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纠谬》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唐末裘甫起义史料稽考
唐末裘甫起义史料稽考朱刚摘要唐朝末年,皇权衰落,出现了 藩镇割据 的局面,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广大农民流离失所㊂统治者为了应对庞大的开支,除加重地税外,更进一步加重了盐茶酒等的税收,致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㊂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底,爆发了以裘甫为首的浙东农民起义㊂本文主要以搜集的考古资料为依据,结合地方志等文献,作裘甫起义相关史料的稽考,以期对此重大历史事件有进一步的认知㊂关键词唐末裘甫起义史料稽考唐末发生于浙东的裘甫起义,拉开了推翻唐王朝的序幕,为随后的庞勋起义㊁黄巢大起义作了先声,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㊂关于此次起义,诸多史料含混不清或有讹误㊂以南宋地志‘剡录“为例,卷一‘县纪年“言: 唐武德四年,平李子通(唐郑言有‘平剡录“一卷)㊂以剡县立嵊州及剡城县㊂ 然李子通与剡地无涉,‘平剡录“系记唐咸通元年王式平裘甫起义事,‘资治通鉴“所记详如日志㊂又,历代‘嵊县志“关于地理志沿革均载: 五代吴越改剡曰赡,析置新昌县㊂ 而据嵊州出土的‘唐故高府君墓志铭并序“显示,咸通二年剡县已改名称为赡县,当在裘甫起义失败后不久,与五代吴越国钱镠无涉㊂关于裘甫其人,史籍对其籍贯㊁出身皆语焉不详,甚至有 裘甫 仇甫 二姓之说㊂此外,裘甫 三溪之战 伏击唐军的战场位置,古今史家考论亦存 嵊县三溪 新昌三溪 两种说法㊂故有必要对上述疑点分作考辨,以厘清是非真伪㊂近年来新发现的若干涉及裘甫起义的诸如李行素㊁高文漱等唐代墓志文物,为研究相关历史问题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线索㊂一裘甫、仇甫二姓辨欧阳修‘新唐书㊃艺文志“载唐代郑言‘平剡录“一卷㊂注曰: 裘甫事㊂言,字垂之,浙西观察使王式从事,咸通翰林学士㊁户部侍郎㊂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言: 浙东贼帅裘甫攻陷象山,官军屡败,明州城门昼闭,进逼剡县,有众百㊃6㊃人,浙东骚动㊂ 二者记作裘甫㊂唐‘东观奏记“则载: 越人仇甫聚众为乱,攻陷剡县㊁诸暨等县,浙左骚然㊂上用王式为浙东观察使,以武宁军健卒二千人送式之任㊂式生擒仇甫以献,斩于东市㊂ ①‘东观奏记“作 仇甫 ,与前书有别㊂北宋‘新唐书纠谬“亦言: 艺文志杂史类中,郑言‘平剡录“一卷注云裘甫事㊂今案本纪咸通元年正月浙东人仇甫反,命安南经略使王式为浙江东道观察使以讨之㊂八月己卯,仇甫伏诛㊂王式传亦作仇甫,唯艺文志作裘甫,未知孰是㊂ ②对此未能释疑㊂陕西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藏有唐郑愚撰‘唐故容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赠工部尚书李公墓志铭并序“㊂志文节录如下: 公讳行素,字垂之,陇西人,北朝冠族,而大于申国公穆,国史有传袭㊂其后支皆称申公房㊂后其家世播迁南裔,而风范益高,岭服敬之㊂ 公内外豪英而材不世出,连举进士,有司失人㊂恐日月之不与,拂衣杖剑而游,乘桴浮于海,安南奏知唐林州军州事㊂后海贼裘甫,寇制(浙)东而窥府城,公以偏师殄之,擒甫以献㊂恩授富州刺史㊂ 公以咸通十年二月二日薨于普宁官署,春秋卌七㊂用其年十二月一日葬于京兆府万年县龙首乡南陈村,祔先茔,礼也 ③据李行素墓志所记,志主曾任安南都护府林州军州事,随安南都护王式调往浙东平叛,并以偏师擒获裘甫㊂其后,因功升任富州刺史㊂唐咸通末进士许棠撰有‘唐故浙江道五部兵马大元帅平南节度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令戴公墓志铭(并序)“㊂志文言: 府君讳昭,字德辉,姓戴氏,其先杜陵人也㊂ 府君爰自咸通元年逢党裘甫叛,自富阳窃持朱旆,都督王式遣团练押衙云公思益,统领锐师,诛夷蜂虿,趋于概水,陟彼高冈㊂府君以奋节雄之,括于私第㊂启帑藏之资,发仓廪之粮,献以奇谋,馈以营垒㊂而元凶投戈,群党请命㊂ 呜乎!享年五十有八,中和二年八月二十日,寝疾终于陶朱乡里之私第㊂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当县灵泉乡温泉里斗泉之源也㊂ ④文中亦作 裘甫 ,而志主戴昭参与了平叛㊂李行素墓志撰于唐咸通十年(869),戴昭墓志撰于唐中和二年(882),记载志主二人均参与了平叛裘甫战事的史实,距离裘甫起义失败的咸通元年(860)年代相近,均早于‘东观奏记“(成书于唐大顺中,约891)记载之 仇甫 ㊂二墓志可相互印证㊂明‘史纠“将裘㊁仇二姓不同归结为史官 纪姓纪名之误 ㊂⑤今据墓志铭文,裘甫㊁仇甫之二姓,当以 裘甫 为确㊂㊃7㊃①②③④⑤(唐)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下‘王式生擒仇甫“,清藕香零拾本㊂(北宋)吴缜:‘新唐书纠谬“卷六‘官爵姓名谬误“,四部丛刊三编影明本㊂张驰:‘归义军㊁张议潮以及嗢末相关历史问题的再认识 以 李行素墓志⓪ 张淮澄墓志⓪为线索“,‘青少年书法“(青年版)2018年第3期㊂(清)董诰:‘全唐文“卷八百十二‘许棠“,清嘉庆内府刻本㊂(明)朱明镐:‘史纠“卷四‘新唐书㊃纪传书“,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㊂。
唐史基本史料总结
唐史基本史料基本史书：《资治通鉴》、《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亦称《五代史记》）和《大唐六典》是应当精读的基本史籍，其中尤其是《资治通鉴》一书，更应当经常反复地读，案头不可一日或缺。
精读史书：在精读上述基本典籍的基础上再涉猎一些诗集、文集和笔记之类的书籍。
象《通典》、《册府元龟》、《唐会要》、《五代会要》、《唐律疏议》及《唐大诏令集》等书，如一时无暇通读，但起码也要经常翻检，熟习各书的体例和大体内容，以便在进行考释和从事专题研究时知道到哪一本书的哪一门中去查找史料。
重点的三史：《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唐史史料的来源：唐代最主要的历史原始记录是“起居注”。
皇帝左右特置起居郎（有时称起居舍人），每天把皇帝的言论、行事如实记录下来，就是所谓“起居注”。
史馆根据“起居注”中的原始记录加以整理、编纂，写成“国史”和历朝“实录”。
五代人修《旧唐书》、北宋人修《新唐书》和《通鉴》时，就是主要从唐朝“国史”和“实录”中搜集史料的。
今人除能看到温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外，已读不到唐朝建国后的“起居注”。
除《韩昌黎集》保留《顺宗实录》五卷外，其余历朝“实录”和“国史”已全部散佚。
唐代“实录”只到武宗一朝，宣、懿、僖、昭、哀各朝“实录”均非唐人所撰，系宋代人宋敏求所补写。
了解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为什么《旧唐书》一书前半部比较精详而后半部舛错特别多，为什么《册府元龟》一书大部照抄“实录”，而宣宗以后用贾纬的《唐年补录》补足。
