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近代社会的变迁与基督教
收稿日期
:2001-04-16
作者简介
:李正奎(
1951-)
,男
,朝鲜族
,吉林和龙人
,延边大
学社会科学基础部副教授
,副主任。 2001年
6月
第
34卷第
2期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YanbianUniversity(
SocialScience) Jun.2001
Vol.34
No.2
韩国近代社会的变迁与基督教
李 正 奎
(延边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
,吉林延吉
133002)
[摘要
]在韩国
,基督教是作为西学被传入的
,它对韩国近代的社会变迁既起到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启蒙作用
,也起到对
西方的科学、思想文化以及教育注入与普及的媒介作用
,从中也流露出要征服异教民族的文化殖民主义本性。
[关键词
]韩国
;近代社会
;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
]B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
3311(
2001)
022
00922
04
OntheChangesofModernKoreanSocietyandChristianity
LIZheng2
kui
(
SocialSciencesDepartment,YanbianUniversity,YanjiJilin133002
,China)
Abstract:ChristianitywasintroducedintoKoreaasawesternculture.Itplayedimportantroles
notonlyinenlighteningpeople’
santi2
feudalismthinkingbutalsoinintroducingandspreading
westernsciences,thinkingandeducationinthechangesofKoreanmodernsociety.Amongit,we
canseeitsnatureofculturalcolonialismclearlyinconqueringnationswithdifferentreligionalbe2
liefs.
Keywords:Korea;modernsociety;Christianity
韩国是一个宗教多样化的国家。然而
,在韩国的
诸多宗教中
,佛教、儒教(儒学)、道教、基督教[1]
等主
要宗教不仅都是外来宗教
,而且组成韩国宗教文化主
脉的主要宗教。诸如大亻宗教、园佛教、甑山教、天道教
以及基督教等
,这些都是同韩国近代的社会开化运动
相联系而新创建或传入的年轻宗教。如果说根基于
韩国传统文化的大亻宗教等新宗教的创立
,表明了近代
韩国人正视日益没落的社会现实
,试图通过对民族传
统文化的批判与改造
,以寻求救国之道
,走向富民强
国之路的愿望
,那么
,基督教在韩国的传播
,可以说是
韩国人学习并接受西方文明的直接渠道。基督教在
客观上起到了韩国近代开化进程中的催化剂作用
,这
种作用在现代韩国社会走向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现代
化的过程中表现得依然比较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
,自我国的“五・四”以后
,由于中
韩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走向根本不同
,在学习和
接受西方文明方面所选择的内容、采取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因而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发展也有了很大
的区别。与中国不同
,韩国的现代文化特别是文化
的基础理念主要是以西方基督教文化为媒介所展开
的
,[1]
因此
,了解韩国基督教的历史与现状
,对于我
们比较完整而清楚地把握韩国思想文化的整体内容
及其特点
,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天主教传入韩国及对社会的影响
众所周知,基督教具有无孔不入的传教习性
,然
而
,基督教传入韩国有其更深层的原因。自
16世纪
末的壬辰倭乱以后
,统治朝鲜几百年的李朝封建制
度开始走向没落
,到了
17世纪
,朝鲜社会陷入了政
治腐败、经济落后、思想僵化、民生受威胁的严峻境
地。可是封建统治者们却置国难与民生于不顾
,依
旧热衷于争权夺利的党派之争
,社会危机更加恶化。
面对这种现实
,一些有识之士不得不对传统思想进
行反思与批判
,寻求能够挽救社会危机和民族命运
的新的思想和理念
,这就是实学和西学。落后的朝
鲜需要学习先进的西方文化
,而这种需要恰恰成了
韩国人接受基督教的最初的动机。
・
29・基督教传入韩国是壬辰倭乱时期。朝鲜使臣李
日卒光从我国(明朝)带回《天主实义》并以西学名义
介绍给本国为起点的。尔后
,1784年
,朝鲜人李承
熏在北京受洗礼。[2]
他归国后相继为李蘖、权哲身
等人举行洗礼。不久
,随着信徒数量的不断增加
,便
逐步形成了朝鲜最初的天主教团体。然而
,在李朝
统治者看来
,天主教思想和信仰活动是威胁儒教体
制的异端邪说
,是反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行为。于是
,
就颁布“西教禁压令”
,对其加以镇压和根除。纵观
韩国基督教历史
,天主教传入朝鲜后的前
100年是
殉教的历史
,是韩国封建传统文化与新传入的西方
文化之间正面冲突的历史。
朝鲜王朝时期一直处于支配地位的思想是正统
的朱子学
,那么
,能够对这种儒教传统提出正面挑战
的天主教的新思想是什么呢
?
