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第二讲 太平天国的历史变奏
一、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进程
1.17世纪高峰（明末清初）
福音运动○1（非法、民间运动）
产物：历法
科学技术（传教士传播）
2.19世纪高峰（鸦片战争后）
福音运动（合法）
产物：大学○3
西学○2涌入
3.20世纪初高峰（五四运动）
民主、科学 产物：政党
4.20世纪末高峰（改革开放）
民主
产物：入世○4
规则
二、洪秀全与拜上帝会
1. 个人人格○5
2. 桂平金田——（烧煤工）杨秀清
3. 平等旗帜与共产共妻（农民理想政治）
4. 曾国藩——卫道旗帜（“孔、孟”学说）
5. 天国政权封建性
○1神授权
○2等级制 封王
封妻（88位）
○3政教分离 天王洪秀全——教务
东王杨秀清——政务
三、历史逻辑（道理）
名称 主体 对象 旗帜 地点 结果 经验
太平天国 农民 反帝反封建 西方基督教 南方 失败 土改不彻底
义和团 农民 扶清灭洋 中国道教 北方 失败 没有土改
共产党 农民 打土豪分田地 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北 成功 土改彻底
思考：农民在现代中国社会处于什么地位？农民在近代史的影响力变大还是变小？
注： ○1社会福音运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基督教中的一个思潮，主张教育改变人心，从而改造社会。基督徒不仅要传播理想，还要有实践行动，积极参与社会改造活动。中国基督教教士吴耀宗、赵紫宸、吴雷川等人深受社会福音运动的影响。
○2西学：“西学”的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它最先是指在西方产生并传播到中国的学说。现在所说的“西学”不只是指“西方人的学问”，而应该被理解为“中国人研究的西方学问”。自从“五四”之后，中国人主动地引进西方的学说，并全面、深入地研究、介绍和评价这些学说，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每一个学科领域莫不如此。
○3大学：天主教和新教都在中国建立了一大批教育机构，成立的学校、有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及各种弱势机构、老幼院（如：盲哑学院、养老院、孤儿院等）等各种。据民国二十六年的统计：男子中学有一百间、女子中学有九十五间、男女合校的中学有五十四间。中学数计二百五十九，学生数约有五万。大学计有十三间，有：济南的齐鲁大学、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南京的金陵女子理学院、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杭州的文江文理学院、武昌的华中大学、福州的华男女子学院、广东的领东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等。（据民国二十六年的统计，上述十三所大学的学生数计有六千四百二十三人），至于教会所兴办的小学，据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统计：高小九百五十六所，学生三万二千八百九十九名。初小五千六百三十七所，学生十五万一千五百八十二名。 出版事业方面，教会所创办的杂志刊物，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时，计有中文杂志二百十一种，英文杂志二十七种，合计总数为二百三十八种。民国二十四年所出版的基督教丛书计有四千种之多，由六十九所基督教印刷厂分别承印，并有一百三十家专售基督教丛书的教会书局。[21]
○4入世
基督教的入世和佛教的出世
――东西方文明小议
对于基督教发展历史的兴趣，最早始于电影《达芬奇密码》。而后，也读了这本小说。今年选修了西方文明史。其中，有关基督教章节学习，使我对西方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信仰――基督教有了进一步了解。
浙大玉泉校区不远处，既是闻名中外的灵隐寺；距离杭州城区不远的余杭有唐朝四大名寺之一的径山寺。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佛教徒国家。不免的，会对基督教和佛教作一些比较。个人认为，基督教是入世的，而佛教是出世的。
一、从崇拜对象看。基督教是以信仰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宗教。基督耶稣是大约公元前6年--约公元30年的拿撒勒木匠。他是来自下层人民的代表。在他的表哥约翰被捕后，回到加加利正式传道。他的教义和思想是天国观念，是对巴勒斯坦秩序的否定，是对统治阶层罗马势力的否定。他是号召人民斗争和反抗的革命家。而佛教佛陀乔达摩悉达多，本身出生贵族，他改变命运，争取世俗物质生活的诉求。他更的的思考是，人为什么痛苦，如何解决这种痛苦。从崇拜对象来看，基督教更倾向于“革他人命”—外化，佛教更倾向于“革自己命”—内省。外化的表现形式是要和他人接触和沟通，是要说服和被说服，是要入世得解脱；内省的表现形式是要远离世间，回归自我，修身养性，是追求出世超脱。
二、从宗教形式看。基督教的教堂多半修在城区，或者村镇里；而佛教多半修建在深山老林中。基督教要走到人们的生活中，比如教堂的牧师是兼顾了生活指导师和心理咨询师的职能，是要帮助迷失的人们找到积极的生活态度，它是入世哲学，是实用哲学。而佛教的寺庙多半发挥不了作用，首先庙宇在“远离人间烟火”，其次修行的佛教徒是修自己，是感悟自己的精神，超脱自己的痛苦。当然中国大乘佛教也主张“普度众生”，但是“普度众生”的最高形式多半是劝导施主“改邪归正”“看破红尘”“归依佛门”。在佛教看来，只有出世的状态，才能除“业障”，才能“功德圆满”获得解脱。
三、从基本教义来看。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爱”。爱是什么？爱是一种人对人的给予。2008年平安夜在中山北路的天主教堂（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清顺治年间所建）度过。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教徒们互祝新年好时，你会发现彼此陌生的人们眼里和言语间是多么真诚的爱意。而佛教的基本教义，我个人理解是“善”。“善”是内敛的，是自我的。不是别人善，而是要自我向善，自我修行，自我改造，自我达到佛陀境界。两相比较，“爱”重行为和形式，“善”重精神和内在。所以，基督教“入世”，佛教“出世”。