从目录学书籍中了解唐史：为了弄清唐、五代、北宋修史时隋唐二代史料在当时保存的情况，不妨参考一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和王尧臣等人所编的《崇文总目》，知道一点古籍著录的情况是非常必要的。
其中尤其是《读书志》和《书录解题》二书，在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是很有地位的。
此外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宋史·艺文志》也都是这一方面必读的史书。
新唐书纠谬原序
新唐书纠谬原序原序史才之难尚矣，游、夏，圣门之髙弟，而不能赞《春秋》一辞。
自秦汉迄今千数百岁，若司马迁、班固、陈寿、范蔚宗者，方其著书之时，岂不欲曲尽其善，而传之无穷，然终亦未免后人之诋斥。
至唐独称刘知几，能于修史之外，毅然奋笔，自为一书，贯穿古今，讥评前载。
观其以史自命之意，殆以为古今绝伦，及取其尝所论著，而考其谬戾，则亦无异于前人，由是言之，史才之难，岂不信哉！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舎，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反是，则篇帙愈多而讥谯愈众，奈天下后世何。
我宋之兴，一祖五宗，重熙累洽，尊儒敬道，储思艺文，日以崇广学校，修纂文史为事，故名臣缀缉不绝于时，前朝旧史，如《唐书》洎《五代实录》皆已修为新书，颁于天下。
其间惟《唐书》自颁行迨今，几三十载，学者传习，与迁、固诸史均焉。
缜以愚昧，从公之隙，窃尝寻阅新书，间有未通，则必反复参究，或舛驳脱谬，则笔而记之，岁时稍久，事目益众，深怪此书抵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
推本厥咎，盖修书之初，其失有八：一曰责任不专、二曰课程不立、三曰初无义例、四曰终无审覆、五曰多采小说，而不精择、六曰务因旧文，而不推考、七曰刋修者不知刋修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校勘者不举校勘之职，而惟务茍容。
何谓责任不专？夫古之修史，多出一家，故司马迁、班固、姚思廉、李延寿之徒，皆父子论撰数十年方成，故通知始末，而事实贯穿不抵牾也。
惟后汉东观群儒，纂述无统，而前史讥之。
况夫唐之为国几三百年，其记事亦已众矣，其为功亦已大矣，斯可谓一朝之大典，举以委人而不专其责，则宜其功之不立也！今《唐史》本一书也，而纪志表则欧阳公主之，传则宋公主之，所主既异，而不务通知其事，故纪有失而传不知，如胶东郡公道彦等纪书降封县公而传乃郡公之类，传有误而纪不见，如《朱宣传》叙天平节度使止有四人，而纪则有七人之类，岂非责任不专之故欤。
宋元史学
2、笔削褒贬。义理派史家把儒家义理思想奉为圭臬， 撰史强调文法，使历史事实屈从其笔削义例。欧阳修 撰《新唐书· 宰相表》，效法《春秋》书法，记载历史 人物薨、诛、杀、死科条既殊，纪事难免不齐。吕夏 卿撰《唐书直笔》，记载内禅、立皇太子、立皇后、 命将征伐等事件义例繁琐，肆意褒贬，予夺之际，更 加混乱。朱熹撰《通鉴纲目》，更是特别强调书法义 例的重要性。《通鉴纲目》记载历史人物或去其官， 或削其爵，或夺其谥，以此寓含褒贬之意。然而设例 愈繁，褒贬愈无定论。这类著作完全贯彻儒家义理思 想，而对具体历史事实则不甚措意，甚至为突出现实 政治不惜歪曲历史，严重背离了史学求真的性质，在 历史观上是一种倒退，在历史编纂思想上没有价值， 给史学发展造成极大混乱和危害。
