在学问上无所不窥，被誉称“中国大儒”。

寐叟五任学政，务尚有用之学，一生校刊之书颇多。

王国维《沈乙尽先生七十寿序》曾对他的学术成就做过概述：“先生年少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

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

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安，拓其区字，不让乾、嘉诸先生。

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

[2]”从中足见其学识渊博。

他被认为是忠诚的使者，一生坚持自己对传统的理解，具有强烈的“忠清”思想。

王森然评价他为“浙江守旧派最后之人人物，并为旧时代旧人物之鲁殿灵光，博学坚贞”[3]。

二、书法成就分期从现存沈曾植的形象特征上来看，他貌似属于一个性格怪癖、倔强，同时又显得比较传统保守的一个老学者。

沈曾植在《定庐集序》中称: “少孤，独学无友。

[4]”这应该与他的性格养成有一定关系。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性格乖张的人，在书法上，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沈曾植的书法艺术的成就，受家庭环境影响，他早期学习帖学，主要影响来自黄山谷、欧阳询、米南宫[5]。

其后由帖入碑，熔南北书流于一炉。

写字强调变化，抒发胸中之奇。

受到当时书法界的推崇。

沈曾植以草书著称，取法广泛，熔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

碑、帖并治，尤得力于“二爨”，个性强烈，体势飞动朴茂。

为书法艺术开出一个新的境界。

沙孟海评价他“开古今书法未有之奇境”，王森然认为他“包康尊魏卑唐之说，在先生[2]沃兴华《插图本中国书法史》之《碑帖结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533-534页[3]王森然《沈曾植先生评传》，载《近代二十家评传》，北平杏岩书屋1934年版，32页[4]戴家妙《沈曾植的书法艺术》《嘉兴学院学报》2005年3月8页[5]沃兴华《插图本中国书法史》之《碑帖结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526页若无闻之，故其所成，较包、康为大。

[6]”学习一件事情是需要过程的，学习书法也是。

一位成熟的书法家，他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肯定是潜心学习、继承传统并融会贯通，最后创作出代表自己风格，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沈曾植也不例外。

纵观沈曾植的学书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学期，主要以家学和师徒相传为主；第二个阶段为过渡期，主要以临习传统的帖学为主；第三个阶段为成熟期，主要以碑学和帖学的融合为主[7]。

下面从以上这几个方面简单来探讨沈曾植学习书法的传统渊源。

1、初学期沈曾植早年学习书法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家庭，另一方面是来自师承。

沈曾植出身于世代为官，文化氛围极浓的家庭，这为他以后的成长奠定了一个优越的条件。

沈曾植的祖父沈维鐈（1779—1851）于嘉庆三十一年中进士，官至公布左侍郎，又曾为国史馆簒修、文渊阁校理。

清末科举考试制度对书法要求十分苛责，要想取得功名就必须要学习馆阁体这。

作为进士的沈维鐈也不例外，对馆阁体具备一定的基础。

这样他对整个家庭的文化熏陶是必然的，势必会影响到幼小的时期的沈曾植。

祖父过世后，沈曾植家中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于咸丰癸丑年（1853）随同父母入住舅父韩泰华南横街老屋。

四年后年仅39岁的父亲去世，此时的沈曾植才八岁。

沈曾植在《家传稿》中这样写自己的父亲：“府君好读史，尤熟《通鉴》，人地名，事迹本末，随问酬答，巨细不遗[8]”。

这样说来，沈宗涵是秉承父学的。

沈曾涵还将自己收藏的明拓本《灵飞经》留给了沈曾植。

沈曾植的舅父韩泰华(？—1878)也是一位大学士，著有《无事为福斋随笔》并有《玉雨堂书画记》存世。

韩泰华对书法作品有过极为细致的分析，涉及到用笔、墨色与精神等多个层面，这就足以说明韩泰华的书法鉴赏具有一定的水准。

他极其赞赏以二王为宗旨的董其昌的书法，书法以帖学为主。

这样韩泰华在与沈曾植相处二十来年里，对沈曾植书法的影响也就在情理之中。

其母韩太夫人（1819—1897）对沈曾植不光在生活上给予关心照料，而且在[6]转引自肖文飞《沈曾植书风演变的几个点》32页[7]狄德全《论沈曾植的书法艺术》，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6月，6页[8]许全生：《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8 月版，9页于对他求学与仕途的影响也非常大。

她一直鼓励、支持沈曾植考取功名，而且还陆续为沈曾植请来俞功懋、高伟曾等老师。

这些老师都是经历过科举考试的文人，沈曾植向他们学习，一方面为他后后来的学问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另一方面则为他的书法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帖学基础。