首先
,“天”观与“神”观的对立。儒教中的“天”
是内在于宇宙的“理”与内在于人的“性”的统一
,它
虽然是一种绝对的存在
,但是并不是超人格的
,而立
足于这种“理”和“性”的现实社会体制是由于它的
“天”性而被绝对化的
,因此
,对这种社会体制的批判
当然是不容许的。与此不同
,天主教的“神”或“上
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者
,是一种超自然超人间
的存在
,它的存在虽然也是绝对的
,但是它与世界的
关系是造者与被造者之间的主从关系
,所以
,在天主
教那里
,被创造的世界及现实体制总是相对的,就绝
对的“神”的意志而言,现实与体制又总是批判的对
象。这种与儒教的“天”观相区别的“神”观
,就是天
主教带给韩国的新思想
,它为李朝封闭的传统思想
和封建体制打开了缺口。
其次
,“天人相与”的天人观与“神人相分”的神
人观的对立。李朝的封建社会结构是以“天人相与”
的礼教传统思想为基础的身份等级社会
,也就是根
据人与天的相与程度即人的“天性”的大小来把人分
为两班、中人、良人及贱民等不同身份的等级。天主
教则主张神人相分
,它从“天主面前
,人人平等”的教
理出发
,提倡对人不分贵贱
,一视同仁。天主教的平
等人权思想源于其信仰的灵魂不灭说和天主审判的
教义。天主教认为
,人皆有灵魂
,不分身份的贵贱高
低
,人的肉体死后灵魂依然不灭
,而每个人都凭借自
己生前的所作所为最终受到天主的公正审判
,其中
行善者的灵魂能升到天堂
,亨受永福
,行恶者的灵魂
却被打入地狱
,受罚受苦。就科学无神论来说
,这当
然是荒唐无稽的
,但是对于当时李朝封闭的传统思
想和不合理的身份社会体制
,这种思想确实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2 新教传入韩国及对社会的影响
新教传入韩国是
19世纪
80年代的事情。
19
世纪末
,朝鲜终于解除了持续100多年的“西教禁压
令”
,允许对西教的信教自由和布教自由。在这个时
期
,致力于韩国传教活动的主要是美国和各国新教
的传教部选派的传教士。
1885年
,美国传教士阿盆
泽勒牧师夫妇和思德伍德牧师同船到达朝鲜
,开始
了他们在朝鲜的新教传教活动
,并分别创办了韩国
最初的监理教会和长老会。不久
,各国的监理教、长
老会、浸礼教、圣公会、安息教、圣洁教、救世军等新
教传教部纷纷向朝鲜选派传教士
,开展传教活动
,设
立教堂
,掀起了一股基督教新教热。
在近代的韩国之所以出现空前的新教热是有其
原因的。首先
,从社会现状看
,19世纪末到
20世纪
初
,是朝鲜被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民族大灾难时期
,而
对处于民族危机的韩国人来说
,新教所带来的福音
是一种新的精神寄托。其次
,与天主教不同
,新教的
传入和传播一开始就伴随着西方科学教育和思想文
化的注入与普及
,许多传教士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扩
大到教育、医疗等其它领域。这时的新教对于韩国
的科学文化和教育的普及、民族语言的使用以及社
会运动的开展等诸方面
,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此看出
,韩国近代的新教热与其说是宗教热
,倒不
如说是韩国人自我觉醒的文化启蒙运动。
诚然
,作为宗教的新教所要传的是拯救的福音
,
而韩国人是在何种意义上接受新教的呢
?