义理化史学需要借助考据性史学征实的基础，否则 历史评论就成为离事而言理的驰骋议论；而考据性史 学则需要借助义理化史学疑古辨伪的精神，否则就无 法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两者互为依存，共同发展。 宋代义理化史学和考据性史学并相互兼容，辩证发 展。义理化史学既有空疏的一面，也有求真的一面。 义理化史学的史家为论证天理真实存在，必须突破前 人成说，以辨伪求真的目光对历史经史典籍重新审视， 突破了汉唐时期学者研治经史固守注疏藩篱思维模式 的局限，逐渐形成一股疑经惑古的辨伪思潮。同样， 考据性史学既有征实的一面，也有注重理论思辩的一 面。考据性史学的史家修史注重是否客观真实地记载 历史事实，为历史考据学的独立发展和理论总结奠定 了基础。
2、刊误辨伪。宋代史家校勘前代史书，集中在仁宗和 英宗两朝，主要围绕两《汉书》和唐修八史。曾巩受 诏校勘皇室藏书，有《梁书目录序》、《陈书目录序》 等。宋仁宗诏余靖校勘《汉书》成《汉书刊误》。宋 英宗治平年间，刘奉诏校勘《后汉书》，撰有《东 汉刊误》，又与刘敞、刘奉世合撰《三刘汉书标注》。 宋代史家在辨伪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就。欧阳修撰《易 童子问》、《毛诗本义》，不仅攻驳传注，而且对 《六经》本身提出怀疑和驳难。吴撰《书稗传》， 率先对《古文尚书》予以驳辨，启发了后人的思想。 朱熹对《六经》以及《左传》、《国语》、《战国 策》、《世本》等史书均有考辨，成为宋代最具辨伪 眼光和辨伪成就最高的史家。他们对古代传说和古代 史籍重新加以审视和清理，澄清了许多史书的谬误。
《新唐书》纠谬二则
《新唐书》纠谬二则作者：唐旭波来源：《青年与社会》2014年第02期【摘要】《新唐书·列女传》之《谢小娥传》言江州刺史张锡嘉奖谢小娥复仇守节之义举，又《新唐书·张又新传》言张又新坐田伾事被贬为汀州刺史，皆误。
嘉奖谢小娥之人应为江州刺史张又新，汀州刺史当为江州刺史之讹。
【关键词】《新唐书》；江州刺史；汀州刺史《新唐书·列女传》之《谢小娥传》（以下称《列女传》）主要叙述了谢小娥复仇守节的事情。
谢小娥是洪州豫章人，嫁与历阳游侠段居贞。
在一次贸易中，谢父与谢夫皆为匪人所害，小娥仅得身免。
其后小娥依托父亲的十二字梦语寻求仇人，巧遇李公佐为小娥破解梦语，得知仇人。
小娥女扮男装潜入仇人家中，伺机杀死了仇人。
江州刺史张锡嘉奖小娥，无罪返乡，谢绝婚娉，出家为尼。
《列女传》称：“刺史张锡嘉其烈。
”今考谢小娥故事之源流，张锡实为张又新之误。
谢小娥故事见诸于《续玄怪录》《太平广记》《初刻拍案惊奇》《龙舟记》等书，但最早之滥觞则始于唐代李公佐之《谢小娥传》。
据《谢小娥传》称李氏本人元和年间游宦于江南西道一带，巧遇谢小娥并助其复仇，嘉其贞节，遂“余备详前事，发明隐文，暗与冥会，符於人心。
知善不录，非《春秋》之义也，故作传以旌美之。
”可见李公佐亲历此事。
今对照《谢小娥传》和《列女传》，一为太守张公，有姓无名，一为刺史张锡。
张锡其人在两《唐书》中皆有传。
《旧唐书》载：“戩弟锡，则天时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先是，姊子李峤知政事，锡拜官，而峤罢相出为国子祭酒，舅甥相代为相，时人荣之。
锡与郑杲俱知天官选事，坐赃，则天将斩之以徇，临刑而特赦之。
中宗时，累迁工部尚书，兼修国史，寻令于东都留守。
中宗崩，韦庶人临朝，诏锡与刑部尚书裴谈并同中书门下三品。
旬日，出为绛州刺史。
累封平原郡公，以年老致仕而卒。
”张锡的政治生涯主要在武后、中宗两朝，官至工部尚书，中宗驾崩后被贬绛州刺史，未曾任职江州刺史，“江”当为“绛”之音讹，但考察张锡生活年代和谢小娥故事的发生时间可知两者绝不是混淆。
《新唐书》纠谬二则
新唐书》纠谬二则地理志一：有关翠微宫历史的变迁唐朝所营建的离宫中，初唐时最著名的除了骊山华清宫外，尚有终南山翠微宫、坊州宜君县凤凰谷玉华宫及凤翔府九成宫，高祖及太宗均曾数度临幸。
