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企业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关于企业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作者：姚瑶来源：《大经贸·创业圈》2020年第06期【摘要】创新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源泉，也是企业打造核心竞争力立足市场的保障。

近年来，企业创新相关研究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

本文通过梳理国内有关企业创新与财务相关的研究成果，从微观层面总结了现有文献。

【关键词】企业创新公司治理管理层特征公司特征一、引言创新是国家前进发展的动力，是我国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蓝图的基石。

而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提高其创新水平既是国家实现自主创新的关键，也是其立足市场实现长远发展的重要保障。

因此，如何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促进企业转向创新性强、附加值高的领域成为当前研究热点。

学术界有关企业创新与财务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从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到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

本文主要从微观层面出发，总结了公司治理、管理层特征、公司特征等因素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二、企业创新行为影响因素文献综述（一）公司治理与企业创新1.激励机制如何有效地激励和约束管理者，提高员工的工作热情，激发其创造性，留住人才，促进企业创新从而提升企业绩效，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和业界研究探讨的热点。

田轩等（2018）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计划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投入产出水平，在区分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两种激励模式后发现，前者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远高于后者。

此外，在非国有企业、股价信息含量丰富的企业以及核心技术人员属于激励对象的企业中，股权激励计划能对企业的创新水平起到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郭蕾等（2019）认为，对于非高管员工来说，激励模式对激励差距的作用并不明显，激励差距能正向作用于企业的创新产出。

进一步研究发现，较长有效期和授权范围较大的股票期权以及授权范围较小的限制性股票更有利于企业创新。

刘宝华等（2018）研究也证实了业绩型股权激励在整体上有助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

具体来说，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活动的关系会受到其行权限制特征影响：行权时间限制能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但行权业绩考核会对企业创新产生负面影响。

朱德胜（2019）则基于环境不确定性视角进行考察，发现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效应会受到环境不确定性的约束，但市场化程度提高可以缓解该消极影响。

徐悦等（2018）从管理层薪酬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实证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仅在“奖优—低奖劣”这一薪酬契约关系中才能得以体现，且该正向效应在民营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中更为显著。

周冬华等（2019）认为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数越多，高管认购股份比例越高，锁定期越长，越能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

它的作用机理是通过扩大员工持有股份的比例，以达到减少代理成本、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的目的，从而促进企业创新。

孟庆斌等（2019）则基于企业员工的视角，发现管理层之外的员工持股才是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创新产生促进作用的主力军;其中，企业拥有的技术人员较多，员工学历较高以及薪资待遇较为优渥时，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可以对企业创新产生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员工持股计划的持股人数并不是越多越好，一昧地扩大可能会导致“搭便车”的风险，对企业的创新造成负面影响。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有效的激励机制除了涵盖薪酬、奖金等物质激励，也要兼顾晋升、声誉等非物质激励，才能更好的缓解管理者的代理问题（KATO T，2011）。

朱永明等（2017）研究了企业内部晋升激励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发现高管晋升激励抑制了企业创新绩效，而员工晋升激励则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这一关系在成长性高的企业更为显著，在成长性低的企业晋升激励的作用不明显。

2.股权结构股权结构安排是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重要因素。

朱冰等（2018）考察了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经理人的代理问题，避免一部分股东的私利行为，但同时这种股权结构会导致“过度监督”效应，从而降低代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工作积极性，降低创新失败的容忍度，最终抑制企业的创新。

针对“过度监督”效应，朱冰等认为通过独立董事机制，可以缓解该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调节多个大股东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陈林等（2019）在“熊彼特假说”基础上，研究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终极控制权的动态变化对创新的影响与作用。

研究发现：（1）不考虑企业规模时，最终控制权是否由国有资本取得并不会显著影响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创新投入产出水平。

（2）当考虑到企业规模时，非国有性质最终控制权对小规模企业具有显著的创新促进效应，国有性质最终控制权则对大规模企业具有显著的创新促进效应。

罗宏等（2019）发现，国有股权参股能对家族企业的创新产生积极效应。

这是由于国有股权参股带来的行政补贴可以为企业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门槛，缓解融资压力，从而增强了家族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意愿，进而对家族企业的创新产生促进作用。

综上，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安排合理的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途径。

完善的公司治理不仅会对企业绩效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我国经济稳定发展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因此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或效果以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是企业亟待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二）管理层特征与企业创新管理层是公司治理和战略制定的主体，其行为特征极大地影响着企业的战略发展。

其中包括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何瑛等（2019）基于行为金融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的基础，分析了高管职业经历丰富程度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职业经历越丰富，越能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

其中高管跨企业经历的丰富度对创新水平的影响最为显著。

市场化水平以及融资约束水平会抑制高管职业经历丰富度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

姚立杰等（2018）发现管理层能力越强，越能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

权小锋等（2019）研究发现，若企业高管曾有过参军经历，将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正向效应，并且高管参军服役时间越长、军衔越高，越能显著促进企业的创新程度。