四、从修行方法上看。基督教认为，人靠自身的力量无法摆脱自己的贪欲和罪恶，既无法消除过去的罪，也无法保证现在和将来不会犯罪。耶稣为担负和消除世人的罪被钉于十字架，受苦受难，舍身流血，死后三天复活，身体变为不朽不坏的灵性身体，显现于门徒后，升天。人信靠他，自己的罪才会被消除，才能获得拯救和永生，修行才会功德圆满，死后灵魂升天，与主同在。而佛教则用修行的方法去掉修行者自己的欲望、罪孽和烦恼，以达至善，摆脱轮回，进入涅盘。“佛”是一个理智，情感和能力都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换句话说，佛是全智、全悲与大能的人。佛教和基督教的不同点,佛不是万能，佛不能赐我们以解脱。他只能教导我们，我们还要凭自己的努力得解脱，佛不能使我们上天堂，或判我们入地狱。可见，基督教是“信他”，佛教是“信我”。
《中国宣教简史-1807-1990》
中国宣教简史
〈1807-1990〉
基督教自清朝嘉庆十二年〈西元1807年〉由伦敦会马礼逊牧师〈Rev. Robert Morrison〉
传入广州之后，正式开启基督教向中国宣教之门，迄今已有一百八十余年的历史。就宣教史
的角度，其间的发展、转折过程，可以分成几个时期约略说明：
一、宣教的拓荒时期〈西元1807-1860〉
马礼逊来到广州的嘉庆年间，仍然是清政府实行对外关闭自守政策的时候，所以对马礼
逊的来华宣教，在态度上是十分不友善的，从而对马礼逊之来广州，也给与诸多限制与拦阻，
象只得居住於广州城外的商馆、一个月中只有三天可以入城、一年又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
因贸易的关系来到广州城外的商馆；种种的限制，迫使马礼逊只得往澳门来。然而葡萄牙管理的澳门，也因此地早属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对基督教宣教士也有诸多有形与无形的限制；
使得马礼逊以及稍后来到中国传教的宣教士，只得退到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地区，一切都需从
长计议。在此展开了翻译与印刷中文圣经、编写福音小册、培训华侨传道等事工，等待时期
的转变。所以拓荒时期宣教工作是极其坚苦的，非百折不挠的毅力与无比的信心不可。 清道光廿二年〈西元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结束，签订了南京条约，随后中美与中法之间也分别签订了条约，在条约中香港割让与英国、开五口商埠——上海、宁波、福州、厦
门、广州，给西方这些缔约国，使得宣教工作得以进一步发展。西方的宣教士遂在香港与五
个中国通商口岸展开宣教工作。这些工作当然是由宣教士本人来承担的，所以每个宣教士都
得学习中国的语言与文字，否则无法把福音宣扬给中国人。有些宣教士也培训中国宣教士，
经过短期的训练就派遣他们在五大商埠与附近的乡镇宣教，透过派发福音小册的方式来进行，只是果效不彰。问题的症结在于这批经过短期培训的中国宣教士，在素质上颇有问题，
许多人是受生活所迫而前来加入此行列的，而短期的培训也总嫌粗糙，以致久久看不出什么
果效；好在设立医院以医疗宣教的方式、办学校以教育方式的宣教，颇有成效，才使本期宣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接纳与认同
・基督教研究・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接纳与认同
夏俊霞 基督教自传入中国后,虽遭排拒,但自传入之日起,中国的知识分子即与之开始了认
同、吸纳的历史。从农民起义领袖到一批博学广识的学者、文人,从资产阶级维新派到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者,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到一批作家、诗人,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的知识分
子们通过各种途径,改变着对基督教的敌对观念,进而将其吸纳,转变为可资起义、西学东渐、改良、革命、改造国民的有利武器和工具。而这个吸纳的过程又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它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自近代以来的新陈代谢,更为世界文化的广泛交流贡献卓著。
作者夏俊霞,1966年生,硕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历史系讲师,在职博士生。
一、晚清士林的基督教观与思想嬗变
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虽遭排拒,但事实上,基督教自传入之日起,中国的知识分子即
开始了与其认同的历史。只不过在最初的时候,愤怒排拒太强太浓,以至完全遮住了那个
虽然缓慢却悄然发生、发展的认同潜流。所以中国第一个基督徒蔡高及其弟兄们之受洗入
教,中国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梁发随同洋教士到处散发宣教品并未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
但是,到了洪秀全受了基督教的影响,组建拜上帝会举起起义大旗席卷南中国的时候,人
们开始领略基督教所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洪秀全在屡试不中、思想极度颓废之中,开
始接受基督教。他读了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后,被书中的上帝是“真神”,人人
都是上帝的子女,彼此应该平等,大家都应敬拜上帝,而不应去敬拜鬼神和各种偶像的思
想所吸引,感觉从中受到登“上天堂之路”的启示,获得了“永生快乐之希望”①,开始从旧
的功名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于是,他在1843年自施洗礼,虔诚地祈祷上帝,成为近代
中国较早的知识分子基督徒之一。可以说,基督教对洪秀全选择起义反清的道路产生了直
接的影响。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洪秀全对基督教只是一知半解和改造利用,致使一些西方
・57・①《太平天国》第六卷,第842页。的外交官和传教士一再指责他是“异端”、是个“疯子”①。然而太平天国另一位领袖洪仁