首先
,以拯救灵魂为目的的纯宗教意义接受福
音的信仰运动。在韩国
,新教传教初期的传教士中
,
清教徒型的人较多。因此
,新教以克服所面临的民
族危机的基本态度
,掀起教会非政治化的救灵运动。
他们认为
,韩国在政治上是无可救药的
,而挽救韩国
的真正道路是拯救韩国人灵魂的救灵运动。他们采
取教会不干预政治、也不被政治所利用、教会对参与
政治的教徒个人不负任何责任的传教方针的同时
,
在传教内容上强调通过圣灵求得与上帝的直接沟
通
,以拯救个人的灵魂。这种所谓的救灵运动实际
上是正统的基督教保守思想在韩国的表现。
其次
,试图在基督教福音中重新发现民族精神真
谛的文化自由主义。初期传教士的多数人把韩国传
统文化视为落后的东西而加以否定
,但在教会上层
中
,也有努力寻找民族文化的真义、有探究挽救民族
文化整体性问题的人们
,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崔炳宪。
崔炳宪(
1858—
1927)是儒教出身的牧师
,他的
・
39・
第九讲 殖民地朝鲜的政治与社会
第九讲 殖民地朝鲜的政治与社会
1.日帝的武断统治与经济掠夺
1-1.武断统治
在吞并大韩帝国之后,日本在朝鲜半岛设立朝鲜总督府,派遣总督进行殖民统治。朝鲜总督一般从现役陆海军大将中选任,作为日本天皇的代表统治朝鲜。朝鲜总督在朝鲜半岛内享有行政、立法、司法和军事统帅权,是朝鲜殖民地统治的最高统治者。
在总督府下,设立了行政机关、警察机构和裁判所等政治机构。还设有朝鲜银行、铁道局、专卖局、临时土地调查局等经济掠夺机关,以及教育和文化机关。各机关内任用少部分朝鲜人,实权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朝鲜总督府咨询机构中,聘请了李完用、宋秉畯、金允植等主要亲日卖国分子作为顾问。
1910年9月日帝发布《朝总督府地方官官制令》,以面为中心改组地方行政机构。主要目的是瓦解乡村社会的传统共同体意识,以减少朝鲜人可能的反抗。97%的面长由以前的官吏和面内有势力的人士担任,以他们为殖民统治的基本支持力量。
日帝在朝鲜推行宪兵警察制度,在总督府下设警务总监部,在地方设警务部,任命宪兵担任警务总长和道警务部长,负责指挥遍布京城和各道的警察。宪兵警察负责镇压义兵,代理检察事务,处理犯罪,调解民事诉讼,还负责监视山林,协助征税,新闻检查,卫生保健等业务,还负有指导言论、改善社会风俗、调查信用、研究经济等,业务范围十分广泛,涉及治安、司法和行政各个方面。
在各重要地方设置警察署,其余没有设置警察署的地方设立警察分署、巡查驻在所或派出所、宪兵分所或宪兵分遣所、宪兵派遣所等。1910年各地设有653个宪兵机关,有宪兵2019人,警察机关481个,有警察5881人。到1918年,宪兵机关增加到1048个,8054人,警察机关增加到738个,6287人。1
日本还动员在朝鲜的日本人组织、武装起来,成立消防队、在乡军人会,协助宪兵和警察维持治安。日本殖民统治当局还任命一些亲日朝鲜人为宪兵警察机关的巡查补或宪兵辅助员,用来掌握朝鲜人的动向。
韩国社会何以再现对华负面情绪
韩国社会何以再现对华负面情绪
作者:刘璐 马晓霖
来源:《领导文萃》2022年第13期
2022年北京冬奥会堪称完美,但中国朝鲜族代表在开幕式上身穿传统民族服装出场,以及韩国短道速滑运动员犯规被罚等事件,一度引发了韩国社会中狭隘民族主义和厌华情绪的再次高企。人们还注意到,韩国社会蔓延不正常的对华负面情绪的时候正值该国大选的最后阶段,选举政治也成为这种情绪的推波助澜者。