翠微宫的历史在《新唐书‧ 地理志一》中云：（长安）南五十里太和谷有太和宫，武德八年置，贞观十年废，二十一年复置，曰翠微宫，笼山为苑，元和中以为翠微寺。
按上说此宫曾有三变，一为武德八年（625）时初置，称太和宫；贞观十年（636）时废，贞观二十一年（647）复置，称为翠微宫，到元和时则改为翠微寺。
翠微宫历史在《唐会要》中叙述较为详尽：武德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造太和宫于终南山。
贞观十年废，至二十一年四月九日，上不豫，公卿上言，请修废太和宫，厥地清凉，可以清暑。
…于是遣将作大匠阎立德，于顺阳王第取材瓦以建之。
包山为苑，自裁木至于设幄，九日而毕功，因改为翠微宫。
正门北开，谓之云霞门，视朝殿名翠微殿，寝名含风殿，并为皇太子构别宫，正门西开，名金华门，殿名喜安殿。
以上二说大致相同，今翠微宫的遗址据李健超等《唐翠微宫遗址考古调查简报》确实位于今西安市南27 公里的长安县滦镇皇峪寺村中的山间小台地，面积约0.47 平方公里。
但《新唐书》对于翠微宫历史叙述仍有二个疑问，第一，贞观十年时废太和宫，但废是何意思，不可能夷为平地，否则?立德重修时不可能「九日而功毕」，因此「废」可能是移作其它用途。
第二，如果迟至元和始废为寺，为何唐代只有高祖及太宗曾临幸此宫，唐朝其它帝王都没有到过翠微宫的记载，欲了解翠微宫的历史，对于这二个问题实有讨论之必要。
贞观十年废太和宫后是作为什么用途呢？唐代是宗教十分兴盛的时代，东晋南朝以来皇族与外戚自发心愿舍宅捐资营造寺院的情形十分普遍，称之为皇家功德寺，这种情形到唐代时更为普遍，而且扩及官僚及贵族，他们常将自己的住宅舍为佛寺，另唐代重视道教，宅第舍为道观的例子也很多。
张弓据《长安志》统计隋唐二代皇家在京师所立之功德寺就有53 所；至于道观如长安城中占一坊地之广的昊天观是高宗即位前的住宅，高宗即位后为太宗追福而立为昊天观；又如乾元观，是中唐时泾原节度使马？u的旧宅，屋宇华丽，冠绝当时，马？u临终时献出，代宗以其当王城形胜之地，墙宇新洁而立为观，以追远之福，所谓乾元正是肃宗的年号。
宋代史学的两个发展趋势及相互关系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宋代史学以其深刻的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宋代史学表现出义理化史学和考据性史学两个发展趋势。
这两大趋势之间既各有特色，又相互联系。
一宋代理学的兴起以及理学思想逐步成为宋代社会的正统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宋代一些史家不恰当地夸大了儒家义理思想的作用，突出史学的伦理道德性质，过分强调史学惩劝资治功能，而对于史实考证不求其详，不重其实，致使宋代史学呈现义理化发展趋势。
宋代义理派史学具有如下特征。
——荣经陋史。
义理派史家欲藉儒家《春秋》学的义理思想褒贬世道风俗，宣称史学的本质在于明道。
北宋程颢与程颐曾经告诉弟子谢良佐说：学者不用儒家义理思想指导读史，就会令人心粗；而读史不知阐明儒家义理思想，就是玩物丧志！南宋胡寅撰《读史管见》，极力宣扬圣人明理以为经、纪事以为史的思想，认为史学的价值在于用经义以断往事。
朱熹更明确地说：史家治史如果不用儒家义理思想作指导，即使饱读史书，考古今治乱，研究典章制度，也会胸无尺度，无益而有害。
他们把儒家经学的义理思想凌驾于史学之上，认为研究历史无须从历史事实中得出理论认识，而是强调依据儒家义理标准评判历史，然后才能看出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的价值；如果不用儒家义理观念规范历史研究，那么历史上各朝代的治乱兴衰只不过是一幕幕相互争夺的闹剧而已，看不出有什么意义！——笔削褒贬。