建国以来反教会斗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建国以来反教会斗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晚清中国人民反对西方来华基督教会的斗争（又称反洋教斗争或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反教会斗争数量极多（有据可查的就有近2000起）、参加者十分广泛、遍及全国各地。所有这些，都是同期其他事件所无法比拟的。因此，这一斗争对晚清社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建国前的几十年间，有关反教会斗争的研究仅有11篇论文和3部专著：（英）宓克撰、严复译：《支那教案论》（1）、吴盛德、陈增辉合编：《教案史料编目》（2）、王文杰著：《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3），很不深入。新中国成立后，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才出现了转机。本文试图对建国以来反教会斗争研究的脉络加以勾勒，对主要学术争鸣进行评述，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几点建议，供史学工作者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一、建国以来反教会斗争的研究脉络
建国以后，反教会斗争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从1949年到1965年间，共发表有关论文95篇，年均5.6篇；出版资料专辑和专著3部，即南昌人委办公厅历史沿革组编印：《1906年南昌教案资料专辑》（4）；李时岳著：《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5）；南史著：《天津教案》（1870年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6）。由于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学术界对反教会斗争的研究基本上限于“反帝”的框架，思想闭塞，研究范围狭小，仅仅对天津教案、余栋臣起义、周汉反教案、景廷宾起义、南昌教案、以及反教会斗争的发展阶段和特点等少数问题展开讨论。
“文革”期间（1966—1976年），反教会斗争的研究受到严重冲击。在这10年内，只发表了两篇论文，出版了一本通俗读物，即天津市历史研究所天津史话编写组编：《火烧望海楼 ——1870年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天津人民反帝斗争史话）（7），讨论的问题仅仅涉及云南和天津教案。总之，这一时期反教会斗争的研究几乎被“革”掉。
粉碎“四人帮”后，反教会斗争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自1977年至今，先后召开了五次有关反教会斗争的学术讨论会，即1982年6月在四川省大足县召开的小型“反洋教运动史和余栋臣起义学术讨论会”、1985年4月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的“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1987年9月在安徽省绩溪县召开的“19世纪中国教案 —— 义和团学术讨论会”、1989年11月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的“第三届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1992年11月在湖南省怀化市召开的“第四次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1986年12月，还成立了“四川省近代教案史研究会”。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反教会斗争的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由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两岸关系的改善，台湾吕实强、张贵永、陆宝千主编的有关反教会斗争最重要的中文资料：《教务教案档》（7辑21册，1000多万字）、吕实强著：《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 —1874年）以及《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等书在大陆流传，对大陆反教会斗争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期间，共发表论文223篇，每年平均9.3篇；出版资料专辑6套，即廉立之、王守中编：《山东教案史料》（8）、王明伦选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9）、廋骆良、陈仁华、吴国强编：《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10）、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11）、中华续行委办会（The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译：《中华归主》（12）、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合编：《清末教案》第1—3册（13）；出版专著14部：即周健钟编著：《贵州三“教案” 》（14）、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15）、廋裕良著：《广西人民反洋教斗争》（16）、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与四川省近代教案史研究会合编：《近代中国教案研究》（17）、张力、刘鉴唐著：《中国教案史》（18）、
浅谈美国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传教活动
浅谈美国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传教活动
作者：庄 易
来源：《资治文摘·管理版》2010年第03期
[摘要]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不仅遭遇了耻辱的侵略战火,同时还有文化入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他们的传教活动虽然在“教化”中国基督教徒方面乏善可陈且异常艰苦,但他们的教会学校和医院等事业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不仅具有西方传教士的代表性特征,且在其活动目的和缘起方面独具特性。本文就美国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传教活动进行简要的阐述和分析,以窥见美国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传教活动的全貌。
