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对近代四川的影响
明清时期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影响
明清时期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影响作者：赵洪文摘要：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已经有着久远的历史了。
在我国唐元两代都曾一度兴起，影响颇广。
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当时世界形势的变化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基督教在华扮演的角色也有了新的变化。
对于传教士们来说，他们集“天使”和“恶魔”于一身，因此，较之以前，他们的传教活动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就更加深远了。
他们不但给中国带来过文明，而且也带来过野蛮。
关键词：基督教传教士影响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上层建筑已经日趋腐朽，宋明理学不断受到冲击，佛教和道教也日现枯萎之势。
而此时，基督教在西方却正值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旧教的一些派别在欧洲难于立足，于是便图谋向东方发展。
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基督教在资本原始积累的推动下，终于又一次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历经利玛窦和马礼逊两个时期，基督教已经遍及我国广大的城市和乡村，其深入发展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
一、政治上基督教在明末时一入华就以对中国发动一场“精神战争”，以“征服这崇拜偶像的中国”[1]为目的，由此不难看出，它的到来是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的。
因此，它与对中国进行政治颠覆活动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在利玛窦时代，由于大多的传教士都能采取对中国文化适应及认同的态度，其活动还带有较多的宗教性质，基本上属于正常的传教，因此，他们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活动的影响不是很突出，比较明显的就是罗马教廷直接干预中国内政的“礼仪之争”。
然而到了近代，由于一些传教士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相勾结，他们“右手拿着宝剑，左手拿着十字架，而在他们的道袍里面却藏着武士的全副盔甲”。
[2]他们直接参与了对华侵略，完全是为本国的侵略势力服务的。
正如马克思1823年总结的那样，近代基督教是“压制殖民地的工具”。
[3]因此，近代基督传教士们的活动几乎都与政治侵略挂上了钩。
第一，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四、五年间，一些英美等国的传教士以传播基督教福音的名义，到处游走。
论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的留法经历对其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的影响、
一
主义 的文明模式来 改造 中国。 四川知识分子留法运动正 是在这样 一种背景下开始并走 向高潮 的。
法国是资产 阶级革命相对彻底的国度 ， “ 国式” 对 法 资本主义文明的向往和爱慕 ， 四川 知识分子 留法的直 是
接主观动机 。 在当时 ， 四川知识分子视法国为 “ 民气 民智 先进之国” “ 、欧洲文明 中心”认为要 “ 良社会 ， ， 改 首重教 育。 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 ， 以留学泰西为要 图” 在他 必 。 们 看来 ， 到法 国勤工俭学 ， 完全可 以实现教育救国 、 实业 救 国的梦想 。 聂荣臻在 回忆录中曾这样说 ：一大批 受五 “ 四运动影响 的爱 国学生 ， 以要 留法 ， 多数是抱着实 所 大 业救 国的思想 。 他们认为 ， 救落后 的中国， 要拯 必须发展 自己的工业 ， 只有 到国外学好科 学技术 ， 回国后才能实 现实业救 国的愿 望。 他们就是抱着这种思想 ， 远涉重洋 ，
开心 ， 觉得我是这个 团队中不可缺少的一员 。可 当我没
一
１ １ ８—
【 专题研讨】
