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难尽陪读路

一言难尽陪读路马语1这一生很难忘的一件事，那是1987年盛夏，走在故乡的黄土山道上，去小镇上找中专录取通知书的情景。

25年后7月的这个清晨，一个陌生的电话，打给了我。

电话那头说他们是邮局的，特别热情地说，他们想把马小雨、我孩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送过来，由礼仪小姐手捧鲜花搞个仪式。

我慌忙热情地回答，别、别送了，我们一家人去乡下，开车已出发，我绕路到你们邮局自己取一下。

电话那边同样热情。

我知道在我们陕北之北榆林这样一个城市的邮局，一年一度收到这所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是很不多的。

可邮局的人并不知道，我们一家人这些日子心里有多不平静。

这时候，最先出现在我思绪中的是这样一些片断。

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消失在黄河对岸的山巅上，我从河边简易公路上来，开始爬山。

天一点一点黑了，群山如涛，漫山遍野只有风从高粱、糜谷叶子上走过时的声音。

爬上几里长的山坡路，直到山神爷下的北豁口，忽然看见父亲站在豁口——他在等我。

这时银亮的星星已爬满天幕。

父亲说，他想沿公路下去找我，又怕两个人走岔别了。

就焦急地站在这里，在夜色中目望群山间的弯弯山路，在风吹动漫山遍野庄稼叶子的声音中，倾听、搜寻着他的孩子的脚步声。

这是我去30里外的小镇上取中专录取通知书。

16岁那年的盛夏，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地区的师范学校。

一番苦读，标准地完成了那个“鲤鱼跃龙门”的动作，考上了小中专，跳出了“农门”。

转过身，黄土高坡上，我沿着父辈们用那千层底的布鞋踏出的小道离开大山，到山外的城市上学，我的人生之路就此改变了方向。

从此，我要用这双沾满泥巴和露水，早已习惯了崎岖山路的脚，去丈量这个世间的万水千山。

2100多公里的路，还不到中午，我们就来到了妻子在三边乡下的娘家。

青石片垒砌的院墙，大门上贴着对联，大门外场院上有羊圈、狗窝，一群鸡在场院上刨食。

妻子她父母从院子里迎了出来，这一年为了女儿高考，一家人春节都是在西安过的，已有一年多没到乡下了，这生我们养我们的乡村世界。

一大盘新煮的玉米、土豆端上来了。

刚坐下，妻便说，你今年腰背又驼多了。

这是她母亲的话。

我们从车里下来进屋的一瞬间，她们就看得这样清？腰背的确是弯多了。

而这一年高考的女儿，是我最大的作品。

大门外是洁净的黄土麦场，麦场南是菜园、田地，西边是杨树林。

透过树林绿叶间，能看到午后的太阳，静静地悬挂在西边的地平线上方。

我在麦场上踱着步，或默默地望着那轮安静的落日。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一千多年前，李白早就在这诗句里寄托过他思念故乡亲人的心事。

夜晚，风从田园里或林梢间拂来，这时星光下的麦场特别凉快，只有我的心仍旧安静不下来，像那草丛中不安静的蛐蛐、鸣蝉。

我望向故乡那里。

十年寒窗，孩子考上大学，我该领着孩子回我的老家那里，拜望父母。

走走我当年去找录取通知书走过的那山神焉的岔口——我们村出村的路，有南北两条。

村北是出村的大道，从村里上来，到了第一座山头，是山神爷，黄土岭子上，一棵枯枝虬曲、老态龙钟的酸枣树下，立着一座风雨剥蚀布满苔藓的石刻门楼。

这里是父老乡亲出村回村歇脚最多的地方。

路从这里分支成了几条，马家由此蜿蜒而向四面八方。

可我却回不了故乡。

我一直在想着母亲的事。

不只此时，它一直就在我的大脑里搁着。

半年多了，自她从西安回了老家，这事就时时困扰着我。

不，它是在折磨着我。

我怎么能与自己的母亲，相处成这样呢？有一片阴影飘浮在我心里。

母亲为什么不能理解我？几年前一位画画的朋友跟着我去过我的故乡，他说真是个原始的地方，他以后要领着几个画家朋友悄悄去我的故乡写生、画画。

从那样一个小山村走出来，在这个世道上，苦苦奔波、挣扎，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能理解、支持，那还有谁会理解、支持你？3那是去年秋天的事，开学几周后，我来到西安，请女儿的老师们吃饭。