义理派史家把儒家义理思想奉为圭臬，撰史强调文法，使历史事实屈从其笔削义例。
欧阳修撰《新唐书·宰相表》，效法《春秋》书法，记载历史人物薨、诛、杀、死科条既殊，纪事难免不齐。
吕夏卿撰《唐书直笔》，记载内禅、立皇太子、立皇后、命将征伐等事件义例繁琐，肆意褒贬，予夺之际，更加混乱。
朱熹撰《通鉴纲目》，更是特别强调书法义例的重要性。
《通鉴纲目》记载历史人物或去其官，或削其爵，或夺其谥，以此寓含褒贬之意。
新唐书纠谬卷12
新唐书纠谬卷12卷12窃见嘉祐中《进新唐书表》云：“其事则増于前，其文则省于旧。
”愚意以谓，斯二者皆古良史之法。
今《新书》既成，必有以称斯言矣。
盖増事者，广记备言之谓也。
省文者，详略适中之谓也。
广记备言则后世得以考案，详略适中，则无重复丛冗之弊，后世有所矜式。
然今徐观其所著，则増事省文固未能皆如所陈，往往一事数出，而其大致则同，可以刋省从一者甚众。
今略条其事如左：《王绩传》云：“兄通，隋末大儒也。
聚徒河汾间，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以拟《论语》，不为诸儒称道，故书不显，唯《中说》独传。
”《王勃传》云：“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门人甚众。
尝起汉魏，尽晋，作书一百二十篇，以续古《尚书》。
后亡其序，有录亡者十篇。
勃完补缺逸定，著二十五篇。
”《王质传》云：“五世祖通，为隋大儒。
”《贞顺皇后武氏传》云：“初，帝在潞，赵丽妃以倡幸，有容止，善歌舞。
开元初，父兄皆美官。
及妃进，【武氏也】丽妃恩亦弛。
以十四年卒，谥曰和。
生子瑛，而皇甫德仪生鄂王，刘才人生光王，皆藩邸之旧。
后爱薄，而妃乃专宠太子。
”《瑛传》云：“初，瑛母以倡进，善歌舞。
帝在潞得幸。
及即位，擢妃父元礼、兄常奴，皆至大官。
鄂、光二王母，亦帝为临淄王时以色选，及武惠妃宠幸倾后宫，生寿王，爱与诸子绝等。
而太子、二王以母失职，颇怏怏。
”《王琚传》云：“初，太子【谓明皇帝也】在潞州，襄城张 为铜鞮令，性豪殖，喜賔客弋猎事，厚奉太子，数集其家。
山东倡人赵元礼有女，善歌舞，得幸太子，止 第。
其后生子瑛者也。
太子已平内难，召 拜宫门郎。
”《独孤怀恩传》、《唐俭传》、《刘世让传》，此三传文多，难以具载，姑记其重复传名而已。
且又每传各有不同，如元君宝或作“元君实”，刘世让作“刘让”，怀恩缢死于狱，乃云自杀，刘世让逃归，乃云武周还，刘让求罢兵，唐俭为内史侍郎，又或作中书侍郎。
如此者甚多，亦难以具纪也。
“中宗和思顺圣皇后赵氏，父瑰，尚高祖长乐公主。
帝为英王，聘后为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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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卷。
北宋吴缜撰。
成书具体年代不详。
吴缜,字廷珍。
生卒年不详。
成都人。
《宋史》无传,生平事迹难于详考。
官至左朝议大夫,曾知邛州(今四川邛峡县考纠《新唐书》各种失误的著作。
二十卷。
北宋吴缜撰。
成书具体年代不详。
吴缜,字廷珍。
生卒年不详。
成都人。
《宋史》无传,生平事迹难于详考。
官至左朝议大夫,曾知邛州(今四川邛峡县)、蜀州(今四川崇庆县)、洋州(今陕西洋县)、万州(今四川万县市),颇有惠政。
吴缜治学勤奋,博通古今,尤精于考订前代史书的谬误。
著作有《朱梁列传》十五卷、《杂录》三卷,以及流传至今的《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纂误》。
吴缜在蜀中任官期间,曾利用公余闲暇而研读《新唐书》。
凡遇有脱谬失误之处,则反复参究,并记录下来。
任官期满后还朝,取道长江,坐船东下。