实业救国的热切期盼来 到了法 国。对他们很 多人来说 ， 初到法兰西 的印象是美好 的：刚到法国 ， “ 觉得是到 了天 国一样 ， 社会秩序安定 ， 城市清洁繁荣 ， 对法 国文明佩服 得五体投地 ， 觉得 中国古代文 明是 一钱不值 了 ， 也不 再 想读古书 、 作古诗了” “ ；看着 巴黎的华美与彼邦的文 明， 才知祖 国毛病太多” “ ；到星期天看到法 国工人也打起领 带， 逛公 园 ， 参加舞会 ， 看不 出是受压 迫的样子 ， 为要 认 学法 国， Ｌ孟 、 、 把孑 、 李 杜这一套都收起来 了” 。聂荣臻也 在 １２ 年２ ９ ９ ０ 月２ 日写 给父母 的信 中表达 了同样 的感受 ： “ 临其境 ， 身 无一不 比我们 中国好得多 ， 并且法 国人的 自 由、 平等 、 博爱这 三样 的美德 ， 真是不错 。” 然而 ， 随着对资本主义社会 的深入 了解和对法 国现 实生活的切身感悟 ， 许多四川 留法知识分子开始从以前 对法 国的幻想和初到法国得 到的美好表象 中清醒过来 。 他们很快看 到了资本 主义虚假繁荣的真实 一面 ：盖 自 “ 欧 战以来 ， 抽税太重 ， 百物既因之 昂贵 ” 也看清 了资本 ； 主义文 明的弊端 和资本 主义制度 的本质 ：亡命 巴黎 的 “ 两年多 ， 看到 了不少事情 ， 接触 了不少人物 ， 长了不少见 识 。这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 战爆发的时候 ， 战的两个 交 帝 国主义集 团， 彼此疯狂地屠杀 ， 整个欧洲沉 浸在血泊 中， 好像一个大屠宰场。 世界资本主义制度 的危机 ， 已暴 露无遗 ” “ 。资本家完全为 自己的利益起见 ， 实毫无人心 ， 我才知道欧洲资本界 ， 是罪恶 的渊薮” 。 在对资本主义世界产生反感的同时 ， 四川知识分子 也对期望模仿西方文 明实现教育救 国 、 实业救 国的初衷 产 生了怀疑 ：可惜 留法 的勤工俭 学是寄在敌人 （ “ 资本 家） 底下 ， 仅可供吾人 的苦工训练 ， 不是解决 问题 的主义 生活 ， 差不多我来法 的初志完全失 望了。因为勤工所得 不能俭学 ， 十年八年于智识无补益 ， 做 而时光可惜 。 若把 勤工俭学当着一种主义 ， 更为荒谬 。 因为主义必有 目的 ， 试 问勤工俭学 主义 的目的 ，难道是为资本家造享福 吗？ 至说借勤工俭学来改造社会 ， 尤为荒谬 。试问把人塞到 孑 口， Ｌ 为生活而 呼吸都无余 力 ， 那里能说改革事业？ “ ” 随 着我们 自己的切身体验 ， 也证 明了确是这样 ， 工所得 ， 做 糊 口都 困难 ， 哪还能读 书进 学堂呢 。于是那些 ‘ 工业救 国’ ‘ 、学点本事 ’ 等等幻想 ， 便成 了泡影” 。因此 ， 随着对 资本主义文 明的唾弃 ， 留法知识分子们也逐渐抛弃 了教 育救国 、 实业救 国的幻想 ， 而倾 向于革命 救国了。
历史趣闻回看历史 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13所名牌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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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1949年前，中国共有13所基督教会大学，这些由传教士建立的大学起点很高，如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
1949年前，中国共有13所基督教会大学，这些由传教士建立的大学起点很高，如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
复旦大学河南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高会民在新浪微博分享了传教士所建的13所基督教会大学，肯定了这些大学的积极作用。
1、东吴大学
1900年，著名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担任了东吴大学董事长，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正式诞生，其法学院尤为著名，被誉为“华南第一流的而且是最著名的法学院”，培养了中华民国外长、总理、著名法学家王宠惠，著名法官、法学家吴经熊、李浩培、潘汉典，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倪征燠。
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其主体为苏州大学，法学院和会计系成为华东政法大学与上海财经大学的基础组成部分。
2、燕京大学
燕大由诸多学校整合而成，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后整理校务，面貌焕然一新。
1929年起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总共近20个系。
著名校友有黄昆(中科院院士、中国半导体创始人)、孙道临、周汝昌(著名红学家)、王钟翰(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王世襄(书名学者和收藏家)、黄宗江、张广达(著名历史学家)、江平、郑念(著名作家)、谢婉莹(冰心)、周南(新华社前社长)、赵兰坤(连战母亲)、中国前外长等。
1952年由燕京大学直接拆分而成的大学包括今中国政法大学(燕京生活常识分享。
近代基督教教育医疗事业活动对成都等地的社会转型影响