北京冬奥会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加,唯独韩国出现舆情风头,这并非偶发事件,而是韩国对华负面情绪冰山一角的展露,也是中韩两国民众特别是青年网民在网络空间持续对峙、互相攻讦水涨船高的必然结果。
2021年7月韩国民调公司和媒体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国内对华负面情绪已大幅上升,中国取代日本成为韩国人“最不喜欢的国家”。韩国社会主体长期激烈反日,这次调查堪称颠覆了历史,说明韩国社会对华情绪产生反向逆转。这项调查还表明,韩国社会对华负面情绪代际差异很大,年纪越轻越“仇华”,年纪越大則越“仇日”,20岁和30岁两个年龄段代的青年是对华负面情绪的核心群体,而他们恰好是网络空间的活跃和主力用户,也是最关心家国大事、最容易被煽动和误导的“冲动一代”。
通过系统考察和分析可以发现,韩国厌华情绪成因非常复杂、多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等方面的,也包括舆论互动;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热点问题组成的表面因素,也有宗教、价值观差异乃至文化认同疏远的深层因素。
前述调查显示,韩国人对华负面情绪成因中现实问题较多,集中在所谓环境恶化、疫情扩散、渔业纠纷和网言网语等四大焦点。其中认为中国是“黄沙和雾霾问题”源头的占89.4%,认为“中国应对新冠疫情暴发不力”的占86.9%,认为“中国渔船在韩国海域非法作业”的占84.3%,因为“中国网民的厌韩表现”的占80.0%。这一民调显示,韩国民众有“受害者”心理,而把一些问题归咎于中方。
韩国社会福利(社会工作)及教育的发展
韩国社会福利(社会工作)及教育的发展
作者:喻传洋 吴世友
来源:《社会与公益》 2019年第4期
《社会与公益》杂志自2018年11月起推出“他山之石”栏目,旨在为读者介绍不同国家社会工作发展情况,以期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本期介绍:韩国
喻传洋/韩国国立庆北大学社会福利学博士研究生
吴世友/华东理工大学国际社会工作学院青年研究员;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工学院助理教授
韩国作为亚洲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其社会工作的发展也相对早于其他亚洲国家。本期来跟大家分享韩国社会工作专业及教育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不同于国内对“社会工作”与“社会保障”的分类,韩国的“社会福利”这一概念包含临床性社会福利实践的微观视角(即社会工作学)与以社会政策、行政、制度为主体的宏观视角(即社会保障学)相结合的超广域社会福利体系(高春兰,2017)。因此,在韩国学术界,社会工作与社会保障统称为社会福利(社会福祉)。这种分类对韩国的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教育、社会工作研究以及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故特
此说明。
一、韩国社会福利(社会工作)发展历史
针对韩国近现代社会福利发展历史,韩国学术界主要将其分为三个阶段:(1)日本殖民时期及朝鲜战争后的建国初期,即以国外援助机构为社会福利体系主体的社会福利初期阶段;(2)从第三共和国①(朴正熙总统时期)到文人政府②(金泳三总统时期)时期,即以经济发展为先导的社会福利基础阶段;(3)从参与型政府③(卢武铉总统时期)到现在,即以追求经济发展与分配相均衡为目标向福利型国家发展的新时期。