[关键词]美国传教士 近代中国 传教活动
一、美国传教士何以到中国传教
1.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兴起了出国传教热
在19、20世纪之交,美国经历着基督教新教的“宗教复兴”,美国国内涌现出大量教会组织及学校。随着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在世界的急速上升,以路德教会为主的美国基督教新教组织将传教运动扩展到全世界,尤其是非基督教国家,中国便是其中之一。
2.美国女性对“独立人格”的要求促使她们加入传教队伍
伴随着基督教的“复兴”,女权主义运动也在美国兴起。未婚女性对“独立”的需求促使她们进入由大量募捐组织给予经济支持的学费低廉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毕业后会有良好的医疗或教育工作。不仅如此,已婚女性(很多是牧师的妻子)也开始不能满足于单纯的基督教家庭生活,与教会产生联系,她们往往组成教区妇女团体。女性的加入为传教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她们通过家庭的影响使教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少女性甚至把出国传教当作发展自身事业的重要机会。
3.美国国家利益的驱使也是“传教热”兴起的重要原因
美国基督教文化的宗教扩张与本国现实紧密结合起来,成为美国国家利益大举向全世界扩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传教士查尔斯·丹比所说:“传教士是打开贸易商业渠道的先行者。……受到神圣激情感召的传教士们足迹遍及世界,不久外国商业以及贸易的发展也就随之而来。”中国可观的潜在市场在引来美国侵略者的同时,也接收了美国传教士。美国传教士并非是中国这片土地上基督教文化的第一批开发者,但他们的庞大阵容在1910年已经超过其他欧洲国家传教人数总数的一倍以上。他们的活动在协助美国扩张这一方面的意义是不可忽略的。 二、美国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传教活动
晚清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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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
作者：黄金刚
来源：《教育与职业·理论版》2007年第19期
［摘要］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是当时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把创办学校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重要辅助手段，客观上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文章以晚清来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作为研究对象，得出如下研究结论：传教士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示范者；传教士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参与者；传教士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推动者。
［关键词］晚清 西方传教士 近代高等教育
［作者简介］黄金刚（1965- ），广西天等人，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和地方民俗学。（广西 崇左 532200）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29-0098-03
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福音的同时，热衷于中国的教育事业。其目的是想让基督教教育在整个中国教育体系中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以扩大基督教在华的影响，最终实现“中华归主”的愿望。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发现他们传播福音的最大障碍就在于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美国传教士库恩非声称：“只要中国还以现行教育体制教育自己的年青一代，中国就仍将是一个崇拜偶像的异教国家。”这反映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教育的不满以及期望用西方基督教教育取代中国传统教育的急切心情。正是基于这种愿望，来华西方传教士成为中国封建教育的批评者和西式教育的积极鼓吹者。尽管他们对中国传统儒家教育的批判带有宗教狭隘性和强烈的西方文化优越感，但这种批判确实揭露了中国旧式教育的弊端，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孕育和诞生起了积极的催化作用。
一、传教士：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示范者
19世纪80年代后，西方传教士办学重点逐步转向高等学校，最初教会办的大学是书院，然后改为大学。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它原是一所小学，1882年正式升为学院。19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所，除登州文会馆外，还有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创办的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的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圣约翰学院中设置的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的杭州长老学院。
基督教中国化三思
“基督教中国化”三思
张志刚