近代基督教教育医疗事业活动对成都等地的社会转型影响摘要：20世纪初期，基督教传入四川。
以美道会为代表的基督教会在成都地区兴办大量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极大促进了成都地区现代化的进程。
本文通过对美道会在成都的工作进行梳理，探讨基督教会传教活动对社会改造的功能。
关键词：基督教医疗教育事业社会改造与转型一、基督教传入四川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起源于欧洲，并在欧洲不断发展形成完整的体系。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列强通过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基督教各差会迅速奔赴中国开展传教活动，以期完成中华归主之宏愿。
186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传教士获准进入内地。
1877年，内地会麦嘉底从上海出发，到达重庆并租房布道开始了基督教在四川传教的先河。
但由于当时四川官宦士民仇洋情绪十分严重，矛盾非常突出，致使基督教受到民众抵制，传教活动难以有效进行。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接受《马关条约》。
民族危亡促使民众激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仇洋情绪高涨，而“洋教”——基督教与天主教则成为民众泄愤的“替罪羊”。
在谣言的煽动下，成都民众群情激愤，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教斗争。
川西、川南等地一些民众在听闻成都民众的行动后也争相效尤，造成了更大的冲击，史称“成都教案”。
“成都教案”后，列强联合对清政府施压，清政府被迫再次接受一系列屈辱条件。
而后清政府与八国联军交战的惨局，也迫使官宦及群众改变传统落后保守的观念，一些人开始接受西方强大的现实，承认基督教会的存在，仇教情绪逐渐消失，容忍并最终加入教会。
二、基督教在四川的活动由于众多基督教差会蜂拥入川，至1920年本省各差会共有76所总堂，仅少于广东、江苏二省。
本省76所总堂分设于51座城市，布道工作由各总堂向四面发展成487个布道区及无数个临时布道所。
本省中以内地会、美以美会、美道会之布道区最多。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实施新的教育模式及选拔人才方式，“新学”替代“旧学”成为入仕之路。
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以近代“四川人”认同的形成为例
在 绝 对 的 过 去 ；是 高 度 成 型 的 具 有 神 圣 性 的 事 件 ；通 过 文 字 、图 像 、舞蹈等媒介进行象征性地展示;
可 以 存 留 很 长 时 间 ；有 专 职 人 员 负 责 对 文 化 记 忆 进 行 掌 握 和 阐 释 。与 文 化 记 忆 不 同 ，交 往 记 忆 发
川 “打乡谈”的现象颇为流行。“打乡谈”乃川话俗语，即同籍外省移民在公共场所用家乡方言交谈。 民 国 《宣汉县志》$ 卷 1 6 《礼俗》记载，清代前中期宣汉县“凡本籍与本籍者遇，必述其原籍之土语,
曰 ‘打乡谈’，一以验真伪，一以必亲切也。且父子兄弟相互传习，以为纪念”。“验 真 伪 ”透 露 出 “原
( 二 ）移 民 的 文 化 记 忆 塑 造 及 其 结 果
然而 ，四川认同的形成过程相当迟缓。清末民初，多数移民后代已定居四川超过两百年，依 然 乡 音 不 改 。这 与 移 民 团 体 有 意 识 地 塑 造 文 化 记 忆 有 莫 大 关 系 。与 交 往 记 忆 相 比 ，文化记忆因绝 对 的 过 去 和 神 圣 性 事 件 而 更 稳 定 持 久 。除 了 传 习 方 言 ，祭 祀 祖 先 和 供 奉 乡 神 也 是 移 民 团 体 塑 造 文 化记忆的重要途径。
① 《广东巡抚杨永斌折》，《宫中裆雍正朝奏折》第 2 2 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9年，第 101贞。转 引 自 《四川通史》卷 6,
基督教与中国西南“民族”意识的形成
基督教与中国西南“民族”意识的形成在中华帝国的时代，以汉为主体的“华夷之辨”体系呈现出一种文明与野蛮的对立，亦是一种中心与边缘的区隔，如今在西南地区所谓的“少数民族”曾被视为“蛮夷”、“化外之民”。
在汉文书籍中也少有人关注“蛮夷”之中不同群体的差异，就中国西南地区而言，民国以前，不同的族群分类早已存在，且各族群之间有复杂的自称与他称，然而这种复杂性在民国以前的汉文书写中并未受到太多重視。
民国时期，这些曾被称为“蛮”、“夷”、“苗”、“猡猡”等的群体，开始使用“民族”的称谓，形成“民族”意识。
西南地区的“民族”意识包括了当地人对于现代“民族”、“中华民族”、“少数民族”的认识。
这三个相互交织的概念体现了西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如何认识自我、他者、国家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
