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易经》误读河图洛书的四维时空座标

李劼：《易经》误读河图洛书的四维时空座标一、《易经》和《山海经》的不同意蕴以汉语为语种的中国文化，在其历史的源起上，当推《易经》和《山海经》为最为古老、最具始源性的两部经典。

有趣的是，这两部经典所涉的始源内容，都没有具体作者，仿佛天赐一般。

至于关涉《易经》来历的河图洛书故事，更是扑溯迷离。

按照《山海经》的记载：“伏羲得河图，夏人因之，曰《连山》。

”据说，伏羲的河图，是从龙马身上得到的。

但龙马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奇动物，却至今无从考据。

根据传说，今人所知道的只是，伏羲从龙马身上的河图中获得灵感，画出了八卦。

过了八百年，伯禹治水时，在洛水发现了一只五彩龟，其背上的纹理，形同文字，排列成一组奇妙的图案。

后人称之为洛书。

有人曾将伏羲的八卦和洛书的图案合到一起，排出一个包罗万象的天地阴阳图案来，仿佛完成了对天地人以及宇宙万物的终极认识一般(见图3)。

这便是河出图、洛出书的传奇故事，也是由八卦开始的《易经》的源起。

不知是河图洛书提供的文本过于神奇，还是当时的解释者故意把它们说得神秘莫测，其文本的来历显得比其内涵还要不可思议。

其实，就河图洛书所提供的内容而言，文本的来历也罢，是誰发现的也罢，全都是不重要的。

河图洛书并不因为是被伏羲、伯禹发现的，而显得身价百倍。

也不因为来自如何珍贵的动物，而变得神圣无比。

就算是两上流浪汉，或者两个乞丐发现了河图洛书，这两个文本依然具有天赐般的珍奇。

必须指出的是，河图洛书的内容与《山海经》的意蕴，是完全不同的。

要研究中华民族的本真形象，不能不阅读《山海经》故事。

然而，倘若仔细研究一下河图洛书，却可能发现，这两个文本并不是有关民族的记忆，也不是民族文化的源起，而是两个互相关联的宇宙方程式。

河图洛书虽然与《易经》的起源有关，但河图洛书并非是一种民族智慧的表达，也没有蕴藏任何有关中华民族的什么秘密。

这是河图洛书与《山海经》的根本区别所在。

在论《红楼梦》的《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一著中，曾经指出过《山海经》是揭开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个关键文本。

正如后来的演义小说蛰伏着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创伤，《山海经》蕴藏着这个民族最为始源的民族记忆。

弗洛伊德从梦里发现了人的无意识和无意识创伤，荣格则从民族的神话里发现了集体无意识。

就像从《尼伯龙根指环》的传说里，可以看到日耳曼民族的本真形象，从希腊里读出希腊民族或者从印度神话里读出印度民族，从《山海经》神话里读出的，则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

想要知道中国人本来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想要知道本真的中国人其实是什么样的，那么就得阅读《山海经》。

《山海经》好比一个民族之梦，蕴藏着这个民族的秘密，蕴藏着这个民族的灵魂。

无论是女性形象如女娲，还是男性形象如后羿、刑天，全都是这个民族的灵魂写照。

今天的中国人，既可以因此而引以为骄傲，也可以因此而自惭形秽。

若说一个人的生命修炼在于如何回到婴儿姿态，那么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精神上的进化，则在于如何回到神话里所描述的本真形象。

文明总是以直线上升的方式发展的，文化的生长却是以回归的方式展开的。

一个民族是否能够保持健康，在于能否经常回到原初的神话形象里。

与《山海经》之于中华民族的这种经典意味不同，河图洛书却是这个民族始终没有真正读懂过的一个宇宙方程式。

且不说做伏羲从河图中获得灵感画出八卦一说，究竟是后人假伏羲之名以立八卦之权威，还是八卦确实为伏羲所发明，我想在此指出的是，因为河图而画出的八卦，并非是对河图的正确阅读，而是对河图的一种创造性误读。