而母亲韩太夫人因为处于官宦家庭的缘故，受的是乾嘉以来欧、赵余风的影响，所以风格取向为帖派。

总而言之，沈曾植在初期的书法学习与他的祖父、父亲等家族都有着间接的联系，与其母亲和舅父则直接相关联。

在书法的学习上沈曾植整个家族包括其外祖父等都在帖学潮流的笼罩之下，所以说，沈曾植初期学习书法时，受到整个家族的影响主要是以帖学为主[9]。

沈曾植在初期书法的学习上主要是下面三位老师对他的影响非常深。

一位是俞功懋，另一位是高伟曾，还有一位是。

俞功懋，曾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前后馆沈曾植家，授于沈曾植《小戴礼》、唐人诗歌，凡半载。

沈曾植在跋《俞策臣先生画册》时说：“余时年十二，从先生授《小戴礼》、唐人诗歌。

先生甚爱余也，而未尝勤勤督课……兄出即作画，画能兼习诸家法，墨法深厚，而青绿著色尤巧密，钱湘吟侍郎激赏之。

居半载，从侍郎适南楚。

濒行，余流涕牵衣不忍别，先生乃留是策以慰余也。

[10]”从中可以看出二人相处得非常融洽，并且沈曾植兄弟都得到过俞功懋的影响。

高伟曾，咸丰元年（1851）举人，同治壬戌（1862）、癸亥（1863）年间馆沈曾植家，为沈曾植开笔师。

沈曾植在《业师两先生传》中记道：“先生馆余家，在同治壬戌秋、癸亥春，不及一年，为余开笔师然平生诗词门径及诸辞章应读书，皆票先生指授，推类得之。

先生多交游，暇则蝇头字钞张天如《通鉴纪事本末》、谷氏《明史纪事本末论》，余因是知明季复社文学。

[11]”从上面材料我们得知，沈曾植诗词文学主要受业于高伟曾，但高伟曾除文学之外，也常作小楷，对沈曾植书法方面的影响应当是有的。

罗学成，原名钊，字吉孙，钱塘人，同治四年举人，官内阁中书，工书法。

“同治戊辰馆余家数月”[12]，从中可以得出，沈曾植应该是受过罗学成在学术和[9]狄德全《论沈曾植的书法艺术》，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6月，7页[10]许全生：《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8 月版23页[11]许全生：《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8 月版24页[12]许全生：《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8 月版25页书法上的指导。

除此之外,沈曾植还与当时以李慈铭、翁同和为中心的文人雅士常常聚会，他们一块寻僧访道、吟诗作画、校碑读帖形成了一个以传统文化为宗旨的文化圈，在书法方面则表现为帖学一路。

沈曾植的帖学除幼年时期受家学影响之外，对其根基的稳固与促进最为重要的就是以李慈铭为中心的书法圈[13]。

2、过渡期沈曾植早年的书法主要以帖学为主。

《沈寐叟年谱》说：“初，公精帖学。

”但他留世的书法作品极少见。

中年由帖入碑，嗜张裕钊的书法，对《张猛龙碑》、《高湛墓志》、《敬使君碑》等碑版非常推崇，于结体注意颇多。

光绪壬寅以后，他渐渐地将精力转到书画上面。

但那时他对帖还有此生疏，在《旧拓圣教序跋》中自认为“性乃不近”，可推知其心绪了[14]。

其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稿本日记《恪守庐日记》（图一）、光绪十六年《观樊增祥所藏书画》（图二），以及同一年的《考校碑帖》（图三）等是沈曾植所存较早的日记稿本。

从这些日记稿本可以看出，沈曾植此时虽然对碑学有所涉略，但书法风格则完全属于帖学。

字形结体匀称，笔画飘逸，有右军之飘逸，但是缺少一些灵气；字形大小也比较一致，没有摇摆，字与字之间的关系靠映带体现，中锋起笔，收笔时有些停顿；章法上也比较规矩，整齐划一；对比比较明显的是笔画的粗细，其他方面对比比较弱，只有《考校碑帖》中字形大小有所变化，而且数米也有所体现。

从这几幅沈曾植小行楷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此时的沈曾植的书法学习基本以铁血为主，他力求复古，追溯二王，又融进唐人的浑厚和宋元的雅致，可见他在追求一种具有飘逸、浑厚、雅致的书法风格。

又从1891 年的《式古堂法帖跋二》和《张猛龙碑跋三》可以看出，此时期沈曾植的书法从结体、用笔和章法上还是纯属帖学[15]。

《式古堂法帖跋二》中用笔比较潇洒飘逸，中画圆满，解体也比较紧凑，章法上力求规整，注重竖向的体式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