西南地区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建构有其特殊性。
由于该区域族群种类多、居住较分散，大多没有形成过自己的政权，在帝国体系中政治话语权弱。
晚清开始使用民族概念后，一些人口数量多、较有话语权的群体开始以“族”相称，如“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满族”等。
而对于西南各民族的称谓多冠以“原始”、“落后”的标签，如将苗、蛮、獠、獞称为“原始民族”、“劣等民族”、“未开化民族”、“半开化民族” 等。
[1]但随着西南地区民族意识的逐渐形成，在确立“汉”与“非汉”的基本格局的基础上，不同群体也逐步以“族”相称。
这种群体的分类与过往的“民族”观，在内涵上有很大差异。
一方面，当这些群体自称为“某族”时，族群名称的转变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构建。
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从“华尊夷卑” 逐步转向“各族平等”的现代民族意识。
可以说，民国时期西南地区民族意识的形成及民族建构，为当下的民族关系打下一定基础。
要研究如今西南各民族如何看待自己的民族身份，要理解当下西南各民族平等的格局的形成，也应该追溯到民国时期。
当然，形成“平等”的现代民族观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对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更为不易。
外国人士对四川保路运动的即时观察与反应
外国人士对四川保路运动的即时观察与反应在近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四川保路运动无疑是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
这场运动不仅震动了当时的中国社会，也引起了外国人士的密切关注。
他们以各自独特的视角和立场，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即时的观察和反应。
对于许多外国人士来说，四川保路运动的爆发是出乎意料的。
他们最初对中国的铁路问题了解有限，更多地是从商业和经济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铁路建设。
然而，当保路运动以汹涌之势展开时，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事件。
一些外国记者迅速奔赴四川，试图第一时间获取最真实的信息。
他们眼中的四川保路运动，是民众情绪的激烈宣泄。
街头巷尾，人们群情激昂，高呼着保路的口号。
集会和游行此起彼伏，展现出了民众对铁路权益被剥夺的极度不满。
在外国传教士的记录中，他们看到了运动背后的深层原因。
长期以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对民众利益的漠视，使得民怨沸腾。
而铁路权益的出让，成为了压垮民众忍耐底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们感慨于民众的团结和坚定，认为这是对不公的有力抗争。
外国商人则更多地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观察这场运动。
他们担心保路运动引发的社会动荡会影响到他们在华的商业活动。
一些在川的外国企业甚至面临着停工和财产损失的风险。
部分外国政治观察家将四川保路运动视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信号。
他们认为，这场运动反映出了民众对清政府统治的不满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
同时，外国驻华使节也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
他们向本国政府汇报情况，分析这场运动可能对中外关系产生的影响。
一些国家试图在这场运动中谋取自身的利益，而另一些国家则保持相对谨慎的态度。
在外国人士的观察中，四川保路运动中的民众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决心。
他们不畏强权，坚决捍卫自己的权益。
这种精神让许多外国人为之动容。
然而，也有一些外国人士对保路运动存在误解和偏见。
他们认为这是一场无序的骚乱，对社会秩序造成了破坏。
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没有深入了解运动的本质和民众的诉求。
游记视角下的晚清四川民教冲突
游记视角下的晚清四川民教冲突晚清时期，四川是中国西南地区最为繁华的省份之一，也是文化、宗教、教育等领域交汇辐射的地方。
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地方，人们的信仰和风俗习惯形成了多样化的社会文化景观。