他在船中无它事纷扰,因取昔日所记《新唐书》谬误,整理编排成书,题名《新唐书纠谬》。
后曾改名《新唐书正谬》。
宋绍圣元年(1094年),他将此书呈献朝廷。
又因“未尝刊正,止是纠摘谬误而已”,仍题名《新唐书纠谬》。
此书二十卷,分为二十门,共有四百四十九条。
这二十门类,又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新唐书》牴牾错漏之处。
有以无为有、似实而虚、书事失实、自相违舛、年月时世差互、官爵姓名谬误、纪志表传不相符合、一事两见而异同不完、载述脱误、事有可疑等十门,总计二百五十九条。
这部分内容所占份量最重,考纠最力,辨析也颇为精当。
《新唐书》成于众家之手,最终又没有经过全书的统稿。
而且,本纪和列传部分的撰者是欧阳修和宋祁。
他们二人皆以文章华采著称于世,重视文学则必然有碍于史学。
因此,吴缜所纠驳切中其弊。
二是对《新唐书》剪材不当之处的指摘,有事状丛复、宜削而反存、当书而反缺等三门,共计七十六条。
这部分内容是针对《进新唐书表》所谓“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而言。
他认为《新唐书》增事省文固未能皆如所陈,往往一事数出,而其大致则同,可以刊省从一者甚众。
三是对《新唐书》编纂失例的纠驳,有世系乡里无法、尊敬君亲不严、义例不明、先后失序、编次未当、与夺不常等六门,共计三十六条。
吴缜认为编纂失例是《新唐书》的又一弊病。
《新唐书》在编撰之际,欧阳修在京都,宋祁在外郡,虽然由修纂官吕夏卿前往郑州(今河南郑县)同宋祁商较同异,但仍难于一例。
所以吴缜指出:“取彼例比较此例则不同,取前传以比后传则不合,详略不一,去取未明,一史之内为体各殊。
”因此,吴缜在这六门之中,所举其失例的内容也多能服人。
四是纠出《新唐书》的文字错误,有字书非是门,共计七十八条。
宋祁虽以精通小学而闻名,但吴缜仍然列出《新唐书》中误用字、不经字、讹误字等三类文字上的错谬。
对此,后世学者多攻击吴缜,认为他是有意抨击,大都近于吹毛求疵。
但吴缜所纠谬误,却有其独到之处。
如纠《郑善果传》,“聊城”误作“辽城”;纠《仆固怀思传》,“横水”误作“黄水”;纠《卢怀慎等传》,“疆埸”误作“疆场”。
这些内容绝非主观臆断,当有其所本,也确实纠出了在文字上的许多不足和失误之处。
《新唐书》所以错误如此之多,吴缜认为在修撰上存有八失:一曰责任不专,二曰课程不立,三曰初无义例,四曰终无审覆,五曰多采小说而不精择,六曰务因旧文而不推考,七曰刊修者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校勘者不举校勘之职而帷务苟容。
这八失的总结,不仅深中其病,而且也反映出吴缜在史书编修方法上的见识。
当然,吴缜此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对欧、宋之失的考纠,尚有未尽之处;所考内容中,也存在着疏漏。
宋人王明清在《挥麈录》中,认为吴缜登进士第后,曾欲参与新书的编修,但却遭到欧阳修的轻视而被拒绝,待书成之后,则著《新唐书纠谬》指摘其非以泄私怨。
晁公武则更讥其不能属文,多误有诋诃。
清人钱大昕就此曾研究多年,共摘出吴缜在地理、职官考证等方面的错误三十余条。
但是,吴缜此书的绝大多数内容还是正确的,不能因挟怨著述之嫌和一些失误而贬低他在考史上的贡献。
清人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三《历史》中的评价颇为准当。
他说:“吴氏专著一书,纠并时新出之史,而欧、宋皆大臣盛名,官修进御,吴欲以一人之力考之,其用心自更精当,故得者尤多。
……要其全书中瑕类不及十之一,晁公武讥其不能属文、多误有诋诃,固未确论也。
”吴缜在考纠《新唐书》谬误时,所采用的方法颇为重要,而且影响极为深远。