2013-1-14 16:22:57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京)2011年5期
内容摘要：本文所用的“基督教中国化”概念，旨在立足于“学术的立场”来更客观、更理性地探讨基督教何以能够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通过“中韩基督教史比较”、“当代中国宗教生态”和“国际宗教对话动向”三方面的思考，笔者力主如下结论：社会实践是检验宗教信仰的唯一标准；就当今中国国情而言，“基督教中国化”的必由之路在于，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发展进步做出积极而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基督教；中国化；社会实践
作者简介：张志刚，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外国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标题出自如下两重立意：其一，“基督教中国化”(Sinolization of
Christianity)是相对于以往惯用的“本色化”(Indigenization)、“本土化”(Localization)或“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等词而言的，在笔者看来，这几个词主要属于“教会的概念”，即主要是“教会的学者”用来讨论基督教如何适应传入地的文化背景或社会处境的。譬如，怎么用中文来译注《圣经》，能否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或思想来解释教义，如何适合中国社会状况来布道传教等。本文所用的“中国化”概念，则定位于“学术的立场”，即力求更客观、更理性地探讨基督教何以能够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其二，“三思”一词取自中国成语“三思而行”，笔者以为，这个成语所蕴含的素朴哲理也适于我们思考“基督教应否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当然，这样一个重要且复杂的课题，绝非笔者个人所能完成的，而是要靠海内外同行——关心中国基督教的各方学者来集思广益，百家争鸣，共同探索。正是基于上述初衷，笔者将近些年来的研究体会梳理为“本文的三思”，以期抛砖引玉，征得批评指正，裨益日后研讨。
中国近代史纲要课后思考题答案（5篇范例）
中国近代史纲要课后思考题答案（5篇范例）
第一篇：中国近代史纲要课后思考题答案
《中国近代史纲要》课后思考题
第一讲
如何从史论结合的角度正确认识资本-帝国主义入侵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消极影响：
1、随着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
2、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勒索中国巨额赔款，而且迫使中国举借外债来偿付这些赔款。列强的政治贷款常常附有苛刻条件和高额利息，并要求以中国的关税和盐税为担保，这实际上扼住了中国财政的咽喉。而外国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成为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枢纽，凭借各种特权和雄厚势力，逐步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
3、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活动，宣传殖民主义奴化思想，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4、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还享有领事裁判权，把持中国海关行政权，并勾结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爱国运动。同时列强还特别注意在中国政府中扶植收买自己的代理人，如支持通过北京政变掌权的恭亲王奕訢和洋务派大官僚曾国藩、李鸿章等，鼓励他们实行媚外妥协的外交方针。
5、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最直接和赤裸裸的方式是军事侵略。它们倚仗先的武器和军事技术，特别是军舰和大炮，或者进行武力威胁，或者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干涉中国的内政，直至出兵镇压中国革命。积极影响：
1、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推动作用。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逐步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的先进生产技术、经济制度、经营管理方法和科技人员，从而为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条件和可能。 2、随着民族矛盾的尖锐，又推动先进的中国人积极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大力宣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并在实践上积极努力，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进程。
3、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注目世界，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新思潮萌发，冲击了封建思想。
山西庚子教案
山西庚子教案
山西庚子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起重要的抗议事件，发生于1900年的山西省。本文将从教案背景、教案经过以及其影响三个方面对山西庚子教案进行论述。
一、教案背景
山西庚子教案的发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当时正值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与问题逐渐凸显。外国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经济衰退，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贫困。在这种背景下，传教士们利用中国政府对基督教传教活动的宽松政策，进一步扩大传教的范围和影响。