(一)社会福利初期阶段
韩国的近代社会福利历史开端是以高宗25年(1888)天主教孤儿院的设立为标志,此后在1919年天主教朝鲜教区设立了妇女福利学院,并且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The Methodist Church)在1894年开始以残疾人福利为中心的盲人支援项目。在之后的日本殖民时期,日本政府为了达到控制殖民地的目的发表了《朝鲜救护令》(Choson Relief Order)。朝鲜战争后,韩国政府于1948年8月15日建国,建国初期由于战争的因素产生了大量的孤儿、难民及贫困者。加之政治及经济环境脆弱,当时的韩国政府还不具备解决社会贫困、应急救济的能力,更多则是依赖于以美国为主的经济及物资的支援。同样,社会福利发展多集中于国外援助机构的基础性社会福利设施的建设,关于社会福利人权保障及政府的社会福利法制政策建设等几乎处于空白状态(,2014)。
中韩差异
我眼中的中韩文化差异
中韩两国虽同属东亚儒教文化圈,韩国历史的源头却与中国纠缠难分,在文化上受到中国的强烈辐射。同质的社会、一样的文化,两国的民族性当然会有太多的共同点。然而在诸多相同之下,却隐藏着一些我们不易体会到的微妙不同。
其中的一个差异就是对平等思想的认识。过去,我一直认为,中韩两国都深受儒学影响,过去的历史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令我震惊的是,与韩国“家长制”的“大男子主义”迥然不同,中国则更类似于“大女子主义”。韩国人认为,隐身于男人背后,一心一意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才是女性典范。因此韩国一直都不太尊重女性权利。但中国男人却和妻子共同分担家务活,而且几乎所有中国女性都和男性一样,是上班族。中国女性普遍都有“我能行”的自立与自主精神。
中国人还赋予颜色特殊含义。在韩国,出去散步的时候,总是不时的看到几个年轻人戴着绿帽子走在大街上,给我的第一感觉那真是哭笑不得.在中国,如果你戴着一顶绿帽子走在路上,那你一定会成为焦点人物,吸引路上大多数人的目光."戴绿帽子",在中国是形容自己的妻子有了外遇,所以,走在街上,你不仅看不到绿帽子,而且在商店里也极难买到.
自古以来,韩国极重礼仪,在语言方面,年幼者必须对长辈使用敬语,至于饮食方面,上菜或盛饭时,亦要先递给长辈,甚至要特设单人桌,由女儿或媳妇恭敬地端到他们面前,等待老人家举箸后,家中其他成员方可就餐。至于席上倒酒,亦需要按年龄大小顺序,由长至幼,当长辈举杯之后,年幼者才可以饮酒。另外,还有一个传统习惯,男女七岁不同席,女孩子到了七岁之后就不与任何男子(包括父亲和兄弟)在同一房间同席。不过,这种习俗在大城市已渐渐破除,偶尔在乡间仍然可见。。现代的韩国人用餐习惯已有很大变化,不少是使用食品盘,每人的一份饭菜装在盘中,也有些更加摩登的家庭已不用食品盘,而是用碗盛饭了.虽然不端碗,但是你的左手绝不能放置于台面上。
韩国的烟文化和酒文化与中国也有很大的差异.在韩国,如果你给长辈敬酒,一定要用双手斟酒,表示你对长辈的尊敬;喝酒的时候,一定要避开长辈的目光,转身后方可饮酒.抽烟时也一样,路上碰见了长辈,一定要把烟藏在身后(其实长辈可能早已经发现,不过也只会一笑了之).在中国,给朋友让烟的时候,大老远的扔就可以了,但是在韩国,这却是绝对不允许的,韩国人会认为这是一种侮辱.