那天中午雨下得特别大，在西安南二环雁翔路上，风将雨水吹过来，打着雨伞都无法出行。

老师们都来了，他们说这是个好孩子，吃饭间还几次重复这话，英语老师说这个孩子还给她考过年级第一呢。

这次吃饭，老师们最重要的一个建议是，高三了，最好是能租一套房子，父母来西安陪读。

因为工作，我走不了，而且妻也无法请假。

租房子的事很快就定了，陪读的人最先想到了我的母亲，很快又去想别的亲朋好友，很快就都否定了。

我想父母亲应该知道孩子上大学的重要性，懂得哪个重哪个轻。

电话打回去，父亲接的电话，乡下正要开始收秋，电话那头好一气没有声音。

那天我把电话摔了，我后来有时给父母发一点脾气，你们就不知道儿子在城市里的难吗？儿子能做成些事，有一些出息了，难道与你们毫无关系吗？母亲被我送到了西安。

在西安的楼房上，母亲不敢坐电梯下楼。

有一天，电话里她这样对我说，她去市场买菜，一下头昏开了，赶忙抱住一棵树，后又在树下坐了半小时，才提着菜回去的。

除过非要买东西，母亲很少敢下楼去，就在落地玻璃窗前，放个毯子，坐在那里晒太阳。

在那样一个禁闭的地方，是没有农历的痕迹的，手机上只有阳历。

那天我打电话给母亲，说女儿明天过生日。

电话挂了后，她又打过来，问我，不是今天吗？可见她在掐算农历，她竟然还掐算着农历！逢三逢八是菜园沟赶集，集市上的羊卖得怎样？春风来了，山野田里的土肥都送上了吧？清明过了，寺河畔菜园子里的瓜豆能种了吧？她在大脑里曾想过些什么？故乡庭院里的那两畦菜园，黄瓜、辣椒、柿子，有些是留种子用的，不会都给遭害了吧？那群小鸡也都成半大母鸡了吧？这阵该不怕猫，能放开在院畔上自由觅食了吧？那块谷子地，今年不知被麻雀吃成啥了？家里就剩他爷爷一个人，今年的枣子怎么往回打？二儿、三儿在城里务工，就不能抽上几天，回去帮爹把枣打回去？你们就是回家向老人要钱的时候，寻土杂粮品的时候，跑得比谁还快。

种了一块谷子，夏天的时候，母亲和父亲轮换着照应谷子地。

那天中午，母亲到谷子地顶替父亲，刚走到地楞边上，就踩上了一条青蛇。

电话很快就到了我这儿，很少听说有人被蛇咬，我给县里的医院打电话。

医生说他们还没有这方面救治经验，到榆林路太远，叫先到他们那儿清洗、包扎，观察稳定一下。

随后很快转到了榆林的医院，榆林的大医院此前同样没有救治经验，只能试验治疗，一位老大夫凭经验看，不像毒性强的蛇咬了。

险些没了命，住院花了那么多钱，一块谷子地能收多少？刚刚好了一些，没有危险了，母亲硬要回家，我怎么都劝不住。

一气之下，我说要回你一个人回，我们不送你。

她说走就走，其实是早就想走了。

等我追到街道上，她已走出了一大截，一个老人，背着一个旧布包，拄着一根棍，一拐一拐地向前方的汽车站走去……我至今也没发现母亲对孙女考上重点大学有一点什么认识。

我们举全家之力，送女儿到西安上学，是想要她考上名牌大学。

母亲好像根本不关注上什么大学的事，考上大学，或考上全国一流重点大学，意味着什么？于她或许没有意味什么。

她时常与孙女说不对话，我只有给在神木务工的三弟二弟做工作，让他们平时给母亲多打打电话，做工作，凑合凑合，说什么也别影响了女儿的情绪和功课，离高考已越来越近了。

她最疼的三弟在电话中骂她，用你做这么点事，你都不好好做，你这一辈子在土地上做成一件事没？母亲在土地上这一生，收获了什么？那次把母亲送下去，安顿的时候，她老说老家那盘土炕有多好，冬暖夏凉。

