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理论分析

一、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论”的提出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W.鲍莫尔和V.富克斯最早提出了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滞后的理论观点。

美国经济学家富克斯在解释美国经济中日益重要的服务业就业时，探究了三个设想的主要原因:（1）服务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结果当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时，实际人均服务将以大于收入增长率的比率增长。

因此，服务不仅消耗了国民收人的越来越大的份额，而且吸纳了国民就业的越来越大的份额。

（2）随着经济增长，经济的专业化和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原先在公司或家庭内部提供服务转变为从市场上购买服务。

服务的提供量可能与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但不同的是，这些服务变得市场化了。

而且，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还导致了服务的较高质量和较低的平均成本，进而导致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和生产的增加。

（3）服务业相对于农业或制造业的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说明了国民经济中服务业就业的日益重要性。

低于平均水平的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率意味着服务业平均成本高于平均水平。

如果服务需求对于上升的价格相对不敏感，那么，随着经济的扩张，总就业中服务业的比重将增加。

富克斯回顾了1929—1965年的史实，得出结论:虽然每一种设想都是有根据的，并且都解释了服务业增长的一部分，但对于美国经济中日益重要的服务业就业的最主要解释，则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

鲍莫尔则通过构造一个简单的两部门增长模型，说明服务部门生产率增长落后于制成品部门。

无论是鲍莫尔的一般均衡分析，还是富克斯的宏观计量分析都得出了相同的一般性结论：1929—1965年期间美国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滞后。

上述理论与实证研究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悸论”:一方面，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滞后；另一方面，如果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应该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既然人力资本密集，又怎么会出现生产率增长滞后的现象呢？“悸论”的出现，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第一，现代服务业的状况与该理论提出时服务业的状况是大相径庭的。

现代服务业是一些新兴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占主导地位，而那时的服务业则以传统服务业为主导，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

第二，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来看，新兴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紧密，而传统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联系松散。

可以说，现代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作出了很大贡献。

因此，不仅要从服务业本身，而且还应该从与服务业有紧密联系的制造业的角度，去综合评判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

应该说，人力资本较丰裕的服务业必然拥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而不是相反。

第三，一般来说，人力资本越密集的产业，污染就越少或根本就没有污染。

服务业尤其是新兴服务业很少具有负的外部性，而制造业就比较复杂了。

如果将此因素考虑在内，服务业的生产率就不一定滞后，况且随着能源与原料成本的上升，以及环境保护的加强，制造业面临的限制将越来越多于服务业，从而使生产率发生有利于服务业的变化。

第四，一些因素造成的扭曲。

首先是统计方面的扭曲；其次是人们对服务业的歧视；再次是在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非市场的政府行为使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劳动力过度膨胀，整体素质不高，人力资本缺乏，劳动生产率低下。

二、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一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低与该行业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密切相关。

很明显，如果一个行业的劳动力数量膨胀、质量低下，那么，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该行业的生产率无疑是低下的。

这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现状。

配第—克拉克定理关于劳动力产业间转移的规律，己被许多发达国家的历程所证实。

但在《第三产业活动中就业增长比较分析》一书中，萨博洛等人指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服务业(第三产业)劳动力过度膨胀现象，即大批剩余劳动力不是先从第一产业即农业转向第二产业即制造业，然后再转向服务业，而是直接从农业转向服务业。

具体说，服务业的劳动力不仅在比例上远远高于制造业，而且在增长速度上也高于制造业。

这一现象显然有悸于配第—克拉克定理。

为了论证上述结论，萨博洛及其合作者搜集并分析了阿根廷、巴西、智利、埃及、西班牙、印度、日本、墨西哥、菲律宾、葡萄牙和土耳其等12个国家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的有关资料。

这些国家在上述时期内基本上属于发展中国家。

在1900—1950年间，除了葡萄牙以外，这些国家服务业劳动力比例平均已超过20%，高于制造业劳动力的比例。

到1960年，这一比例已超过30%。

而且，服务业劳动力比例的增长速度也都高于制造业。

这些情况在当时的英、美、法等发达国家则明显不同。

这一现象说明，当时这些发展中国家农业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主要流入了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