韩国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韩国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道德建设方面都极为重视东方传统的儒家伦理教育,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韩国和新加坡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相同之处
首先,两国都相当重视儒家伦理道德教育
在韩国,儒学自一千多年前传人之后,便成为维系韩国社会发展和民族自立自强的崭新民族精神气质的力量。韩国人把这种体现韩民族精神的儒学作为教育的基础和学校德育的主体框架,通过德育,使儒学反作用于韩国文化建设,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有强烈民族意识的韩国人。汉城大学教授金学圭说:“自古以来,韩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受孔教的影响很大,尤其是社会伦理方面之影响,一直到现在特别显著。韩国人当中,信基督教、佛教等异端宗教的人颇多,可是韩国社会里面通行的伦理道德,基本上皆遵用孔教伦理。换句话说,现在韩国人的生活习惯与对人关系等等,无论其宗教如何,大都是来自儒教的。所以从现代的社会生活的情形来看,世界上儒教的伦理保存得最多的国家,敢说是韩国。”
新加坡政府认为,儒家的许多伦理观念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并赋予了它新的内涵。1982年2月,新加坡政府宣布在中学施行儒家伦理课程,作为中三中四学生的选修宗教课程之一。1985年《儒家伦理》教材正式出版,开始在全国各地通用。除了《儒家伦理》课教材,新加坡还出版了一大批道德文明教育的通俗读物,如《道德教育文选》丛书,其中收入了中国古代“劝学”、“孔融让梨”、“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道德故事,并配有英文;1990年还出版了一部英译《三字经》,该书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人了《儿童道德丛书》。可以说,新加坡是世界上最早把儒家伦理撰写成课本,在学校作为德育科目来教学,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国家之一。
其次,两国注重推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目的基本一致
在韩国,随着西方技术和文化的大量涌人,其道德传统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破坏,许多社会问题也随之而生。诸如道德沉沦、拜金主义、青少年犯罪率上升以及厌学、酗酒、吸毒、使用暴力的学生比重日益增大等。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意识到强调传统道德和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为防止西方价值观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过度冲击和侵蚀,以维护传统美德习俗,学校把学习传统的习俗和儒家伦理美德作为重要的内容,对学校《道德》课程进行改革。
中韩文化的差异毕业论文[管理资料]
中韩文化的差异
近年来,中华大地韩流滚滚,朝鲜半岛也是汉风阵阵,“韩流汉风”一度被热炒。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灿烂缤纷,在五千年的风雨中,经历了多次兴衰的过程,它是不断更新发展的,而且在每一次扬弃后象凤凰一样又获得了新生,有了新的内容;韩国的文化也有着其悠久和深厚的历史,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风景。
中韩两国隔海相望,有二千多年友好和文化交流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河流中,两国人民互相学习,帮助和促进。二者的文化背景虽具有很多共同点,但相异之处还是不胜枚举。中国人喜欢牡丹,国色天香,象征荣华富贵;韩国人喜欢木槿,质朴无华,小家碧玉,却不屈不挠,顽强生存。中国人喜欢看《三国演义》,讲国家大事,规模宏大,像百科全书,将文治武功熔于一炉;韩国人喜欢《春香传》,讲才子佳人,对诗传情,和美优雅……本文仅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韩中文化背景的差异进行举例说明。
1. 文化认知的差异
尽管汉韩两民族在认知视觉上具有很多共同点,但他们对同一思维概念经常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耳熟能详的中国成语“对牛弹琴”是指对不懂道理的人讲道理,对外行人说内行话,在韩国都有类似的成语“对牛念经”,意义完全相同都有“与不可言者而言”的引申义,但一个是弹琴,一个为念经,表现形式却不同;韩语里的大王八和醋坛子只有指称的概念意义,但汉语中则还包括联想的御用意义,所以对汉族人说这两个词则显得不够尊重,甚至羞辱; 同时,汉民族的爱人是说妻子或丈夫,而韩语中则指情妇或情妇,不懂得这层意思那难免会失礼了;中韩对“丈夫”这一指称对象从不同的文化视觉去认识和表达,也造成了文化差异的障碍:汉语里的当家的,掌柜的和韩国语里的主人都指丈夫,韩国语里还有一种对丈夫的称谓,翻译过来叫“外头的”,这种称谓都与分配方式有关,也与男尊女卑的宗法制度有关。
在中国自古便有“右为尊左为卑”的传统,成语“无出其右”表示“没有能胜过他或他们”,这里的“右”指上意;而左迁,左降,则是下之意。另外,人们经常说南征北战,南辕北辙,南腔北调,在说法上“南”常常置前,而由连战皆北,追奔逐北可知,北则与败相连。在韩国文化中,对南北左右没有尊卑之分,所以这种表达方式会使韩国人感到困惑,甚至给韩国人带来误解。