当时因为事多，匆匆返回，没有顾得买到电褥子。

回到榆林，我心里一直记挂的就是那个东西。

西安的天还不是太冷，我电话里“指导”着母亲去超市买回了电褥子，她睡在西安楼房里电褥子上，梦里是些什么呢？4不太放心，遇周日，我和妻轮流下西安打理一些事情。

在西安，我请女儿的老师们吃饭，一顿饭少则上千元，这就是最廉价的了；请西安的朋友们吃饭，有时一顿大几千元。

一桌饭的花费，是母亲在土地上刨挖一年都换不来的，是她不敢想象的。

这女儿就算够争气的了，她的同班同学，没考上，还是到西安的二流高中就读，仅高价费、人情费就出了20多万元。

当然我在榆林，差不多每天也都坐酒店里，大鱼大肉，大吃大喝。

这年头好多人都过着这样的日子，一桌饭有多半桌吃剩倒掉，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了。

这些母亲估计更不敢想象，她连见都没见过，怎么能想象得来？像母亲一样的许多中国农民，不知道他们起早贪黑、苦一点汗一点，喂养的家禽家畜，耕种的米面副食，在城市的饭桌上被半桌半桌端走倒入泔水桶。

母亲嫌花费太大，出去买东西总是很小气，春上一斤洋芋二元钱，她去菜市场只买一颗回来。

我几乎天天要在电话里催问，鸡、鱼、果、菜都买回去了没有？母亲听得很不耐烦，常是回对我：要是不放心，你们下来侍候。

其实，她一定是早就看不惯这些了。

母亲愈是这样，我在榆林愈是放心不下，每天都得给打电话。

她嫌我麻烦，嫌我对她不放心。

每打电话，都要在电话中吵架。

红柳或桑条织的囤子，其上红高粱秆做的盖子，就是我的书桌，一盏墨水瓶煤油灯映照出苦学的身影。

小的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和同伴们一样，到神木县城里去上初中。

初一读完的暑假里，在寺河畔的石坡上放羊，大石沟对面一个走路的人，向这面喊话，要我们给马启郎家捎个话，说他去神木城上学的事没办成。

要给捎话的那个马启郎就是我，至此我彻底断了去城市上学的梦想。

在小镇中学读书的三年，我很少带着干粮，连点干咸菜都没有。

在这里第一次暴露隐私，那时的自习课上，我回到宿舍，在没有人时，曾拿吃过同学的干咸菜，也有窝头片。

1987年初夏，去神木县城考小中专，老师带着学生都住进了招待所，我去了同村在神木上高中的一个堂哥那里打通铺。

在每天回住地路边的小吃铺买饭吃，这是郊区公路边一个小铁皮房，一个人卖饭，一时来几个吃饭的，那人顾不过来，就吆喝我自己动手挖着吃，反正一顿饭交给他一元钱。

直至我到榆林上师范学校的时候，还吃不起一碗炒面，路过学校背后小巷口那个炒面馆，望着里面的人发呆。

我母亲的记忆里，有的可能只是以上这些。

一个农村老人，在西安那么大的地方，她懂得个什么？走街道上，会不会遇上骗子，骗了她的东西倒不要紧，要是知道了底细寻着她，追到租住的地方可怎么办？还有她与小区里面那些老年人，常坐到街道边拉闲话，听说现在小区里练这个功、学那个教的人不少，我们都不在身边，如果一旦沾染上邪教怎么办？我要在电话里不停地告诫她，因为母亲在电话里告诉二弟，说她哪里也能找上，她已坐着公交车，把大半个西安跑过了。

以前我只知她头昏得哪儿都不敢去，上下电梯都有问题。

在骨子里，我的母亲是一个从不服气什么的人，她能坐着公交把大半个西安跑过就是明证。

那样大的城市，就住着她和孙女两个啊，一旦出点事，可怎么办？可她就是不爱听我的话，每回答我就是:不放心你们下来。

特别在她上街时金耳环被人抢了后，我更不放心。

农村里的人，戴个金耳环就被视为身份、地位，她们攀比，她总以为西安也是这样。

5今年3月底的一天，女儿忽然打来电话，说她奶奶不盛了（盛：陕北方言，不在那个地方住了，要走的意思），要回老家。

这时已是高考的倒计时。

我单位正有紧事，只好打发妻子，当天晚上就上了南下西安的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