在这一时期，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普遍发展缓慢，但服务业部门却不断涌现，并吸收了大批劳动力。

萨博洛继续解释道，发达国家服务业吸纳劳动力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引起对服务业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而发展中国家则主要取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状况。

也就是说，农村人口增长速度和农业人口向城市的流动速度是影响服务业劳动力过度膨胀的两个基本因素。

一般来说，一国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其增长越迅速，服务业劳动力就业的比例也就上升得越快。

制造业由于本身所存在的技术障碍，对非技术人员的需求数量就比较有限。

因此，就业压力更多地在服务业，特别是那些对专业技术要求不高的生活性服务部门。

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劳动力的增长与实际需要大体上还是相适应的，但这种适应是以损害居民储蓄和制造业产品的增加为代价的，即制约了工业化的进程，这种适应是与较低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伴生的。

总之，服务业劳动力的过度膨胀，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最重要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时首先流入城市，而不是首先确定流入制造业还是服务业。

萨博洛所引用的都是1970年以前的数据，那么，以后的情况如何？也就是说，服务业就业人口过度膨胀的现象是否仍然存在呢？国内有些学者进行了一些考察，得出结论：除了原来实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外，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一现象们在继续。

从1970—1988年，有关埃及、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秘鲁、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西班牙、希腊、土耳其等12个国家的数据表明，在这些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劳动力的增长速度郡高于制造业，而且农业劳动力比重都有明显下降，其中有6个国家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以上，另外6个国家也下降了5—10个百分点。

这些国家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并没有被制造业所吸纳。

在这12个国家中，韩国工业劳动力增长最快，也仅为9.2个百分点，而有5个国家制造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在同期甚至有所下降，如智利下降了6.8个百分点，菲律宾下降了2个百分点，巴西下降了1.1个百分点。

这些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绝大部分被服务业吸收了。

在这12个国家，服务业劳动力都程度不等地增加了，智利和哥伦比亚的这一比例在80年代甚至超过了50%。

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服务业劳动力过度膨胀现象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中继续。

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劳动力过度膨胀并不是与工业化密切相关的，而是与城市化紧密联系。

城市化会直接引起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劳动比例的变动，在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一般地说，城市化的程度越高，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就越低，城市化程度与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呈负相关。

工业化则是一个比城市化更复杂、更漫长的过程。

城市化或多或少与一些外部因素有关，一个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往往与一定的政治、历史、地理等条件相联系，而工业化则更主要地表现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内在要求。

所以说，城市化进程往往易于且快于工业化迸程。

对于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缺乏政府强有力的行政干预，则很容易产生盲目城市化的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涌大城镇。

相对而言，城镇服务业也较易于向这些新来者包括文盲和缺少技术培训的普通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

因为，这些新的就业岗位比起创造制造业就业岗位需要较少的资本，也往往没有过高的知识和技术要求。

然而，在一般情况下，城市化并不代表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城市化发展速度与人均收入的增长是不同步的。

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在正常情况下应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必须能够提供新增城市人口所必需的食物，即必须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二是在城市中必须真正存在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

二战之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情况并非如此，在不具备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出现了城市化热潮，似乎“一城就灵”。

结果，城市化往往是以损害制造业和农业劳动生产率而实现的，这也正是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城市人口比例上升，服务业劳动力比例上升，但人均收入却仍然较低的原因。

这些国家服务业劳动力过度膨胀现象，并不是经济增长所应追求的目标。

如果这种现象盲目地持续下去，即资本有机构成低、科技含量低、生产率低下的服务业部门的扩张，不能同时伴随农业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应提高，那么最终将制约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基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发展中国家的做法应该是:首先，城市化的发展应该循序渐进，不可急功近利；其次，对于基本上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务之急应是如何夯实制造业基础，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再次，发展中国家在大力推进服务业发展的同时，要不断优化其内部结构，使消费者服务行业逐步向生产者服务行业转变，使资本、技术含量低的服务行业逐步向资本、技术含量高的服务行业转变。

根本点是使服务业的发展真正建立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之上，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