也就是说，八卦不是对河图的正确归纳，而是因为误读了河图而作出的另一种演绎。

那样的误读虽然也开创了中国文化的一条先河，但也造成了中华民族与河图洛书之间的长年隔阂。

由于伏羲(假定是伏羲创作的)对河图的八卦阅读，致使中华民族至今不知道河图洛书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某种意义上说，伏羲从河图上画出八卦，是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误读。

因为他没有看到后来的洛书。

假如河图洛书同时出现、又为伏羲同时看到的话，那么他也许会注意到，河图和洛书之间有一个微妙区别。

在河图里排列的那些数字，到了洛书里变成了另外一种排列。

比较一下河图和洛书的两种数字排列，可以发现：其一、河图洛书展示的是同样的方程式；其二、河图洛书的两个方程式的排列是不同的；其三、河图洛书展示的虽然是同样静态的图像，但是，倘若将这两个图像拼到一起，其静态就被打破了。

也就是说，河图洛书共同呈示的图像，其实是旋转的。

请仔细看一看河图洛书及其方程排列：河图(图1)洛书(图2)在图1、图2所示的河图洛书里，最为共同的内容是：一、九个数字都是从一到九的十进位制数字排列；二、中央的数字都是5；三、从中央的5与各个方向的另一个数字相加，最后都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相邻的数字。

比如，在河图中，5加1等于下边的6,5加2等于上边的7,5加3等于左边的8,5加4等于右边的9。

这在洛书中，虽然数字的位置有小小的变化，却依然是以5为中心的相加：5加1等于右下角的6,5加右上角的2等右边的7,5加左边的3等于左下角8,5加左上角的4等于上边的9。

从这第三个共同点上，可以引出第四个共同点，即无论是河图还是洛书，都以中央的5为核心，与四周的数字取得和谐与平衡。

这第四个共同点意味着，不管周遭的数字排列如何变动，5的位置却是如如不动的。

指出了上述共同点，那么两个图案的差异之处，也就一目了然了。

在洛书里的1，由河图里的下位移到了下边；在洛书里的2，由河图里的上位移到了右上角；在洛书里的3，由河图里的左位移到了左边；洛书里的4，由河图里的右位移到了左上角；洛书里的6，由河图里的下边移到了右下角；洛书里的7，由河图里的上边移到了右边；洛书里的8，由河图里的左边移到了左下角；洛书里的9，由河图里的右边移成了上边。

其中，唯有中央的5，没有位置上的移动。

除了5之外的、从1到9的位移表明，相对于河图里的排列位置，洛书里的8个数位，以不变位的5为中心，作了一个大幅度的旋转。

令人遗憾的是，后人，也就是我们的先祖，并没有意识到河图洛书之间的这种位移和旋转。

相反，他们把洛书硬塞进伏羲画出的静态八卦，凑出了一幅天地日月东西南北再加上金木水火土的全景图像：(图3)相比河图洛书的旋转，这幅洛书配八卦是静止的。

相比于河图洛书的不标任何方向的数字排位，这幅洛书配八卦像一张地图似地标出了东西南北，只是位置跟地图刚好相反罢了。

至于洛书里的八个方位，被生硬地套入八卦式的排列。

河图洛书里的中央之5，被解释成金木水火土的五行标志。

这张配图的作者与当年的伏羲一样，也没有注意到河图洛书的十进位制，而是追随着伏羲，以二进位的八卦取代了十进位的河图洛书。

将洛书与八卦作了如此套用的先祖，无疑有着地球意义上的天地眼光。

他们当时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河图洛书其实并不是地球意义上的天地运行图，而是宇宙意义上的时空方程式。

在浩翰的时空宇宙里，地球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不点。

就算地球在太阳系是占有非同寻常的位置，但整个太阳系在宇宙中，也不过是一粒恒河沙数。

这幅洛水配八卦，将一个高维的时空座标，简化成了一个静止的三维空间。

虽然这样的简化，给中国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后果。

但这种简化的发生，却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河图洛书的高维性，无论是画出了先天八卦的伏羲，还是制作了后天八卦的姬昌，全都很难读解出来。