二、教案经过
山西庚子教案始于1899年，该年夏秋之交，英国传教士教达定骚扰中国传统庙宇。事发后，太原知府迅速展开调查，并指示英国总督必须将教士拘捕归案，以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秩序。然而，英国总督完全忽视了中国法律，并联合其他外国传教士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抗议活动中，传教士恶言中伤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并且不断侵犯与中国有深厚历史渊源的庙宇。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民众愤怒不已，纷纷走上街头，要求外国传教士立即离开山西省，同时也对这些传教士进行了一些暴力行为。
三、教案影响 山西庚子教案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首先，教案引起了全国各地人民的关注，激发了人们对外国列强侵略的强烈抵制情绪，成为中国抗击外来侵略的象征事件之一。其次，教案使中国政府认识到必须加强对外国传教士的管理和限制，保护中国民众的文化和宗教权益。最后，教案也使山西省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震慑了其他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的挑衅行为。
总结起来，山西庚子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它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混乱和外来势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教案的发生引起了人们对外国侵略的坚决抵制，也迫使中国政府加强对外传教士的管理。山西庚子教案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保护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教案中存在一些暴力行为，但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铭记。
麦都思及其《中国：其现状与传教展望》研究（可编辑）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麦都思及其《中国:其现状与传教展望》研究
中文摘要 作为第三位来华的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以向中国传播基督教教义为其首要
目的。然而总结他一生的活动成果时,不难发现他有着多重不同身份的复合。
麦 都思是印刷工,是传教士,是报刊创办者,是语言学家,是翻译家,是出版家,
也可能是西方殖民者的先锋。1817 年,麦都思来到南洋是协助当地教会的印刷
工作。1819年,他被按立为牧师,正式以传教士身份开始传教。至鸦片战争
前, 他参与编辑了多份的中文报刊,又编纂了《福建方言字典》和《华英词汇》
等语 言字典,用汉语、英语及马来语撰写的各种著述总数更超过 90 种。自 19 世
纪
30年代至 50年代,他两次成为《圣经》修订、翻译的主要参与者和负责人。鸦
片战争后,他移居上海,创立墨海书馆,有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印刷业务的发展。
1838年,麦都思著《中国:其现状与传教展望》,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一部
著作,也是本课题研究的基础。该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向读者综合性地介绍
中国文明,描述清代中国的社会状况。第二部分麦都思先是对基督教新教在中国
以及南洋地区的传教历史作扼要叙述,此后便集中记述了 1835 年他与史第芬在
中国沿海航行和传教的一次经历,在叙述其游历的体会时,当中内容虽有偏
颇, 但也不乏精到的个人见解。该书有近 600页,麦都思以?精炼、准确的语句,
比 较准确、客观的叙述和评论了中国社会制度的诸多方面以及其沿海游历的所
见所
闻。书中记述有大量关于麦都思的传教经历和观点体验,值得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麦都思 传教士 中国:其现状与传教展望 I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麦都思及其《中国:其现状与传教展望》研究
Abstract
Walter Henry Medhurst, was the third missiona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who visited to China. During his life, his primary mission and duty, was to be
近代中国基督教运动中的差会与教会关系概论
作者： 刘家峰[1]
作者机构： [1]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
出版物刊名： 宗教学研究
页码： 111-117页
主题词： 差会;中国教会;本色化
摘要：近代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无法逃避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处理差会和中国教会的关系，
本文主要对来华传教士以及中国教会在这方面的观点以及措施进行考察分析。基督新教入华的
第一个百年，传教事业完全在差会和传教士的控制之下，但随着新一代中国教会领袖的成长和
传教士“中国教会”意识的增强，到20世纪初期，主张差会向“中国教会”移交财产和治权，
从“教会在中国”（Church in China）逐渐过渡到“中国教会”（Church of China），已成
为传教士和中国信徒的共同理念。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直到1950年代初，能完全做到自养、
自治和自传的教会还是很少一部分。原因有多方面，包括传教士的不愿主动放权以及中国信徒
自身能力的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