晚清时期的四川也面临着宗教、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冲突与对抗，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民教冲突。
在晚清时期，四川的宗教信仰非常丰富多元，佛教、道教、基督教等不同宗教信仰相互交错，其中还融入了一些民间信仰和风俗。
这样的多元宗教景观一方面丰富了社会文化生活，另一方面也为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埋下了隐患。
晚清时期，宗教团体之间的竞争激烈。
基督教传教士进入四川，积极传播基督教的思想和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当地传统宗教的地位。
佛教、道教等宗教也在各自的领域内积极扩张，致使各种宗教之间的纷争和争夺日益激烈。
在四川的农村地区，民间信仰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许多农民信仰土地神、山神、水神等，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宗教习俗。
这些民间信仰与传统宗教之间的碰撞和争夺，使得四川的宗教冲突更为复杂和深刻。
在晚清时期，四川发生了一系列宗教冲突事件。
最为著名的就是太平天国起义。
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之一，其影响波及四川，对当地宗教信仰和社会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太平天国起义在四川的发生，一方面与当地宗教信仰和民间习俗的差异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晚清时期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政治冲突的加剧。
除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外，晚清时期四川还发生了一些宗教冲突事件。
以“东正教事件”为代表。
在当时，东正教传教士在四川积极传播东正教的思想和信仰，引起了地方官员和传统宗教团体的不满和抵触。
东正教事件不仅影响了东正教在四川地区的传播，同时也反映了晚清时期四川地区宗教信仰与权力斗争的复杂局面。
晚清时期四川的宗教冲突不仅发生在城市，也发生在农村。
在农村地区，由于地方官员和当地宗教团体的关系紧张，一些民间信仰常常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农村地区的宗教冲突也往往因土地、税收、人口等资源分配问题而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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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 1999・1基督教对近代四川的影响邓卫中一、基督教传入四川简况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炮舰轰开了闭锁的中国大门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法国首先为天主教取得了在华传教权,紧接着英美等国的基督教(新教)也获得了在中国公开传教的权利。
而且,基督教在华的势力,比之早来的天主教,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据统计,自1881年至1949年间,来四川传教的接受差会津贴的基督教派有31个,自立教派有5个,自立地方教会有12个。
先后入川的基督教传教士共有1808人(仅进入四川藏族聚居地区的外国传教士就有76人),在四川总共建立基督教教堂611座(其中,美英两国建立的教堂最多)。
基督教是依靠西方列强的对华不平等条约而进入中国的,然而基督教来华后能落地生根,争取信徒,并非完全依靠世俗的强权,而是依靠其教义和传播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部分中国民众的精神和生活方面的需要。
1.布道基督教的教派很多,他们进入四川后,都积极地、别出心裁地用各自的方式向中国民众宣讲福音。
如英国内地会要求传教士和中国人尽可能地“打成一片”,在生活、起居、衣着等方面尽可能地“中国化”。
据成都一些老教徒回忆,在清光绪七年(1881年)前,内地会有一名自称张普善的传教士初到成都时,为了与中国民众接近,他身穿中式长袍,头戴一条假发长辫,手拿一把特大的纸扇,扇子上用汉字醒目地写有“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背一纸牌,上写“上帝爱世人”等话。
他如此打扮,并经常在大街上缓缓行走,借以引人注目,宣传福音。
四川的茶馆很多,是社会交往的场所。
基督教会看中了四川的茶馆是传教的好地方,于是提出了“把福音送到茶馆”的口号。
传教士们在茶馆里吹口琴,拉小提琴或手风琴,散发小册子,用半生不熟的汉语,甚至用四川话宣讲“上帝爱世人”、“灵魂可以升天”之类的教义。
传教士们还经常走家串户,他们态度亲切,巧舌如簧,有时还送一些西洋小礼品给传教的对象。