中韩对比研究毕业论文
中韩对比研究毕业论文
中韩对比研究
引言
中国和韩国是两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的国家。在许多方面,这两个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异。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和韩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对比研究,来探讨两国的差异和共同点,并提供一些实证和理论支持。
一、政治对比
政治是一个国家建设和运行的核心领域。中国和韩国的政治体制和政府结构有所不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政府由中国共产党领导。韩国是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政府由总统和国民议会共同管理。
然而,在政治对比中,中韩之间也存在一些共同点。首先,两国都非常注重发展自己的国家利益,均致力于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其次,两国都有强大的中央政府,能够有效地集中资源和决策,实施政策和规划。最后,两国的政治体制和政府都在积极推动反贪污和反腐败的斗争,以创造一个公正、透明和廉洁的社会环境。
二、经济对比 经济是一个国家繁荣和发展的关键领域。中国和韩国都致力于实现经济增长,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促进经济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措施,实现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与此同时,中国还在不断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加强中国内部市场的消费需求。
韩国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具有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和自由市场经济。韩国经济主要依靠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尤其是高科技和汽车等行业。韩国还注重科技创新和研发投入,以保持其竞争力。
尽管两国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发展,但仍存在一些差异。首先,在经济结构上,中国是一个多个产业并存的经济体,而韩国则更加注重发展特定的产业。其次,在经济政策上,中国采取的是更具干预性的政府干预,而韩国则更加注重市场机制的发挥。
三、社会对比
社会是一个国家文明和进步的基石。中国和韩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但在社会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
当代韩国哲学和宗教研究现状及其成就
论文集萃・
当代韩国哲学和宗教研究现状及其成就
朱七星
光复多年来韩国人文科学随着韩国社会、
经济的发展,从恢复到繁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一方面按以往传统做法积极介绍西方人文科
学的最新动向和不断引进其研究成果作为自身的
发展动力和思想的借鉴另一方面立足于韩国传
统思想文化结合新课题开展独立的、创造性的研
究努力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现将韩国当代
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现状及其
成就作一概述。
一哲学
光复后韩国的哲学研究规模宏大人才济济
成果显著,可分为三个时期。
光复后第一时期一年代末
至年代中期实存哲学与德国唯心论两大
哲学思潮在韩国哲学界占主导地位。实存哲学批判
西方社会制度造成许多恶果并使人丧失个性和被
异化它标榜会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因而被广一大
知识阶层所接受并把它当作“时代思想”。此外因
它以对抗马克思主义或补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姿
态出现,引起人们极大关注,因此得以在社会上广
为流传成为韩国哲学研究的中心之一。德国唯心
论哲学,主要是康德与黑格尔哲学。其中黑格尔辩
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年轻学者对它
产生很大兴趣,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
光复后韩国哲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清算日本帝
国主义占领时期殖民学风的残余纠正日本御用学
者对韩国传统哲学的种种歪曲在恢复和整理韩国
哲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年玄相允率先摆脱
以往只注重训话注释的经学方法采用西方近代学问研究方法撰写了以韩国性理学为中心的《朝鲜儒学史》改变了以学统与渊源为中心的儒学史开始
恢复其哲学的本来面貌。他在“朝鲜儒学在朝鲜思想
史上的影响与地位”等章节中明确地阐述朝鲜儒学
的“功”与“罪”过及其历史地位肯定了退溪、栗谷
对朝鲜哲学史所做的理论贡献等为恢复与整理朝