据此书《自序》称:“予方从宦巴峡,僻陋寡闻,无他异书可以考证,止以本史自相质证已见其然,意谓广以它书校之,则穿穴破碎,又当不止而已也。
”所谓“以本史自相质证”的方法,今人陈垣称之为“本校法”。
他在《元典章校补释例》中说:“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
吴缜之《新唐书纠谬》、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用此法。
”虽然这种方法早在东晋孙盛撰《异同评》时就已间或采用,裴松之注《三国志》及刘知几《史通》也曾采用此法;但是,以本证法为主,且申明其例,又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当首推吴缜所撰《新唐书纠谬》一书。
明人陈第撰《毛诗古音考》、清人汪辉祖撰《元史本证》,都深受吴缜影响。
清代考据家赵翼,在其所著《廿二史札记小引》中,也曾申明:“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牴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
”今人陈垣所以能把此种方法总结为“本校法”,是因为他在校勘《元典章》中曾运用过此法。
他在《校补释例》中说:“予于《元曲章》曾以纲目校目录,以目录校书,以书校表,以正集校新集,得其节目讹误者若干条。
至于字句之间,则循览上下文,近而数叶,远而数卷,属词比事,牴牾自见,不必尽据异本也。
”总之,在没有祖本或别本可依时,运用本书校证的方法是最适宜的。
所以,后代考史大家推崇若此,也反映出此种方法的科学性、合理性。
除此种方法以外,吴缜在此书中也间或采用了推理考证法,即陈垣所总结的校书四法中的“理校法”。
另外,吴缜在《纠谬》中也间或参引了《汉书》、《后汉书》、《旧唐书》、《唐会要》、朝愈《平蔡碑》、《尚书》、《论语》、《集韵》等书。
虽然这不是主要的,但也不似王鸣盛所谓“并《旧书》(指《旧唐书》)亦绝不一参对,为太省事耳”。
吴缜的《新唐书纠谬》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北宋考史著作具有声望者,有司马光的《通鉴考异》,刘攽、刘敞、刘奉世之《汉书刊误》,再就是吴缜的《新唐书纠谬》,以及后来撰成的《五代史纂误》。
《通鉴考异》对于史事的本末异同辨之甚详,而三刘的《汉书刊误》则以考论文字者居多。
独有吴缜此书,在考证对象上,不仅涉及文字,史实订正,更重于编纂体例与材料取舍的品评。
而且,此书中存有大量的议论,以及书前《自序》一篇,其中也反映了吴缜在史学理论上的一些见识。
尤其是此书之作,开稽评当代人著作的先河。
直至南宋,同类著作层出不穷。
汪应辰撰《唐书列传辨证》,专攻《新唐书》列传不及纪志;李心传撰《旧闻证误》,并纠时人司马光、李焘等大家之误;李大性撰《典故辨疑》,考证梅尧臣《碧云騢》、孔平仲《杂录》、王禹《建隆遗事》皆他人托名之作;而杂考古今之失者,如严有翼《艺苑雌黄》、王述致《两汉决疑》、程大昌《考古编》等书,也都蜂涌而出。
因此,周密在《齐东野语》卷十九中说:“著书之难尚矣!近世诸公多作考异、证误、纠谬等书,以雌黄前辈,该赡可喜而互有得失,亦安知无议其后者!”正因为如此,才使史学日进,史事日明,而史家著史不敢掉以轻心;对其人、其书具有态度上的监督和史实史法的保证作用。
由此而论,吴缜的《新唐书纠谬》一书,对于当时,以及后世史学的影响非常深远,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新唐书纠缪》的版本有明万历年间赵开美刻本,《四部丛刊》三编中影印了此本。
还有武英殿聚珍版和《知不足丛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