这就是基督教会要求传教士“把福音送到家庭”的具体行动。
清末民初,四川社会风气不太开化,教会为了便于在妇女中争取信徒,很重视派遣女传教士来川。
许多传教士都是夫妻同行的,夫妻都是传教士。
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克拉克的夫人就是进入四川的第一个女传教士(1878年)。
以后,女差会、女布道会等都纷纷派员来。
据统计,先后来川的女传教士共有1091人,占来川传教士总人数的60%。
2.办学基督教会在传教的同时,兴办了不少学校。
基督教会重视办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要通过办学来传教,来扩大基督教在青少年中的影响。
正如加拿大传教士赫斐秋所说:“我们传教士很懂得,如果要使中国人信道,就必须加强教育工作。
”而且,教会办的学校将成为“选择未来的中国教会领袖的场地”。
基督教会在四川兴办的学校门类比较齐全,数量也不少,从幼稚园至高等院校,各个层次都有;除了普通教育,还有专业教育和特殊教育。
1887年美以美会女传教士柯立亚首先在重庆创办了四川第一所女子小学(后迁成都,改为华美女中)。
1891年美以美会传教士鹿依士在重庆创办了求精高等学堂(后改为求精中学)。
1905年美国浸礼会女传教士唐彼美在宜宾创办了司司里业幼稚园。
1907年美以美会、英美会、公谊会联合在成都创办了华西协合大学。
据统计,1949年基督教会在四川、西康两省办的学校共有102所,其中大学2所,中学23所,小学41所(在1907年时曾达到173所小学),幼稚园28所,职业学校6所,其他2所。
这还不包括10所护士学校和1所盲哑学校,也不包括边疆服务部办的其他职业学校和13所神学院校。
教会学校开设有英语、自然科学和音乐、美术、体育等新课程,而且注重教学质量和校风校纪,因此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对青少年颇具吸引力。
3.文化事业基督教会在兴办学校的同时,也重视兴办一些文化事业。
1897年赫斐秋从加拿大带印字机到乐山,开设印字馆,专印教会的文件和书籍,这是四川最早采用西方的先进印刷技术。
1904年印字馆迁成都,次年更名为华英书局。
1942年,华英书局联合青年协进书局、广学会和田家半月刊等,成立了基督教联合出版社。
在华英书局建立前后,还有英、美和苏格兰圣经会在成都、重庆等地建立了发行站,印刷和散发《圣经》和教会的传单等。
圣公会、卫理公会、公谊会、四川大会等于1947年在成都开办了真光书社。
重庆基督教青年会在重庆创办了人生出版社和宣道书局。
基督教在四川还创办了不少刊物。
如:1918年前后创办《西三省教务月刊》,1924年创办《希望月刊》,1926年创办《协进月刊》,1927年创办《布道杂志》,1932年创办《重庆青年》,1943年创办《基督教丛刊》和《边疆服务通讯》,1944年创办《灵讯》和《金灯台》,1947年创办《女会通讯》等。
这些教会刊物在宣传基督教义和报导教务信息的同时,还涉及人们关心的青年、家庭、社会和时事以及科学技术诸问题,拥有一批读者。
此外,基督教会还在重庆、成都等地兴建了一些新式的大众文化娱乐场所和体育设施,如电影院、球场、图书馆和游艺室等,以此来间接地或直接地传教。
4.慈善事业兴办慈善事业是基督教会的重要传教手段。
而教会慈善事业的主要项目是开办医院。
最早在川建立传教点的麦卡梯本人就是医生,他在重庆建立四川第一个布道点的同时,就开设了诊所,开创了在四川使用西医技术和西药的历史。
1892年美国传教士、医生马嘉礼在重庆开设宽仁男医院,是四川最早的一所教会西医院。
同年,加拿大传教士、医生启尔德在成都开设福音医院(后改名为仁济男医院)。
此后,省内许多城镇和藏族地区,都有教会办的医院、诊所和药房。
据统计,迄于1949年,基督教会在四川办有医院31所、诊所19所,有病床2378张、医务人员和职工1678人。
基督教会的慈善事业还包括创办育婴堂、孤儿(老)院等。
5.支持和参与抗日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成都、重庆的基督教各教会成立了“救济委员会”,募款救济从沦陷区逃难到四川的难民和学生。
成都基督教女青年会与成都市妇女会等12个妇女团体,组织抗日宣传队到城镇动员妇女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重庆基督教会与重庆基督教青年会联络各界,组织“重庆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分四个队开赴江西抗日前线第九战区作医护工作;举办抗日战争事迹展览、防空展览;编辑出版了《国难小丛书》、《抗日血战见闻录》、《实用救护法》、《消防问答》等书籍。
1939年成都成立了“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在抗日大后方四川、西康、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兴办学校、医院、农场、畜牧场和书报室以及多种手工技术培训班等,以巩固后方,支援前线抗日。
1941年英国公谊会组织了英、美、加、新(西兰)等国青年并有四川公谊会青年参加的“志愿救护队”,到中缅抗日前线服务。
