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轼贬谪儋州时期的散文创作

试论苏轼贬谪儋州时期的散文创作试论苏轼贬谪儋州时期的散文创作
论文关键词：苏轼儋州散文
论文摘要：贬谪儋州是苏轼人生的低谷期，但乐观旷达的苏轼不仅以宽敞的胸怀直视生活，而且采取各种方法丰富充实生活。

在他的笔下，儋州的风土人情也呈现出别样的异彩。

绍圣四年四月十七日，苏轼被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

同年七月二日，苏轼与幼子过到达昌化军贬所，即今海南省儋州市。

元符三年二月，因徽宗登基，恩移廉州安置。

四月，因生皇子恩，诏授舒州团练副使。

六月二十日，苏轼渡海离开海南岛。

至此，他在儋州生活了将近三年。

苏轼贬谪儋州的文(不含书信)，据《苏轼年谱》统计共有93篇，其中91篇《苏轼文集》有收，余下2篇《晚香堂苏帖》有增补。

?与惠州之文相比，儋州之文不但在体裁上有明显变化，内容上也有很大不同。

就体裁言，赋体惠州时没有，此时则有6篇;史评，惠州时仅有1篇，此时期则有19篇之多。

就内容言，最大的不同随体裁变化而来，即史评性文字大量增加，构成了儋州之文的一道亮色。

?州之文体裁和内容上的变化，无疑与苏轼这次海南之贬有莫大关系。

这次贬谪，是苏轼人生三贬中最严重的，也是同时被贬的元佑党人中最悲惨的。

虽然在被贬惠州时，苏轼已经能够用一种从容旷达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的苦难，但是再次遭逢被贬，而且是贬往国土的最南端，这给苏轼的心灵依然带来了不小的震惊和伤痛。

他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说：“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

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仰于海外，宁许生还。

”其生还无望、悲观欲绝，比惠州时要真切的多。

谪居海南时，苏轼已经62岁，身边只有苏过一人。

生活上又是一派惨淡景象：“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对待未来的生活，如何把握剩余的生命，是垂暮之年的苏轼唯一能做的事情。

而东坡之为东坡，给予后人的最深刻印象，也在于此。

即便生命所剩无几，即便命运把他逼到角落，他依然能够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

他在《书海南风土》中说：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

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

人非金石，
其何能久。

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

乃知寿夭无定，
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

虽然岭南的环境恶劣，然八九十岁的高龄老人比比皆是。

这一现象增强了苏轼的继续生活的信心。

既然他们能够适应这个环境，我为什么不能?他的这一想法，也打破了瘴疠之地折损性命的世俗观念。

苏轼不仅以宽敞的胸怀直视生活，同时也采取各种方法丰富充实生活。

首先，以品评的方式对待极度匮乏平淡的食物。

如《书龟息法示过》、《老饕赋》、《黍麦说》、《菜羹赋》等。

《菜羹赋叙》云：“东坡先生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称家之有无。

水陆之味，贫不能致，煮蔓菁芦菔苦荠而食之。

其法不用醯酱而有自然之味，盖易而可常享，乃为之赋。

”在现有的极端困苦的生活条件下，以新的烹饪方法使食物适口，无疑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了几分色彩。

其次，利用当地条件广采药物，也是苏轼儋州生活的一部分。

《海漆录》、《辩漆叶青粘散方》、《苍耳录》、《四神丹说》、《益智录》等短记都是苏轼居儋时研究和服食药物的真实记录。

最后，着书立说也是苏轼居儋生活的重要部分，从《题所作书易传论语说》来看，苏轼在谪居儋州时，先后完成了《书传》、《易传》和《论语说》。

此外，他还撰写了一批系统性的史评，这也是儋州之文变化最明显的`一部分。

据《邵氏闻见后录》载：“苏叔党为叶少蕴言，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三篇而先生病。

”?1《苏轼文集》卷五就是这13篇的内容。

其中《论范蠡》、《论伍子胥》乃一分为二所致，加上卷四之《宋襄公论》和《士燮论》，共有16篇。

苏轼的这16篇史评，常常是以历史人物或具体的历史事件为评论对象，如《论武王》、《论管仲》、《论孔子》、《论范蠡》、《论周东迁》等。

针对这些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苏轼往往提出一些个人的独到新颖的观点，而不盲从于传统的抽象的道德标准。

比如《论武王》中反对孟子企图掩盖武王弑君的说法，认为“武王非圣人”。

历史上，武王灭商之后，封纣子武庚禄父于殷，又让他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

苏轼认为：“杀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则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则必死之。

……武王亲以黄钺斩纣，使武庚受封而不叛，岂复人也哉??2”也就是说，武王将武庚置于一个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武王葬送了武庚的父亲商纣王的性命，另一方面，武庚作为一个臣子，又不得不臣服于武王。

那么，武庚只有两种选择，要不作乱背叛，要不就像楚令尹子南之子那样选择自尽。

这样，苏轼就从伦理道德方面揭示了武庚叛乱与武王灭商的必然联系。

?不仅如此，苏轼还认为商纣王虽无道，虽可杀，但武王并没有“代商而立”的必要。

对待商纣王这样的昏君，首先应该让他“以考终，或死于乱”，甚至可以劝他改过，“若不改过，则殷人改立君”。

以兵取之，放之，杀之，都是不可取的。

圣人的做法应当是：“天下无王，有圣人者出而天下归之，圣人所不得辞也。

”这就打破了儒家传统中的那种道德解读，并不认为“武王伐纣乃解黎民百姓于倒悬”的正义之举，反倒是还原了武王弑君的真实面目。

?接下来，苏轼又说明了武王为什么要封武庚于殷，而没有像对待商纣王那样直接取其性命。

苏轼认为，“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诛其君。

夷其社稷，诸侯必有不悦者，故封武庚以慰之。

”也就是说，武王之所以要封武庚于殷，目的在于
安抚诸侯，以确保自己君主之位的稳定性。

《论武王》这篇史论不仅观点鲜明，论证逻辑也十分有条理，而且这种对历史的认识因为剥离了儒家道德的面纱，显得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其他的几篇史论，同样也十分精彩。

例如《论始皇汉宣李斯》中论秦亡之由，说蒙毅、李斯、赵高、胡亥一起随秦始皇出巡，途中秦始皇生病了，派蒙毅去祭祀山川，蒙毅尚未归还时，秦始皇就驾崩了。

李斯、赵高就矫诏立了胡亥。

而当时蒙恬、扶苏都掌握着秦朝的主力军队，本有力量与胡亥、赵高抗衡，但却接受了假传的诏命，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这是为什么呢?苏轼认为是秦法历来严酷，“令行禁止”已成风俗的缘故。

又如《论周东迁》认为“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因为周朝建国的根基在西安，迁至洛阳，就好像卖掉了自己的田宅，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

总而言之，苏轼的史论文，往往能够透过一些偶然的历史事件，抓住一些必然的因素，比纯粹的论理说教，更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