也是那样的高维性，给河图洛书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其实，在动物身上发现宇宙秘密，并非神奇莫测之事。

宇宙和生命，本来就是具有天然的对称性的。

不要说在动物身上看到宇宙方程式，即便在植物丛林里，也可以发现同样的对称性。

比如树的年轮，就很像宇宙的运行轨迹。

人类也一样。

人体的气脉，跟天体的运行有对应。

生命和宇宙，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也是因为如此，一部《红楼梦》那样的经典小说，会是一幅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

假如先祖懂得这样的全息论道理，那么他们就不必把河图洛书的故事讲得神乎其神。

当然，他们假如懂得这样的道理，那么也就不会看着十进位制的河图，画出二进制位的八卦了。

从《易经》八卦和河图洛书之间的这种差异上，可以看到，彼此不在同一个思维层次上。

河图洛书所示的宇宙方程式，有可能是前一个文明留下来的文化痕迹。

这当然只是一种推测，推测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地球上，已经走过了不止一轮的文明。

倘若河图洛书真的是前一轮文明留下的，那么我们的这一轮文明，并不比前面的文明在维度上更高。

低维的生命，无法阅读高维的文化。

生命和文化的对应，通常在于维度的高低。

但即便如此，从河图洛书里得出《易经》八卦，也并非一定是历史的必然。

就算没有看到洛书的伏羲，仅凭着河图画出了八卦，但后来看到了洛书的先祖又为何不把河图洛书作一个比较，而偏偏把伏羲的八卦与洛书合到一起呢？是仅限于天地日月的观察桎梏了他们的想像，还是对伏羲八卦的迷信束缚了他们的思维？这样的疑问看来只能留给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专家学者们去思索。

因为对于许多没有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的人来说，这样的偏差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这就好比只看到白天的一个太阳，却看不到夜空里的点点繁星。

或者说，从太阳里抽象出一个阳爻，然后将其它所有的星球全部归于阴爻。

人称，一阴一阳谓之道，似乎非常透彻，却又实在是过于简单。

这样的归纳法很像西方历史上的托勒密认定地心说，将宇宙画成一个以地球为中心的天体图。

简单的思维，是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各个民族曾经共有过的通病。

但人家的长进在于，后来不仅有哥白尼发现了太阳系的真相，而且还有莱布尼茨从中国人的阴阳八卦里发掘出二进位制的秘密。

顺便说一句，这可能是至今为止，八卦对于人类文明进程的最大贡献。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人对《易经》八卦和河图洛书之间的关联，从来没有发生过丝毫的怀疑。

西伯侯姬昌不怀疑，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此人的志向本来就在于建立一个刻板僵硬的社会体系。

聪明过人的宋人邵雍也没有在易学经典《皇格经世书》中，对此有所怀疑，却实在是令人遗憾。

邵康节可说是相当有灵气的易学大师，可他在推演历史运行的时候，却也没能意识到八卦的刻板，没能意识到河图洛书的灵动。

所谓的学问，通常是相隔一层纸。

而所谓的思维或者思想，则总是相隔一个维度。

倘若说，伏羲的八卦导致了没有时间维度、因而没有存在维度的文化，那么姬昌进一步推演的六十四卦，则将中国人在思想上和文化上判处了双重的无期徒刑。

从某种意义上说，能不能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空间，就在于能不能走出姬昌由那些个卦像里生发出来的思维模式和社会体制。

就此而言，非常感谢西方现代物理学。

说实在的，要不是受到闵可夫斯基的四维时空座标的启迪，也不会怀疑《易经》八卦之于河图洛书的误读。

因为闵可夫斯基的四维时空座标是旋转的，因此，会让人联想到，河图洛书组成的那个宇宙方程式，也是旋转的。

最初的联想只是突发的一个猜想。

然而，等到猜想被证实，那扇无形的大门就悄然打开了。

秘密其实就那么的简单，简单得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