鲜传统哲学开辟了道路。年代后李相殷的“论韩
国儒学的‘功’与‘过’和尹丝淳的“对‘高桥亨的韩国
儒学观’之检讨”、“论在韩国思想史中日本帝国主义
的残余”等论文力图肃清殖民学风的残余纠正把韩
国沦为殖民地的原因归罪于儒学的误解为韩国传
现代韩国社会与价值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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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韩国社会与价值观的变化
——以女性与家庭关系为中心
李光子(Seoul 女子大学 社会事业学系 教授)
姜文姬(Seoul 女子大学 儿童学系 教授)
朴温子 (Seoul 女子大学 文献情报学系 教授)
一、 绪言
在1960年代韩国社会发生了不过在十年前连想象也不敢想象程度的变化,对要适应这种社会变化的韩国人来说确实感到很大的困扰。这种变化不仅是超越自农耕社会至产业社会的变化,自大家族社会至小家庭或是核心家庭的变化,而是使许多人们都暴露在既深大又冲激的风波中。尤其是在数百年期间,自李朝开始,在社会、家庭或是在家庭里,崇尚儒教文化,又深受其影响的韩国生活文化可以说卷入急剧变化漩涡中亦不是过言,譬如说,在父母子女关系上,以前有权威的上下关系崩溃,在夫妻关系上,夫妻各自区别的角色渐形模糊。
本文拟就以在产业社会与后期产业社会的情报社会上,受其影响的韩国人的意识与价值有何变化,而且因其所产生的问题在何,又为解决此问题的方案及以后向何处发展等诸多问题,以女性与家庭关系为中心考察之。
二、 产业社会的特征与家庭关系的变化
随着产业社会的到来导致全球性的家庭与男女关系的变化,其中尤其是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指称家庭的组织由传统的家庭主义转向为个人主义。(Drew,1998)站在传统家庭主义立场观之,人类的自我停滞性的核心在家庭关系中形成,维持生计的首次责任在于家庭,女性与男性在家庭中,各自持有分别的角色,照顾与抚养是不可侵犯的领域。与此反之,个人主义家庭概念在如下几点上与传统家庭概念有区别。(Shin,Kyung A 2001)
其一,在于结婚与生育概念上的变化,尤其是在女性的立场上来看,在传统家族组织内与结婚适龄期结婚生育维持组织家庭,视为是女性天经地义地理所当然的义务,同时这又是一般女性的生活方式。可是在现代社会里,这种结婚与生育问题变为个人的选择问题,导致结婚率与生育率降落,无子女的家庭增加,初婚或初产年龄上升的结果。
当代韩国基督教盛行原因
当代韩国基督教盛行原因
作者:李娟日
来源:《人间》2016年第30期
摘要: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传道事业在当代韩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美国的榜样作用、政治利用、工业化后遗症以及传教体系的作用。
关键词:韩国基督教;美国榜样;工业化;传教体系
中图分类号:G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 280 -01
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是基督教在韩国快速发展的时期。天主教徒从1945年的18万增加1980年代中期的110万,新教徒由1940年代的50万增加到900万,占总人口的24%。1997年韩国的基督徒已经达到人口的40%,2002年上升至49%。当代韩国基督教发展如此之快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原因:
一、美国榜样作用
1945年到1953年,韩国基本处于混乱状态,工农业生产存在严重的减产问题,美国此时正积极推行“金元外交”,对韩国进行慷慨援助。毋庸置疑,在美国经济援助到来的同时,科学、文化等也随之输入韩国,韩国的政治、宗教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变化。而且,美国的目更重要的是将其纳入西方阵营,这样,对韩国的改造就不能仅停留在促进经济状况的改善,更重要的是促成文化价值观的转变,使其成为亲美派。美国也确实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韩国的基督教深深地烙上了反共标识,并吸收了美国的原教旨主义。
当韩国刚从日本手中得到解放而又面临内战时,人们处于饥饿绝望中,求助于耶稣基督,便成为基督徒的唯一出路。当时,美国教会也纷纷派遣传教士入韩,带来大量急需的食品、药品和衣物,并在韩国境内开设临时食堂,为饥饿家庭提供免费的食物;各地也搭建一些避难所提供给无家可归的人。虔诚的基督徒认为是他们的祷告发挥了作用;同时,这些爱心救助活动也赢得了非教徒的认同度,大批受过教会帮助的韩国家庭自愿入教。另外,韩国的教育体系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学生从小学开始就接受美国式教育。教会学校在韩国得以保存,并成为现代韩国社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延世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等都是韩国知名学府。教会学校“天生”是传播西方价值观、灌输西方思想的工具。它进行强制性宗教教育,规定所有学生都必须接受基督教教义和礼仪,大部分学校要求学生每年至少修一门宗教课程,而且需要参加宗教礼拜,作为基督教徒的教师在讲授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同时,将基督教义掺杂进其中,这为培养后生力量提供了强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