基督教会之所以如此积极地支持和参与中国的抗日斗争,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是因为英美与日本在世界范围内的矛盾和在中国领土上的利益冲突这些政治性因素,也是出于宗教人士的良知和正义感,同时,更是由于广大中国教徒和会友的爱国热情的推动。
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就是,基督教会需要改变以往“征服者”的形象。
他们很明白,当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抗日救亡之际,只有顺应了民心,才可能在中国、在四川有立足之地,才谈得上有发展的前景。
二、基督教在川产生的影响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并不单纯是一种宗教或宗教的门派,实际上基督教也是一支文化队伍,甚至是一股政治势力。
基督教在华产生的影响,并非仅仅局限在信徒的圈子内,而且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至于基督教影响力的表现形态,也不仅仅在于传教的当时感官所能触及到的某些变化,而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逐渐释放出来的潜在的影响能量。
透过四川近代错综复杂的许多社会现象,人们往往可以或隐或显地感觉到“上帝的一只手”在拨弄着历史。
1.打破了封建思想的一统天下四川僻处西南,交通闭塞,与外界的联系受到制约。
古代巴蜀的经济文化虽曾谱写过辉煌的篇章,但自明末清初以来,四川屡遭兵燹摧残,经济残破,文化式微,思想界在高压政策下万马齐喑,死气沉沉。
鸦片战争的炮声震惊了首当其冲的沿海一带的知识分子,然而在四川,并未掀起多大波澜。
随着列强侵华势力的深入,基督教进入了四川盆地。
基督教信奉的唯一真神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宣称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天上人间的主宰者;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的化身,是拯救受苦受难的世人的救世主。
基督教认为,人人生来就有有罪之身,只有通过向耶稣忏悔自己的罪孽,才可能使灵魂得到超生。
基督教以其新颖的教义和传播这种教义的新颖而凌厉的攻势,打击了中国旧有的传统迷信,同时也打破了封建思想的一统天下。
上帝和上帝的儿子耶稣逐渐成为四川部分民众崇拜的新的偶像,这在近代四川社会,尤其是在思想界所产生的深层次的影响,绝非用当时入教的人数所能衡量出来。
客观地说,基督教冲破了封建思想堡垒的一个缺口,在一潭死水中投进了一块石头,在四川社会里嵌入了一段楔子,引起了久远的多方面的连锁反应。
2.为苦难深重的四川民众提供了新的精神寄托近代四川战乱频繁,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
处于兵荒马乱中的四川人民很自然地希求冥冥之中的神灵的庇佑。
无论是虚无飘渺的上苍,还是泥塑木雕的偶像,也不管是本乡本土的,还是从外面来的,似乎并不很重要,关键是要使精神有所寄托,对未来有所希冀。
因此,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的耶稣的形象,博得部分民众的好感和认同。
加上教会办的一些慈善事业,传教士施舍的小恩小惠,特别是教会的背后有强国为靠山,所以基督教在四川的下层民众中能争取到不少信徒。
四川动荡最激烈的年代,就正是基督教在四川发展最迅速的时期。
如1901年至1935年间,入川的外国传教士达千余人,占历年入川传教士总人数的56%。
其中,1934年仅中华基督教会(英美会)已在四川的21个县建立了教堂和其他附属事业,有礼拜堂64处,教徒3438人,外国传教士137人,中国牧师21人,传道员90人。
1936年时,圣公会已发展到四川全省的42个市县了。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是1914年至1916年才进入四川的,1919年才成立“西川区会”,而到1921年就已在川西和川南的15个县建立了17处教堂。
3.为知识分子寻求真理打开了一孔窗户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内外交困的黑暗现实、民不聊生的悲惨情景,迫使知识阶层认真思考救国济世之道。
晚清以来不少有识之士就已经感到国势阽危,中国旧有儒学不能拯斯民于水火,开始把眼光转向西方,希图从船坚炮利的列强那里探求富国强兵的奥秘。
基督教本身蕴含有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宣扬平等、博爱,标榜民主、自由——这些,对中国广大知识分子颇具吸引力。
基督教的传入,是在独尊儒术的中国思想界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为在黑暗中上下求索的中国知识分子洞开了一孔看世界、求真理的窗户。
如果去掉基督教神秘的外衣和圣灵的光环,人们会发现基督教教义同儒家文化的“仁者爱人”和传统的民间道德规范,有着许多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