在经济增速放缓期间，高管参军履历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这主要是由于具有参军履历的高管激进的决策风格和高效率的执行力发挥了中介作用。

田祥宇等（2018）认为国有企业董事长和CEO交错的任职期间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大于民营企业，而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董事长与CFO交错的任职期间都会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产生消极影响。

王营等（2018）研究发现，构建董事网络，利用其引资与引智的作用，可以显著促进民营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

张兆国等（2018）发现管理层团队的稳定程度与企业的创新绩效呈正相关，且股权激励比货币薪酬激励更能促进管理层团队稳定程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

闫珍丽等（2019）发现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尤為显著，纵向兼任的高管通过加剧大股东掏空行为从而抑制了企业创新。

（三）公司特征与企业创新目前考察企业组织形式对企业创新战略影响的研究较少。

企业集团是一种常见的企业组织形式。

蔡卫星等（2019）依托2003年国资委出台的“企业集团促进政策”为背景，发现企业创新面临的“融资约束”困境，可以通过企业集团的内部资本市场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企业创新面临的另一个困境就是“信息匮乏”困境，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企业集团的内部知识市场得以缓和。

因此，企业集团相比独立的企业有着更高的创新水平。

黄海杰等（2018）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了二代参与家族企业管理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二代参与家族企业的管理会对企业的创新水平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且这种效应在二代有海外留学经历、企业外部监督作用较弱的家族企业中更加显著。

进一步研究发现，二代参与有助于企业代理成本的减少，且能起到一部分外部监督的作用，从而改善企业创新活动。

三、述评与展望通过对以上文献梳理可见，近年来国内对企业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非常丰富，其中激励机制、股权结构以及管理层特征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是当前研究的热点。

目前国内大多数文献都集中于研究影响企业创新的因素，以及企业创新对企业绩效所带来的影响。

但企业绩效对创新投入的反馈作用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理论界还鲜有深入研究。

此外，不同的行业和产权性质对创新活动给企业绩效带来的促进效应有何差异？不同的激励机制对企业创新水平和企业绩效的影响有何差异？这些都是未来亟待研究的领域。

【参考文献】[1] 田轩，孟清扬.股权激励计划能促进企业创新吗[J].南开管理评论，2018，21（03）：176-190.[2] 郭蕾，肖淑芳，李雪婧，李维维.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与创新产出——基于中国上市高科技企业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9（07）：59-67.[3] 刘宝华，王雷.业绩型股权激励、行权限制与企业创新[J].南开管理评论，2018，21（01）：17-27+38.[4] 朱德胜.不确定环境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J].经济管理，2019，41（02）：55-72.[5] 徐悦，刘运国，蔡贵龙.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J].会计研究，2018（07）：43-49.[6] 周冬华，黄佳，赵玉洁.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J].会计研究，2019（03）：63-70.[7] 孟庆斌，李昕宇，张鹏.员工持股计划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企业员工视角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9，35（11）：209-228.[8] KATO T. Long tournaments and managerial incentives in China's listed firms ： new evidence [J].China Economic Review.2011 .22（1）：1-10.[9] 朱永明，贾明娥，赵程程.晋升激励与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绩效[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15）：72-79.[10] 朱冰，张晓亮，郑晓佳.多个大股东与企业创新[J].管理世界，2018，34（07）：151-165.[11] 陈林，万攀兵，许莹盈.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股权结构与创新行为——基于自然实验与断点回归的实证检验[J].管理世界，2019，35（10）：186-205.[12] 罗宏，秦际栋.国有股权参股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2019（07）：174-192.[13] 何瑛，于文蕾，戴逸驰，王砚羽.高管职业经历与企业创新[J].管理世界，2019，35（11）：174-192.[14] 姚立杰，周颖.管理层能力、创新水平与创新效率[J].会计研究，2018（06）：70-77.[15] 权小锋，醋卫华，尹洪英.高管从军经历、管理风格与公司创新[J].南开管理评论，2019，22（06）：140-151.[16] 田祥宇，杜洋洋，李佩瑶.高管任期交错会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吗？[J].会计研究，2018（12）：56-61.[17] 王营，张光利.董事网络和企业创新：引资与引智[J].金融研究，2018（06）：189-206.[18] 张兆国，曹丹婷，张弛.高管团队稳定性会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吗——基于薪酬激励和社会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J].会计研究，2018（12）：48-55.[19] 闫珍丽，梁上坤，袁淳.高管纵向兼任、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J].经济管理，2019，41（10）：90-107.[20] 蔡卫星，倪骁然，赵盼，杨亭亭.企业集团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9（01）：137-155.[21] 黄海杰，吕长江，朱晓文.二代介入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证据[J].南開管理评论，2018，21（01）：6-16.。