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对苏轼性格的影响

儒释道对苏轼的性格影响苏轼的性格很复杂，有儒家内核，又有道家精神，兼有佛家的境界。因而在政治上有其保守的一面，也有其开放的一面。表现在变法上的犹豫就可以看出。

2.1 苏轼的儒家内核

儒家入世思想对苏轼影响最大的是其政治人格。他时刻把儒家积极入世思想作为自己立世的标准，“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成为他一生行为的信条；借助佛老超越佛老，而未消极出世、陷入个人的痛苦，因而苏轼超然卓绝的人格魅力历来为人们称道。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苏轼对儒家思想的自觉继承与坚守。

苏轼最早接触的更多的是儒家典籍，因此儒家思想在其人生中占据着深层次的地位。正如他小的时候问母亲，如果自己是范滂那样的人，母亲是否愿意一样。还有他关心社会矛盾，体察百姓疾苦。如“富人事华靡，彩绣光翻坐；贫者愧不能，微挚出舂磨”(《岁晚三首•馈岁》)[7]还有在黄州之时，“救治时疫，养育孤女”[10]等等善举，无一不体现他的天下为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文情怀，也就是儒家的真正精髓。他的政治生涯，本可以顺风顺水的，但是由于心中的执拗，却饱受排挤，处处受制，险些丧命，及时行将就木的人生最后几年，也是在酷热难耐的海南岛度过的，一生虽然总能得到上司的赏识，虽说名满天下，粉丝无数，上至太皇太后，下至普通百姓。无不吟唱着他的诗词。可是政治生涯确实艰辛。苏轼自幼就聪颖过人，七岁知诗书，十岁即有当世志。其弟苏辙回忆“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

考“制科”时，他曾对北宋王朝的腐败现状，写了《策略》、《策别》、《策断》等篇文章，提出“立法禁”、“抑侥幸”、“决壅蔽”、“教战守”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改革弊政的主张。而在他考礼部进士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更是提出了“天下归仁”的理想：“以君子长者之道得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这种德治仁政的政治思想成了苏轼后来一生从政贯彻始终的基本指导思想。

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苏轼自幼开始接受爱物仁人、经世济民的儒家思想，从而成就了他“奋厉而有当世志”、“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的浩然之气。这种济世救民的思想进朝为官后就更加明显了。他殚精竭虑，积极上书，希望能够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在《思治论》奏章中，他指出北宋国力衰弱的三大因素是：“无财”、“无兵”、“无吏”，进而提出“丰财”、“强兵”、“择吏”三方面的改革目标和措施，指出这是宋王朝政权能否巩固的关键问题：“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

这种德治仁政理想体现在处事行为上就是忠君爱民。苏轼的忠君不是愚忠，而是直言敢谏，公心为国。他与王安石激进变革、司马光的保守不同，提出渐变改革。以致既不取悦于变法新党，也不见容于力废新法的旧党，最后，自求改派外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辗转周折。然而即使被贬他也恋恋不忘君主朝事，认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中那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渴望报效国家的雄心，让多少士大夫追慕不已；其中“亲射虎，看孙郎”的年轻英武的孙郎就是苏轼想要效法的对象，把自我形象融入“太守”、“孙郎”、“魏尚”的形象中，希望朝廷能重用自己，使自己一展宏图，实现富国强民的梦想。“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虽然形同囚犯，但他依然作诗，“愿为穿云鹘，莫作将雏鸭。”（《给友人陈慥》）。在到黄州的谢表中他写道：“贪恋圣世，不敢杀身，庶几余生未为异物，若获尽力鞭棰之下，必将捐躯矢石之间，指天誓心，有死无易！”（《与滕达道书》）其肝胆忠烈，不惧不悔，死而后已的壮烈情怀，足以感天动地！

如果说忠君是苏轼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一部分的话，那么爱民惠民则是苏轼坎坷一生的

终极目标。无论是杭州任上疏浚西湖、修筑湖堤，密州灭蝗除害、赈灾救荒，还是徐州任上抗洪抢险、保一方平安，他都能以国事百姓事为先，免除赋税，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整饬军纪，甚至是在最荒远的儋州，也能为黎民传播先进文化，开凿井泉，介绍先进农耕方法，发展当地生产，甚至甘愿“化为黎母民”（《和陶拟古九首》）。这种以天下事为己任，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形成了他强大的人格感召力，受到百姓的爱戴和文人士大夫的追随。反过来，这种拥戴又给他精神的慰藉，使得他心胸开阔，更以天下为己任。他到杭州的感觉也是“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到密州，“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超然台记》）到黄州，即喜“黄州山水清秀，土风厚善，”说自己“亦黄州人也”（《书韩魏公黄州诗后》）。在惠州，“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十月二日初到惠州》。即使在海南，他也说“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处厄无怨，积极处世。这是一种难得的儒家士君子风度。“士以气为主”“士君子以道事君，以道义为支撑，必然培养为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士存高气，则包含宏大，胸节迈伦，有独立不倚之人格。”

2.2 苏轼的道家精神

庆历五年，八岁的苏轼进入眉州天庆观北极院，随道士张易简读书，直至庆历八年。

苏轼好读《庄子》，一次读后叹息曰：“昔日有见，口不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

[12]后来在《与刘宜翁书》中回忆道：“某龆龀好道”，倾心《庄子》。随着苏轼眼界的扩大，阅历的加深，宦海浮沉的遭遇，人情冷暖的体察，他对学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元佑元年，四十九岁的苏轼在《送沈逵赴广南》一诗中说：“功名如幻何足计，学道有涯真可喜。

[8]”即是这种心情的流露。

东坡一生，始终未脱离仕途，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行为准则一直影响着他。但愈到晚年，老庄思想对他的浸润愈加深厚，由青年时期的力辟佛老最终发展到晚年的融合佛老，强调老庄与儒学的一致，力图把道学同儒学结合起来，认为道家的教义合于儒术。在《上清储祥宫碑记》一文中，他说：“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仁者静寿之说。”在《庄子祠堂记》一文中，他驳斥了“庄周诋訾孔子”的说法，提出了“阳挤而阴助”的新颖见解：“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方盖无几。至于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

苏轼作为一个中国古代传统文人，对老庄思想有其独到见解，而苏轼本人对于道教神仙之流颇感兴趣，并且坚信自己是某个神仙转世，因而诗中往往带有一种仙缘。而苏轼本身对养生执着，生活中，经常与道教响应和。例如在水调歌头中写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有列御寇之遗风。

道家讲究的生存方式是归隐，不问世事。而苏轼究其一生并没有做到归隐田园，始终都是在宦海沉浮，但是苏轼对归隐的向往却很强烈，而苏轼的归隐已经脱离了肉体上的归隐，而是一种心灵的归隐，他在诗词中表现的空灵寂寞之感，较之前人有长足的进步。更强于田园归隐。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对道家推崇备至，道家讲究的出世，是政治失意之人的一种精神寄托。政治的残酷也的确需要道家的文化，作为安抚心灵的良药。

仕隐矛盾对于中国文人来说, 既是他们人生道路上常常面临的二难选择, 也是他们情动于衷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在文学创作中的一大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